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繩孫售出《唐寫本》殘卷
莫繩孫（1844——1919），字仲武，是莫友芝的次子。十四歲隨父上京師、下鄂皖，多與當世名流接觸。受家翁濡染，亦好金石目錄學和篆刻之術，工刻尤精，十八歲時就為曾國藩篆刻關防印。後家父為其捐得監生，先後在楊州鹽運司、淮南書局、任三等參贊官出使英國和俄國。光緒十九年（1893），因得罪兩江總督劉坤一，被革去二品頂戴，後得到家父故交李鴻章、張之洞的關照，先後在清江轉運局、金陵書局當差。日子過得甚是艱難，無奈之下，只得出賣家父藏書維持生計，國寶《唐寫本》六紙殘卷真跡就在這時被賣出。
由於生計所迫，莫繩孫曾致信時著名目錄家繆荃孫，訴家中貧苦，談售書一事：「北頻困厄，所如輒阻，家累數十口，無以資朝夕，前以汲古閣桃花紙《十七史》面懇為求售主……是書世所罕覯，先人（指莫友芝）以重值易來，今天不能保守，言之傷心。」(黃萬機《莫友芝評傳》。信函中「無以資朝夕」句，可見莫繩孫確實是苦於生計、迫於無奈。
光緒二十二年（1896）十月八日，莫繩孫再次致函繆荃孫談出售《唐寫本》六紙殘卷真跡之事，云：「弟以一言鯁直，獲咎三年。官何足惜，惟業乏恆產，無家可歸，嗷嗷數十口何以為計？近復婚嫁頻迫，趁未封河，擬之天津一行，居行兩者，籌措大非易。前託代售唐寫本《說文》木部真跡手卷，此為海內經籍傳本之冠，曾文正（指曾國藩）謂『獲此一卷，宋槧元抄皆奴隸』，售價三千金，押價二千金。」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十四日，莫繩孫又致函收藏家王雪澄，信中說了女兒婚期逼近「切須用款」，欲售《唐寫本》六紙殘卷真跡應急。特委託王雪澄代售給另一位收藏家高培蘭，而高培蘭不想加價購買，卻將《唐寫本》六紙殘卷退給了莫氏。當年三月，急需用錢的莫繩孫忍痛以一千五百兩白銀削價處理給另一位收藏家徐子靜。《唐寫本》六紙殘卷，自同治元年（1862）夏初被莫祥芝發現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三月被莫繩孫忍痛售出，在沙灘莫氏兩代三人手中保存36年後終於流出，又開始了一次新的曲折漂泊。
售出後的《唐寫本》殘卷
《唐寫本》殘卷流出後，各地藏家爭相競購，不斷漲價。1898年莫繩孫將《唐寫本》售予徐子靜後，不久又落入兩江總督端方手中，清末民初學者楊守敬是沙灘故交，他於1907年4月2日在金陵節署中親眼目睹《唐寫本》六紙殘卷真跡，還在原件上題箋作記。1911年端方死後，三五年內所藏之品散落海內外，《唐寫本》被景樸孫（另名完顏景賢）所獲，便擱之高閣，秘不示人。1926年初,，「景樸孫歿後，其書入肆求售，因假來一校（傅增湘1926年4月13日《四朝聞見錄五卷》目錄題跋語），景樸孫去世後殘卷歸白堅。當年7月8日，白堅在《唐寫本》上題跋：「去年秋八月，餘得此卷於完顏景氏。」日本收藏家內藤虎次郎得知此書在白堅手中後，言「願斥其所愛之物思以易之」。白堅是內藤氏的私淑弟子，便將《唐寫本》六紙殘卷原物相贈。1926年內藤虎次郎攜殘卷回到日本，成為內藤氏「恭仁山莊」的鎮莊藏品。
1929年，近代收藏家傅增湘出訪日本，在內藤虎次郎家中得賞《唐寫本》殘卷真跡，感慨之餘題跋卷末。傅增湘曾作筆記：「暮年海外乃獲一見，題名卷尾，輟筆為之憮然」。在這六紙殘卷上，先後有中日名流吳雲、楊守敬、陳寶霖、完顏景氏、樊增祥、內藤虎次郎、白堅、西園寺公望、張元濟、傅增湘、獨山敬、鈴木虎雄、劉師培、陳三立、李東陽、鄭孝胥等題字留印。1985年，日本臨川書店出版《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一書，《唐寫本》殘卷採取全文原色影印限量出版（據說僅有350部），世人才有緣睹其原貌。《唐寫本》原貌到底怎樣？學者梁光華先生研究《唐寫本》和莫氏《箋異》二十多年，他在文章中摘錄了朱葆華教授寫給臧克和教授《關於(說文)唐寫本殘卷的一封信》中，言及《唐寫本》殘卷原貌：殘卷以印花黃底緞子裝裱，卷面是清人費念慈的題籤:「唐寫本說文木部殘字費念慈重觀題字辛丑（1901）三月琴河舟中」，卷端為曾國藩題字「唐寫本說文，同治七年（1868）七月曾國藩題」。其後即是木部殘字六紙,起於「械」字終於「揭」字，其用紙是唐人寫經常用之硬質黃麻紙。……此後改為新裝，首先是曾國藩同治三年(1864年)為子偲(莫友芝)先生的長篇題詩，繼以華日名流題字，止於鄭孝胥「康德元年（1934）仲春二十六日」的題跋。從而得知，《唐寫本》在日本已有了「舊裝」和「新裝」。
面對漂零四處的莫氏「影山草堂」藏書，黃萬機、黃江玲先生在《遵義沙灘文化史》一書中說：「藏書雖聚而復散，畢竟留下了莫氏收藏的印鑑，為後世目錄學家探其源流提供可靠證據。一些書籍寫有莫氏讀書批語，有不少獨到的學術見解，為該書增添文化內涵和學術價值。「影山草堂」藏書樓的聲名，也將隨同所藏之書而長存世間。」先生之說是矣，亦失「本」之後的一絲欣慰。
製作：餘佳（見習）
來源：胡啟湧
編輯：袁甜、鄧祁
審核：胡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