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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殷金琦 區域與國別研究院2019級博士研究生
2020年3月24日國際奧委會與東京奧組委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推遲至2021年舉行。雖然這一消息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內，但到底令一些翹首以盼的人悵然若失。
七年前，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宣布2020年奧運會主辦權花落東京，許多日本人都對此滿懷期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東京奧運會視為其政治生涯的最後綻放；商人們期待奧運會帶來「奧運景氣」，讓日本經濟擺脫低迷；普通民眾則希望通過奧運會振奮人心，走出泡沫經濟後的迷失——一個共同的期待便是讓日本回到世界的聚光燈下，展示新的自我。
如果我們順著歷史的腳步，追尋日本百年奧運歷史，將會發現這種對自我的追尋正是日本痴迷於奧運會的關鍵所在。
弱肉強食中的迷惘
2019年1月，一部名為《韋馱天：東京奧運故事》的大河劇與觀眾見面。大河劇極少以近代歷史為題材，這次的破例就是為了向2020年東京奧運會獻禮。儘管收視率不孚眾望，以最快速度跌破10%，但這部電視劇也體現了一代日本人對奧運會的獨特感情。這部劇也向我們介紹了「日本奧運的大恩人」——嘉納治五郎，正是他開啟了日本的奧運歷史。
△《韋馱天：東京奧運故事》海報
日本的奧運夢早已點燃。1911年11月19日，東京羽田秋意正濃，雨絲在肅殺的寒風中飄飄灑灑。奧運會預選賽正在此進行，優勝者將代表日本參加1912年的斯德哥爾摩奧運會。觀眾席中，國際奧委會委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正翹首以待，六個月後，他將帶領優勝者前往歐洲參加奧運會。
結果出人意料，來自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馬拉松選手金慄四三竟然用時兩小時三十四分跑完全程，打破世界紀錄。然而，當時的日本輿論不敢相信日本人竟然能夠打破世界記錄，日本體育會理事大森吉藏甚至哀嘆道，「日本人短跑湊合，長跑不行。」注視著這一切的嘉納治五郎只是冷冷地說：「日本人在戰爭當中表現出的驚人的忍耐力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今天的成績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表現而已。」
最終，日本派出東京帝國大學的短跑選手三島彌彥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金慄四三遠赴歐洲，參加第五屆夏季奧運會，卻又鎩羽而歸。面對記者，歸來的三島彌彥無奈地認為，歐洲人身材高大、肌肉發達，面對這種體格優勢，日本人很難取勝，從此退出體育界，與奧運會絕緣。
大森吉藏的哀嘆、三島彌彥的氣餒和嘉納治五郎的執拗，正是這一階段日本在奧運賽場上的矛盾心態的體現——與奧運會初識的日本人惶恐而謹慎，謹慎背後又有展現自我的急迫。
這種矛盾心理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當歐洲列強的堅船利炮在世界橫衝直撞之時，整個世界也被對標於歐洲的時空線索中，歐洲意味著進步和文明，亞洲意味著落後與野蠻，社會達爾文主義大行其道，因此黃種人能否打破世界記錄，亞洲人能否戰勝歐美運動員，這些純粹的體育問題逐漸帶有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色彩。而1913年的日本已經經歷了黑船來襲、明治維新和日俄戰爭，經歷了對歐洲列強的反抗、接受和挑戰的過程。
此時的日本在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中陷入對自我的迷惘，這是一個新興的亞洲強國的迷惘：既希望世界承認自己的文明開化，又害怕被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鄙夷；既驕傲地鼓吹著「大和魂」，又因自身的黃種人身份而自卑。
△嘉納治五郎（1860-1938）
走向戰爭的自我墮落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散去，日本躋身戰勝國成為世界五強之一。與此同時，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奧運會上，日本也實現了奧運獎牌零的突破。此時，僅僅參加奧運會已經不足以滿足日本的雄心壯志，日本將關注的焦點轉向奧運會的主辦權。
1931年6月28日，東京市議會通過了申辦奧運會的決議，嘉納治五郎再次四處奔走，希望通過外交努力贏得1940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然而，此時的東京面臨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羅馬，義大利的統治者墨索裡尼將奧運會視為恢復古羅馬帝國榮光的捷徑，不願輕易放棄。而相較羅馬而言，東京作為一個亞洲城市毫無勝算，日本再次感受到了時代的無奈。
就在這時，嘉納治五郎竟然異想天開，希望通過談判，求墨索裡尼將奧運會主辦權讓給日本。儘管這種荒唐的想法並不符合國際奧委會的規矩，但是最終奧委會默許了日本的行動。一番周折之後，日本東京以37:24的票數優勢打敗芬蘭的赫爾辛基，贏得194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據《朝日新聞》的描述，1936年7月31日申奧成功的消息傳回，東京街頭人們高呼萬歲，乾杯聲不絕於耳，興奮的凱歌徹夜不停，奧運會的成功讓日本人飄飄然也。
申奧過程中的一系列操作，其背後是日本日益膨脹的「帝國野望（日語中「野望」一詞是指與自身不符的奢望）」。正在此時，日本舉國上下都在做著帝國的美夢，1940年正值日本建國2600年，日本各界希望用奧運會為「神國日本」的2600歲生日祝壽，讓奧運會成為日本帝國豐功偉績的一束點綴。在這種野望的刺激下，與申奧行動亦步亦趨，日本侵略者的的炮聲離中國也越來越近。
其實，日本的奧運歷史不能沒有中國的身影。當日本奧運代表團從斯德哥爾摩鎩羽而歸後，中國、日本和菲律賓就發起舉辦了「遠東奧林匹克運動會」，此後中日在體育賽場上的競爭屢屢成為日本媒體關注的焦點。「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對日本而言，在歐洲人面前失去的自尊將在亞洲人面前贏回，這一點在體育和戰爭上同樣適用。日本以不自信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之時，卻以自大的身影在亞洲招搖，而1940年奧運會則是這種自大姿態的延伸。
這種自大最終成為對絕對的國家主義和蠻橫的軍國主義的呼喚。正如1936年嘉納治五郎對文部大臣所說，東京奧運會不僅僅和體育相關，還是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精神、文化和工業發展，並加深互信和互相尊重的機會，因此需要更全面、能統領全國的機構，一個囊括了各類能構想日本與世界未來關係的權威者的機構。與此同時，運動員的勝利、頒獎禮上的國旗和國歌，這些有形的與無形的符號都可以被軍國主義利用，成為法西斯國家的點綴和侵略成果的註腳。日本不遺餘力地推動偽滿洲國參加1940年奧運會，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然而歷史的弔詭之處在於，最終，也是軍國主義者使東京失去了這場奧運會。隨著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在軍部的壓力下，日本政府宣布退回奧運會主辦權，1940年奧運會在二戰中徹底被世人遺忘。
在退回1940年奧運會主辦權後，日本自行舉辦了東亞競技大會，其中聖火傳遞以國家神道的方式進行，日本刺刀下成立的偽政權成為主要參與者。日本在通過奧運會展現自我的路上已經走得太遠，奧運會不再僅僅是展現國家形象的舞臺，還淪為了軍國主義者表演的工具，軍部、政客和官僚的長袖善舞，讓野蠻的軍國主義和狹隘的國家主義超越了普世的體育精神。最終，日本在這種狂熱中迷失了自我，也為之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嘉納治五郎則病死在挽救東京奧運會的旅途中。
△1940年東亞競技大會照片
廢墟中的自我救贖
1945年，在戰爭的打擊下，東京成為一片焦土，經濟崩潰、通貨膨脹、物資短缺與戰敗的恥辱一股腦拋給了日本人，對於食不果腹的他們來說奧運會早已成為天方夜譚。日本花費了十年的時間養精蓄銳，直到1955年才從戰爭的陰霾中走出來，宣布告別「戰後時代」。之後，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物質文明極大豐富，人民生活富足，以至於這段時間被稱為「昭和元祿」時代，即日本現代歷史的全盛期。經濟的創傷容易撫平，戰爭的陰霾可以吹散，但是因為戰爭而迷失的日本人需要重新找回自我，奧運會就是一個契機。
1958年，田畑政治帶領日本奪得1964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作為嘉納治五郎曾經的部下，田畑終於完成了前輩的夙願。此次奧運會不再有硝煙和戰火，不再有民族的自負和虛無縹緲的帝國幻夢，當年被視為「現世神」的裕仁天皇早已抹去神性的光環，於1964年10月10日在世人面前宣布東京奧運會開幕。時隔24年，奧運聖火終於在東京點燃，而點燃聖火的火炬手則是廣島原子彈爆炸倖存者坂井義則——這恰恰象徵著日本終於走出了戰爭的陰霾，回歸了和平的世界。
與此同時，三波春夫演唱的《東京五輪音頭》紅遍日本，成為1964年奧運會的主題曲。正如歌中所唱——從西邊的國度，從東邊的國度，跨越北方的天空，跨越南方的海洋，大家歡聚在日本——對世界的包容與歡迎成為1964年奧運會的主題。此時的日本也努力向世界展現嶄新的自我，「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實施讓日本人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琳琅滿目的家用電器改變了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利用電視轉播觀看奧運會不再是人們的奢望，飛馳的新幹線則展現了日本戰後復興的速度。
告別戰爭的殘酷和戰後的蕭條，嶄新的日本不再寄希望於通過軍國主義的赫赫戰功來炫耀國威，不再一廂情願地向國民灌輸神國的國家意識，而是成功找回了自我，用自信、開放和包容的形象，實現了廢墟中的自我救贖。
△1964年東京奧運會
迷失中的自我追尋
20世紀80年代，自信的日本繼續著經濟增長的奇蹟，「平成景氣」讓日本經濟繼續騰飛，「日本製造」席捲世界，日本企業在世界各國東擋西殺、攻城略地，美國政治學家傅高義不禁發出「日本第一」的感慨。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泡沫經濟的破裂，日本進入了迷失的時代。迷失的十年、迷失的二十年，時間就像沙漏裡的沙子一樣，逐漸淹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進入21世紀，老齡少子化讓日本感受到人口減少的威脅，政黨腐敗、政府無能讓日本人對政治失去信心，311大地震和福島核事故讓日本人感受到自然的無情，在種種壓力的催逼下，日本人再次走向迷失。直到2013年東京申奧成功，才讓一些日本人看到了重新振作的機會。
我曾經問一位九十多歲的日本老人，當他回顧歷史時作何感想，作為經歷了大正、昭和、平成和令和四個時代的人，他用「天地反轉」回答我。
確實，近百年間日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現在的日本就像在黑暗中踟躕許久的行人，迷失了自我的同時也失去了前進的信心。2020年東京奧運會就像一團火，或許能夠溫暖許多冰涼的心，也能照亮前行的路。日本政府在2019年的一份輿論調查顯示，幾乎所有年齡段的受訪者中八成以上認為奧運會將改變日本。換個角度來看，改變日本或許正是他們的期待。
然而，調查結果也展示了另一個事實：僅有不到四成的受訪者願意參與奧運志願服務，其中中老年比年輕人更有熱情。
這種差異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日本的複雜與多樣，也讓我們看到不同世代之間的差異與隔閡，這種差異與隔閡更多是源於人生經歷和所處時代的不同。老年人飽嘗戰爭痛苦的同時，也陷入過舉國一致的狂熱；在吞咽戰敗苦果的同時，也經歷過戰後重建的拼搏。中年人接受戰後民主主義教育的同時，也被戰後經濟高速增長體制所吸引，青春年華與日本國家的輝煌緊密相關。而日本的年輕一代則與泡沫經濟的破碎一同來臨，自從降臨人世就變成迷惘的一代，他們追求個人自由、標新立異，在打破傳統的同時也被貼上了「寬鬆世代（ゆとり世代）」的標籤。
△日本電視劇《寬鬆世代又如何》
與此同時，國家主義的思想從未退場，它摘下「神國」的光環，卻開始標榜日本的國家品格和歷史上的文治武功，打著保守主義的旗號再次登場，對現實充滿失落的中老年人們則從中找到希望。對他們而言，奧運會意味著歷史輝煌的重現，象徵著日本新生的機會。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與之頡頏，崇尚個人自由和個體獨立的年輕人則將奧運會視為舉國體制的重現和集體性的狂熱。與奧運會相比，個人的生活和獨立的個性更值得他們期許。
然而無論如何，歷史正是如此，互不共享價值觀的三代人不得不共同接受奧運再次來臨而又被迫推遲的事實。
總而言之，2020年東京奧運會未必像1964年那樣激動人心，能讓所有日本人牽腸掛肚；奧運會也未必是能讓日本社會重新充滿活力的「神藥」。但如果說2020年東京奧運會將帶給日本什麼的話，或許正如其因為新冠疫情而被推遲的命運一樣，它讓日本再次感受到未來的不確定性。然而，無論如何，如今的日本能夠包容種種分歧和差異，能夠承受這種歷史的不確定，或許可以說是不確定中的小確幸。
參考資料
[1]「國際オリンピツク大會、選手予選の大運動會」「朝日新聞」1911年9月23日
[2]「世界の記録を破る、國際選手予選會」「朝日新聞」1911年11月21日
[3]「三島選手帰朝、恐るべき米國選手、日本選手比較談」「朝日新聞」1913年2月8日
[4]澎湃新聞：《1940年奧運會：日本「帝國迷夢」的破碎》，網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18388
[5] 康拉德·託特曼：《日本史》，王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李永晶：《友邦還是敵國——戰後中日關係與世界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7] 蘿拉·赫茵、馬克·塞爾登：《審查歷史：日本、德國、美國的公民身份與記憶》，聶露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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