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觽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
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篃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食土簋，啜土刑，粱糲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白話譯文：
《周易·繫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而採取的途徑卻不一樣。」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於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只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
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係，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於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精要。
隨著時勢的發展而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俗，應用於人事，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臣下隨從。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
至於大道的要旨，是捨棄剛強與貪慾，去掉聰明智慧，將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體和精神受到擾亂，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墨家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慟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一標準。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貴*尊卑就沒有區別了。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
法家不區別親疏遠近，不區分貴*尊卑，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那麼親親屬、尊長上的恩愛關係就斷絕了。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寡恩」。
道家講「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與思想則幽深微妙，難以明白通曉。其學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萬物天性為實用原則。
道家認為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沒有常存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後物情的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為法，要順應時勢以成其業；有度而不恃度以為度，要根據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
不聽信「窾言」，奸邪就不會產生，賢與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問題在於想不想運用，只要肯運用，什麼事辦不成呢。這樣才會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輝照耀天下，重又返歸於無名。
大凡人活著是因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託於形體。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形、神分離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復生，神、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合在一起，所以聖人重視這個問題。
由此看來，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託。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體，卻侈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藉的又是什麼呢？
出處：出自西漢史學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
創作背景：
漢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間，司馬談任太史令期間，曾對先秦的思想發展史作過廣泛的涉獵和研究，認為當時流行的各派學說，即陰陽、儒、墨、名、法各家思想互有短長，唯道家思想最能綜合各派之長，「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因此，司馬談將研究成果整理，撰寫《論六家要旨》，對先秦各學派的思想特點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評價，是一篇總結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發展史的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論文，至今仍是史學界研究先秦思想史、哲學史的珍貴文獻。
在《論六家要旨》裡他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戰國以來重要的學術流派。也反映出漢武時代以儒家思想為主，兼用陰陽家、法家和道家「黃老」的學說，即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而並不「純任德教」的思想。從而反映了漢武時代社會和統治思想複雜化的現實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