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採逝世120周年|我們這個時代仍然需要尼採

自尼採（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逝世已經過去了整整120年了。他發瘋前所做的預言，很多都已經變成了現實，比如戰爭、歐盟。但他孜孜以求的、更高貴的生命，在今日仍然遙遙無期。像我們所熟知的那樣，自1900年至今，文化遭遇了許多災難。那些旨在拯救文化的嘗試，隨著大師們的逝去，統統都擺進了歷史的雜貨鋪。尼採所控訴的道德在新的國家、法律中更加猖狂。世界再一次變得宏大而實證。更可怕的是，世界仿佛消失了。所有精美的、崇高的存在都在加速度消亡。弗洛伊德、馬克思、索緒爾的哲學也早已經融入了我們的商品和樓宇中，和當下的黑暗混淆在一起面目不清。

尼採的啟示在今日也不過時。他對基督教、道德、庸俗文化做出的批判，他以超人、永恆、力量為核心做出的超越，都呼應了今日的現實和狀況。我們時代的原子化、消費主義、保守精神，都是對於生命的背離。在今日的世界，「重估一切價值」帶著一種對文化的輕蔑，和尼採憎恨的虛無主義同為表裡。

尼採

尼採所面對的正是我們今日面對的。這個二十一世紀初和十九世紀末是多麼相像，它們都秉持著實用主義，並漠視文明。尼採毫無客氣地將矛頭對準了德國文化。繼馬修·阿諾德之後，他將自己的眼光看向了新興的、迂腐的中產階級。尼採稱他們為「末人」。尼採指出，德國正在實踐的民主，這裡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現實，正在形成一種庸俗的大眾文化。

即使不考慮時代的部分，尼採的哲學對個體也有裨益。他時刻不忘告誡人們，不想淪為芸芸眾生的人「成為你自己！」他為世界發明了天才、超人。尼採的天才就是整體意義上的，是生命意義上的。尼採是為數不多的、能讓我們重新獲取自由、領略生命的哲學家。

在很大程度上，尼採的哲學根本不是哲學，而是去除了故事和感情的愛與生命。我們感受著它的純度、激情、（偶然之後的）必然。「權力意志」正是對生命的主體的勾勒：是在科學化之後再度飽滿的力量。「永恆輪迴」訴說的是生命的運動：每一個生命、每一種語言都變成了永恆。這些思考和語言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核心：生命。在短詩《生命的定律》中，尼採寫道，「要真正體驗生命，/你必須站在生命之上！/為此要學會向高處攀登！/為此要學會——俯視下方！」

尼採，這個無信仰者、無國籍者，揭示了基督教觀念的虛構性或者敘事性，宣告了「我意願」所代表的現代自由，並最終選擇了「讚美生活」，「那就努力吧，/因為同樣的悲戚也在折磨著你的心房」。在一百餘年前，尼採為今日的世界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和尼採一樣，我們都是從一切真理中被放逐的人。尼採自身就是我們需要他的最大理由。

尼採是如何成為尼採的？

在尼採還不了解自己的時候，他像一個普通人那樣生活。1858年，尼採到普夫達學校寄宿讀書，在此期間，他發展了對於古典的興趣。在古典語文學的道路上，他走得極其順利。導師李奇爾幫助他發表論文，創辦古典語文學會，申請教師職位。為李奇爾驚嘆的天才在這個北德牧師之子的身上逐漸展露。

年輕時的尼採

在後來的學術研究生涯中，尼採越來越脫離當時的古典語文學的研究範式，或者說，尼採試圖拓寬古典語文學的研究範疇。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但也付出了驚人的代價——他對希臘的理解和闡釋常常是偏離的。如卡爾·洛維特指出的，希臘人不關注未來，他們全部的想像投注的是過去。尼採在愛希臘的同時，也改變了希臘的眼睛。

叔本華走進了尼採的世界。他沉浸在叔本華的十字架、死亡中。尼採輕易地接受了這些，並在筆記本上寫下，「直覺是最好的。」世界不存在理性，只有本能和可能生機勃勃的意志。不久之後，尼採就和叔本華告別了，理由是叔本華的悲觀主義在進入現代後因負重過多而壓垮了自己。但經過這一遭，尼採對什麼是藝術家和哲學家有了清晰的認知：他們使從不跳躍的自然完成了它唯一的一次跳躍。

從1869年冬到1870年，他當了炮兵部隊預備役軍官。日常，他會參與訓練，使用馬刀，操縱加農炮。德法戰爭爆發後，他報名參戰，做了兩個月的衛生兵。對於戰爭這個緊急事件，尼採一直是從德國文明的角度加以審視的。他認為那個軍事天才摧毀了所剩無幾的德國文化。當看到整個國家變得狂妄自大，尼採愈發憎恨這個國度。「不瞞你說，我認為現在的普魯士是一個對文化有極大危險的政權。」在給朋友洛德信中，尼採這樣寫道。他痛恨瀰漫在德國的沙文主義和他們對於法國的鄙夷。

尼採所不知道的是，時代正在給尼採加冕。尼採並不想要這樣一頂冠冕。在萊比錫大學，尼採在不經考試的情況下，榮升古典語文學教授。在他教學的生涯中，尼採愈發了解教育的實質。真正的教育是內心的教育，是生命的教育，而非野蠻人的外在教育，或者高雅人士的譁眾取寵。他呼喚熱情，而非那些學者嚶嚶的頹廢之聲。真正的教育家們是一群喚醒者，他們可以解放年輕人的心靈，就像叔本華對他所做的那樣。

1872年在巴塞爾完稿出版的《悲劇的誕生》如今已經是大學的教材了。但是當時，它受到了眾多語言學家的批判，包括李奇爾和未來的古典語文學教皇維拉莫維茨-默倫多夫。「尼採先生履行諾言，他攫住狄俄尼索斯，從印度遷往希臘……」維拉莫維茨撰寫道。他的批評局限在尼採是如何僭越了古典語文學，這完全不是尼採所關心的。

《悲劇的誕生》

狄俄尼索斯學說旨在對蘇格拉底主義、辯證法進行糾錯，並復原古老的悲劇。尼採讓我們意識到，蘇格拉底的哲學完成了一個新的轉型，這種轉型是以犧牲悲劇為代價的。在這裡，我們懂得了，尼採是更相信藝術的，科學對他而言不過是藝術的縮小版。尼採給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任務：用藝術家的眼光考察科學，用人生的眼光考察藝術。

「我正尋找——根底的根底！」

在二戰後一次國際筆會的會議上，託馬斯·曼帶來了一個可能最真實的尼採。最後的結尾簡潔、克制。「哲學並非冷靜的抽象，而是經歷、忍受痛苦和為人類作出犧牲，這是尼採的認知和範例。他為此而被推上怪誕謬誤的、終年積雪的高峰，但事實上未來才是他的愛之所寄的國度，對於我們這些青年時代得益於他者無限之多的後來人而言，他將作為一個具有溫柔和可敬的悲劇性、為這個歷史時代轉折點的閃電投來的光芒所環繞的形象兀立於我們眼前。」

一生中，尼採罹患了太多大大小小的疾病，從1867年他在瑙姆堡野戰炮部隊受傷，到1900年死於腦軟化症，中間有：痢疾、眼疾、胃病、偏頭疼、失眠、風溼病、神經官能症、精神崩潰……每當疾病來到一個字前，它就消失在這個字的後面。疾病在尼採的思想總是沒有具體的蹤跡。尼採本人對於疾病的態度是模稜兩可的。他不斷地否定自己的疾病，將其命名為更為宏闊的健康，「我有一項使命……這項使命讓我病倒，它還會讓我康復起來……」他是精神和肉體之外的「第三性」，他的出生就是為了承擔痛苦。

尼採生前最後三年的住所

為了緩解痛苦和追隨自己的真理，尼採辭去教職，來到了歐陸的南方。在寫出自己重要作品的日子裡，他在尼斯、西爾斯-馬利亞、熱那亞等地輾轉各處的膳食旅館，遠離舊時的貴族社交圈，與寒酸的家具、堆積的手稿和三氯乙醛相伴。南方的陽光、空氣、植物、食物、漫談給了尼採新的生命。他會「在任何一處有非常清澈的、銀光閃閃的水中遊泳、洗澡和嬉戲」。在那裡，他的觀察變得敏銳、他的精神全面敞開，他等待他的可能的雲。此時的他對自己的使命有著清晰的認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將自己看作最後的哲學家，最後一個人。

尼採的很多作品都是採用格言、斷片的方式。一方面，這給它們蒙上的宗教的色彩；另一方面，這又將尼採和恩培多克勒、奧古斯丁、帕斯卡、諾瓦利斯，以及後來的維根斯坦聯繫在一起。不同之處在於，當奧古斯丁反反覆覆論述基督世界，當維根斯坦不斷遭遇語言的問題時，尼採觸及的是一種幽暗，現在我們稱之為現代最初的幽暗。

這種寫作方式是面向永恆的，是對基督教式辯證法的一次超越。尼採的透視主義把語言的貧乏、愚蠢留在了表面，將不可說下放到底部。他是成熟的、狂傲的、英雄的諾瓦利斯。在最好的狀態，尼採的文字宛如一架座鐘，「會不停地轉動不斷地慢慢停下——是轉動和停止之間的一個偉大瞬間，直到產生你的所有條件，在世界的循環中，重新聚到一處。」

在莎樂美事件之後，尼採創造了他最格格不入的作品。這是他唯一一次踏入創造者的花園，也是他唯一一次作為母體而存在。查拉圖斯特拉，即尼採為現代世紀創造的瑣羅亞斯德，我們的超人。超人是對達爾文的雙重超越，其一是對進化論的直接廢除，其二是在現代生命的境遇下重造上帝——儘管他失敗了。

在最簡答的定義下，超人是創造人的人。這是尼採最為人們所忽略的想法。於他而言，「創造上帝偉大，是超人性的使命，世人甘心情願為之獻身。」後世猜想尼採要復興貴族政治，不過是一種臆想。《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反覆勸告和忠告我們，「繼續忠於塵世吧，不要聽信那些跟你們奢談超脫塵世之希望的人！」尼採在舉世第一個地呼喊出「上帝已死」後，給了我們他的問題的答案。創造上帝吧，如果可以。

「1889年的1月3日，都靈，弗裡德裡希·尼採走出卡洛阿爾貝託街6號的大門，也許是去散步，也許是去郵局拿信。……身材魁梧，蓄著大鬍子的尼採突然跳上馬車，甩開胳膊抱住了馬脖子，開始啜泣。……」從那一天起，尼採留下了一個驚人的空白。信仰的領地，再沒有人獲準進入。即令大師們，都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盯著自己顫抖的心靈。

最後的、真實的尼採

根據由他的交往的人們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壯年的尼採優雅、高貴，晚年的尼採孤獨、癱瘓。他的朋友保羅·多伊森記得早年的尼採嚴肅、真誠，身體有些發胖。「晚上11點以後，尼採從雅各布·布克哈特家作客回來，情緒激動、面頰鮮紅、身體動個不停，他充滿自信，像一頭幼獅。」1871年，他記錄道。到1882年，尼採變得有些病態。那時的他留給莎樂美的第一印象就是孤獨。「……他笑得不響，說話聲音不大，走路時小心翼翼，總在沉思，雙肩有些內陷……他的眼睛已經半盲……既瞥向內心，同時又瞥向遠方……在日常生活當中，他極其禮貌柔和得像婦人，一向沉著而友好……」。1887年，尼採徹底失去了他青春所保有的全部，留下的只有結巴和傾斜。

在今天，我們的尼採常常是那個查拉圖斯特拉化的尼採，一個超人，一個現代赫拉克利特，一個失去法度的歌德。尼採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是一個懷疑論者，是一個超人信仰者；是一個文化的醫生，是一個超越疾病的病人；是一個戴面具的作者，是一個真誠的人；是一個面具，是一個犁頭……尼採的身份是矛盾的，但它又包含了非此即彼的決斷。他說，「樂觀主義，為了重建的目的，為了什麼時候能被允許再次成為悲觀主義者」，正是如此。

透過其直接、華麗、多變的象徵手法，透過其既是格言又有體系的哲學，透過其千百種瘋癲，一個真實的尼採為我們所見。尼採相信自己的創造，「最後的哲學家享有碩果纍纍的孤獨感！他置身於大自然，鷹鳶在他頭上盤旋……」他贏得了他的樂觀主義，這實在是現代主義的最高獻禮。尼採徹徹底底地宣告了現代的到來，他幾乎被視為現代的第一人。

在一個毫無智慧可言的時代，尼採仍然秉持著最高的真理標準，這是困難的。他想像著未來的人們發現了他所發現的真理，他對此毫無懷疑。他樂於看到自己是愛的，正如他的箴言，「對必然的東西不僅僅是承受，更不是隱瞞，而是熱愛。」

在宣布上帝已死後，他還試圖營造，只不過他後來又捨棄了。未完成的「重估一切價值」像「拱廊計劃」一樣，成為一筆在持續增值的財富。在最後的階段，他從未覺察到自己的作品已經開始流行，它們將在他死後不久被奉為經典，流竄在人間。

在二十世紀前半葉，尼採的影響主要局限在除英國以外的歐陸和東亞；到了後半葉，尼採成了全世界的偶像。尼採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尤其廣泛，尤其是對照於他對哲學的影響。在東亞，尼採先是成為左翼精神的一部分，後來又歸化到一種倫理生活的哲學中。他的思想在後現代哲學開端時被引以為重要的資源，隨之而來的是，它成為了當代思想的一部分。

尼採或許比今日的我們都更為現代、更為當代。他的哲學或許比後來的弗洛伊德的現代心理學、薩特的存在主義更為廣闊地建設著現代人文的基礎。

尼採墓地

在他逝世後，尼採又誕生了兩次。一次是在二十世紀初，文化貴族和精英們重新發現了尼採。當時整個歐洲瀰漫著末日的氛圍，從尼採的狂熱的、箴言式的哲學中分泌出一種新的救贖精神。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尼採成為了世界的偶像。福柯們又將其拉入後現代哲學的陣營中。

作為一個偉大的靈魂，尼採從未逝去。尼採，那個天才尼採，那個不屬於任何時代的尼採，再一次成為必要的。這種希望不在「高於人類和時間6000英尺」的地方，它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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