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8月25日，尼採辭世，此後半個世紀的歷史便跌入了他思潮的震撼之中。尼採的思想不僅給後來的存在主義發展留下深刻的印記，他的影響還涉及到到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解釋學的範疇。
正因尼採的影響是澎湃而多面的，對於他的讚譽與指責也便交相飛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尼採的思想開始被人與納粹主義與反猶太主義相連結，這很大程度上出自他的妹妹伊莉莎白對於他作品的篡改；伊莉莎白甚至主動與納粹人士合作，選擇性地解釋尼採的理論以正當化對其他人種及國家的戰爭和侵略。尼採在第三帝國的聲名高峰迭起，而他的被曲解也隨之到達了最高潮。此後，人們對他學說中的重要觀念均產生極大的誤解：納粹故意歪曲他的思想，用他作為發動霸權爭奪戰的代言人。哲學學者陳鼓應說：「他們的曲解和誤解，使得生前飽受冷漠的尼採，死後卻一直被熱烘著。」
現在，在尼採120周年誕辰的今天，我們要在熱烘的聲浪中冷靜下來，從這位震撼著20世紀思想界的英傑的著作中，逐一探討他的本意。
尼採，（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著名德國語言學家、哲學家、文化評論家、詩人、作曲家，他的著作對於宗教、道德、現代文化、哲學、以及科學等領域提出廣泛的批判和討論。他的寫作風格獨特，經常使用格言和悖論的技巧。尼採對於後代哲學的發展影響極大，尤其是在存在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上。
在開始研究哲學前，尼採是文字學家。24歲時尼採成為瑞士巴塞爾大學的德語區古典語文學教授，專攻古希臘語，拉丁文獻。但在1879年由於健康問題而辭職，之後飽受精神疾病煎熬。1889年尼採精神崩潰，從此再也沒有恢復，在母親和妹妹的照料下活到1900年去世。
音樂和詩歌成為他的感情生活的兩條出路
尼採的思想，可說是他性格和經驗的產物。那麼，首先讓我們談一些他的生活背景，從這裡開始來增加我們對他著作的了解。
尼採出身於宗教家庭，據說他的祖先七代都是牧師。他父親曾任普魯士王國四個公主的教師，因著他和威廉第四的關係，安居在洛肯（Rocken）村，不久便在該區擔任牧師之職。尼採生出來才4歲，父親患腦軟症去世了。喪父後，尼採在他母親的懷抱裡離開故鄉遷往南堡（Naumburg）。這時圍繞著他周身的，都是女人——母親、妹妹、祖母和兩個姑姑。外在的世界，在戰火的動蕩中喘息著，尼採卻生活在一片祥和平靜的氣氛中。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兩點奇特的事實：一是尼採生於宗教的氣氛中，日後卻成為舉世聞名的反基督教的人；二是尼採在女人的周圍與養育中長大，日後卻成為頑強的反女性主義者。
尼採14歲進入普夫達中學，課程都是古典的，訓練很嚴格。這時的尼採，除了理智的發展有著驚人的進步外，音樂和詩歌已成為他的感情生活的兩條出路。
1864年，尼採和他的朋友杜森（Paul Deussen）進入波恩大學，那時他20歲，開始研究語言學和神學，但第一學期結束，便不再繼續神學了，他不願在神學的空泛觀念上浪費時間，關於這點，尼採在日後的自傳中也曾說到：
為什麼我知道得比別人多些？一般說來為什麼我這樣敏銳？因為我從未在一個不是真實的問題上作思考。我從未浪費過我的精力。例如，我沒有實際宗教難題的經驗。對於「原罪」之感，我完全不熟悉。我也缺乏一個可靠的標準來決定良心上的懺悔：我覺得良心的懺悔是不必加以重視的……良心上的懺悔在我看來是一種「罪惡的眼光」。……「上帝」、「靈魂的不朽」、「拯救」、「超越」，這些只是概念，我並不注意這些，也從不在這上面浪費時間……我根本不把無神論視為一個結果，更不把它當做一件事：我的天性原是如此。我太好問，太多疑，也過於自大，致使我自己不滿於事物的粗淺的解決。上帝則是如此一個粗淺的解答。
在大學期間，尼採對基督教的信仰越發遠離了，他簡直要把基督的信仰全部拋棄，1865年復活節，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尼採的母親聽到她的兒子拒絕參加他們慣常的聖餐時，會如何的驚訝！事後尼採寫信給他的妹妹伊莉莎白說：「如果你祈求心靈的平和與快樂，相信好了！如果你希望成為一個真理的門徒，探索吧！」
尼採拋棄了宗教問題的約束，對於權威便愈富反抗的精神，他的性情也漸趨急切，有一個時期還加入喝酒、唱歌、打鬥的團體。他的回憶裡曾提起當時的事：
我相信孩童時代喝酒、抽菸，起初只是青年的虛榮，最後卻成為壞的習慣。少量的酒精使我精神不振，大量的酒精卻使我像離開海岸的水手。我少年時代就有這股傻勁，一夜之間寫一首拉丁小品，或翻譯一篇拉丁散文。
不久尼採便覺悟這種縱情的生活，深感人群中的喧囂只是帶來內心的空虛而已，於是他又重返往日的孤獨。
在孤獨中，尼採的心靈旋即被兩種藝術所充實：埃斯庫羅斯（Aeschylus）和索福克裡斯（Sophocles）的悲劇，以及華格納的音樂。他背誦埃斯庫羅斯的詩章，聆聽華格納的歌曲，把自己忘形於一個不同的而且更光輝的世界裡。
1865年，他敬愛的古典語言學的老師李契爾（Ritschl）到萊比錫大學任教，尼採也隨著到了那裡。在這一段時期，尼採專心向學，他和洛德（Erwin Rohde）由於共同醉心於古希臘文化而結交為好友。
在萊比錫的幾年間，有兩大影響形成了尼採的個性，這便是叔本華的哲學和華格納的音樂。
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恢復健康，華格納是我唯一的病痛在1865年的冬季，有一天，尼採偶爾在一家舊書店買到叔本華的巨著《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他立刻被這位已逝六年的憂鬱智者迷住了，他狂熱地喊著：「我發現了一面鏡子，在這裡面，我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個性被描述得驚人的宏壯。」他咀嚼著這本書的每句話每個字，費了14天的功夫，不分日夜，一口氣就讀完了。
叔本華哲學的見解，在《意志與表象的世界》這本書裡表明無遺，他把世界分為不同的兩類：觀念和意志。他以一個極端的觀念主義者出發，以為世界只是主體的觀念；而世界之為一觀念，乃是我們思想的建構品。我們把一群觀念分為一類，並給以法則。我們當作是真實的，其實不然，只有每一項意志的行為（即是身體的運動）才是真實的。由是，叔本華把它擴大到一個更大的機體——宇宙，以為宇宙間的一切現象不外是意志的發現，意志是一切組織的原則，一切創化的重心。
依叔本華看來，人便是求生意志的工具，然而這意志使我們投向於無止境的饜欲中，欲望無窮，而滿足有限，這種滿足如同擲向乞丐的施捨，維持他今天的生命，卻延長了他明天的愁慘。有限的滿足既不足以應付無窮的欲望，因此人生陷於痛苦之中。所謂佔有，只是希求暫時的滿足而已；所謂快樂，只是遺忘剎那的痛苦罷了。我們過一天，就更靠近棺材一點，死亡不時對生命發出微笑。
叔本華有遺傳的神經質，如對黑夜的恐怖，無緣無故的沮喪，暴躁的脾氣，他的悲觀色彩和自己的氣質有很大的關係。由於這種氣質，使他無法保持一個愉快的人生觀。何況他所處的時代，正是死亡的浪潮洶湧的時候，整個歐洲都在拿破崙的鐵蹄下呻吟著。戰爭終於過去了，但所餘留的，卻是一片廢墟。生之圖案充滿了令人不忍卒睹的慘象。人們在喘息之餘，被迫生活在一連串巨大問號的陰影下：這表現了什麼？這為的是什麼？這滿目悽涼的世界還會有善意的上帝存在嗎？叔本華成為這悲慘世界的發言人：人生是可悲的，上帝只是一個多餘的假設（A redundant hypothesis），這說法是何等的乾脆，又是多麼的真實。
尼採深為叔本華那種獨抱孤懷的人格所感動，但他並沒有染上悲觀色彩，雖然叔本華所感受到的時代痛苦，同樣地積壓在尼採的肩膀上。後來尼採發現叔本華的悲觀思想可以用希臘藝術來醫好。
正當尼採陶醉於叔本華哲學的時候，恰巧又發現了一位天才，以音樂的形式表現著叔本華的思想。這位天才便是大名鼎鼎的劇作家華格納。
華格納（1813—1883）是德國音樂界的奇才，為後期浪漫主義作曲家中的真正代表人物。他綜合了浪漫主義的幻想，國民樂派的民族觀念，以及泛神論的宗教思想，再加上他那特殊的和聲與配樂等表現方法，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音樂理論。他反對義大利式的純技巧表現的歌劇，因為他認為音樂的表現不僅是技巧，最重要的是思想。
尼採一生中最有名的朋友要算是華格納了，他在學生的時候就很喜歡華格納的劇曲，因為尼採有感於他的音樂之力與美的表現。
尼採得識華格納是在1868年秋，24歲的青年哲學家和55歲聞名於世的音樂家，初次見面便大談叔本華，華格納還親自演奏《名歌手》的第一幕前奏曲給尼採聽。事後尼採在給他的朋友信上說：「我發現了一個人，是如此深刻地感動著我，他就像叔本華所說的『天才』，他充滿著奇妙而動人心弦的哲學。」這是1868年的事，但是20年後尼採卻稱華格納為「狡猾的響尾蛇」、「典型的頹廢者」！這真是件饒有趣味，而又令人遺憾的事。
當時華格納之所以吸引尼採，不僅由於對他作品的共鳴，同時也因尼採深愛音樂之故。
「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種錯誤」——尼採
尼採欣賞華格納富有革命性的作品；他們都對叔本華懷著一份喜愛的感情。《特萊斯坦》不僅讚美了叔本華無休止的、盲目的與掙扎的意志，而且還表現了一種沉醉的歡欣。這留給尼採一個啟示，使他腦中激起了古希臘狄奧尼索斯祭祀時的那種鼓舞興奮之情，這使得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討論希臘劇曲之餘，也還忘不了華格納的作品。
尼採和華格納認識三年，處女作《悲劇的誕生》（The Birth of Tragedy ）出版。在這裡，尼採把希臘文化分成蘇格拉底以前和蘇格拉底以後兩個不同的階段，前者的文化是由健康的生命力所創造的，後者則是毫無生氣的理性的產物。尼採繼續說，現代的文化很像過去蘇格拉底時期的文化，只有華格納的音樂可以挽救這種文化的危機。尼採把一個藝術的理想寄託於華格納的歌劇上面。華格納得到這樣的一位知己，他怎能藏得住內心的高興呢！無怪乎在他看完《悲劇的誕生》之後，對尼採叫喊著：「我從來沒有讀過一本像這樣好的書，簡直偉大極了！」
這時華格納離開特裡普森到了拜路伊特（Bayreuth），在那兒建立了一座規模很大的國家歌劇院，正準備上演他的新作。
華格納寫信催促尼採到拜路伊特看他排演，尼採滿懷興奮之情趕去。但是，這一回他失望了，他簡直不相信這作品是出自華格納之手，整部劇都充滿了基督教的色彩，墮落的氣氛！
華格納的歌劇變成人類心靈的軟化劑，皇室以及悠閒富裕的人們，都成了華格納迷。正當華格納享有盛名時，尼採卻掉頭而去。
不留一個字給華格納——他走了，在克林根布倫（Klingenbrun）藏匿了十天，徘徊于波希米亞森林之中，就在這裡，一個大的啟示使他走向自己，尋找自己——而不再奢望那已破滅的幻影。幾天以後，他又回到拜路伊特，卻像個陌生人，我們無法想像在這幾個星期之內他是多麼的痛苦。最後尼採離開了拜路伊特，以後從沒有回去過。尼採後來寫著：「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是恢復健康，華格納是我唯一的病痛。」
他拋棄了華格納，也連帶遺忘了叔本華。其實尼採心中之叔本華的畫像，並非叔本華本人，而是希臘悲劇的哲學家；尼採心中之華格納的畫像，並非華格納本人，而是狄奧尼索斯藝術家的理想形構。如今，這些理想全都破滅了！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採把他的朋友華格納偶像化、神聖化，現在他不再想做華格納的信徒了，他要成為他真實的自己；他不再忠實於「友情的華格納」。友情的華格納是建立在「哲學精神的華格納」之上的，這種精神消失了，友情也隨著暗淡。
尼採的心弦在拜路伊特的氣氛與哲學的精神兩極之間擺動著——前者是甜蜜而陰暗，後者則坎坷而曠寞，但與晴朗的天空為伴。正值華格納成為當代高級社會的寵兒之際，尼採終於選擇了他自己和星光。這隻老鷹展開了翅膀，一飛而沖天。
尼採認為蘇格拉底沒有悲劇精神，並且不了解古希臘的詩尼採不僅是位知名的思想家，同時我們也不要忘了他是位傑出的學者；他的思想創作應以《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為最卓越，而學術工作則首推《悲劇的誕生》為最昭著。他才25歲便得李契爾的介紹而膺任古典語言學教授之職，這時尼採已是一位優秀的古典語言學者，他從古籍的解釋中奠定了創作的基礎。《悲劇的誕生》是他早期學者工作的代表作。在這本書裡所提出的許多問題，都成為尼採後來著作發展的線索。
《悲劇的誕生》是尼採古典語言學上別開生面的一部著作，另外還受了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和華格納的音樂的影響。在這裡他認為只有在美感現象中，生命和世界才顯得有價值。美感價值是《悲劇的誕生》中所認為的唯一價值。
尼採反對康德所留下的理性與道德世界秩序的概念，他也不同於謝林等所接受的啟示宗教之信仰，他比較接近啟蒙運動：他建立價值而無神聖的制約，但又不同於啟蒙運動的各位思想家，因為他開始對道德價值感到懷疑。
尼採懷疑道德的價值之後，進一步又探究價值的維持是否需要超自然的肯定。他沒有康德那種信念，以為只要把古代的上帝從哲學思想的領域中逐出去，就可以解救我們古老的價值。尼採早期的著作中，都認為價值無需依於「永恆的神意」或「自然的目的」。也許因為道德價值和超自然的理論太密切了，尼採乃在《悲劇的誕生》中開始探討他的美學價值。
《悲劇的誕生》主要觀念為阿波羅（Apollo，一譯日神、太陽神）和狄奧尼索斯（Dionysus，一譯酒神）。尼採由古典語言學的研究，提出了這種特殊的見解：以為希臘藝術即由這兩種精神的互相激蕩中產生。
藝術的不斷發展是由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兩體的結合，正如生殖依於兩性間不斷的衝突與協調活動一樣。
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這兩個希臘藝術之神，在希臘世界中為一尖銳對立的存在，在起源和目的上，阿波羅的雕刻藝術和狄奧尼索斯的非視覺音樂藝術之間，成為一個強烈的對照。這兩種趨勢並駕齊驅，又不斷地互相激蕩，而引發更強力的創造，這兩種精神在長期的對峙中，僅在「藝術」共同的名詞中取得表面的協調，直到最後，才由希臘意志中的形上學奇蹟加以點化，而形成阿提卡（Attic）悲劇的藝術創作。
為了把握這兩種趨勢，讓我們設想它們為夢幻與醉狂的兩個藝術世界。這種生理的現象存在於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之間。
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是希臘人在藝術上所崇拜的兩位神：在日神阿波羅的恬靜幽美光彩四射之中，喚起希臘人形形色色的夢幻，於是依影圖形而發揮他們在造形藝術上特有的成就；同時，在酒神狄奧尼索斯的沉醉狂歡載歌載舞之中，激起希臘人波濤澎湃的生命，於是借創造的衝動而徵服種種可懼的事物。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採對這兩者平衡視之，阿波羅精神表現出一種靜態的美，把蒼蒼茫茫的宇宙化成理性上的清明世界，並借其夢幻之馳騁，而後復以生命中之無限生命力貫穿於靜性的世界之中，把平面的結構貫穿而成立體的結構。這種生命的律動，從希臘宗教上的狄奧尼索斯暗示出來，酒神狄奧尼索斯狂醉後，把深藏於內心的生命力勾引出來，貫注於理性的世界中，而形成音樂、歌舞的衝動。
尼採倡言希臘文化的最高成就，即是阿波羅藝術（史詩、雕刻、繪畫）和狄奧尼索斯藝術（音樂、舞蹈）的結合。這兩種精神相衝激而產生了深邃沉厚的悲劇，希臘文化最高的智慧即表現於它的悲劇之上。
在此，尼採對希臘文化提出一種嶄新的見解。他在自傳《看，這個人》（Ecce Homo ）中，對《悲劇的誕生》曾作如是的評語：
在這本書裡，有兩個特殊的發現：
在希臘文化中，把握了狄奧尼索斯的現象——第一次，對於這現象提供一個心理的分析，以此視為一切希臘藝術的基礎。
第二個發現是對於蘇格拉底思想的解釋——在這裡第一次把蘇格拉底認定是希臘文化衰落的關鍵，視為頹廢的典型。
在這上面，尼採確是提出了一個驚人的見解。從前的哲學史都以為希臘哲學盛期是由蘇格拉底而柏拉圖到亞里斯多德的時代，但是尼採則指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希臘哲學的高峰是屬於前期，因為希臘後期的哲學只是在象牙塔上造概念，而真正的哲學是應該從健康的精神上發洩出來的，希臘前期的哲學家（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等）即能表現這種精神。
從中世紀一千多年以來，都只以為希臘文化唯一的精神是阿波羅精神，以為希臘文化只是阿波羅理性之光的發射。以此，尼採乃指出不僅近代人不了解希臘精神，而且希臘人也誤解了他們自己，所以尼採握住了蘇格拉底作為代表而加以批評。
尼採認為蘇格拉底沒有悲劇精神，並且不了解古希臘的詩，只知道荷馬敘事詩上平易近人的庸俗理論，而荷馬敘事詩中的悲劇英雄也被化為平淡無奇的俗人。蘇格拉底之後，不僅哲學衰落，藝術也漸趨暗淡。例如三大悲劇家，到了第三個尤裡披底斯，他的作品中初期尚能保持原始悲劇的精神，但已漸形平凡而開始衰退了。蘇格拉底以後，熱情被凍結（變成有光而無熱），狄奧尼索斯的精神消失了，只剩阿波羅精神也逐漸衰落，由是創造力頓形萎縮，從此希臘開天闢地的精神便喪失殆盡了。希臘文化乃變成既非理性清明的世界，也非陶然醉意的世界；在哲學上成為平凡的蘇格拉底世界，在藝術上成為淺薄的喜劇。
站在轉折點上的尼採漸漸地走向他自己，創造出他自己的哲學作為一部古典語言學著作的《悲劇的誕生》，是十分富有抒情的意味和獨特的創見。
在1873到1876年之間，他寫成了《反時代的考察》，這書的內容包括四篇很長的論文：
第一篇《史特勞斯：懺悔者與作家》（David Strauss：The Confessor and Writer）——史特勞斯為著名的《耶穌傳》作者，後來又寫《新舊的信仰》而給當時社會以廣泛的影響。尼採批評他並非出自個人的情感，而是有鑑於他在教育上造成平庸化及扼殺蓬勃意志的思想。
第二篇《歷史對人生的利弊》（The Use and Disadvantage of History for Life）——關於歷史價值的思考。尼採重視恐怖性對於歷史的挑戰，它可使弱者否定人生，使強者創造美的事物，強者在歷經艱辛後所激起的創造美，這歷史是有價值的。尼採認為歷史的研究應是一種強烈的刺激品，不是毀滅人心，便是堅強人心。
第三篇《教育家叔本華》（Schopenhauer as Educator）——認為叔本華的理想是未來人類的典範。教育應該注重於個人的價值與個性的啟發，然而現代御用的大學教授只知致力於低下的人生價值之灌輸。世俗的教育家只知高叫群眾價值之提高，殊不知個人價值若低落，則群眾價值便無由增高。
第四篇《華格納在拜路伊特》（Richard Wagner in Bayreuth）——叔本華的「天才」理想為華格納所實現。華格納在拜路伊特定期音樂會中表現了真正藝術創造者的驚人成就，他融合了一切藝術而成為美感的綜合體。
這些書使尼採的敵人漸漸多起來，最糟糕的是不久便和華格納決裂了。然而這在他的思想上卻是一個轉捩點。此後尼採漸漸地走向他自己，創造他自己的哲學。
「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豐富的刺激」在尼採的思想創作日趨豐富的同時，他的身體健康卻日趨崩潰——劇烈的頭痛、胃病、眼疾侵襲著他。
他的病，也許和他在1870年普法戰爭時短期的軍中生活有關。早在1867年，他加入軍事訓練，不慎墜馬受傷。三年之後，又以瑞士公民的身份參加救護工作，在救護車上守了三天三夜，服侍六個重傷患者，他們得著赤痢白喉，尼採也受了傳染而送往醫治。後來他給他朋友戈斯多夫（Gersdorff）的信上說：「我所經驗的空氣，像一片陰鬱的霧迷濛於我的周身：我這次所聽到的悲嘆哀哭之聲，像是永無終止。」從此他的身體受到嚴重的損傷，強烈的神經痛、失眠症以及消化不良種種病苦纏繞著他。他躲到鄉間休養了兩個月，總算恢復了健康。但是到了1879年，因用功過度而舊病復發，甚至幾臨於死亡的邊緣。當時的情形在他自傳中有動人的描述：
我存在的喜悅，其特徵是充滿著命運：以一個謎樣的形式表現了出來，假如像我父親一樣，那麼我已經死了，像我母親的話，我還活著而漸趨老邁。這兩種生命的起源像生命的梯子上最高和最低的一級，一方面衰退，一方面才開始，假如有意義的話，這解釋了一個中和性，即是對於生命一般問題我不屬於任何一個局部，以此把我顯示了出來。我對於上升和下降的第一個徵象要比任何人更為敏感。在這領域內，我是一個主人——我知道兩方面，因為我屬於兩方面。我父親在36歲時逝世，他是個優雅、可愛而多病的人，好像他的命運只是短短的一生——只提醒人有個生命——他的生命衰退的同年，我也開始衰退：在我36歲時，我的生命力到達最低點——我仍然活著，但我不能看見三步以外的東西。在那時候——1879年——我辭去了巴塞爾大學教授之職。活像個影子，在聖馬利茲（St．Moritz）過了一個夏天，到南堡又度過了一個冬天，這是我生命中最沒有陽光的時候。我正趨於最低潮。《影子中的漫遊者》就是這時期的產品。無疑的，我對影子已非常熟悉了。
冬天，在熱那亞第一個冬天，我血肉極端貧虧的時候，卻帶著愉快而精神煥發的心情，完成《曙光》。這本書反映出極度的光明與愉快，同時也顯現了理智上的豐富。在我這方面，不僅和我最衰弱的身體很相應，同時也正是我最痛苦的時候。一連72小時的頭痛和強烈的暈眩使我感到痛苦異常，但我仍專心著理論的清晰，血液完全冷了，而我仍思索著許多的問題。
我的血液循環是緩慢的。沒有人能在我的血液中查出熱度。有一次一位醫生替我看病，最後喊出來：「不！你的神經沒有一點毛病，我才是神經病呢！」他們不能在我身體中發現出究竟是哪一個局部的衰退，或任何有機的胃病也查不出來。
甚至於我的眼睛也很糟，幾乎接近盲目的危險，這只是果而不是一個因；因為，我身體健康進步時，隨著我的視力也好轉。對我說來長年累月是可以恢復的，但說來也會再發，而且還在衰退的周期中呢！我知道內內外外的衰退情形。
若承認我是衰退者，事實我正是相反，其中有一證明：我常本能地選擇一個正當的治療法，而不選擇有害的。至於衰退的人，卻往往選擇其有害的治療法。大體上我當時是健康的，但在某些項目上則是衰退的。精力迫使我走向孤獨，同時，迫使我離開我平常的生活方式；自我訓練使我不鬆懈，不要人服侍，也不要醫生看我——這些都顯示著我最需要的本能都很好。我可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恢復健康，做這些事，第一個成功的條件是（生理學家都會同意的）根本上為健康的人。一個真正多病性質的人，不能變成健康，他自己的努力也很少。另方面，對於一個本能上健康的人，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豐富的刺激。於是我便以這種態度來看我長時期的病痛：這似乎使我發現重新的生命，我的自我也包括在內（自我也新起來了）。我嘗試所有好的甚至於瑣碎的東西，而其他人則不能做到——我以我的健康意志與生命意志創造哲學……我希望別人如此來了解我；在我生命力最低潮的年月裡，我仍不會成為一個悲觀主義者：自我恢復的本能不使我有窮困與絕望的哲學。
36歲以後，尼採的肉體生命開始往下崩塌，但是他的思想生命卻正相反地開始向上創建。這真是件奇妙的事，也許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疾病反而是生命有力的刺激，生命豐富的刺激。」他在本能上是個極堅強的人，即使在最嚴重的病況下，他仍然以生命的意志克服它。
「血液完全冷了，而我仍然思索著許多的問題。」病痛與孤獨兇猛地侵襲著他，但他卻能以卓絕的精神撐持著自己，奮力發揮高度的創造欲，直至幾乎失明還在振筆疾書。很少人能為自己的才分付出這樣大的代價啊！
病痛迫使尼採辭去巴塞爾大學教授之職，結束了他十年（1869—1879）的粉筆生涯。從此尼採過著一種吉卜賽人式的飄泊生活，流浪於南歐一帶。那些地方，到處都留著古蹟，古希臘的寺廟，狄奧尼索斯與阿波羅栩栩如生的塑像，文藝復興時代藝術家的事跡，這一切都迴響於尼採的哲學之中。
尼採漫遊各地，他的大部分思想都是在野外散步時沉思所得的，也許是由於缺乏健康的緣故，他喜歡用格言來表達他的思想。《人性的，太人性的》和《曙光》這兩部書便是格言的匯集。
1878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是一個「轉機的紀念碑」。在文體上，尼採放棄了以前嚴整的論文而採用散文體裁；在思想上，他拋棄了華格納與叔本華而開始創立「超人」之說。
《愉快的智慧》（The Joyful Wisdom ，英譯名或作The Gay Science ）完成於1882年，是尼採病後新愈時的作品，所以筆下流露出一股生命喜悅之情。
《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是給人類的空前偉大的贈禮和最深邃的著作1882年，尼採到西西里作春季旅行，在那裡，他接受了瑪爾維達女士的邀請赴羅馬。她羨慕尼採的個性和天才，希望他能找到一位妻子，尼採回信給她：「我老實告訴你，我所需要的，是一個好的女人。」她選擇了年輕美貌的莎樂美（Lou Salome），尼採很快就墮入情網。但是不到半年的時間就鬧翻了。莎樂美還寫信痛罵尼採，他沒回話，只在給保羅·雷博士信上說：「她如此不害臊，居然想把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作為玩弄的對象。」
如今，貧病失戀的尼採比以前更寂寞了，他再度開始飄泊。但是現在他把他的愛，高度集中於他的精神產物——《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在飄泊的旅途中，他每天清晨或黃昏沿著海岸或山間作漫長而孤獨的散步，在步行中深思冥索，他的創造欲恰像幽谷中澗水，噴湧而出，他用心捕捉著每一瞬間的靈感，取出隨身攜帶著的筆記本記錄下來。就在1883—1884年之間，寫下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關於這書，在後面我們要單獨列出來談它，因為它是尼採最具創造力的代表作，也是世界上罕有的好書。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這書是給人類的空前偉大的贈禮和最深邃的著作。
1886年尼採繼續寫《善與惡之外》（Beyond Good and Evil ），在這裡，他駁斥近代文明的墮落並認基督教理想實為奴性種族的產物。最後論及自主道德和奴隸道德的分別——尼採在此提出了一套特異的道德觀點。這書一出，立刻受到一位瑞士學者的攻擊，尼採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寫好了三篇論文為答辯。這些論文後來集成《道德的譜系》（The Genealogy of Morals ）出版。
1887年他在尼斯因誤解而失去了所有的好朋友，但在這裡最後得到了兩位特殊的讀者：著名的丹麥人布蘭德（Brandes）和法國史學家泰因（Taine）。泰因極力鼓勵他稱讚他，布蘭德則寫信告訴他將要講授「尼採哲學」，這在他的晚年，映射著幾線夕陽的回光。
這時尼採的健康已直線下降，他自知死期不遠，乃奮力著述。1888年，他連續完成《尼採與華格納之爭》、《偶像的黃昏》、《反基督》，他還計劃寫作《衝創意志》（Will to Power ）和《一切價值的轉換》。對於《一切價值的轉換》這本巨著，尼採準備寫成四部：（1）反基督——對於基督教的批評。（2）自由精神——對於虛無主義的批評。（3）反道德者——對於世俗道德的批評。（4）狄奧尼索斯——闡述永恆重現的觀念。第一部《反基督》（The Antichrist ）幾個星期就寫好了，其他三個部分還沒有動筆，尼採又著手寫《尼採對華格納》和《看這個人》（Ecce Homo ）——世界上最奇特的自傳。
一口氣寫下這麼多東西，尼採終因精力透支過度而倒塌下來。
1889年1月，尼採在都靈街上倒了下來，就在這瞬間，剛好一輛馬車擦身而過，他雙手抱著馬的頸子。之後他被帶回家去，當他意識恢復過來時，他還把當時的情形寫信告訴他的朋友。
老友歐佛貝克（Overbeck）趕來看他，決定把尼採帶回巴塞爾，在車上，尼採還哼著小調呢！到了巴塞爾，尼採被送進病院。
在他病時，大部分的時間是溫和而愉快的，清醒時也可和人交談。有位醫生認為他可以治好尼採，如果能授予他對這位病人施以無限威權的話。但這項建議為尼採的母親婉謝了。不久尼採被他母親帶回家去。
伊莉莎白從巴拉圭趕回來。這時尼採之名已迅速傳遍世界，伊莉莎白獲得了她哥哥所有著作的出版權，包括他給朋友的信件。母親去世後，她把尼採帶回魏瑪。三年後，1900年8月25日，他死於這歌德殞世的城市。在他出殯時，輓聯上寫著：你的名字在後人心中是神聖的。
尼採在自傳中卻這樣寫著：
我很怕將來有一天會有人稱我為神聖的：你可猜得到為何我要在死前拿出這本書，就是為了要防止別人對我的惡作劇；我不希望成為神聖的人，甚至於寧可做個怪物——也許我就是一個怪物。
本文節選自
書名：悲劇哲學家尼採
作者: 陳鼓應
出版社: 中華書局
出版年: 2015-10
責編 | 大寶
主編 | 魏冰心
圖片 |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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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我不希望成為神聖的人，甚至於寧可做個怪物 | 尼採誕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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