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三天假期，84歲的鐘南山一直在位於廣州醫科大學越秀校區的辦公室工作。
問：在這場科學與病毒的賽跑中，您的團隊在新冠肺炎科學救治和藥物驗證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
鍾南山：我們開展了氯喹和連花清瘟膠囊臨床試驗，從目前分析的結果看，兩者都具有比較肯定的效果。氯喹能夠縮短病程以及降低病毒負荷。連花清瘟膠囊能夠明顯縮短症狀緩解的時間。
我們知道典型的例子，一個是天花，一個是脊髓灰質炎。天花和脊髓灰質炎傳染性都很強，死亡率能達到百分之二三十，而且後遺症很多。我記得小時候，周圍有很多人臉上有麻子，這是得天花留下的後遺症。現在根本看不見了，靠的就是疫苗。我認為，研製新冠肺炎疫苗非常迫切，必須要抓緊推進。
科研：「基礎科研要為臨床實踐保駕護航」
問：在與外國專家連線時，我們分享了哪些基礎科研成果？
鍾南山：在與國外同行視頻連線時，我們主要從「四早」、聯防聯控等理念出發，分享了危重症病例管理的要點、新實驗室檢測技術、新的治療手段等。我們初步與美國哈佛大學達成合作共識，雙方將在新冠的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檢測、臨床救治等方面進行廣泛合作。
家風：「我父親很少說話，他說講話要有證據」
問：很多人都想知道，您成為醫生是否與家庭環境有關？
鍾南山：我想還是有關係的。我父親是兒科醫生，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一到晚上經常有很多鄰居帶著孩子來我家看病，孩子用了藥以後好了，鄰居很開心，父親也很有成就感。我母親是協和醫科大學畢業的高級護理師，後來在華南腫瘤醫院、現在的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當副院長，參與了這個醫院的組建。在家裡，父母談論的多是醫學方面的內容，對我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培養出了興趣。
問：父母以及家風對您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鍾南山：對我最大的影響，恐怕還是實事求是。我父親很少說話，他說講話要有證據。1969年，我下鄉參加醫療隊看過一些病人，有一次遇到一個孩子尿血很厲害，大家都說這是結核病人，要做治療。我回家講起這個情況，講了半天，父親突然問我一句，你怎麼知道他是結核？一下把我給問住了。因為尿血是很常見的症狀，可能是膀胱的炎症，可能是結石，當然也可能是結核，但你得有證據才能治療。
到現在我都還記得他這句話。這讓我以後不管做什麼，都堅持講實話，堅持實事求是，你要相信自己實踐的，而不是單純聽見的。
問：家人如何看待您的事業？
鍾南山：他們的支持是無聲無形的。因為我很少休周末，就算在家，我愛人也說你最好的休息就是能夠安靜坐在家自己看書。家裡人對我的要求不高，並不是要全家出去旅遊，但這方面我是欠了家裡的。我的工作取得一些成績，家人的支持極為重要。
我現在等於「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狀態，一回到家就有飯吃，有很好的生活照顧。由於生活上沒有顧慮，也能夠保證承擔比較重的任務。
做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對我的影響非常大，愛國主義精神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問：您曾講過，自己的醫學事業是從35歲那一年才開始的，為什麼這樣說？
鍾南山：當時孩子還小，我和愛人長期分開，對家庭和老人的照顧很困難，所以碰上一個機會就調回廣州了。回來為什麼算是一個大的轉折呢？因為之前我在北京醫學院是搞基礎研究的，35歲那年，回到廣州後才從頭開始，在廣州市第四人民醫院，就是現在的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從事臨床工作，這對我來說是很難忘的。當時，在臨床知識上也幾乎是「一窮二白」，因為我讀大學期間還為參加第一屆全運會訓練了一年，回到北醫就上了半年臨床課，之後又留校當老師。所以我此前並沒有搞過臨床，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問：您在1979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就在前幾天的4月2日，還獲得了愛丁堡傑出校友獎。留學期間有什麼事印象深刻？
鍾南山：我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公派留學生，要參加教育部的考試，考過了才能去。當時的英語考試我考了52.5分，結果那年45分就合格，我就出去了。
那時候所有留學生都很艱苦。坐火車去英國要9天，為了省錢，連草紙、洗衣粉都帶著。我們每個月只有6英鎊生活費，在英國剪個頭髮就要12英鎊，幹什麼都得靠自己。到了愛丁堡皇家醫學院後，最困難的還是語言關。我以前是學俄語的，每天參加完查房，就去圖書館借錄音帶來聽、來寫，聽不懂的就去問，差不多花了大半年來提高英語水平。
我的導師弗蘭裡教授是專門研究慢性氣道疾病的，非常有名。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有三項做得比較好，也得到全科室的認可。英國有些研究思想值得我們學習。我們常常做出了一點成果就理所當然地直接往下做，他們是要反覆驗證，沒走好第一步之前，絕對不走第二步。再就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實驗，不一定相信權威。這兩條給我印象很深，所以我後來一直很重視對團隊基本功的訓練，練好了再提高。
問：聽說回國前導師極力挽留，為什麼還是決定回國？
鍾南山：後來，我想做哮喘方面的研究，就去倫敦進修，又待了半年。想留我的是倫敦另外一個教授，他主要看我有關哮喘的研究做得比較好。但是我覺得國家這麼困難還給我們機會出去留學，從來沒想過不回來。學了以後就得回來提高我們國家的科學水平，當時就是這樣單純的想法。
問：您常說自己「不過是一個看病的大夫」，如何看待醫生這個職業？
鍾南山：醫學是一門實踐性科學，我的很多想法甚至靈感，或者一些科研題目，都是從臨床實踐裡來的。我不太習慣從文獻中找課題。
醫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我們要經常想到的是，在醫學裡有什麼問題解決不了，你怎麼去解決？像我40年前在英國，就開始跟導師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當時診斷很清楚，但是治療很落後，後來技術改進了很多，但對病人治療仍然沒有帶來實質改變。
我一直在思考，這其中的要害在哪兒？很多慢性病，比如高血壓，你早期把它控制住，就不會發展為腦出血、腦梗塞。糖尿病也是如此，不一定等到出現其他症狀才下診斷，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就控制，一些合併症都可以避免發生。這就是戰略的進步。
很多呼吸科醫生不願意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因為沒什麼好辦法救治。病人來的時候，已經呼吸困難了，這個時候肺的病變已經不可逆轉。所以在2000年初，我就有這個想法，為什麼不在病的早期進行幹預呢？
在世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診治中，只有出現症狀才干預。現在我們的看法改變了，因為我們做了一些研究發現，更早期沒有出現症狀，或者只有很輕的症狀時就實施幹預，效果非常好。我們要繼續走這一條路。
問：我們看到，您的這張辦公桌上，除了電腦、資料，還專門擺了一個年輕時打籃球的小雕像，年過八旬仍能承擔非常繁重的工作任務，是否和一直沒有間斷鍛鍊有關？
鍾南山：我從小就喜歡體育，後來在中學、大學經常參加體育比賽。競技體育的優點，一方面是指鍛鍊對身體有很大好處，另一方面對培養意志品質也有很大幫助，什麼事情都想爭上遊不落後、追求高效率。我原來跑400米，訓練一年成績能提高兩三秒就了不得了，在平常的工作裡，你為什麼不能也珍惜每一分鐘、每一小時？所以這對我提高學習效率有很大啟發。再一個就是協作，像跑接力賽一樣，得大家一塊兒努力。我們研究所裡從1982年就開始組織籃球隊，每個星期六晚上大家聚在一塊兒比賽，堅持了30多年。
身體是基礎，健康需要投資。我現在每天工作十二三個小時，還有這個能力支持，跟身體鍛鍊很有關係，對我來說這一輩子受益非常大。
問：能和我們回憶一下，什麼書對自己的影響比較大嗎？
鍾南山：工作以後，我沒有時間看小說一類的書籍，但在中小學時看了很多，比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當時對我的影響就非常大。愛國主義精神，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思想，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就像我父親說過，人的一生，在這個世界上能夠留下點什麼就不算白活。
未來：「健康應該貫徹到整個醫療衛生工作全部政策中，這是要害」
問：今後，完善公共衛生體系應該在哪些方面著力？
鍾南山：非典以後，中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能夠及時監測有可能出現的突發性傳染病。這些年也確實做得不錯，包括有效應對甲型H1N1流感、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H5N1和H7N9禽流感等。但還有繼續完善的方面，因為預防工作應該擺在更高的地位。黨中央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健康」應該貫徹到整個醫療衛生工作的全部政策中。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更重視抓上遊，搞好預防為主，這是最要害的問題。
總的來看，公共衛生體系，一個是認識上需要加強，另一個是組織結構需要改進，對於突發性疫情，應該賦予疾控機構更大權力。
本世紀剛過20年，就已經出現三次冠狀病毒感染疫情——2003年的SARS、2012年的MERS、這次的新冠肺炎，這是自然界和人類的博弈。人與自然界之間，應該保持一個和諧的生態關係，這樣自然生態鏈才能夠比較好地運行，這是很重要的。
問：幾年前您說過有兩個心願，建成廣州呼吸中心和推出自己研發的抗癌藥，請介紹這兩項工作的最新進展？
鍾南山：在廣東省和廣州市的支持下，廣州呼吸中心目前推進順利。跟我們合作的醫藥和醫療器械企業越來越多，他們看到我們是在做實實在在的工作，而且有實實在在的成績。我們花了十年時間去推進，現在這個平臺正在加速建設，預計明年下半年能夠完工。
這個中心有四項功能，一是科學研究，二是人員培訓，三是疑難疾病診治，四是急性傳染病防控。現在我們非常有信心把它建成國際上最大的呼吸疾病研究中心。
我和一名美籍華人科學家花了26年研發一種抗癌藥物。這個藥有一定普適性，不是單純治療某一個腫瘤，而是多種實體瘤，包括肺癌、胃癌、乳腺癌、肝癌等，有望在今年得到臨床批准。藥物研發過程中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困難，但我始終沒有放棄。因為這個藥能夠造福很多人，我一定要堅持下去。
除了這兩個心願，我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改變全世界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治療戰略。這個病分一至四期，現在的治療重點是在三四期，很大精力花在治呼吸困難甚至呼吸衰竭上，這是下策。如果把首要力量放在早期預防上，就能事半功倍。我特別希望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診早治能形成一個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治療思想。
採訪結束時正是上午10時。窗外警報響起，鍾南山站起身，腰板挺直，靜立默哀。「中國的醫務人員始終無愧於『白衣天使』的稱號」，他說，這次舉行全國性哀悼活動，也是對被新冠病毒感染犧牲醫務人員的認可和尊重，是從人們的內心肯定這些白衣戰士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