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夏圭《雪堂客話圖》，28.2cm x 29.5cm，絹本設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一
元豐二年（公元 1079），蘇軾離開江南湖州的魚米之鄉，前往湖北的黃州（今黃岡）任職，這一次，他因「烏臺詩案」而仕途遭遇重大打擊，朝廷給他黃州「團練副使」這諷刺可笑的芝麻綠豆官，遠遠地把他打發了。蘇軾還曾下獄，在御史臺獄中被關了四個月，對文人清高如他者，莫不是深深的羞辱。他身心悉皆疲憊不堪，託著一家老小二十來口，來到了這偏僻的鄉下地方。前途茫茫，一切未卜。
幾經輾轉，多番周折，他一度流離失所。且由於俸祿的驟減，他的日常飲食起居變得份外拮据，每日一家人開銷不過百十錢。他起初寓居在定惠院內，和僧人們一道同吃同住，布衣蔬食，晨鐘暮鼓，倒也樂得清淨，這在他自述「某寓一僧舍，隨僧蔬食，甚自幸也」可見。無奈僧院房舍有限，哪容得他一家上下，於是，在友人的幫助下，他移居至黃州江邊的臨皋亭，「已遷居江上臨皋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 想味風義，以慰孤寂。」臨皋亭相對寬敞了些許，但西曬卻很嚴重，到了夏日暑熱難當。
出於臨近江水的便利，蘇軾時常一個人跑到江邊，望著江水痴痴地發呆，或乘著一葉輕舟任自流，跟著江水的起伏隨船飄蕩，漂到哪就是哪。他當時的心情，或許就像這悠悠江水， 空茫一片，煙波泛起，似乎走到窮途而不知歸路。想那晉代阮籍每每駕車駛到渺無人煙之末路，便要下車放聲哭號，而蘇軾當時人生低谷的境況，也差不多如斯。「全家佔江驛，絕境天為破。飢貧相乘除，未見可吊賀」，「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裡。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他的心境狀態，可謂一度低迷不振。
二
在黃州過了度日如年的兩歲，他的生活方迎來了些許轉機。熱心腸的友人馬正卿幫他向都郡求情，總算求得原是軍營廢地的幾十畝荒地，可供他重新開墾耕種，以資一家大小之口糧。蘇軾躬耕其中，拿起鋤頭，成了一名每日汗滴禾下土的農夫。
在古代社會，「士農工商」各司其職，每一個人都處在自己所屬的階層內，安分守己， 樂天知命。而原本作為士人階層的蘇軾及其父兄，世代都是出則為官為仕的讀書人，他和弟弟蘇轍同年進士及第，是當時轟動京城的美談，弟弟蘇轍後來更官至宰相，加上父親蘇洵， 一門「三蘇」皆位列唐宋八大家。而蘇軾正值壯年，此刻卻耕種於黃州田地裡。而他對這一切，卻似乎處之泰然。在《東坡八首》中，「種稻清明前，樂事我能數。毛空暗春澤，針水聞好語。分秧及初夏，漸喜風葉舉」，可見，他對於耕種之事的熟稔，身體上的辛勞卻使他的內心更加踏實安穩。除了為餬口所迫的清貧、對古人陶淵明耕於柴桑東籬的田園生活之嚮往，更出於他天然對世情的洞察與接納，使得他逐漸從失落的困局中走出來，過起了「我在東坡下，躬耕三畝園」的生活，從這時起，他徹底以「東坡」自嘲兼自居了。
也是在這一年後的一月雪天，東坡先生在自家田地的一片高崗上，手把手建起了他的「雪堂」。
東坡先生在《雪堂記》中，這樣寫道：「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 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雪堂，建於鵝毛大雪紛飛之時，在一眾鄰裡和上下親友同心協力下，茅草為頂後方覆瓦， 刈草為席，草屋五間，勉強可容膝屈伸，作一固定居室。適逢冬日寒天凍地，雪天蓋屋的艱辛可見一斑，但在詩人的眼中，卻讓飄飄大雪中的房舍有了份外殊勝、清涼的高潔。於是， 作為後世文人畫創立者的蘇軾，趁著快雪紛飛，在牆上奮筆疾書，不一會兒，在滿室四壁之間，竟畫出了雪的模樣，也許是寥寥數筆，以形寫神，也許藉助墨色與留白的相間，那不可捉捕的白雪，竟然在他的小小穹廬裡片片綻放……恰好又得蘇軾的好友，亦是當時篆書名家的李元直手書「雪堂」二字，置於堂前，這風雅無比卻又清簡至極的草房，至此完工了。 東坡先生還在雪堂前後遍植樹木花果，前有細柳，後有梅花，周圍栽滿墨竹，自鑿一浚井，西側還有一泓微泉。堂之下，則種有向山寺中大冶長老所乞得的桃花茶樹（蘇軾作有《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並寫下「他年雪堂品，空記桃花裔」的句子），委託友人巢谷從老家帶回的元修菜，以及遊定惠院過何家而乞得的叢橘，四周還環繞著稻麥、桑樹、池塘， 好一派生氣勃勃的田園景象。
三
在自敘《雪堂記》中，東坡先生以「蘇子」和「客」二人的自問自答，巧妙地展開了他心中曾有的、關於天地宇宙和個人出入世的無限困頓與思索。
「客」率先發問：「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天機淺，拘人也而嗜欲深。」散人，江湖散誕之人，前有唐代陸龜蒙「以舟載茶灶、筆床、釣具，往來江湖，號江湖散人」， 拘人則更次，一般世俗拘泥於瑣事和困於日常、且甘於此者，可謂拘人。散人與拘人，前者放浪形骸，不被接納，自願逃遁於世俗行為規範之外，又或將一切得失毀譽、功名及自我都不放眼中，物我兩忘，更接近於老莊的清靜無為；而後者則困於人慾而不得超脫。
「客」試問蘇子，你是否是想要成為散人，卻惶惶而不可得呢？也許是因為還沒有掌握到成為散人的關鍵方法。但蘇子卻以寥寥一句反駁之：「予之於此，自以為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
「客」則更進一步表示，蘇子還沒有真正從這世俗藩籬內解脫。所謂的「藩籬」，不是功名利祿的誘人，不是人倫道德的束縛，也不是這一間雪堂所營造的安居，「特智也爾」， 真正束縛人們的，是這狹小身軀之內、一顆心靈所能擁有的智慧，智慧的多寡，決定了人們是否能超越藩籬，不假外力，不依貧富，唯有智慧才決定人的高下。而這「雪堂」的固有居所，也許反而約束蘇子靈性的滋長。恰如疾風過處，凹者陷而凸者去，凹凸之勢乃天地之大勢，豈非一己人力所能改變？蘇子強於此高崗上建「雪堂」，也不過是苟延殘喘，這空空洞洞、家徒四壁的陋室，也不過是徒增他人口中的笑柄。①
至此，蘇子才終於將自己的心聲發表，反被動為主動，其曰：「予之所為，適然而已， 豈有心哉，殆也，奈何！」
四
蘇子以古之黃帝北遊赤水，登崑崙而南望以寄情而適意為喻，表明「雪堂」之所在，擺脫了那些虛無縹緲的幻想，舍遠而得近，使四海八荒的樂趣都能在蘇子的眼底和心中泛起； 又能使詩人免於漂泊遊蕩、風餐露宿之疾苦，使他得以「適然」，適然者，沒有身體髮膚上的饑寒痛楚，也沒有心靈上的煎熬與苦思冥想，既免於遭受當權局勢下豪強的逼迫，又免於人在其位時，整日憂國憂民、居安思危、誠惶誠恐的飲冰憂心之苦。雪堂的功勞可謂大矣。
也正是在雪堂之上，東坡先生的一心得以釋然。他接受了自己變成赤腳農人的身份，接受了遭朝廷貶斥的辱沒，更重要的，是他接受了心中遠大理想和貧瘠現實的巨大差距，在出世入世之間、在老莊的逍遙和世俗拘人的庸碌之間，他找到了「中道」。厭膏粱者，不棄糟糠，衣文繡者，不愧布衣，凡事總是難在二者間尺度的把握。崇高的理想主義和完美的概念世界，是他的心靈歸依處，而耕種於東坡之上，寓居於雪堂之側，則是他身體的安歇處，也是他藉以抵達仿若柏拉圖「原形」世界的階梯。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到最後，也就像東坡先生對於「雪堂」的寄望， 惟有一心適然而已，而心安之處，便是吾鄉。正如蘇子最後在《雪堂記》中所作之歌，歌聲唱和曰：「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唯有在精神上，忘卻世事機鋒的複雜，無限趨近於高潔純淨的雪花，紛紛然飄落於紅塵之世，卻能生出一顆如同蓮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真心。
註：
①蘇軾《雪堂記》：「人之為患以有身，身之為患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為害，惟目為甚。故聖人不為。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為目也。子其殆矣……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而厭於凸哉，勢使然也……」
②《雪堂記》：「我以子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
參考資料：
宋·蘇軾《東坡八首》、《與李康叔書》、《次韻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栽東坡》、《雪堂記》；宋·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唐·陸龜蒙《江湖散人歌》，《書言故事·漁釣類·江湖散人》；《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王兆、陳朝鮮（武漢大學文學院）《論蘇軾躬耕東坡的原因和意義》，齊魯學刊，2019 年第 2 期。
關於作者：
鄧穎秋，現工作生活於上海，上海音樂學院藝術管理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