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國的2000年傳播歷史，是由漢地佛教、藏傳佛教、傣族地區的南傳佛教的歷史共同組成的。中國佛教的這幾個部分的相互的影響和交流，構成了中國各民族文化交流史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對中國的歷史文化的發展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對這些佛教文化的交流中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中國歷史和中國佛教史研究中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課題。元世祖忽必烈的帝師八思巴以及他創製蒙古新字可以說是元代宗教文化交流中最為突出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之一。
八思巴本名洛追堅贊（blo-gros-rgyal-mtshan ，意為「慧幢」），是藏傳佛教薩迦派的第五任祖師。他出身於薩迦款氏家族，1235年生於後藏昂仁縣的魯孔地方。他幼年喪父，跟從伯父薩迦班智達（薩迦派第四任祖師）學習讀寫及佛學，以聰明穎悟著稱。他３歲時即能念誦咒語，８歲能背誦佛本生經，９歲時在僧眾集會上講說《喜金剛續第二品》，使眾人嘆服，稱他為「八思巴」（vphags-pa，意為聖者）。1244年底薩迦班智達因蒙古皇子闊端之召赴涼州商談西藏歸附蒙古汗國的事宜，八思巴及其弟恰那多吉隨同前往，當時八思巴年僅十歲。途經拉薩時八思巴以薩迦班智達和蘇浦巴為師受沙彌戒出家，起法名為洛追堅贊。1247年薩迦班智達和闊端在涼州會見，確定了西藏對蒙古汗國的歸屬關係。此後薩迦班智達在涼州闊端的宮廷中講經傳法，八思巴在涼州繼續從薩迦班智達學佛，同時廣泛接觸漢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的文化。1251年底薩迦班智達臨終時在涼州授予他法螺及衣缽，將薩迦派的教法及弟子託付給他，使他成為薩迦派第五任祖師。１２５２年夏，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攻四川，為穿越藏族地區攻打雲南大理，包抄江南，特遣使召請八思巴至軍中相見。年輕的八思巴以博學和謙遜有禮被忽必烈奉為上師，在軍中為忽必烈一家傳授灌頂，成為忽必烈所敬奉的佛教上師。忽必烈率軍南下後，他返涼州為薩迦班智達建塔超薦，然後動身返回薩迦。行至康區，八思巴又中途折回，會見從雲南軍中返回的忽必烈，並隨忽必烈至漢地。１２５６年春忽必烈營建開平府（後稱上都），他隨忽必烈幕府至開平。次年５月到７月，他在忽必烈支持下朝禮山西五臺山，撰寫了藏文的五臺山讚頌多篇，開創了元、明、清三朝藏族高僧與五臺山的聯繫。１２５８年八思巴作為佛教方面的主要代表之一參加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在開平主持的釋道辯論《老子化胡經》的真偽的大會，他直接參加問難，使道士李志常等十七人辭窮認輸，拜他為師，剃髮出家為僧，對佛教獲勝起了重要作用。１２６０年３月忽必烈在開平即位，１２月即宣布封八思巴為國師，授以玉印，令其統領天下釋教。經過八思巴參與籌劃，忽必烈派人到藏區清查戶籍，設立從河州至薩迦的驛站。１２６４年忽必烈設總制院（後改名為宣政院）管理全國佛教事務及藏族地區行政，命八思巴以國師領總制院事，並賜給他珍珠詔書，明確宣布命八思巴以國師身份管領烏思藏各派僧眾，要求僧眾遵照其法旨行事，由此開始形成了元代西藏的「帝師之命與詔敕並行於西土」的格局。同年八思巴離京返藏，次年初抵薩迦。經與僧俗首領商議，劃分管轄地界，設置萬戶、千戶、百戶，由國師提名報請元朝任命各級官員，並設薩迦本欽管理前後藏的行政和司法。１２６７年八思巴奉忽必烈之命離開薩迦返回大都，行至拉薩時，八思巴同意首任薩迦本欽釋迦桑布的請求，下令動工興建薩迦大殿，由此形成了留存至今的規模宏偉的薩迦南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１２６９年底八思巴抵達大都時，忽必烈命皇子真金率百官出城迎接。八思巴向忽必烈進獻他奉命創製的蒙古新字，忽必烈立即下詔頒行。元朝的詔旨、公文、印章、牌符、錢幣、碑文上廣泛使用過這種八思巴創造的蒙古新字，因此元代擔任官吏的人必須要認識蒙古新字，所以它又被稱為元朝的「國字。」元朝還在各地設立「蒙古字學」，推行蒙古新字。忽必烈在1271年定國號為「大元」之前，再次請八思巴傳授灌頂，晉封八思巴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製文字、輔治國政、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此封號據藏文記載翻譯）。八思巴還奉命造太廟木質金表牌位，以蒙古新字書寫帝後名號，並薦佛事於太廟七晝夜，又在大明殿忽必烈的御座上建白傘蓋，泥金書寫梵咒於其上，還倡建每年２月舉行規模盛大的迎白傘蓋佛週遊京城內外的活動，並撰寫《根本說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圓羯磨儀軌》，譯成漢文後刻版印行，頒發各路僧人遵行。還為漢地、蒙古、西夏、高麗、大理、畏兀兒的４千餘人剃度授戒，弘傳佛法。１２７１年夏，八思巴離大都到臨洮居住，建立臨洮大寺，又遣弟子建卓尼寺，在甘、青、藏區傳布薩迦教法。１２７４年八思巴在皇太子真金護送下離臨洮回薩迦，次年８月在康區聽到元軍渡江節節勝利的消息，寫表祝賀忽必烈統一海內。１２７６年底八思巴回到薩迦，次年正月與皇太子真金一起在曲彌仁莫（今日喀則縣曲彌區）召集有前後藏各地７萬多僧人參加的大法會，真金皇太子代表忽必烈給每個僧人布施黃金一錢，每三人施僧裝一套。八思巴還下令廣泛收集各種藏文佛教經論和古籍，在薩迦寺組織抄寫，其中有不少是泥金書寫在瓷青紙上，以求長期保存，薩迦大殿現存的大量華貴經典，多數為當時寫造，為保存和發展藏族文化做出重要貢獻，同時還收集到大量的梵文寫經（貝葉經），保存在薩迦寺中，成為佛教文化的稀世之寶。八思巴還支持其弟子雄譯師多吉堅贊等人到尼泊爾、印度學習梵文，翻譯了《旃陀羅波字經》及其注釋、《詩鏡論》、《佛本生記•如意寶樹》和梵劇劇本《龍喜記》，為藏族文學的新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八思巴本人著述亦多，有《喜金剛續第二品註疏》、《喜金剛要義》、《道果法經義論》、《上師瑜伽論》、《大手印七支法》及各種修習法、念誦法等。他將自己對皇太子真金所說的佛法匯集為《彰所知論》，在元代即由其弟子沙羅巴漢譯，收入元代刊刻的漢文大藏經中。還有一些八思巴所傳的佛教修行法要等也在元代漢譯，成為宮廷大內珍藏，歷經七百多年，有許多散失了，倖存的收入近年所出的《大乘要道密集》之中。
八思巴對民族文化交流的貢獻，表現在許多重要的方面，其中的許多內容已經受到學者們的重視和深入研究，不過，對於他創製蒙古新字在中國文字史上的地位和對民族文化交流的深遠影響，還有從更廣泛的視角再次進行分析的必要。
元代無疑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文化交往最為頻繁的時代之一，從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廣度來說，也許只有後來的清朝可以與之比美。元代的民族文化交流，非常突出地表現在文字的使用上。元朝的蒙古皇室興起於北方草原，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徵戰，統一中國，除了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外，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面，蒙古皇室都根據實際情況的需要，採取一系列促進民族統一和交流的措施。在文字方面，蒙古皇室除了在民族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創製了本民族的文字外，還十分重視文字在布宣政令、聯繫各方、貫通古今、融合人心、鞏固統治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因此，雖然從成吉思汗1206年立國算起，到1368年元朝滅亡，不過一百六十二年，但是這期間蒙古族本身以及整個中國文字方面的變化和演進，卻超過了以往的許多個世紀。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以前，蒙古人還沒有文字，在早期的放牧和徵戰生活中，蒙古貴族首領很少感受到使用文字的迫切性，發布命令、傳達信息、記錄歷史，依靠口頭語言和刻木結繩。1204年成吉思汗攻滅乃蠻部落塔陽汗時俘獲了為塔陽汗掌印的畏兀人塔塔統阿，才知道出納錢穀、委派官員以印信為驗的用途，也發現了文字在處理軍國重事中的功效，於是成吉思汗命塔塔統阿諸子及貴族子弟用畏兀文字的字母拼寫蒙古語言，達到簡單的記事傳達的作用。以後隨著蒙古汗國的擴張，軍政事務的紛繁，民族交往的增加，蒙古汗國在與中亞各國交往中使用過波斯文字（回回字），在與金、宋交往中使用過漢文。窩闊臺時期出使過蒙古的南宋使臣徐霆在提到當時蒙古汗國使用文字的情況時說：「霆嘗考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偽，雖無文字，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實際上除了回回字、漢字以外，當時蒙古汗國的一些地區還使用畏兀字、西夏字等。
從窩闊臺到貴由、蒙哥汗時期，蒙古汗國在文字的使用方面出現了一個新的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蒙古與青藏高原的藏文化的接觸和西藏的語言文字學的知識被吸納到蒙古汗國的文字創製過程中來。1246年西藏薩迦派的教主薩迦班智達攜帶他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到達涼州，與窩闊臺的兒子闊端商談西藏地區歸附蒙古汗國的事宜，被闊端尊奉為宗教上的導師。薩迦班智達在涼州生活的五年中，有感於蒙古統治下的民族眾多，語言文字複雜，蒙古人自己沒有可以廣泛使用的文字，不利於藏傳佛教在蒙古的傳播，曾經打算創製一種蒙古文。據說薩迦班智達仿照牧民揉制皮子的所用的齒木創製蒙古文，實際可能是他在涼州與畏兀僧人有了接觸，了解蒙古人用畏兀字拼寫蒙古語的情況，加上他學習和鑽研梵文經典時掌握的印度的語言文字學的知識，對當時蒙古所使用的畏兀字進行過一些重要的改進。忽必烈在繼位之前率兵經過藏族地區進攻雲南大理，對藏族的宗教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尊崇八思巴為自己的宗教導師，並在文化上對西藏的歷史和僧人的各種學問有強烈的興趣。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後，立即封八思巴為國師，命他掌管佛教事務。在當時的情況下，掌管佛教事務也包括有許多文化方面的內容，而創製一種適應忽必烈建立一個統一天下的新王朝所需要的文字也是其中一項急迫的任務。忽必烈1269年2月在下令頒行蒙古新字的詔書中說：「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例。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製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以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浸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忽必烈的這一段話，表明他是把創製蒙古新字當作彌補國家「一代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缺陷、對樹立和維繫元朝的國威具有重要作用的大事來看待的。忽必烈雖然注意到遼、金、西夏等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創製過自己的文字，而且這些文字都是利用漢文的偏旁為基本的元素來構造的，但是忽必烈不願沿用這一辦法來創製他所需要的蒙古新字，而是把這一任務交給了八思巴，顯然他是希望八思巴利用藏文創製的經驗來新創一種前所未有的獨特的文字。這份詔書雖然頒發於1269年，但是這並不表明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開始於1269年，因為從詔書頒降時起，忽必烈就要求用蒙古新字來書寫詔書公文，而這一點只有在經過多年的設計試驗，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方案的情況下才能夠辦到。從詔書中提到「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來看，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當是從1260年底受封為國師後就已開始，中間八思巴奉命從大都返回西藏薩迦，主持建立西藏的行政制度，然後在1268年年底返回大都時進獻蒙古新字，可以說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用了約八年的時間。
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的詳細經過，今人已難以知曉，但是以八年時間創製一種能夠拼寫蒙古語言並且能夠譯寫「一切文字」的新文字，實在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八思巴能夠完成這一工作，顯然是利用了藏族學者以印度文字的字母為基礎創製藏文的經驗和以藏文字母轉寫梵文經典的經驗。在吐蕃王朝時期，隨著佛教的傳入和發展，西藏進行過大規模的翻譯佛經的工作，併集累了豐富的經驗，在吐蕃王室主持的釐訂翻譯佛經的用語時，曾規定對佛教密宗的陀羅尼咒語不用意譯，只用音譯，然而一些經咒詞語若純用音譯又可能與藏文詞語混同，於是出現了用藏文字母轉寫梵文詞語的一系列的規則和辦法。同時，藏族學者歷來十分重視論述梵文文法和文字學的「聲明學」，薩迦派自八思巴的曾祖父貢噶寧波（1092－1158）時起，歷任教主都曾經拜當時的著名譯師為師，學習梵文和聲明學。特別是八思巴的伯父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1182－1251）以博學著稱，「首先，在聲明學方面，他從傑尊扎巴堅贊那裡聽受了《聲明學八品》等著作，他從喀且班欽釋迦室利那裡聽受了《聲明集分論》和《旃陀羅波字經》等聲明學論著，又迎請婆羅門上師蘇噶達室利到薩迦寺，在兩年中跟從他聽受了《聲明集分論》及其注釋六千頌、構詞法、虛詞添接法、語法格等。又跟從班智達崗噶室利聽受了《旃陀羅波字經》及其構詞法、文法虛字的判定等。他在精通了以上這些內容後，正確地開創了一條學習聲明學的道路，並為了向西藏的學者清楚指示這些內容，他撰寫了《入聲明論》、《智者入門》、《語門攝義》等著作，開創了講授這些課程的道路，因此薩迦班智達對後來的譯師們的恩德十分重大。由於薩迦班智達的主要弟子們都精通聲明學的理論，因此上師八思巴能夠為以前沒有文字的北方的蒙古民族新創蒙古文，並創造了蒙古文拼音及正字法等，完成了最早的能夠使用的蒙古文字的創造工作，這件事實充分說明了在這一時期西藏的聲明學達到了一個很高的水平。」八思巴五歲時喪父，自幼就跟隨伯父薩迦班智達生活和學習，薩迦班智達把他當作自己的宗教地位和文化學識的繼承人加以精心的培養。為了不間斷八思巴的學習，薩迦班智達在他前往涼州會見闊端時，不顧弟子們的反對，堅持把年幼的八思巴兄弟帶在身邊。因此八思巴熟悉印度的聲明學知識和藏族學者學習和使用聲明學的經驗，當無疑義。同時，八思巴還在1265年回到薩迦寺時，命其侍從弟子多麥巴•羅追傑波和雄敦譯師•多吉堅贊等人到尼泊爾去學習梵文聲明學、詩詞學、戲劇等，並且命令薩迦本欽釋迦桑布提供經費幫助。雄敦譯師學習歸來後翻譯了《旃陀羅波字經》及其注釋、《語門遍入》、《語法論•格助詞品》、《詩鏡論》、《佛本生記•如意寶樹》等經論和凡劇劇本《龍喜記》。八思巴在1267年從西藏動身返回大都時，在他的隨行隊伍中集合有一批懂得多種語文的譯師，他們中的一些人大概就是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的主要助手和實際的工作者。對於他們的情況，我們只能從史籍的零星記載中去窺見其大略。他們當中除雄敦譯師等人以外，還有：
噶阿年膽巴•貢噶扎巴。 《元史》中稱他為膽巴國師。《膽巴碑》說：「師所生之地，曰突甘斯旦麻（在今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稱多縣）。童子出家事聖師綽理哲哇為弟子，受名膽巴。梵言膽巴，華言微妙。先受秘密戒法，繼遊西天竺國，遍參高僧，受經、律、論，由是深入法海，博採道要，顯密兩融，空實兼照，獨立三界，示眾標的。至元七年，與帝師巴思八俱至中國。帝師者，乃聖師之昆弟子也。」膽巴後來駐錫五臺山、大都等地，受忽必烈及元成宗尊崇，受封為國師，圓寂後被追封為「大覺普慈廣照無上帝師」。
桑哥。 藏文史籍說桑哥出身於甘青藏區的相傳是吐蕃王朝戌守邊境因為沒有得到贊普命令而沒有返回西藏的藏族「噶瑪洛」部落，因為精通多種語言，擔任一名譯吏，後來在漢藏交界處得遇路過的八思巴，受八思巴賞識，被八思巴帶回薩迦寺。後因八思巴的推薦，受到忽必烈的寵信，留在朝廷當官。被提升為總制院使，曾率兵入藏平亂。1287年被忽必烈任命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進階金紫光祿大夫」，是歷史上唯一的一個在中央王朝擔任過宰相職務的藏族人士。
扎巴俄色。 八思巴三部弟子中的康賽傳承的主要人物。任八思巴的卻本（掌宗教祭祀事務的侍從），曾幾度從薩迦到大都，後來在元成宗時擔任帝師。卻本是八思巴1267年入朝時設置的十三種侍從之一，可見扎巴俄色也在此時隨八思巴到大都。
葉輦國師湛陽宜思。 他可能是《紅史》所說的八思巴三部弟子中夏爾拉章的喇嘛益西堅贊，隨八思巴入朝後曾任忽必烈和皇子茫噶拉的宗教上師。他後來參加1285年開始的藏漢佛教大藏經典的對勘工作，《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就稱他為「西番扮底答帝師拔合思八高弟葉輦國師湛陽宜思」。
楊璉真嘉。 西夏人，他也是八思巴的弟子。西夏的藏傳佛教僧人往往兼通藏漢語文，成為溝通藏漢佛教的中介。元朝統一江南後，忽必烈任命他為江南釋教總統，管理江南佛教事務。他按照忽必烈的旨意發掘南宋帝王陵寢，在史籍中留下惡名。但是實際上他對藏傳佛教在江南的傳播，起了開創的作用。類似於他的八思巴的西夏弟子，應當還有不少。
阿尼哥。 尼泊爾人，他在中統年間從尼泊爾到西藏造佛塔，八思巴1265年返回薩迦時成為八思巴的弟子，隨八思巴到大都。《元史》說他誦習佛書，長於工藝，後來在元朝任職，大都的許多佛像都是出於他的手藝，遺留至今的有著名的北京白塔寺的大佛塔。
沙羅巴。 他的名字可能是藏文的釋迦羅追（shakya-blo-gros-dpal-bzang-po）的縮稱（sha-blo-dpal），河西秦州人，其父祖都是當地的佛教譯師，當是精通漢藏語文的藏族人士。他幼年隨八思巴到薩迦學習，成為八思巴的弟子，此時雖然還很年幼，不過十二、三歲，又隨八思巴到大都。「世祖皇帝嘗受教於帝師發思巴，詔師譯語，辭致明辯，允愜聖衷，詔賜大辯廣智法師。」（10）後來沙羅巴在元朝供職，曾任江浙等處釋教都總統，以翻譯漢藏佛教典籍著名。他曾帶領江南佛教高僧、寺院住持等人到大都朝見元朝皇帝。沙羅巴的事例說明，在八思巴的身邊，有一批學習漢藏蒙古語文、準備從事翻譯和語文工作的青少年。同時，沙羅巴的父親也可能是隨從八思巴到大都的藏族譯師之一。
阿魯渾薩裡。 畏兀人，其父乞臺薩裡精通佛教，曾任釋教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乞臺薩裡神道碑》說「公諱乞臺薩裡，早受浮圖法於智全末利可吾坡底沙，圓通辯悟，當時鹹推讓之。」阿魯渾薩裡「又從國師八思馬學密乘，不數月盡通其書，旁達諸國及漢語。二世祖知其材，俾習漢文書領之，遂通諸經史百家，若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靡不精詣。會國師西還，攜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為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聖君。』比至闕，師已上書薦之裕宗。」《元史》則說：「阿魯渾薩裡其（乞臺薩裡）中子也，以父字為全氏，幼聰慧，受業於國師八哈思巴，既通其學，且解諸國語。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之學，於經史百家及陰陽曆數圖緯方技之說皆通習之。後事裕宗，入宿衛，深見器重。」後來阿魯渾薩裡任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負責延攬人材及學術文章。並在桑哥擔任元世祖忽必烈的宰相時，阿魯渾薩裡與其同任宰相。桑哥敗後，阿魯渾薩裡雖受牽連而罷相，但是仍受忽必烈信用，到元成宗時再度出任宰相。
迦魯納答思。維吾爾族人，《元史》卷一三四有他的傳記，說他是「畏兀兒人。通天竺教及諸國語。翰林學士安藏札牙答思薦於世祖，召入朝。命與國師講法。國師西蕃人，言語不相通，帝因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兀字譯西天、西蕃經論，既成，進其書，帝命鋟版，賜諸王大臣。」此處的西蕃國師即是指八思巴，因此迦魯納答思也是八思巴的一名維吾爾族弟子。他也參加過藏漢文佛經的對勘工作，擔任藏文翻譯。元成宗時他受封為大司徒，在大都白塔寺專門翻譯佛經。
除此之外，八思巴所交往的人士中還有不少漢地的文人和學問僧。例如忽必烈所親信的佛教僧人出身的大臣劉秉忠，以及姚樞等人，就與八思巴有過交往。另外，在《薩迦五祖全集》中記載，1270年有一個八思巴的弟子、四川的漢族僧人一講主（yi-gyang-ju）刻印佛教經藏完成，請八思巴題寫贊語，贊語中說：「蒙古之主自太祖起第五傳為具足功德之皇帝汗，其在位之至元七年，法主薩迦巴所傳八思巴帝師之弟子、生於四川地方的一講主，悉心學習佛法，對漢地、吐蕃、尼泊爾、印度等地區之聖地及學者生起正見，從彼等處獲受恩德，思有以報答，乃將佛法經論刻印完畢，成就一大善業。願因此善業使教法遍弘、佛陀之意願成就、皇帝陛下長壽、依教法護持國政、國土清淨安樂。此文乃因一講主一再勸請，比丘八思巴為善業之故寫成。願各方一切吉祥！」（12）據《佛祖通載》，此一講主當即是四川漢僧元一，該書記載：「蜀僧元一遊西天回，朝帝，帝問雲，西天有佛麼，奏雲，當今東土生民主，何異西天悉達多。元一以西天琢成玉石佛像獻帝，帝寶之於萬山供養。元一以西天貝多葉經獻帝，帝儲以七寶函，嚴加信仰。」可見是一個到過印度的漢僧，並對用梵文寫成的貝葉經有了解。元一還曾經和忽必烈、八思巴在一起講法，《佛祖通載》說：「帝與帝師坐次，一亢二僧侍側。帝云：『何不遊戲三昧？』亢以一年小，云：『從小至大為次。』一遂云：『海青身至小，天鵝身至大，海青徹天飛，天鵝生懼怕。』亢云：『豬豚身至小，象王身至大，象見豚來欺，擲向大千界。』帝師云：『我以大千界，化為一釜甕，煮爾四件物，大小都容了。』帝大悅。」（13）如果這一記載屬實，可見在忽必烈和八思巴的日常交談中，蒙、藏、漢語文的翻譯達到了十分快捷和準確的很高的水平。
法聞。 陝西人，俗姓嚴，幼年出家，「從大德溫公學法華、般若、唯識、因明及四分律。溫以公任重道遠，克振吾宗，託以弘傳之寄。嘗對佛像灼肌燃指，庸表克誠，刺血書經，以彰重法。遂隱於臺山，不逾閫者六載。讀藏教五千卷者三番，是以業進行修，身藏名著。帝師亦憐，命公講說般若，指授因明之要。因顧其徒曰，孰謂漢地乃有此僧耶？！」（14）八思巴能夠與漢僧講論般若、因明之學，亦可見當時漢藏語文的翻譯水平。
從以上史料看，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並不是他獨自一人進行的，而是有藏、漢、維吾爾、蒙古等民族的學者乃至可能有印度、尼泊爾學者參加的。其創製的過程也不是短時間的突擊之作，很可能是在忽必烈的統一布置和安排下，各族學者長期配合和分工協作才取得的成果。八思巴和他的藏族弟子們在這一文化工程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且蒙古新字是以藏文字母為基礎，結合了漢文、蒙古文、維吾爾文的書寫習慣，並考慮了漢語、蒙古語、維吾爾語的語音特點創製的，因此在創製後達到了可以投入使用的程度，並基本上達到了譯寫各族文字的目的。在整個元代時期，八思巴蒙古新字成為各民族文字語言交流的重要工具，蒙古人和藏族人、維吾爾人可以通過認讀用八思巴字拼寫的漢語，大致認讀漢語的詞彙，同樣，漢族人也可以通過認讀八思巴字轉寫的藏文和拼寫的蒙古語，大致認讀藏語和蒙古語、維吾爾語的詞彙。這對於漢語詞彙進入蒙古語、藏語、維吾爾語以及藏、蒙古、維吾爾等，民族的詞彙進入漢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與元代中國國家統一的政治、經濟形勢相結合，它促成了元代使用多民族語文的公文、印章、碑刻、辭書的出現。在佛教的發展方面，它促進了藏、漢、蒙古、維吾爾等語文的佛教典籍的翻譯和交流。因此，對八思巴創製蒙古新字在中國文化史和語言文字史上的貢獻和作用，實有重新探討和進一步認識和評價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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