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是中國古代三足或四足的青銅器，《史記•孝武本紀》：「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說的是大禹一統天下後，將天下分為九州。並從九州收了各種金屬鑄造了九個大鼎，代表九州，並將各州名山大川繪畫仿刻於九鼎之上。
從此之後，「鼎」便成為了中國王權的代名詞。又因為其體積碩大，所以有「國之重器」之稱。
後來夏失九鼎於商，成湯遷九鼎於商邑（今河南商丘）。
再後來，周武王滅商，遷九鼎於洛邑（今河南洛陽）。
新聞專業又選修過歷史的威叔認為，周武王姬發乾過最牛逼的事不是滅商，而是定周禮。雖然，後世有認為周禮是周公（姓姬名旦，想來文王姬昌不太喜歡這個兒子）所著，更有認為周禮是兩漢時的儒生所著。但威叔認為那應該是周禮的成書時間，周禮的首創者應該是武王姬發。
"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禮「就是「規矩」，也就是從周武王開始，中國人開始有了各種「規矩」。
從此之後，守「規矩」的就是好人，不守「規矩」的就是壞人（以當下社會的標準，不守規矩的，很可能是「牛人」、「強人」）。
周武王欽定的規矩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天子與大臣們吃飯的規矩。由此可見，吃飯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
他規定天子招待宴請用九鼎，諸侯只能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老百姓吃飯只能用瓦罐。
於是，「鼎」從夏商的祭祀用品，一下子延伸出了日常餐具的實用功能。
為了表示周王室的正統，武王還規定諸侯只能由周天子賜鼎，不能自己私鑄。後來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日漸衰落，諸侯強國的國君們就開始琢磨：老子家大業大財大氣粗，憑啥吃飯的傢伙還要管你要？而且憑啥要比你少倆鍋？
於是，各國大佬們開始紛紛在自家鑄鼎。不過，當時的諸侯國大多都是武王分封的姬姓後裔，破壞祖宗規矩的事情，只能在底下悄悄做，誰也不好意思擺到桌面上。
可是，總有做事不講究的傢伙。
比如南方姓羋的楚國。
對，就是你們喜歡的羋.瑪麗蘇.月的母國。
楚國是那個時代最另類的國家，沒有之一。
其最大的特點就是「不合群」。
從建國開始，就奉行「沒朋友」的外交政策，周邊的小國家想欺負就欺負，能滅就滅。並自認天下坐二望一的大國，總惦記著天下霸主的地位，動不動就要挑戰一下大國君主們的神經。那時期稱過霸的齊晉秦等諸侯國都沒有敢稱王的，只有它是唯一敢稱王的諸侯國。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帶著弟兄們一路遊山玩水行軍到東周邊境，安營紮寨燒烤野炊不走了，嚇得周王派使臣打著勞軍的名義跑來打聽他想幹什麼。楚莊王在酒席上裝醉向周王使節打聽九鼎重量，並表示要回去鑄造同樣重量的九鼎請客吃飯。
於是乎，楚莊王繼「一鳴驚人」之後又貢獻了「問鼎中原」這個成語，成為中華成語名人堂二星級會員。
諸侯國知道此事之後，都在心中暗爽，但表面上一致對楚國君缺少禮數蠻橫不講規矩的行為表示鄙視。但私底下又紛紛鑄造更大更重的超A版「九鼎」。也有一些實力強大，但鑄造工藝不過關的諸侯國，圖省事乾脆明搶別國的。這也是春秋時期齊晉秦楚等國大墓中經常出現其他諸候國青銅器的原因，從此誕生了一個名詞「搶飯碗」。
第一個挑事的楚國，因為其國土面積基本涵蓋了中國南方廣大地區，所以又誕生了中國第一個地域歧視專屬名詞---- 「南蠻子」。
楚國疆域
後來，著名的孔子學院院長孟軻痛心疾首地將這段時期定義為「禮崩樂壞」，並指責其「無義戰」。威叔認為孟院長說這話的立場有問題，因為他姓姬，不符合親屬迴避原則。
孟軻（約前371年—前289年）
再後來，秦滅東周，九鼎從此下落不明。
在史籍中，關於九鼎下落的記載各有不同：
司馬遷在《史記》中就有三種不同說法（很不靠譜的感覺）
《史記•秦本紀》中記載說九鼎落入秦王之手。
《史記•封禪書》中說九鼎在東周時就已遺失了。
《史記•秦始皇本紀》又說九鼎並未入秦或沒全部入秦。並記載了九鼎之一沒於泗水，始皇東巡，泗水取鼎的故事。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巡，在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因有妖龍作祟，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
漢代「泗水撈鼎」浮雕
總之，夏禹九鼎自秦之後便消失了。
後世的許多皇帝都有過重鑄九鼎的想法。
並且，越是因得位不正不自信的皇帝，或者超級自信的皇帝就越喜歡鑄九鼎。比如，武則天與趙佶都重鑄過九鼎。
總之，兩千多年來，九鼎一直都是「國之重器」。
今天這個詞又被賦予在核彈、航母等國家戰略武器上。
中國做為當今世界第二大國，又恰逢前無古人的盛世。
厲害了，我的國，豈能沒有「盛世」標配的九鼎？
其實，傳說中的「九鼎」早就現世了，只是世人大多並不知曉罷了。
今天，就由混跡收藏界三十餘年的威叔，來為大家揭開這個秘密。
首先，既然被稱為重器，一定要夠大夠重，這是前提條件；
其次，要能體現當時最高的鑄造水平，所以一定要造型精美，工藝精湛；
最後，要有足夠多的銘文，記錄當時的歷史事件。
這三個條件，至少滿足兩條才能被稱為國之重器。
按照這個標準，類似鄭州的商朝乳釘紋方鼎、甘肅的秦公鼎、河北的中山鐵足鼎等就不夠上線。
當然，還有重要的一個補充條件，那就是鼎要出世有名，傳承有序、沒有爭議。類似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的商代子龍鼎這種爭議很大的自然不符合標準。
威叔經過多年整理研究，將近百年來已經現世的九鼎，向各位讀者一一揭密：
天下第一鼎：商代 后母戊鼎
又稱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陽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戊（商王武丁的配偶）所制，是商周時期青銅文化的代表作。
因鼎腹內壁上鑄有「后母戊」三字得名，鼎呈長方形，口長112釐米、口寬79.2釐米，壁厚6釐米，大鼎其中一耳為後配，連耳高133釐米，重達832.84公斤。
大鼎是用陶範法鑄造而成的，當時鑄造后母戊鼎至少需要1000公斤以上的原料，且要在大約二三百名工匠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完成，經測定，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古文獻記載制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銅禮器，因此享有「鎮國之寶」的美譽。
關於后母戊鼎的故事很多，其中最有意思的有兩個。
一個是1949年國民黨撤往臺灣時原有意將大鼎運往臺灣，但由於大鼎過於沉重，大鼎流落在南京飛機場，後被解放軍發現，轉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建成，后母戊鼎從南京調往北京，並一直存於中國歷史革命博物館。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此鼎的命名。
最初給該鼎命名的是郭沫若，他認為銘文為「司母戊」，即為「祭祀母親戊」。稱其為「司母戊」鼎，
因為郭大師是學術權威，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來了。
郭沫若
康生
郭大師的解釋後來不斷引發學界的爭議，有多位學者提出，「司」字應作「後」字解，因為在古文字中，司、後是同一個字。
據說當時另一位收藏大家、書法大家康生也持此意見，但是康大師自持身份，對此事並沒有發表官方評論。
眾所知周，康大師對郭大師的專業水平一直是十分不屑的，曾直接打臉道：「若論書法，我用腳趾夾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寫得強。」，並且留字為證。郭老師竟然沒敢應聲。
康生書法
郭沫若書法
在此後出版的《辭海》對「司母戊鼎」作了這樣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銅器，鼎腹內有銘文「司母戊」三字（或釋「后母戊」）。是商王為祭祀其母戊而做。
把「司」改為「後」，實際上是否定了從前把「司」理解為「祭祀」的說法。大部分專家認為「后母戊」的命名要優於「司母戊」，其意義相當於「偉大、了不起、受人尊敬」，與「皇天后土」中的「後」同義。改為「后母戊」，意思相當於：將此鼎獻給「敬愛的母親戊」。
2011年3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新館開館，后母戊鼎亮相時鼎前的標牌顯示為「后母戊鼎」。後來還出現了令人尷尬的事情：中國國家博物館、殷墟博物苑、中國文字博物館三個重量級博物館，在展示同一件青銅大鼎（殷墟、文字博物館為複製品）時，出現了不同的稱謂，位於首都的國家博物館稱「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國內唯一以文字為主題的國家級博物館—中國文字博物館，它的釋名仍為「司母戊鼎」。
天下女權第一鼎：商代 司母辛鼎
1976年出自河南安陽小屯商代第二十三王武丁的配偶「婦好」之墓，因為內壁上有「司母辛」銘文而被命名為「司母辛鼎」。司母辛鼎其實是一對，大小形制一樣。大鼎高80.1釐米、口徑64×48釐米、重128公斤；小鼎高80.5釐米、口徑64×47.6釐米、重117.5公斤。
前面說過后母戊鼎的器主是商王武丁的配偶。一般來說中國歷史上時間較長的朝代，其開國君主和亡國君主的知名度最高，例如商代的成湯與紂王，朱元璋與朱由檢。其次就是各王朝的中興之主，商代的中興之主就是武丁。
這個司母辛鼎的器主也是武丁的配偶，武丁有三個法定配偶，但這不意味著武丁就是一夫多妻，而是因為他活得比較久，先後娶過三個老婆。分別為妣戊（司母戊鼎的器主）、妣辛（司母辛鼎的器主）、妣癸。其中妣辛就是我國有歷史記載以來最早的一個女將軍—婦好！
安陽殷墟婦好塑像
婦好為生稱，「辛」是她死後的廟號。前文說過「司母戊鼎」更名為「后母戊鼎」的原因，這在後來出土的「司母辛鼎」得到證實，畢竟東西埋在婦好墓裡面，是人死後享用的東西，就應該沒有「祭祀」的意思（「司母辛」應理解為「獻給敬愛的母辛」）。由此看來，「司母辛鼎」實際上也應該叫「後母辛鼎」，但不知為何殷墟博物館一直沿用原來的名字。
婦好可謂是世界女權的代表人物。
因此威叔將此鼎稱為「天下女權第一鼎」！
第三鼎：西周雙子鼎之一 大克鼎
又稱克鼎、膳夫克鼎，西周中期青銅器，於清朝光緒十六年（1890年）出土於陝西扶風縣法門寺窖藏，現收藏於上海博物館。
西周大克鼎通高93.1釐米，口徑75.6釐米，腹徑74.9釐米，腹深43釐米，重201.5公斤。
鼎立耳，口沿下飾變形獸面紋，中又飾小獸面紋，並有觚稜凸稜，整個造型莊嚴厚重。腹內鑄銘文290字，銘文行間皆有線相隔，筆勢圓潤。銘文內容是西周晚期一名叫克的「膳夫」,也就是掌管宮廷膳食的官員,為祭祀祖父而鑄造的青銅器。
大克鼎於清朝光緒十六年（1890年）出土於陝西扶風縣法門鎮任村的一處窖藏。出土後，首先被天津人柯劭態買下，潘祖蔭又用重金從柯氏手裡購得，成為大克鼎的主人。潘祖蔭死後，其弟將此鼎運回蘇州老家供放。
民國初年，曾有美國人以巨款求購，被潘氏後人斷然拒絕，視之為傳家之寶。1937年蘇州淪陷，主持家務的孫媳潘達於果斷地與家人將此鼎秘密埋入後屋。後日軍果然不斷來潘家求索此鼎，有時一天竟來七次之多，終於未得。抗戰勝利後，潘達於把西周大克鼎藏在一間屋裡，用舊家具破雜物覆蓋，再將整進房屋釘斷，既不住人也不走人。
新中國成立後，潘達於將此鼎捐獻給國家，從1952年至今，此鼎一直珍藏於上海博物館。為上博的鎮館之寶。
第四鼎：西周雙子鼎之二 大盂鼎
又稱廿三祀盂鼎，1849年出土於陝西郿縣禮村（今寶雞市眉縣常興鎮楊家村一組，即李家村）。鼎高101.9釐米，口徑77.8釐米，重153.5千克。銘文291字，記載了周康王在宗周訓誥盂之事。
大盂鼎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大盂鼎清道光年間（公元1849年）出土於陝西郿縣禮村（今寶雞眉縣常興鎮楊家村一組，即李家村），出土後便被販賣至文物市場。它是西周早期青銅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
此鼎出世後在岐山首富宋金鑑、岐山縣令周庚盛手中輾轉，後落入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恆手中。袁知左宗棠酷愛文玩，旋將大盂鼎獻給上司以表孝心。
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受讒言所傷，遭朝廷議罪。幸得時任侍讀學士的潘祖蔭援手，上奏皇帝力保宗棠，左才獲脫免。潘乃當世著名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後遂以相贈，以謝當年搭救之恩。此後，大盂鼎一直為潘氏所珍藏。
後來大盂鼎也遭遇了與大克鼎同樣的命運。建國後，潘家將大盂鼎和大克鼎一起捐獻給國家，大鼎得以重見天日。
1952年上海博物館落成，大盂鼎藏入此館。
1959年，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開館，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館藏珍品支援。從此大盂鼎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第五鼎：西周第一大鼎 淳化大鼎
1979年12月，出土於陝西淳化縣石橋鄉史家原村內的西周早期墓葬。該鼎形體高大又出土在淳化，故名淳化大鼎。現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
淳化大鼎通高122釐米，口徑83釐米，重226千克。為已知的西周圓鼎中最大最重者（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商代子龍鼎重230千克，但因收藏界對其真偽爭議頗多，因此不列入）。
此鼎最大的與眾不同之處是腹壁上鑄有三個半圓形大耳，這種形制的銅鼎為特例，至今僅見此一器。
第六鼎：文化第一鼎 西周毛公鼎
西周晚期青銅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1843年出土於陝西岐山（今寶雞市岐山縣），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高53.8釐米，腹深27.2釐米，口徑47釐米，重34.7公斤。
毛公鼎銘文有32行，接近五百字，在目前所見青銅器銘文中為最長。銘文的內容可分成七段，是說：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興朝政，乃請叔父毛公為其治理國家內外的大小政務，並飭勤公無私，最後頒贈命服厚賜，毛公因而鑄鼎傳示子孫永寶。
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陝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裡挖出來。後輾轉經古董商蘇億年，落入北京金石學家收藏家陳介祺之手，此後深藏於密室，鮮為人知。陳介祺病故後，1902年其後人賣出此鼎，歸兩江總督端方所有，1911年11月27日端方被派到四川鎮壓保路運動，被革命軍所殺。
民國期間端方後人因家道中落，將毛公鼎典押給天津俄國人開辦的華俄道盛銀行。英國記者辛浦森出美金5萬元向端家購買，端家嫌錢太少，不肯割愛。當時有愛國人士極力呼籲保護國寶，毛公鼎輾轉至當時擔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的大收藏家、後來國學館館長葉恭綽手中，存入大陸銀行。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葉恭綽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帶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裡。由於葉恭綽是用假名買得毛公鼎，讓日本人無法查知它的下落。葉恭綽囑咐其侄葉公超有朝一日將鼎獻給國家。毛公鼎幾經易手，甚至差點被日本軍方奪走，所幸葉公超拼死保護，誓不承認知道寶鼎下落。葉恭綽為救侄子，製造了一隻假鼎上交日軍。
葉公超被釋放後，於1941年夏密攜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軍攻佔，葉家託德國友人將毛公鼎輾轉返回上海。後來因生活困頓，將毛公鼎典押給銀行，由鉅賈陳永仁出資贖出，毛公鼎才不至於流浪他鄉。
1946年陳永仁將毛公鼎捐獻給政府，隔年由上海運至南京，收藏於中央博物館。
1948年，國民黨退守臺灣，大量南京故宮博物院珍貴文物南遷至臺北。
1965年，臺北故宮博物院正式建成，稀世瑰寶毛公鼎成為臺北故宮的鎮館之寶之一，放在商周青銅展廳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換的展品。後作為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兩大紀念章之一。
毛公鼎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內壁鑄有銘文，32行，近500字，是現存青銅器銘文中最長的一篇，堪稱青銅器中銘文之最。其內容敘事完整，記載詳實，被譽為「抵得一篇《尚書》」，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該銘書法極其飽滿莊重，充滿了無與倫比的古典美。以至於出土以來，清末書法家們無不為之傾倒，為後人提供了很好的臨摹模版。
第七鼎：天下第一美鼎 春秋 王子午鼎
1978年，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下寺楚墓中出土一套7件用失蠟法鑄造的列鼎，造型裝飾藝術相同，大小依次排列，其中最大的一件是王子午鼎。鼎通高67釐米，口徑66釐米，重100.2千克。
鼎的主人名叫「王子午」，並稱其為「令尹子庚」。《春秋左傳》等史籍中有多個地方講到他。王子午（史籍中稱公子午）字子庚，他是前文提過的「問鼎中原」的楚莊王的兒子，楚共王的弟弟。他在楚共王時任司馬（相當於國防部長）之職。
王子午鼎蓋、頸、腹內壁均鑄銘文，內壁銘14行86字。長篇銘文表達了對先祖的追思，敘說了王子午自己施德政於民的業績，並教育子孫須以此為準則。全文語詞流暢押韻，是楚國青銅器上不多見的長篇美文，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此外，銘文用鳥篆書寫，有中國最早的「美術字」之譽。
王子午鼎具獨特的楚式風格，造型呈平底束腰形，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楚王好細腰」的故事。環繞鼎腹的六條立體怪獸，各由兩條夔龍蜷曲盤繞而成，是採用失蠟法分別鑄出，然後焊接於鼎身的，顯示了很高的鑄造水準。
在細部裝飾上採用浮雕、立雕、分鑄、榫卯、焊接等技術。優美的造型、精細的紋飾、浪漫奇詭的題材，正是楚國文化藝術的突出特徵。
「王子午」鼎的製作工藝十分精湛，鼎足與底部的結合還採用了冷焊工藝，這是中國古代冶金工藝史上極其重要的突破。這些精湛的製作工藝的運用，使得「王子午」鼎進入了非常完美的境界。
王子午鼎的含銅量約為80%-83%、含錫量約為16%-17%，另外還有少量的鉛和鐵，可能是原料中含的雜質。作為青銅鼎的主要成分銅，是一種不活潑的金屬，在日常條件下一般不容易發生鏽蝕，這是王子午鼎不鏽的原因之一。
第八鼎：春秋第一大鼎 附耳牛頭螭紋蹄足銅鑊鼎
1988年金勝村春秋晚期晉國趙卿墓出土。形體碩大，為所見春秋時期最大鼎，高93釐米，口徑102釐米，重達 220公斤。
金勝村春秋大墓的墓主人是趙簡子。又稱趙鞅，或志父。著名的趙氏孤兒趙武的孫子，以卿主政晉國，挾強大武裝，合諸侯之兵，戌周十載，又鑄「刑鼎」，頒布晉之法典。同時，趙簡子為了趙氏在晉國政局中立於不敗之地，開始了北進的行動，即在其新的採邑地(今太原古城營一帶)營建了一個軍事城堡，並以此為中心，擴展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就是居於晉水之北的晉陽。
第九鼎：戰國第一大鼎 楚大鼎
又叫「鑄客大鼎」，1933年壽縣楚王墓出土。通高113釐米，口徑93釐米，重約400公斤。現藏安徽省博物館，為其鎮館之寶。
楚大鼎因造型穩重大氣，被政府選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祭寶鼎的原型。
國家公祭寶鼎
1933年，長豐縣朱家集（今屬淮南市謝家集區）李三古堆被盜，楚大鼎因體積較大、轉運困難才倖免於難，後被當時安徽省地方政府轉移到當時的省會安慶。
不久，抗日戰爭爆發，安慶淪陷，當地珍貴文物被水運到重慶。上船時，楚大鼎被裝進一個大木箱，民工們抬不動，就採取「滾雪團」的辦法，將這些木箱從岸上滾到船上。楚大鼎總算保住了，但卻傷痕累累。
日本投降後，運到重慶的楚大鼎等一批青銅器被運到了南京。
1949年建國後，這些劫後餘生的文物被運到合肥。
楚大鼎現藏安徽省博物館，為其鎮館之寶
楚大鼎的重量僅次於后母戊鼎，其在所有出土的戰國鼎中是最大最重的，在全世界出土的三足鼎中也是最大的。
1958年，毛主席在參觀這座鼎時開玩笑道：好大一口鼎，能煮一頭牛呵！
楚大鼎共有16字銘文，其中鼎口平沿上刻有12字，為「鑄客為集脀、造脀、鳴腋脀為之。」因此又被稱為「鑄客大鼎」。
其前足膝部與腹部身分別鑄有「安邦」銘文。
因銘文與某著名保險公司同名，曾有人向其品牌部建議將此鼎定為該公司的吉祥物，並向安徽博物館定製模型作為禮品贈送客戶。據說當時該公司品牌部參納了此建議，但還未等施行，該公司已經風雲變幻物是人非。
講完九鼎，再說說其與國運的關係。
前面說過，夏禹九鼎自誕生之日，便是作為國家政權的象徵，秦滅周之後便不知所蹤。秦始皇廣搜天下而不得，無奈之下，只能命李斯以和氏璧制傳國玉璽替代（稍後威叔會另開文章細解）。
從此之後，鼎便成了歷朝歷代顯示傳承正統的最有份量有標誌物。
官方稱謂--「祥瑞」！
中國古代歷朝但凡有雄主出，必有祥瑞獻世。歷如始皇帝、王莽、武則天、宋真宗、宋徽宗、永樂、天啟、雍正、袁世凱。
永樂麒麟祥瑞圖
雍正祥瑞圖
上古大鼎現世，就是歷朝歷代最著名的祥瑞。
所以，當年秦始皇東巡過泗水時，見大鼎出水才會興奮不已。
所以，只要是雄主，沒有不喜歡大鼎的。
可以說，九鼎就是盛世的標準配置，就好像七龍珠一樣，只要湊齊了九個大鼎，就能召喚神龍。
近百年來，上古大鼎不斷出世，這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大好預兆。
現如今九鼎雖已現世，但可惜還有毛公鼎流失之外，希望其能夠早日回歸，湊齊九鼎，超歐趕美，成為世界第一，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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