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史書編纂以紀傳體正史為主體，紀傳體正史編修自《史記》《漢書》以來分為通史、斷代兩途。後世學者比較《史記》《漢書》，論司馬遷、班固優劣，或主通史，或持斷代。主通史者，優《史記》而崇司馬遷；持斷代者，宗《漢書》而褒班固。兩派各持一端，爭論不斷。
通史與斷代史爭端不斷
在這其中，最為典型者為唐代史家劉知幾與南宋史家鄭樵。劉知幾主張斷代為史，推崇《漢書》「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邇迄今，無改斯道」。（《史通·六家》）在《史通》一書中，每論及《史記》《漢書》，處處流露出「甲班乙馬」的傾向。鄭樵倡導通史，他說：「百川異趨，必會於海……萬國殊途，必通諸夏。」（《通志·總序》）「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
鄭樵主張以「會通」的意識撰寫通史，反對斷代為史，說：「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鄭樵文集》卷三《上宰相書》）不僅如此，他還批評班固《漢書》割斷歷史之前後聯繫，「自班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者，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通志·總序》）元、明、清學人又圍繞劉知幾、鄭樵之論，各呈己見，仁智難一，歸根結底都是圍繞通史與斷代史的爭論。
通史與斷代史並非對立
歷史紛繁複雜，史書編纂不可能是一種體例與模式，即使紀傳體史書撰寫也不應固守單一範式，通史與斷代不可偏廢。
民國時期，張舜徽撰《史通平議》，評劉知幾論《漢書》，曰：「知幾斯語，但就《漢書》中紀、傳言之耳！若夫十志所敘，貫通古今，何嘗專明一代！後之斷代為書者，述及典章制度，靡不溯厥來源，窮搜遠紹。良以因革損益，非綜述不能明。以此見斷代為書之窮，而通史之體，究不可廢。」
當代歷史學家劉家和先生慧眼博識，撰《論斷代史〈漢書〉中的通史精神》（《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他直接求問班固，探尋其撰書宗旨，由《漢書·敘傳》所記班固自己的話，揭明《漢書》的通史精神。班固說：「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綜括漢代歷史，且又不局限於漢代，牢籠天地，博及古今，並不像劉知幾所說的「究西都之首末……包舉一代」。劉家和先生按照班固的話，精讀《漢書》，考察班固如何以「羅萬象，貫古今」的氣勢撰著西漢一代之史，深入開掘《漢書》「八表」「十志」所蘊涵的通史精神。班固撰《漢書》，是如何把通史精神貫徹其中的呢？班氏本人並沒有說明，我們無法得到當事人的「口供」，只能根據事物之理「定讞」了。
劉家和先生借用了郭象的一句話，直擊班固心靈。《莊子·天運第十四》記老子與子貢論三皇五帝之治不同。郭象注曰：「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劉家和先生將這句話解釋為「通史精神與時代精神相契合」。班固撰著《漢書》，正是本乎「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把時代精神與通史精神結合起來，使《漢書》成為「中國歷史和史學的連續性傳統」中的重要鏈環。從形式上看，《漢書》是一部斷代史，從其內容和精神上看，又是整個中國通史中前後連接、承上啟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符合《漢書》的實際，也是班固撰史的初心期許。
《漢書》之微言大義經劉家和先生這樣的表發，又啟發我們明白了一個道理：通史與斷代史並非對立物，都是記述歷史的形式，只是時間斷限不同，其精神是一致的。通史「通古今之變」，斷代史「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目的都在於「通變」。通史將古今貫通，觀察歷史變化；斷代史專就某時代，考察其變化及前後沿承關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是通史與斷代史編纂的共同追求。
無論是劉知幾還是鄭樵都昧於斯理，並未真正體悟到司馬遷、班固撰著史書的初心，過分注重編纂形式，亦可曰為「史法」，而忽視了《史記》《漢書》所蘊涵的精神，所以才各持一端，憑藉己意「編織」斷代史、通史「套路」，迷惑、網彀學人。後世學人往往受他們的影響，依通史、斷代站邊列隊，將通史與斷代史對立起來。劉家和先生讀《漢書》，首先看看班固怎麼說，再去看看劉知幾怎麼說，外人後人說終究不如本人說。他由班固本人說得見其著述之初心，進而窺得《漢書》之精神，既破除了劉知幾設下的「圈套」，又破除了鄭樵對《漢書》的猜度。其實鄭樵也有冤屈，他讀《漢書》，不讀班固而讀劉知幾，上了《史通》的「當」。自劉家和先生鴻文出世，劉知幾布下的千年迷霧，一朝被掃落乾淨。
從「通變」出發撰寫史書
既然我們明白了通史與斷代史的關係及其「通變」的道理，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第一，我們首先應該明白歷史是有靈魂、有精神的，正是精神與靈魂賦予了歷史生命。因此，我們說歷史是活的，不是死的。無論寫通史還是撰斷代史，通變求理是歷史不竭的活力源泉。古代史家如此，當今史家也應如此。
第二，通史「通古今之變」，須依朝代遞興或將歷史分成不同時期，逐代逐段梳理考察，然後再會通起來，歸納、總結古今變化及興衰成敗之理，求得歷史發展中的某些規律。通史編纂離不開斷代史研究，因為通史的體系與內容框架都是在融貫斷代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沒有斷代史在資料、內容與學術等方面的積累，就很難編寫出高水平的通史。通史是斷代史的集成、總結與升華。
第三，斷代史撰寫，求一代之變，須秉持通史精神與時代精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精神，揭示時代精神主要依靠對這一時代的歷史特徵的總結，然而就某一時代的歷史總結，須作前後比較，才能有較準確的把握。這就要求史家在寫斷代史時，必須有宏觀的視野，具備通史的訓練與素養，能夠做到由博通而專約，厚積薄發。其撰寫的斷代史，才能真正達到「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
第四，思想、學術、文化、制度、名物等為歷史學基本內涵，這些內容多具沿承性而通貫古今。思想意識的進步引導制度、名物等方面的變化。如秦漢至明清，各代均依據天象規劃宮城，由於古人對天象的認識不斷進步，宮城布置各代均有變化。如果只看到宮城的變化，而看不到宮城背後制度和思想意識的進步與完善，就很難通古今之變，也無法把握某一朝代的變化。
這就告訴我們，不管是治通史，還是做斷代史研究，思想、學術、制度等方面的基礎應當具備，這樣才有可能達到「窮變通久」的境界。所謂「考古不考三代以下」「書不讀漢以後」，只能是自己把自己捆綁起來。我曾經常聽到一些學者論清朝皇帝「御門聽政」沿承明代，殊不知「聽政於路寢」在漢代就已經形成制度了。馮友蘭強調治清學須通漢學，其實漢學、唐代之學、宋學都必須通，才能弄明白清學，這就又回到郭象那句注言了。
因此，我們可以說通史與斷代史是「通變」的兩種不同的歷史編纂形式，通史會通古今而求變，斷代史承古會今而求變。編纂通史或斷代史，二者要相互觀照，而不能把二者對立起來。應根據「通變」的要求，把握二者的主次輕重，循道各有張弛，方能編纂出成功的史書。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特聘教授）
原標題：《論歷史編纂的通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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