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將「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寫了進去，這是我們的執政黨在宗教工作中的思想創新。作為國內主要宗教的佛教，堅持「佛教中國化」既是新時代發展的需要，也是佛教保持生機和活力的根本所在。何謂「佛教中國化」？即：西漢末年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歷朝歷代的發展與演變，逐漸向中國本土化演變，並與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最終成為中國佛教的過程。在中國，曾有「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的普遍現象存在，觀音菩薩的信仰千百年來早已廣泛流傳，婦孺皆知，「慈悲即觀音」這一理念深入人心。概括而言，觀音信仰即是佛教中國化的直接體現。
眾所周知，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以來，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中國經過四五百年的弘揚與發展，到隋唐時，佛教達到了鼎盛時期，這時南北政治統一，國家經濟發達，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中國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形成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唯識宗、律宗、華嚴宗、密宗、淨土宗、禪宗等八大宗派，並傳播到日本、朝鮮等國，又在那裡又產生了新的流派。佛教八大宗派的出現，是佛教中國化的裡程碑，標誌著佛教正式走上中國化道路。其中，菩薩信仰是佛教體系中最有特色的信仰，特別是以觀音信仰為主要表現形式。
「觀音」又名「觀自在」。唐代玄奘大師所譯《心經》中載曰：「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觀自在」的含義，一是表示具有大智慧，能夠完全「自在」地洞察世界，達到事理無礙的境界；二是表示大慈悲，觀音菩薩能夠應機赴感、尋聲救苦，隨心所欲，無所不能，圓滿無礙。在中國，最早記載的觀音菩薩原型為妙善公主，她的傳說為觀音菩薩從印度進入中國提供了完美的平臺。傳說楚莊王有三位公主，最小的是妙善公主，她不愛榮華富貴，卻心地善良，喜好修道，樂善好施。當他的父親急需人的手與眼救危救難時，妙善公主捨身救父，佛祖被其誠心所感，賜其千手千眼，作為度化眾生的工具。可以說，妙善公主是中國觀世音菩薩的前身，也是菩薩從印度傳到中國的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因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薰陶與影響，觀音菩薩在中國的形象，也在發生著變化。中國早期的觀音造像，例如甘肅敦煌莫高窟的壁畫，以及南北朝時期的木雕中，觀音都是以偉岸的「大丈夫」、壯實的「男子漢」形象出現。從唐宋時期開始，觀音菩薩在中國的形象，逐漸由大丈夫形象變成了端莊秀麗的女性形象。最早的女性觀音履歷資料，可從宋代朱弁《曲洧舊聞》中看出，其中提到，蔣穎叔根據唐代道宣律師的弟子義常所記的「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序其論甚偉」。到了宋末元初，管道升在其所著《觀世音菩薩傳略》中，對這一女性觀音的來歷又進一步具體化、完整化，成為後世中國觀音故事的藍本。
張大千 臨敦煌觀音像
宋代銅鎏金水月觀音造像
元代粘土鍍金自在觀音像
平武報恩寺明代千手觀音
此後，隨著觀音信仰在中國得到進一步的傳播與發展，觀音菩薩示現的故事不勝枚舉，像在《西遊記》裡提到，觀音菩薩多次以不同的形象出現在眾人面前，以方便其應機說法、度化眾生。《楞嚴經》中提到，觀音菩薩隨機顯化之力為「無作妙力」和「自在成就力」，並列舉了三十二種顯相，稱觀音菩薩可「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但是，觀音信仰進入中國後，勤勞智慧的中國民眾又將觀音菩薩的形象進行拓展和延伸，又有渡海觀音、長帶觀音、披髮觀音、空身觀音等多種形象。湖州鐵佛寺供奉有宋代的鐵質觀音像，河北正定縣隆興寺供奉有宋代銅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平頂山香山寺有宋代蔡京所撰文的《大悲菩薩傳碑》，等等，這些都是觀音信仰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明證。而觀音形象的多樣化，特別是由男性形象到女性形象的變化，與中國信眾的信仰需求密不可分，甚至與中國信眾的審美觀密不可分，他們希望菩薩能隨時示現，用神力幫助他們解決一切困難、擺脫一切困境，更希望菩薩以柔和、端正、慈愛的女性形象出現。這，也正是佛教中國化的彰顯。
河北正定縣隆興寺 宋代銅鑄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
在中國封建社會，勞苦大眾遭受封建政權和等級制度的壓迫、剝削，內心最為需要的是自由與平等，希望能夠遠離苦難，遠離統治與剝削，過上輕鬆自在的生活。然而，在封建「官貴民賤」的體制下，民眾這種看似簡單樸實的訴求，卻並不能得到滿足。於是，民眾將目光轉到超出平常力量之外的神力，如對鬼神、對仙道、對神通的追求與信仰。而觀音信仰進入中國後，觀音菩薩「尋聲救苦」、「有求必應」的廣大神通，滿足了人們對超自然神力的嚮往與追求。隨著觀音信仰的擴大化，中國民眾的內在需求也豐富了觀音信仰的理論思想與體系，特別是觀音菩薩的慈悲濟世思想。
《華嚴經·入法界品》云：「願諸眾生若念於我，若稱我名，若見我身，皆得免離一切怖畏。善男子，我以此方便令諸眾生離怖畏已，復教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轉。」即是說，一切眾生只要心中有觀音菩薩，或是念其名號，或是見到其法身，都能遠離一切苦厄，免除所有怖畏。觀音菩薩的大慈大悲，直觀地體現在他度化眾生、拔苦予樂的行願上。一般而言，「觀音信仰具有救難、解毒、應求、化度四種類型。」「救難」即是我們常說的「救苦救難」，慈悲救護眾生，使得眾生遠離苦厄、離苦得樂；「解毒」即是解除眾生的貪嗔痴慢疑等「毒」和諸多煩惱無明；「應求」和「化度」，即觀音菩薩的靈感救度，「千處祈求千處應，苦海常作度人舟」。這一切，都是觀音菩薩慈悲的彰顯。這些慈悲濟世的行化，都是觀音菩薩的大願力使然，也符合了中國民眾的內在需求，他們需要有這麼一位大慈大悲、大願大力的菩薩，能夠幫助他們免於苦厄、解除危難。
西北大學佛教研究所所長李利安教授在《論觀音信仰的中國化》一文中寫道：「按照中國的觀音顯相信仰，只要誰真的大慈大悲，為眾生拔苦與樂，誰就是觀音。所以，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觀音，每個人都可能是觀音。」這種信念必然會引起人人都作觀音菩薩、大家都發慈悲心的倡導。「以觀音之心為心，以觀音之事為事」，成為中國民眾善良樸實的追求。從這個角度來講，觀音慈悲濟世的思想，成就了中國民眾對平等與自由的追求，並讓他們自覺地以觀音菩薩為榜樣，廣行善舉、廣結善緣，成就莊嚴圓滿的人生。
觀音菩薩的「尋聲救苦」和「遍施無畏」情懷，不僅體現出他大慈大悲的高尚品德，更反映出他一視同仁、無有分別的平等理念。觀音文化中平等博愛的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繫。儒家提倡的仁愛思想，如「泛愛眾，而親仁」（《論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以及愛人修己的理念，也是觀音菩薩平等博愛理念在中國生根的文化土壤。又如，孔子講「仁者愛人」，墨子講「兼愛非攻」，這些中華民族普羅大眾善良的品質，無不充滿著平等博愛的情懷，正是這種平等博愛的理念，與觀音菩薩大慈大悲的精神相互融合、互為補充，使得佛教得以在中華大地上生根、結果。
在中國，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從現實主義出發，提出了「愛有差等」的理念，具體來講，即：臣子對君主的愛體現在「忠」，父親對子女的愛體現在「慈」，兒子對父親的愛體現在「孝」，哥哥對弟弟的愛體現在「悌」，弟弟對哥哥的愛體現在「順」，等等。墨家提出「兼愛」思想，即所有的愛都是一樣的，愛自己的兒子就像愛自己的父親，愛陌生人就像愛自己的親人。愛的升華是慈悲，觀世音菩薩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理念，超越了一般世俗的情感，將慈悲之光灑向世間眾生，惠及一切有情，這種大愛無貴無賤、無欲無求，是人們最為嚮往的，也最容易成為人們心靈的依託，有著廣泛的民眾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講，觀音文化中的平等博愛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互鑑互融，相得益彰。
在觀音文化的表徵中，觀音菩薩以蓮花為座，手持楊枝淨水瓶，常將甘露灑人間，蕩滌塵垢，療眾疾苦。在佛經中，提到蓮花有四德：一香、二淨、三柔軟、四可愛。而蓮花在中國民眾心目中一直是聖潔的形象代言，在文人的詩詞中也經常被提起，如李商隱的《贈荷花》、周敦頤的《愛蓮說》、劉因的《秋蓮》等。蓮花亭亭淨植、出淤泥而不染，既代表一種清淨不染的品質，也代表一種平等無我、博大無私的胸懷。在這裡，觀音文化中平等博愛的理念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平等、謙和、禮讓、博愛的理念如出一轍，高度統一。
南山海上觀音
最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和研究的是：觀音信仰與佛教中國化這一論題，學術界尚無人進行過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但是，觀音信仰一定是佛教中國化的典型，這個是毋庸置疑的。希望教內外的專家與學者，能以「觀音信仰與佛教中國化」為論題，進行系統深入地研究，力爭出更多學術成果，以饗廣大讀者、觀音信仰者及觀音文化愛好者。
鄒相，祖籍河南光山，中國散文家協會會員，河南省作協會員，河南詩詞學會會員，河南青少年作協副秘書長，鄭州市作協理事，黨的生活書畫院副院長，河南少林書畫院副秘書長，鄭州市文聯第七屆委員會委員。先後出版《禪心鄉韻》《拈花微笑》《菩提花開》《且聽風吟》《素心若荷》等多部著作。自2008年以來，一直擔任少林寺官網負責人，《禪露》雜誌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