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劍雄（復旦大學資深教授）
編者按：今年是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先生逝世5周年，12月10日是陳橋驛先生誕辰97周年紀念日。由浙江省政協、紹興市政協、浙江大學等單位主辦的「一個人與一座城——《陳橋驛學術論文選編》首發式暨緬懷陳橋驛學術高風座談會」今天上午將在紹興舉行。
陳橋驛先生出生於1923年，紹興人，是我國史地學大家、酈學泰鬥，為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建構和學術研究實踐，做出了卓越貢獻，也培養了該學科眾多優秀的人才。
本文為葛劍雄先生為《陳橋驛學術論文選編》所作的序言。
為紀念陳橋驛先生逝世五周年，顏越虎研究員和範今朝副教授主持編輯了《陳橋驛學術論文選編》，命我作序。我不勝惶恐，因我雖一直自認為陳先生私淑，卻從未登堂入室，豈有此資格？但二君堅持，以為我較先生其他弟子年長，受教於先生時間最長，且曾面聆歷史地理學界老輩對陳先生學術成就的讚譽。我不敢推卻，只能勉為其難。好在《陳橋驛學術論文選編》中將刊載越虎兄2006年所作《陳橋驛教授訪談錄》，陳先生對其學術與人生自述甚詳，我只要利用此機會將我的親歷與私見公諸於世即可。
第一次見到陳先生的名字是在讀研究生時，我在教師閱覽室找參考書，發現一本小冊子署著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我從小就看過趙匡胤在陳橋驛黃袍加身的故事，但見到這是一本書的作者還是第一次。再一找，發現他的書很多，覆蓋面很廣，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在謁見季龍（譚其驤）先師時，就問起陳先生。先師告訴我陳先生是杭州大學地理系的副教授（不久就晉升為教授），「他能幹得很，下次開會你就可以見到他了」。先師又說：「陳先生真是自學成才的，你得好好向他學。」入學不久，先師給我們上課。在介紹學術動態和學術成果時，他特意以陳先生對寧紹平原的研究為例，證明歷史文獻與實地考察相結合就能填補空白，取得重要成果。以後我還聽到過譚師對這項成果多次讚揚。
1981年5月，我第一次以助手身份隨侍先師去北京開會，中國科學院學部大會結束後轉至香山別墅參加中國民族史研討會。26日下午，陳先生在開幕式結束後趕到會場，此後至30日這幾天裡，先師與陳先生，還有王鍾翰先生、程應鏐先生等每天都會在晚餐後散步，或來住室內敘談。我隨侍聆聽，學術人生、嘉言逸聞，每多聞所未聞，應接不暇。那些年先師外出開會、講學、主持或參加答辯會、召集科研項目會議、調查考察等活動很多，最多的一年有13次，我都陪同隨侍，而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陳先生也參加的，加上他每年還會來上海或復旦大學多次，我受教的機會就更多了。
20世紀80年代初百廢待興，也青黃不接，歷史地理學界還靠先師（1911年出生）、侯仁之先生（1911年出生）、史念海先生（1912年出生）三位元老掌舵，而出生於1935年前後的一代都還是講師，副教授也是鳳毛麟角，介於兩代之間且年富力強的陳先生（1923年出生）經常起著獨特的作用。無論是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恢復活動，《歷史自然地理》的編撰，《歷史地理》的創刊，還是第一次國際會議的召開，陳先生不僅大多參與，除作學術指導外，還起著聯絡、協調、應急的作用。經常聽到先師與中國地理學會秘書長瞿寧淑在商議中說：「把橋驛找來。」「這件事得找橋驛辦。」
1982年，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委託復旦大學舉辦第一次中國歷史地理國際研討會，我受命協助先師聯繫邀請和接待國外學者。那時我從來沒有與國外學者有過直接聯繫，基本不了解國際學術界的情況，更沒有出過國，對歐美學者的聯繫主要根據侯仁之先生提供的信息，而對日本學者的聯繫就靠陳先生的幫助。陳先生得風氣之先，已經與國外學者有了頻繁交往，不僅情況熟悉，而且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在陳先生的幫助下，邀請的三位日本學者海野一隆、斯波義信、秋山元秀都是日本歷史地理和地理學界老中青三代一時之選，全部順利到會。要不，這次國際會議就名不副實了。
從1982年起，陳先生就一直在努力促成先師出訪日本，並通過斯波義信教授等積極爭取，終於申請到日本學術振興會的資助，大阪大學邀請先師於1985年9月至11月作兩個月的學術交流。先師在東京、大阪所作學術報告盛況空前，在日本史學界引起巨大反響。當時歷史地理學界的幾個協作項目，如《中國自然地理 · 歷史自然地理》的編纂，到了收尾階段，往往都會請陳先生出場。
歷史地理學的發展過程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新的分支、新的成果，往往得不到及時的評價和肯定。陳先生既有廣博的知識和卓越的見解，又有促進學科發展、獎掖後進的熱忱，總是及時大力支持。《中國歷史地圖集》公開出版後，主管部門希望組織撰寫高水平的評論，商定請蔡美彪先生與陳先生等人。儘管陳先生正忙於為他的《水經注》研究成果定稿，但他很快寫出洋洋萬言書評，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
我選定歷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向後，即向陳先生求教，儘管這並非他以往的專長，還是憑藉他紮實的功底和對國際學術動態的了解，指出應檢索的資料範圍和應關注的學術動態。陳先生是我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的評審人，並在1981年10月8日、1983年8月13日專程來復旦大學參加答辯會。拙著《中國移民史》《中國人口史》出版後，陳先生都曾做過鑑定和推薦。
陳先生著作等身，在歷史地理、人文地理、《水經注》研究、地名學、地方志、紹興歷史文化等領域都有重大影響，為什麼未能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呢？我因隨侍先師，了解1991年推薦評選的全過程。因有保密規定，我一直不能公開，29年後應該可以解密了。
1991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在國家教委系統，陳先生獲杭州大學推薦。3月20日，教委在北京大學召開評選會，地理組由北大、南大、復旦7位院士組成，先師和侯仁之先生在內。3月22日下午投票，包括陳先生在內的18人獲得推薦。6月24日中國科學院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評選會，地學部地理組也是7位院士，包括先師與侯仁之先生。在審議時就有院士提出，陳先生的論著很好，但應該到文科去評。先師作了說明，無人繼續提出異議，小組投票無否決票，陳先生進入下一輪。26日下午地理大組31位院士投票，得4票以上者進入下一輪地學部，陳先生獲2票落選。我知道其中1票是先師投的，但不知另一票是否侯先生所投。兩年後院士再次增選，先師已歸道山。1998年起，侯先生已成為資深院士，不再享有推薦權和投票權。
這不僅是陳先生的遺憾，其實也是歷史地理學科的憾事，至今更難走出窘境。儘管歷史地理學界已經取得共識，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分支；儘管中國地理學會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籌備成立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1978年後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一直正常活動，成員不斷擴大；儘管先師與侯仁之先生的學術成就為地理學界所公認，特別是先師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獲得中國科學院的特別獎；但地理學界和地學部的院士們並沒有真正認可中國歷史地理學科的地理學屬性。如果說陳先生還因為一直在地理系工作，一直參加地理學會的活動，有一部分純地理學的成果，還能獲得院士提名推薦，並進入學部階段投票，史念海先生就因一直在歷史系工作，被視為歷史學家，就從未獲得過提名推薦。那位院士認為陳先生應該到文科去評，不幸的是文科至今沒有恢復院士制度。而在地理學內部，即使因側重點不同而不能入選科學院院士，還有其他途徑。1991年教委評選時，陳吉餘先生落選，理由之一是他的成果理論性稍遜，但他在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陳先生、史先生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學位制度設立後，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定，歷史地理在歷史學定為二級學科，但在地理學連三級學科都沒有列上，北大的歷史地理博士點只能列在地理學的人文地理分支下面。作為中國高校設置歷史地理學科的首倡者和奠基人、長期擔任北大地質地理學系主任和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的侯先生聞訊震怒，上書教育部抗議，結果毫無音訊。
近些年來，隨著一些了解尊重歷史地理研究成果的老一代院士的離去，多數院士已經連歷史地理論著也看不懂了，歷史地理更加被邊緣化。那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參評政府獎，評審會上竟有院士提出：地圖上憑什麼這樣畫，我們怎麼知道就是對的呢？儘管歷史地理界的評委作了說明，投票結果還是落選。
但在1991年後，陳先生一如既往獻身學術，服務社會，培育人才，獎掖後進，不遺餘力，《陳橋驛學術論文選編》所收好幾篇重要論文就是在1991年後發表的。讀了《陳橋驛教授訪談錄》，我才找到了答案。陳先生說：
就我和人類歷史及人類社會的關係來說，我是一個很大的「負債戶」。因為人類歷史和人類社會為我提供了一個偉大的知識海洋，讓我畢生沐浴在這個深深的海洋之中，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而我留在這個知識海洋之中的，僅僅是一滴微不足道的水滴。人類歷史和人類社會哺育我的何其多，而我報答它們的卻何其少。對於我來說，我所從事的教育與科學研究工作，既是我的職業，也是我對人類歷史和人類社會應盡的義務，是我償還「債務」的唯一方法。所以，我的工作在我看來已經成為一種習慣、一種樂趣、一種寄託。
有這樣一種胸懷和追求，陳先生和他的著作必能不朽！
葛劍雄，2020年4月
（葛劍雄先生系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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