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人們第一次承認的全球性危機，它也要求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沒有國家能在應對新冠時獨善其身，」暢銷書《槍炮、病菌和鋼鐵》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說道。
在7月2日財新國際與博古睿研究院（The Berggruen Institute）聯合舉辦的「對話賈雷德·戴蒙德：全球疫情和危機管理」活動上，暢銷書《槍炮、病菌和鋼鐵》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線分享了他對疫情背景下全球治理的理解。賈雷德認為，危機一直伴隨著人類的發展腳步，新冠疫情不過是比較顯著的一個。
對話截屏圖
賈雷德在活動中回顧了他過去60年到訪過的國家。他在1961年到訪芬蘭，那時柏林圍牆剛剛建起，芬蘭正一點點從蘇芬戰爭的創傷中恢復；他也在智利生活過一段時間，而在他離開後的1973年，當地爆發了血腥的武裝政變。時任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遇害，智利也隨後滑入獨裁統治。過去一個世紀的人類記憶，總是與動蕩相連。
一個國家該如何應對接連不斷的危機？結合新書《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賈雷德談了談他對國家應對危機的獨到理解。
《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
賈雷德的妻子Marie是一位心理治療師，他也是從妻子的工作中受到啟發，覺得個人應對危機的方式也可以類比到國家應對危機的方式。
在賈雷德看來，個人危機和國家危機都需要承認危機本身，然後才能解決它。「應對新冠危機，有的國家承認它，有的國家不承認它。在美國，加州就認識到了新冠的嚴重性，但像密西西比，德克薩斯和佛羅裡達這樣的州就沒有。」 賈雷德說道。
此外，個人和國家面對危機時，都需要主動承擔責任，去做出改變，而不是責備他人。賈雷德舉了一戰和二戰時期的德國為例，「德國在一戰戰敗後，沒有承擔責任，而是背叛了它的人民和對手，納粹帶來了一系列的災難。但二戰結束後，德國學會了承擔責任。相比一戰，德國更好地走出了二戰帶來的傷痛。」
賈雷德還認為，個人和國家面對危機時，做出的改變都是有選擇性的。「一個人不會因為婚姻危機就完全推翻了自己，國家也是如此。」賈雷德以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為例，當時的日本只是學來了西方政府的管理模式，但保留了大量自身的傳統文化。
賈雷德還提到，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需要從他者身上學習經驗，「如果你的婚姻破裂了，你可能會問同樣經歷婚姻危機的朋友是如何處理的。同樣地，國家也需要找到危機應對的榜樣。」
博古睿研究院（Berggruen Institute）副院長、中國中心主任宋冰表示，將個人應對危機的經驗類比到國家的思考十分新穎。宋冰還聯繫到東亞傳統裡個人與集體之間錯綜複雜的影響，「個人的人生經驗對社會和社區建設具有指導意義，個人的生活路徑和集體的路徑也是相互嵌入，相互影響的。」
賈雷德提到，新冠疫情是全球性問題，它也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只有世界都安全了，中國才算安全。同樣地，即便美國沒有了本土病例，也並不意味著美國就安全了。」
賈雷德認為，相比新冠疫情，氣候危機，能源枯竭和不平等問題是更大的全球性危機，但各國政府還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新冠疫情帶來的危機是可見的。氣候危機不會在兩三天裡殺死你，但你有可能死於氣候危機帶來的空氣汙染，糧食產量下降，海平面上升。這是全世界70億人共同要面對的危機。」
賈雷德希望，此次世界各國聯起手來應對新冠疫情的經驗，可以為未來應對氣候危機，能源枯竭和不平等問題的全球合作提供範本。
在問答環節，賈雷德回應了聽眾的提問。談及未來各國政府在疫情上的應對，他給出了兩種推測。「如果樂觀地來看，世界各國會攜手應對；如果悲觀地來看，各國也可能變得更自私。」
有聽眾問他，如何讓人們意識到危機就在眼前。賈雷德認為各國的領導應該發揮作用。「認識一個問題，可以從下至上，也可以從上至下。人們可以認識到一個問題，然後敦促領導人去意識到；反過來，領導人也可以讓人們意識到問題。力挽狂瀾的邱吉爾和今天的默克爾，都是很好的例子。」
賈雷德·戴蒙德
82歲的賈雷德，在多個學科都有所建樹，包括生理學、人類學、生態學、地理學和演化生物學。他成長於二戰中的美國，父親是一名物理學家，母親是一位語言學家。
「我爸爸那時候在臥室裡掛著地圖，一張是畫著歐洲戰線的歐洲地圖，一張是畫著太平洋戰線的亞洲地圖。我就是對著地圖和歷史長大的。」賈雷德說道。
進入大學後，賈雷德發覺了很多興趣，包括語言、音樂、醫學、歷史等等，「我很有幸能有三段職業。第一份工作是在實驗室裡研究生理學。第二份工作，我去了紐幾內亞觀察鳥類。現在我的事業重心在地理和歷史上。」
50歲時，賈雷德迎來了兩個兒子，他們的到來改寫了他的生活。此前，他是個專門研究膽囊的生理學家。「兒子出生後，我意識到他們的未來不會依靠膽囊的研究，而是依靠地理和歷史的世界。他們的出生讓我開始為公眾寫作。」
賈雷德坦言，當他從一位研究者轉型到大眾作家時，有一些美國學者會「嫉妒」他，「美國學界期待研究者可以成為一個領域的專家，所以當他們看到你開始為公眾寫作的時候，他們會覺得你是不是因為想不出研究課題才放下身段為大眾寫書。」
但他享受可以與讀者對話的過程，「我每天都收到世界各地的讀者來信。一個牛津的學生在寫一篇關於中世紀歷史的論文，有一些事實搞不明白。他看了《槍炮、病菌和鋼鐵》後，說相信自己可以寫出很棒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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