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詒讓在諸子學上的主要貢獻在墨學。墨學是諸子學的重要一支，先秦時代，儒墨並尊，同為「顯學」。但同為先秦顯學的儒墨兩家在封建社會中的命運卻完全相反。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儒學長盛不衰，一花獨放，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而墨學則被視為異端邪說，塵埋千古，幾乎在研究者的視野中消失。
清乾嘉以後，迫於時局艱危，始有學者認識到墨學研究的價值，墨學也呈現出復活的氣象，不僅研究《墨子》、闡明墨學的著作大量湧現，且評價也日趨公允，使墨學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清乾嘉及道光初年訓詁《墨子》的考據家江浙一帶就有張惠言、盧文弨、孫星衍、畢沅、汪中、王念孫、丁傑、許宋彥，另有直隸大興的翁方綱等人。這些考據家在校注《墨子》方面有開創之功，但又往往粗糙膚淺、漏略很多。並且，這些自幼熟讀儒經的考據家在校注《墨子》時，不免以儒經來穿鑿附會，他們大都不可能超出援墨注儒的樊籬。不過，它卻是近代墨學復興的一個準備階段，是墨學由衰轉盛的質變中的一個量變階段。
19世紀下半葉校注《墨子》的成果主要有蘇時學的《墨子刊誤》、俞樾的《墨子平議》、王闓運的《墨子注》。陳澧、鄒伯奇、孫詒讓、洪頤煊、戴望等人參與其中。而在整個19世紀，墨學研究的集大成者當推孫詒讓。他考訂的《墨子間詁》一書是總結20世紀中葉以前墨學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孫詒讓之前的學者只是零零碎碎地校勘《墨子》，錯漏損缺極多，尤其是《墨經》部分，文字簡約，特別難懂。孫詒讓有感於清末政治腐敗國家危難，以「墨子強本節用，勞心苦志，該綜道藝，應變持危，其學足以裨今之時局」。發掘墨學的時代價值和現實意義，關懷時局，孜孜於探索救國之道，這可說是孫詒讓研究墨學的基本出發點。他曾經慨嘆道，中國「自漢以後，治教嫥一，學者鹹宗孔孟，而墨氏大絀……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為了矯治兩千年所造成的偏見和痼疾，他傾注了對傳統文化的極大熱情，以期對時局有所裨益。他遵循乾嘉學派的樸學路線，發揚永嘉學派經世致用的傳統，旁羅古本，博涉百家，在清代學者畢沅、汪中、王念孫父子等人整理的基礎上，從光緒十八年（1892年）45歲開始草創，至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60歲校理《墨子間詁》十五卷為最後定本。此書理順了《墨子》一書中大量難懂的文字，考證了墨子的籍貫和生卒年代，系統編排了墨子的生平事跡，並輯錄了墨子弟子及墨學的流播情況，對墨學研究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使墨學之精華得以呈現。正如俞樾在《墨子間詁•序》中所說:「凡諸家之說，是者從之，非者正之，闕略者補之……蓋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也。」經孫詒讓的集解，《墨子間詁》成為人們閱讀的善本。項崧在《孫籀壽敘》中則進一步評雲:「其間援引新說，以證古文，尤發前人所未發。近人之以西學釋經子者，蓋自君始。」此評價是符合實際的，特別是書中與近代西學相通的名學、光學、力學等知識的闡發，是與孫詒讓的努力分不開的。
孫詒讓繼承吸取了20世紀以前墨學研究的成果，以其深厚的考證功底，全面校訂了《墨子》一書，「基本恢復了《墨子》文本的真實面目，為墨學思想的研究和現代價值的挖掘鋪平道路，掃清障礙，並促進五四時期墨學科學價值的發現和平民學說、邏輯價值的確立。」同時也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基本可讀的《墨子間詁》。梁啓超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中評雲:「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過此書；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書為第一也。」該書成為後來首屈一指的《墨子》讀本，產生的巨大影響，為任何校注《墨子》的著作所不及。梁啓超還認為:「自此書出，然後《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他對墨學的推崇確實影響了鄒伯奇、方授楚、梁啓超和胡適等一批大家，其墨學研究既代表了「訓詁型」《墨子》研究的最高成就，又促進了「義理型」《墨子》研究的全面勃興，是墨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選自王興文、鄭鵬：《學高身正——晚清樸學大師孫詒讓傳略》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即將出版）
2.民國商務《國學基本叢書》句讀本。中華書局翻印《國學基本叢書》本。
4.中華書局《孫詒讓全集》孫啟治點校本。
5.臺灣世界書局1967年「增補中國思想叢書」本《墨子間詁箋》。
新編諸子集成本
孫詒讓全集本
宣統二年家刻本
續四庫影印光緒三十三年本
光緒四川昌福公司排印本
掃葉山房本
臺灣世界書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