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公元618年，即李淵從晉陽起兵，一路順風順水中便於第二年在長安稱帝建國算起，包括武則天時期短暫的武周代唐時期，到公元907年朱溫正式逼唐哀帝李祝禪讓建梁為止，後世人眼中輝煌強盛的大唐帝國共享有了長達二百八十九年的國運，在中國傳統的封建王朝中可謂「長壽」。
可就是這麼一個後世人眼中輝煌燦爛、萬國來朝以及四海鹹服的盛世帝國在兩百多年的歷史中同樣遵循著潮起潮落的「自然規律」，在輝煌燦爛的背後同樣有著屬於自己心酸與苦楚。
唐玄宗首開的出逃先例公元755年，就在作為唐朝最偉大的皇帝之一的唐玄宗沉醉於開元盛世的繁榮盛狀，肆無忌憚地寵幸楊貴妃、李林甫以及高力士等人，置軍國大事於不顧時，悄然崛起的胡人領袖安祿山、史思明等人也悍然地舉起了反抗的大旗，掀起新一輪的時代狂流。
而這時，曾經英明神武的唐玄宗早已在酒色的侵蝕之下變得昏聵不決，只能在潼關之戰大敗後帶著一群大臣、親軍們倉皇地逃亡四川成都，將偌大的長安第一次拱手相讓。
借虜平寇背後的隱禍公元763年，儘管作為安史之亂最後頭目的史思明已經為李懷仙等人追及，無奈自殺，徹底結束了這場聲勢浩大的叛亂。但長達八年的動蕩也已經將這個曾經的盛世帝國折騰得千瘡百孔、搖搖欲墜。
正是同年，就在剛剛從叛亂中恢復過來的大唐中央朝廷頭疼於地方藩鎮的坐大以及內部宦官實力的失衡時，早已在「助拳」過程中認識到龐然大物虛弱本質的吐蕃軍隊悍然趁著大唐抽調邊境軍隊入內平叛的大好時機蠶食邊境領土，並伺機再次攻佔長安、搜刮十五日之久。
而剛剛繼位的唐代宗李豫也只能效仿先輩，無奈地逃到陝州避難。
四王兩帝之亂的悲哀安史之亂後，大唐中央政府勢力的衰落和錯誤的平叛政策所引發的地方藩鎮坐大的問題始終困擾著歷代唐皇。
而就在唐代宗之後的第二位皇帝唐德宗即位後，勵精圖治的唐德宗李适在積極推行兩稅法挽救中央財政危機，聯合回紇、南詔打以擊吐蕃崛起勢頭時，對國事深感焦慮的他還不忘將目光轉向國家統一的毒瘤：藩鎮。
於是乎，以公元781年朝廷毅然拒絕成德節度使之子李惟嶽承襲父職的上書為標誌，唐德宗著手展開削藩。然而，出於內外的一系列因素，原本響應朝廷號召前往平叛的涇原兵反而在野心家的推動下於帝都發動兵變，殺入長安劫掠財物。唐德宗倉皇出逃，甚至被迫向天下人發布「罪己詔」，隱晦地承認藩鎮的獨立。
黃巢之亂下的兩度奔逃唐朝後期，隨著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逐漸混亂與崩潰，來自底層民眾的反抗與起義愈發激烈。
公元875年，因為同為私鹽販子的王仙芝在長垣正式起兵反唐，屢試不中從而產生報復心理的黃巢同樣緊跟其後、舉起了反旗。公元881年，不過數年，腳步便遍及整個黃河、長江流域、在天下肆意縱橫的黃巢「北伐」先後攻破了洛陽、潼關。而寵幸宦官田令孜的唐僖宗也只能效仿唐玄宗逃入蜀中，藉助蜀地相對豐富的資源和易守難攻的地理環境組織反撲。
可就在黃巢之亂平息後不久，長安仍處於一幅「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的慘像時，公元885年，出於政治目的的田令孜便再次裹挾唐僖宗逃出長安，掀起新一輪的內戰，將長安拱手讓給了地方節度使。
帝國落幕的殘陽唐僖宗之後即位的唐昭宗是一位相對賢明的帝王。
就在唐帝國遷都洛陽時，哀嘆帝國在農民起義打擊下日趨分崩離析的悲慘局面的唐昭宗，一方面勵精圖治、重視朝臣，希望恢弘舊業，號令天下。另一方面，制訂出一套適應形勢的統治方略，先後發動平定四川陳敬瑄、河東李克用的戰爭。奈何終究是大勢已去、國事衰頹，兩次戰爭均以失敗告終，再一次大大地降低中央朝廷的權威。
公元895年，當節度使李茂貞指使宦官殺死宰相崔紹緯，再次移師長安時，迫於形勢唐昭宗再次出逃洛陽，逃往河東尋求實力雄厚的李克用庇護。而在半路卻被李茂貞的盟友、華州刺史韓建追上，囚禁三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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