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過對相關歷史文獻和金石記載的考證，認為高句麗的「平壤城」有上平壤、下平壤、南平壤之別，「上平壤」由《好太王碑》所載之「下平壤」推導而來，313年之前的「平壤城」是上平壤，即今集安市區。此後，尤其是334年故國原王「增築平壤城」之後的「平壤城」，皆是下平壤，位置為大同江北岸今平壤市區的長安城故址。「南平壤」之說首見於《三國史記》，位置為今長壽山城南的平地城。
[關鍵詞]平壤城；國內城；高句麗；王儉城
[作者簡介]苗威，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古代文獻以及《好太王碑》等金石銘文的相關記載可知，高句麗歷史上曾先後有三個「平壤城」，即上平壤、下平壤和南平壤。對於這三個平壤城的具體所指，由於史料記載本身語焉不詳，導致學界認識歧議頗多，主要問題有三。一是「上平壤」究竟居於何地，學界存在「舊說」（即國內城說，今吉林省集安市）與「新說」（即良民古城說，今集安市東北約45公裡）二種不同的認識；二是「上」、「下」平壤城的分界線如何；三是「下平壤」與「南平壤」的地理位置。另外，也有學者認為「平壤城」自始至終只有一個，即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平壤城之舊古城。由於諸「平壤城」歷為高句麗不同時期的都城，圍繞平壤城的置地及遷徙問題集中而典型地體現了高句麗政權的發展狀況，所以更加引起我們的關注和重視。筆者以此文，在學界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對三「平壤城」的具體情況進行考實，並就教於方家。
一、 「上平壤」為今之集安市區國內城
所謂「上平壤」，是根據《好太王碑》所載之「九年己亥,百殘違誓,與倭和通。王巡下平穰」中的「下平壤」推導出來的一種提法。學界公認，「下平壤」位於大同江畔今平壤市區（下文詳述），上北下南，故而「上平壤」是相對於「下平壤」的「北平壤」。關於上平壤城的最早記載，始見於《三國史記》卷17《高句麗本紀》，東川王二十一年（247年）春二月條云：「王以丸都城經亂，不可復都，築平壤城，移民及廟社。」對於此平壤城的具體所指，如前所述，學界存在不同看法。欲準確定位上平壤城的位置，應著重於以下二個問題的考慮。
一是，已經「不可復都」的丸都城的情況。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載，丸都城（今集安西北五裡山城子山城遺址）是山上王十三年（209年）至東川王二十一年（247年）之間高句麗的都城。「丸都」之名首見於《三國志》，不過，「丸都」最早並不是首都名，如《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太祖大王九十年（142年）條中就有「丸都地震」的記載，而彼時的首都為國內地區的尉那巖城。丸都城的修築，始於山上王二年（198年）春二月，「築丸都城」。對此事，《三國志·東夷傳》的記載可以補證：「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伊夷模更作新國」，在舊都被公孫康所攻，殘破不堪的情形之下，伊夷模謀建新都，伊夷模即是山上王延優。經過十一年的修築，山上王於十三年(209年)冬十月，「移都於丸都」。伊夷模的諡號為「山上」當有二個主要原因，一是他是居於丸都山城的第一位高句麗王；二是他死之後，葬於「山上陵」，故號為山上王。這「山上」顯然是「丸都」山城。
二是，丸都所經之亂——毌丘儉徵討高句麗之役的情況。魏麗之間的戰爭時間，《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與《資治通鑑》、《三國史記》皆記為正始七年（246年、高句麗東川王二十年），而《三國志·高句麗傳》記為正始五年，高句麗「為幽州刺史毌丘儉所破」，同書《毌丘儉傳》則云：「六年復徵之，宮遂奔買溝」，對比毌丘儉記功碑，毌丘儉徵討高句麗的戰役發生在正始五年和六年是真實的，正始七年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從整個戰役的情況看，當有三路人馬與高句麗作戰。第一路由毌丘儉親自率領，於正始五年秋八月直取丸都城，高句麗東川王位宮率一千餘騎自梁口（即所謂「梁貊之谷」）敗退，奔回鴨綠原（集安縣城），毌丘儉追奔，冬十月攻陷丸都。位宮奔東沃沮（南沃沮），毌丘儉「刊丸都之山」而歸，毌丘儉刊丸都所立之碑，於1906年在今集安板岔嶺被發現，碑系赭紅色含石英粒巖石鑿刻而成，發現時只殘餘全碑之左上角，表面光潔，碑陰亦作修琢。殘長39釐米、寬30釐米、厚88.5釐米，可辨識者計50字，經王國維等釋讀與文獻所載互補了魏麗之戰的相關信息。第二路人馬由劉茂和弓遵率領，徵服並收復了嶺東七縣，逼迫位宮向北沃沮逃去，「銘不耐之城」，不耐又寫作不而，故址在今朝鮮鹹鏡南道永興郡順寧面所羅裡漢代土城。第三路人馬是玄菟太守王頎所部，從玄菟郡（治所是今撫順市勞動公園古城）出發，向北經過夫餘的國都（今吉林市），再向東「過沃沮千餘裡，至肅慎氏南界」， 「刻石記功」。 肅慎南界，在今穆稜河、綏河一帶。毌丘儉在正始年間對高句麗戰爭的主要戰場表明，高句麗的勢力在朝鮮半島主要集中於嶺東一帶，彼時樂浪、帶方二郡仍然處於魏的有效管轄之下，而且，高句麗經毌丘儉連續軍事打擊，舊壤尚且不保，自然無力南下建立新都。加之，大戰方頹，百廢待興，長途遷都更是不可能的，故而，所居權宜之都平壤城當在丸都城附近，丸都山下廣而平之地，非今集安莫屬，這一點考古發掘亦已證實。雖然移民及社廟至平壤城，但丸都的都城地位並未完全取消，自此，高句麗都城開始有平地城與山城相互結合和依託，形成二者遙相呼應之制。
魏存成在《高句麗初、中期的都城》一文中曾指出，在文獻中，313年之前出現的平壤，一種可能是「國內城」名稱之誤，但又不排除在「國內城」全名出現之前國內城城址又有平壤之名的可能。魏先生雖然說得不是十分肯定，然而，其思路是頗為正確的，我們認為，此平壤就是西蓋馬縣之故址以及後來的國內城所在地。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出現的「良民古城說」，認為上平壤是位於今集安市東北約45公裡鴨綠江右岸的良民古城。雖然論者詳經考證，卻仍有頗多疑點，對此劉子敏有爭鳴文章質疑。眾所周知，作為國都，應該有恢宏氣象，其中除了高大的城牆之外，尚有宮殿及其他官府衙門。從集安「國內城」遺址來看，就有這種「氣象」。據《集安縣文物志》載，該城位於鴨綠江中遊右岸通溝盆地的西部，城東約6公裡許為龍山，北約1公裡是禹山，城西隔通溝河1.5公裡許為七星山，鴨綠江由東北流經國內城南部，又向西南流去，整個地勢依山臨水，易守難攻，十分險要。通溝河自北而南，從西城牆外蜿蜒流過，注入鴨綠江，城南有一由東向西沿城牆外側流向通溝河的天然水濠。國內城在環境和地勢的選擇方面，充分利用自然條件，使城西的通溝和城南的水濠成為天然的護城河，加強了城防。此外，在國內城東、北兩側沿城有兩條乾涸的護城河殘痕，寬10米左右。該城的平面略成方形，東牆長554.70米，西牆長664.60米，南牆長751.50米，北牆長751.20米，周長2686米，城門原有六處，南北各一處，東西各兩處，均有甕門。四面城牆皆有馬面。北牆8個，其他三面各2個，共14個。城西北、西南、東北各角皆略呈直角，在拐角處均建有凸出牆面的方臺，可能是當年角樓建築的遺蹟。當然城內的建築，集中分布在城址的中部略偏北的地方，有宮殿址、居住址多處。在城址內出土的建築材料有礎石、磚、瓦、瓦當等。其中有「太寧四年」、「月造」等文字瓦當，證明在東晉之時，城內便有瓦房建築。「太寧四年」瓦為黑灰色，當面平，飾有四分之一捲雲紋，淺浮雕式。捲雲紋外有一周模印陽文，為「太寧四年太歲囗囗閏月六日巳己造吉保子宜孫」，共20個漢字。據李殿福分析，太寧（323—325年）為東晉明帝司馬紹年號，太寧三年八月恰好是閏月，六日為己巳，故而該瓦當紀年有誤，即太寧四年當為太寧三年（326年）之誤，實為太寧三年閏八月六日。至於「月造」瓦當，據日本學者千田剛造講，從以陽刻線鋸齒紋這一點來看，最接近「太寧四年」，應置於「太寧四年」和「己丑」（鹹和四年，329年）之間。而良民古城甚少發現如此具有特色的瓦當之類，如果良民古城確實是高句麗時代的建築，從規模上看也只是一個小城，各種跡象與「首都」的「氣象」相比，大有相形見絀之感。
高句麗在遷入新都「平壤城」以後，休養生息，一方面同東晉保持正常的朝貢關係，一方面抵禦鄰族的侵擾，國力明顯增長。據《三國史記》載，在中川王執政時期，大敗尉遲楷；在西川王時，重用其弟達賈，北伐常常擾邊害民的肅慎，並鎮懾了梁貊；烽上王在位時，重用新城太守高奴子，抵禦了慕容氏的侵犯。在這種情況下，烽上王變得驕侈起來，於是「增營宮室，頗極侈麗」，竟不顧「年饑民相食」的情況而「發國內男女年十五已上，修理宮室」，認為「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宮室不壯麗，無以示威重。」據考古界言，高句麗遷都於今集安地區之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其房屋宮殿建築基本上是草木結構，而其開始使用瓦——板瓦、簡瓦，並逐漸使用瓦當的時間，大約是在3世紀中晚期，而且是由於受中原影響的結果。這種情況，恰好與文獻記載高句麗自築平壤城開始而大興土木的現象相合。
二、 「上平壤」、「下平壤」的分界線為故國原王時期
前文已述，好太王碑首次明確提出「下平壤」的概念，那麼，高句麗的「平壤城」是何時由今集安國內城之「上平壤」遷移至今平壤市區之「下平壤」的呢？
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載，美川王三年(302年)秋九月:「王率兵三萬侵玄菟郡，虜獲八千人，移之平壤。」東晉時的玄菟郡為第三玄菟郡，轄有三縣，即高句麗縣（治今撫順市勞動公園東漢古城）、上殷臺縣（今撫順市東州區小甲邦東漢遺址）、西蓋馬縣（治瀋陽上柏官屯漢城址），對於玄菟郡諸縣來說，上平壤相距較近，八千戰俘移往該地是較為便利的。而在彼時的今平壤地區，樂浪郡的行政機構尚完存於大同江流域，雖然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但東晉仍然對其地實行著有效管轄。美川王當不會將俘於玄菟郡的戰俘移民致樂浪郡治所在地。故而，此「平壤城」仍然是上平壤。
《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又載，故國原王四年（334年）秋八月，「增築平壤城」，所謂「增築」，自然有別於「築」或「別築」，應該是在原來舊址的基礎上進行的加固或拓展，而不是開基新築。此次所「增築」的平壤城，應該不是上平壤城。原因有三：其一，美川王十四年（313年）、十五年，高句麗將樂浪郡、帶方郡的勢力先後排擠出朝鮮半島，大同江中心流域為其所領有，至故國原王時期，高句麗佔有樂浪、帶方郡故地已經20年，期間主要精力在於同慕容氏的遼東之爭，但基本未佔上風，而且慕容氏亦多次越邊襲擊高句麗，令高句麗頗受其擾。在這種情形之下高句麗有南遷之意是正常的，而這種南移是嘗試的、漸進的。眾所周知，長壽王十年（427年）高句麗正式「移都平壤」，在此之前，高句麗對於在四個世紀餘的時間中始終處於中原王朝直接掌控之下的樂浪區域應該是有所憚忌的，故而先整飭舊城，以觀樂浪區域土著及移民自內地的人口的相關態度。其二，高句麗在大同江流域興土木，自然要選擇具有戰略位置，進可攻，退可守，同時，又具有一定的歷史積澱的城池；另外，也需要具備能夠兼顧到鴨綠江流域及其帶方郡故地的地理位置優勢，這樣衛氏朝鮮的政治中心「王儉城」、樂浪郡最初的治所朝鮮縣之故城成為不二之選。故國原王在大同江北岸選擇故「朝鮮縣」進行「增築」，這實際上和高句麗的南進政策及發展勢頭有關，而以此為據點在朝鮮半島安置一個「臨時行宮」亦是高句麗南進政策中的重要環節，此舉不僅給高句麗向南「圈地」畫了點睛一筆，同時也給瞭望朝鮮半島南部搭建了一個平臺。其三，《三國史記》載，故國川王十二年（342年）春二月「修葺丸都城，又築國內城」，秋八月國王「移居丸都城」。此次所「修葺」的丸都城，即是此前曾經「不可復都」的丸都城，在修整舊都山城的同時，對現都平地城也進行整築。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現都「（上）平壤城」已經改稱為「國內城」，至於國內城改名的時間，現有文獻史料和考古資料尚不足以準確判斷。我們可以做一個推測：故國原王在大同江流域增築「平壤城」時，平壤城之名南移轉指原「王儉城」，亦即故「朝鮮縣」，而原（上）「平壤城」即更名為國內城。在古代，地名的位移是時有發生的。比如「浿水」在西漢所指為大同江，但在東漢或更早一些的王莽朝時期，「浿水」(今清川江)已更名為「薩水」了，同時，「浿水」之名則南移，指今之大同江。若果真如此，「上平壤」的平壤之名在高句麗歷史上至少存在了87年的時間，即從東川王二十一年（247年）開始，到故國原王故國川王四年（334年）止，此後改稱為國內城。至於高句麗王移居丸都城的原因則很好理解：舊都平地城一方面重築，另一方面改名，而與此同時，丸都城已經修葺完成，所以，國王及大臣可以「移居」丸都城。說「移居」而非「遷都」，原因在於，丸都城本來就是國都，因戰爭毀壞而遷往附近的平地城，修整之後再次移回曾經的山城，嚴格來說確實不是「遷都」，而且，重築並改名的國內城依然是首都，這就是前文所提到的高句麗首都以山城與平地城相響應的形式出現的情況，亦即學界所謂高句麗都城的伯仲形式，即丸都城與平地城國內城同時以首都的面貌出現。
高句麗在故國原王十二年移居丸都城之後僅三個月，就遭遇了前燕慕容皝軍隊的沉重打擊。前燕軍隊攻入丸都城，故國原王單騎出逃，民眾散走，慕容氏「發美川王墓，載其屍，收其府庫累世之寶，虜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丸都城既毀，高句麗故國原王於十三年（343年）秋「移居平壤東黃城」。對這則記載，準確理解「黃城」的位置是判定「平壤」之所在的關鍵。對於「黃城」的位置，金富軾指出：「城在今西京木覓山中」，所謂「今」，是指金富軾所處的時代，當時，王氏高麗的西京為今平壤市。木覓山，據《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載：「木覓山在府東四裡，有黃城古址，一名絧城」。這一說法為王綿厚接受，認為這一帶的青巖裡土城的修築早於大城山城和安鶴宮，應是黃城之所在。筆者贊同此說。那麼「平壤」無疑即是今平壤。此時，樂浪、帶方二郡已經內遷，大同江中心流域處於高句麗的掌握之下，在鴨綠江流域的都城數次被毀之後，高句麗將其政治中心移往朝鮮半島是順理成章的，這樣既可以避免慕容氏的進攻，又可以鞏固對大同江流域的統治，進而與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新羅形成對峙的局面。
及廣開土王執政之後，高句麗的軍事力量大增，一方面將遼東之地納入其統治區，一方面銳意向朝鮮半島擴張。廣開土王二年（393年）「創九寺於平壤」以及十八年（409年）秋七月「築國東禿山等六城，移平壤民戶」中的平壤，皆為大同江北岸之平壤。至於《好太王碑》中所提到的永樂九年己亥（399年）所巡幸的「下平穰（壤）」、十四年甲辰（404年）條中的「平穰」以及 「平穰城民國煙」中的「平穰（壤）」，皆為大同江北岸的平壤。廣開土王在下平壤創建「九寺」，說明高句麗的文化中心亦已經轉移，而「築國南七城」、「築國東禿山等六城」，更是顯示了高句麗南進的強大勢頭。至於廣開土王屢敗倭國和百濟之兵，更加證明高句麗在朝鮮半島叱吒風雲。而《三國史記》所載，廣開土王十六年（407年）春二月「宮闕」，也是在「下平壤」之所為。至於孫進己所說的故國原王四年所「增築」之平壤城應在鴨綠江流域，至「美川王四十一年（374年）冬十月百濟王率兵三萬來攻平壤」當已為大同江流域之平壤的說法，筆者認為是不妥的。在這裡，孫進己是將「故國原王四十一年」的記事誤認為是「美川王」之事了。關於小獸林王三年（377年）百濟所侵之「平壤城」，無疑亦為大同江北岸的平壤。
總之，廣開土王在位之時，大部分時間是在「下平壤」度過的，他為後來長壽王於公元427年正式遷都下平壤奠定了基礎，創造了條件。若依「新說」的意見，在遷都之前高句麗國王始終住在「良民古城」甚或樺皮甸子古城那樣的遠僻之處，成就如此顯赫的大業是難以想像的。
三、「下平壤」為長安城故址，南平壤為長壽山城南的平地城
「下平壤」位於今平壤市區，這一點在學界已達成共識，然而今平壤市區諸高句麗時代的古城址究竟哪座是高句麗平壤城故城遺址，學界認識不一，主要有二說，即「大城山城說」（即今大城山城及山下的安鶴宮）和「平山城說」（即今平壤市區內的長安城故址）。筆者贊同平山城說。
如前所述，高句麗著手經營下平壤是在樂浪、帶方二郡被迫內遷之後，約在故國原王四年（334年）始「增築平壤城」。而當時丸都城和國內城（上平壤城）仍然是高句麗的政治重心，但高句麗所面臨的具體發展問題以及已經實質上領有朝鮮半島原中原王朝所置郡縣之地的治理需要等問題皆要求高句麗平衡考慮其統治精力的措置。若令樂浪區域的漢人勢力自由發展，對其南進政策來講無疑是一個隱患，故而，高句麗選址於衛氏朝鮮故都、漢樂浪郡初址作為其南下經營朝鮮半島的立腳點。漢武帝在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滅亡衛氏朝鮮之初，將衛氏朝鮮的首都王儉城作為樂浪郡的治所，名之為「朝鮮縣」，其位置是在大同江北岸，約在一世紀中葉，樂浪郡治方南移至大同江南岸的樂浪土城。高句麗於美川王十四年（313年）佔有樂浪、帶方二郡故地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中並未對樂浪區域實行有效管轄，留居的土著漢族及遷徙而來的漢族或漢化了的鮮卑族在樂浪故地以自主的形式生活了大約有半個世紀的時間。所以，在此時期，故國原王選擇了大同江北岸的王儉故城進行增築，其用意除前面談到的內容之外，還有二方面的考慮，一是不至於深入半島腹地太遠，鞭長不及，首尾難顧；二是以大同江為天然依傍，對於了解並抗衡半島南部的新羅、百濟更為有利。
將「下平壤城」定位於大同江北岸，亦有重要的文獻依據。《周書·高句麗傳》載：「平壤城，其城東西六裡，南臨浿水」；《新唐書·高麗傳》則云：高句麗「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裡而贏，隨山屈繚為郛，南涯浿水。」這裡的浿水所指，即是大同江。說明平壤城是在大同江北。從考古發掘來看，在今平壤市區及附近主要的高句麗故城有——大城山城、清巖裡土城、安鶴宮和今平壤市區內普通江與大同江環繞的古城。筆者認為，後者更合於下平壤城之特質，這座由普通江與大同江所環繞的古城，即是長安城。
長安城周長22公裡，面積達185萬平方米。是把山和平地同時圍起，合理利用自然地理條件的平山城。城牆的結構和築法根據各段城牆的自然環境和地質條件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主要是石砌為主，有的混以少許粘土，並加以夯打，還有的在石頭中橫墊圓木。由於城外有江環繞，所以絕大部分無護城河。只是從萬壽臺西南端經過七星門到乙密臺和牡丹峰區間，城牆內外才挖有城壕。清楚發現的城門有四處，普通門、正陽門和七星門外，另一處位於牡丹峰山麓的牡丹峰劇場臺階附近。城內地勢北高南低．依次分隔為北城、內城、中城和外城。內城為王室所在，中城為衙署所在，外城為居民區。裡坊邊長170米，內又以寬約5米的十字形道路劃為四個小區。在裡坊內，出土了大量的高句麗瓦片。在外城、內城曾發現刻字的城石。在外城的烏灘洞自1766年始60年間先後發現兩塊，刻字分別為「己丑年五月廿八日始役西向十一裡小兄相夫若牟利造作」和「己丑年五月廿一日自此以下向東十二裡物省小兄俳口百頭口節矣。」1913年在內城東壁、1964年在內城南壁又先後發現兩塊，刻字分別為「丙戊十二月囗漢城下後部小兄達節自此西北行涉之」、「卦類蓋切小兄加群自此東回上囗裡四尺治」。銘文中都有高句麗官吏名稱小兄，可以看出當時城池的具體監造是由小兄負責的。己丑年，為569年，丙戌年．為566年。另據《平壤續志》記載，1714年修建北城時，在舊城底下也曾發現刻石，銘文記該城修築用了42年的時間，所以有人推斷長安城自552年始建，直到593年才完成。按理說，在大城山山城修築之前，大同江北岸的平地城以及青巖裡土城業已存在，而後來高句麗修築「長安城」時又對平地城進行了重新規劃，從考古發現來看，要晚於大城山城，但不能排除今後在考古方面能有新的收穫而加以證明平地城的存在早於山城的修築。
所謂的「南平壤」，是以大同江北岸的「平壤城」為參照物而言的，其名稱的出處，見於《三國史記》卷三十七《百濟地理志》，云：「至十三世近肖古王，取高句麗南平壤，都漢城，歷一百五年。」可知，南平壤距離百濟較近，曾經被百濟近肖古王（346—274年在位）所侵得。王綿厚認為高句麗後期所俗稱之「南平壤城」，亦應稱「雉壤」城，高句麗與百濟於公元4世紀中葉爭奪的「雉壤」，或即為後來被稱為「南平壤」的得月山城，定黃州川北岸的黃州城為「南平壤城」。而從朝鮮考古發掘提供的信息看，「雉壤城」並非「得月山城」，而應是「白川山城」，它是利用高聳於白川邑西北側雉嶽山的天然地勢而構築的，亦名「雉嶽城」，位於延白平原之北。筆者認為，得月山城也好，矬壤山城也好，二者皆為山城而非平地城。朝鮮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是比較成功的，他們主張「長壽山城」之南的平地城即為四——五世紀所存在過的「南平壤」。長壽山城位於今朝鮮黃海南道新院郡之載寧江上遊左岸長壽山東側的山頂上，而平地城則位於長壽山城南約1.7公裡的載寧江岸的峨洋裡城峴洞平原上，東臨載寧江，土築，應為南北向的長方形，城內中部有高臺，其周圍土地上有建築址，從高臺上發現的許多柱石看，在高臺上曾修建過東西並排的兩棟南向的建築物。城內有水池址和水井址，並發現了以瓦、磚、陶器印章為主的無數遺物。瓦是青灰瓦、紅瓦和灰瓦，而磚都是灰磚，其中有「永嘉七年」（313年）的記年銘。該平地城可能是原樂浪郡的漢人所築，高句麗佔領樂浪郡後沿用，併名之曰「南平壤」。後來又築長壽山城，此山城便是高句麗之別都「漢城」之所在。百濟既然進攻過大同江北岸的平壤，此南平壤曾落入百濟之手是不言而喻的，彼時百濟已將其勢力擴張到漢江之北，其都城則設在漢城，即今漢江北岸的「北漢山城」。如此說來，《三國史記·地理志》所云近肖古王「取高句麗南平壤，都漢城」還是沒有錯的，只是南平壤是南平壤，漢城是漢城，二者並非一地罷了。至於高句麗的「漢城」（長壽山城）與百濟的漢城，二者也不是一回事，因不是本文探討的中心，故而不述。（限於篇幅，參考文獻略）
來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