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毓黻論通史編纂
趙梅春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原刊於《史學史研究》2014年第2期】
摘 要：金毓黻指出，現代通史應概括地敘述歷史發展進程，貴在脈絡貫通而簡要有序，通古今之變為其必具之要義。因而，在歷史分期上不能機械地模仿西史，在撰述方法上應以鳥瞰式為主、蟲蛀式為輔。此外，還需恰當地處理與專史的關係，通史應以求通為目標，具體詳盡的記述則由專史承擔，二者各司其職。金毓黻認為，周谷城《中國通史》以鳥瞰式方法觀察中國歷史，最得通史要領；章太炎《中國通史略例》所創之通史體例以簡馭繁，近乎現代通史之要求，而梁啓超試圖合通史、專史於一體，這是其通史撰述難以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金毓黻有關通史編纂的認識，既是對20世紀前期史家通史撰述實踐的總結，也是對其理想中通史的期待與規範。
關鍵詞：金毓黻；20世紀史學；通史編纂
撰寫通史，是中國史學的傳統，並形成了「通史家風」。20世紀初興起的新史學思潮，將通史編纂作為改造舊史學，創建新史學的重要途徑與目標。齊思和指出，西方新史學思想的輸入，引起了改編國史的運動，而編纂通史的工作，遂成了改造國史的第一步驟。何炳松則認為「新史學的最後目的自然在要求產生一部『盡善盡美的』全國國民都應該也都能夠閱讀的通史。」因而，編纂一部理想的中國通史成為20世紀中國史家的不倦追求。金毓黻（1887—1962年）的治學雖偏向於傳統，但對新型中國通史也非常重視。不僅編著了通俗性的通史讀物《中國史》，而且對通史編纂這一史學現象十分關注。一方面對當時所出版的中國通史著作進行研究與評論，另一方面論及「最近史學之趨勢」時將中國通史撰述作為重要內容予以研究，並在此基礎上探討通史編纂理論。梳理金毓黻在通史編纂問題上的有關認識，將有助於進一步了解20世紀的中國通史研究與撰述，對今天的通史建設也不無裨益。
金毓黻論及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發展趨勢時曾指出：「最近史學之趨勢，可分兩端言之，一曰史料搜集與整理，一曰新史學之建設及新史之編纂。」而「所謂新史學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舊史之謂也。」具體表現為通史、專史的研究與撰述。「至近人之所謂新史，不出通史、專史二類。」不難看出，金毓黻是將通史撰述作為最近史學發展的重要趨勢來看待的。關於通史，他指出：「何者為通史，即普通史之謂；」「取古今史實之全部，而為概括之記述，以求其時間之遞嬗，空間之聯繫為原則者，是之謂通史。」有關通史的這種認識，包含了兩個層面上的意思，一是通史撰述的範圍與方法，二是通史在「通」方面的要求。在金毓黻看來，通史應概括地記述古今全部史實，貴在簡要有序而不必詳盡周全。同時應於時間、空間兩個維度中揭示歷史發展進程。在時間上貫穿古今，反映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變化，在空間上，展現各種現象之相互關聯，體現歷史發展的統一性。這種通史，正如錢穆所說，當「融貫空間諸相，通透時間諸相而綜合一視之」。這是中西史學會通後所形成的新型通史觀，也反映了20世紀前期中國通史編纂的特點。周予同論及20世紀初期中國史學的轉型時曾指出：「中國史學體裁上所謂『通史』，在現在含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中國固有的『通史』，即與『斷代史』相對的『通貫古今』的『通史』，起源於《史記》；最顯著的例，如《隋書·經籍志》說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從三皇到梁代（《史通·六家》篇說六百二十卷）。另一種是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後而輸入的『通史』，即與『專史』相對的『通貫政治、經濟、學術、宗教等等』的『通史』，將中國史分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節的體裁寫作。」這是從撰述形式上對中國固有的通史與西方輸入之通史予以區分，認為前者重視縱通，而後者關注橫通。若從實質上考察，這兩種通史正如劉家和先生所言，一則強調歷時性的時間之經，以「通古今之變」為指歸，一則重視共時性的空間之緯，其內容為一般性的、綜合概括性的，以區別於記載某一方面、某一地區的專史。20世紀前期所撰之中國通史著作多為這兩種類型的通史的糅合，一方面將西方傳入的進化史觀與「通古今之變」的通史精神相結合，力圖揭示歷史發展規律；另一方面將與國家、社會、人群有關的政治、經濟、制度、學術、民族、風俗等內容納入其中，加以融會貫通，概括地反映中國歷史發展進程。新史家認為，歷史應敘人群進化之現象並求得其公理公例，以激勵國民的愛國心。而「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然而中國已有之史多「知有一局部之史，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難以滿足新史學的要求。學者遂採用西方「通史」的編纂方法以改造中國固有之通史，也就是金毓黻所說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舊史」。如被譽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之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不用舊日編年紀傳紀事本末等體，而用近世西洋寫歷史課本的體裁」，一方面對「古今世變」「洞若觀火」，另一方面著眼於宗教，也未忘記政制的重要性，對中國民族的發展也給予很大的注意。金毓黻有關通史的定義與認識則是對這種新型中國通史的理論概括。
清代倡導通史撰述的章學誠曾指出：「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章氏此論深為致力於探索「通史新義」的何炳松讚賞。在何炳松看來，章學誠不僅深刻地闡述了通史之旨趣，而且為通史下了一明確的定義。他指出：「章氏此地所表示的觀念純粹是我們現在中外史學界共同努力而又還未完全實現的理想。寥寥幾句話竟把通史這個觀念全部活現在紙上了。」「通史定義之分明至此，又何以加焉？」金毓黻則不贊成何氏之說，指出：「夫通史之可貴，不僅詳人所略，異人所同，重人所輕，忽人所謹而已。又當略人所詳，同人所異，輕人所重，謹人所忽，不在事跡之詳備，而在脈絡之貫通，不在事事求其分析，而在大體求其綜合，所謂成一家之言，故非必要，而通古今之變，則為必具之要義。與其謂為通史，不如徑稱為普通史，普通亦義同普遍，即含有概括敘述之意，其造端雖大，其措辭則簡，不必高語《史記》、《通志》，以馬、鄭諸氏為師，一人閉戶而可殫，假以數年之歲月而可成，此即現代之所謂通史也。」在這裡，金毓黻明確提出現代通史的關鍵，不在於記述詳備與成一家之言，而在綜合、簡要地反映歷史發展脈絡，通古今之變則是其精髓，從而說明何氏所謂的「通史定義」難以符合現代通史之實際。從這種認識出發，金毓黻對章學誠竭力表彰的鄭樵《通志》頗不以為然，他指出，司馬遷《史記》、司馬光《資治通鑑》稱得上是通史，《通志》與梁武帝時所纂之《通史》一樣，不過是總輯之史而已。「《通史》之名，起於會通諸史，亦總輯而為一書之義，與今世之所謂『通史』，其名雖同，其實異矣。」仿《通史》而作的《通志》「所謂通者，不過通諸斷代史而為一書，而去其重複牴牾者耳。語其繁重，亦與斷代史等。故吾嘗稱《通志》為總輯之史，未嘗以通史許之也。」金毓黻認為，《通史》、《通志》與《史記》之區別在於，《史記》能「通古今之變」而它們則否。他指出：「劉知幾以《史記》為『六家』之一，《史記》通上古迄漢武而為一書，不以某一朝代為限，實梁武《通史》之所自昉也。然《史記》具有剪裁，不似《通史》之鈔撮前史以前（為）一書，《通志》之病，正同《通史》，此非通史之極則也。」至於《通鑑》，金毓黻認為其難能可貴者，「尤在貫穿古今事跡而為一編，凡梁武、鄭樵所遜謝而不能為者，而光則綽綽然有餘裕矣。」針對學者以《通鑑》為政治史之說，他指出，《通鑑》並非只記載政治史，胡三省曾說司馬光作《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然則謂《通鑑》一書，屬於政治一類者，亦非深符名實之論矣。」這是說，《通鑑》不僅通古今之變，而且將古今史實之全部納入其中，是真正意義上的通史。金毓黻進一步指出，在理想的現代通史未產生之前，《通鑑》仍具參考價值。「近傾學人，亦盛論通史，搉其利病，具體之作，則無聞焉。求其比較精善，供人考覽者，仍為《通鑑》一書。」不難看出，金毓黻將《通史》、《通志》視為總輯之史而非通史，是因為其沒能做到脈絡貫通而綜合簡要地反映歷史發展進程。應該指出的是，金毓黻否定《通史》、《通志》為通史，旨在突顯現代通史的特性，但以現代通史觀念要求古代通史著作則未必恰當。
20世紀史家所撰之中國通史，從類型上看大致可分為通俗性的中國通史讀物、學校教科書與學術型通史著作。20世紀前期所撰通史著作多為前兩類，尤以教科書體系的通史為主，如夏曾佑、劉師培、呂思勉、雷海宗、鄧之誠、周谷城、張蔭麟、繆鳳林、錢穆等所撰之通史皆為大、中學教本。金毓黻有關現代通史的論述，既是對這兩類通史尤其是教科書體系通史特點的概括、總結，也是對這兩類通史著作的規範與期待。其所謂通史應貫通古今，概括地闡述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不必將成一家之言懸為鵠的，正是對這類新型通史的要求。當然，20世紀後期中國通史的撰述突破了教科書體系，如范文瀾主編、蔡美彪續編《中國通史》、白壽彝主編的多卷本《中國通史》等通史著作直追《史記》，內容詳博而脈絡貫通。這是金毓黻討論通史撰述時所未出現的新情況，也說明其有關通史的認識缺乏前瞻性。
通史撰述必定涉及與斷代史、專門史等專史與專題研究之關係，學者對此多有探討。梁啓超、何炳松、齊思和、范文瀾等學者著重強調專史、專題研究對通史撰述的奠基意義。如齊思和指出：「依現代之標準，一國之通史，已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勝任，而有待於專家之分工合作。」「專題研究未出，何有專史，專史之未成，通史更談不到矣。語云『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標準的中國通史之不能出現，即由於中國史家所憑藉者少也。」周谷城、白壽彝等學者則致力於分析通史與專史的聯繫與區別，反對將通史視為專史之和，或者將通史變成斷代史的拼接。如周谷城認為通史的對象是人類過去活動之自身，批評梁啓超將專史之和當作通史不得要領。金毓黻對通史與專史關係也進行過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認識。首先，他認為專史為通史之一部分，通史撰述應以專史研究為基礎。他指出：「自全部史實中，抽出其一部，而為比較詳盡之記述，其於時間之遞嬗，空間之聯繫，亦以範圍收縮之故，而易於尋求者，是謂之專史。」如斷代史「自縱貫之通史，橫截而為數段者也」，專門史「又自普遍之通史，縱分而為數部者也」。通史與專史的區別主要表現在記述範圍與編纂方法方面，「前者主於聯貫，其文貴簡要有序；後者貴乎詳盡，其文應比次有法，此二者之辨也。」因此，既不能將通史與專史相互對立，也不可偏於一隅。「岐通史、專史而二之，固為治史者所不許，重視通史，而夷視專史，亦豈通人之見哉。」因為，「通史所述為概括之事實，專史所述具一類之始末，撰通史者，必取資於各專史。」通史撰述只有吸收專史的研究成果，才易於成功。「通史既劃其若干部分，而屬於專史，而同時復吸收其他部，以入通史範圍之內，蓋其吸收愈多，包蘊愈廣，而通史乃得獨成其大。」這是強調理想的通史應建立在各個部分都有精確研究的基礎上。其次，他主張專題、專史的研究也應以求通為旨趣。在他看來，「部分之研究，其手段也，整個之貫通，其目的也，不能因在手段過程中，得有大量之收穫，而遂忘其最後之目的，即不應以部分之研究，而忘卻整個之貫通。」這表明，專題、專史的研究只是手段，通史的撰述才是最終目標。在歷史研究日益碎片化的今天，重溫金毓黻這一認識，無疑有助於史學的健康發展。
20世紀前期許多學者致力於通史的撰寫，但只有少數學者所撰之通史能成完璧，善始難終成為一種普遍現象。金毓黻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其主要原因是學者沒能恰當地處理好通史與專史關係。梁啓超曾立志撰寫一部新型中國通史，然終其一生也未完成夙願，僅留下片段記載。齊思和認為這是因為梁啓超對西方史學方法很茫然，不知通史撰述建立在專史研究的基礎上，而專史又是建立在專題研究基礎上，故難以成功。他指出：「梁氏不明通俗著述與研究著作之別，而號召天下研究整個的通史，結果他自己用了這『治史所持之器』，並無成績，而他人用這個方法來治史也不會有成績的。」金毓黻則認為梁氏之失敗，是其沒有恰當地處理好通史、專史的關系所致。在他看來，梁啓超具備才、學、識三長，有能力撰寫一部完備的新型中國通史，只因其構想的通史「實賅通史、專史二種」，規模宏大，難以完成。「蓋梁氏有所著作，皆造端弘大，非百餘萬言不能盡，久之不能卒業，乃棄去轉而之他，如是者非一例，其意中所欲造之新史，遲之又久，不能成功，亦正坐此。」金毓黻進一步指出，若將通史、專史匯於一書，不只是梁啓超難以取得成功，其他任何人也是如此。民國初年陳鼎忠、曾運乾有志於撰寫通史，試圖仿編年、紀事本末、紀傳之體及周譜而作紀、傳、志、錄、譜。全書擬為十五編，一編之中，自為經緯，本通史之規模，寓斷代之義例，以期分之可考一代之源委，合之即得千古會歸。金毓黻斷言，如此合斷代史、專門史於一體的巨型通史，絕無完成之日。「若二氏所舉之五例，無論為紀為傳為錄為志為譜，任舉其一，皆委曲繁重，累世而不能終其業，而謂一手一足之烈，及身而能觀成，不但為吾之所未敢信，抑亦理所絕無之事也。」由此，他強調通史與專史應各司其職，通史以求通為職志，具體詳盡的記述則由專史承擔。「愚謂纂造通史，應以普通普遍為涵義，取其概括之事實，只求其通，不求其詳，其餘之繁而不殺者，則仍讓之專史，庶乎各舉其職，兩不相犯。」否則即便勉強成書，也只能是一通不通專不專之書，鄭樵《通志》就是例證。在金毓黻看來，通史撰述要取得成功，只能像章太炎在《中國通史略例》中所設想的那樣，有所取有所棄，以簡馭繁。「惟如章先生所創之體例，此一方有所取，他一方又有所棄，縮千數百卷之書，於百數十卷之內，雖其體裁，是否合於近代通史之新例，蓋亦庶幾乎近之矣。」章太炎所構想的新型通史為百卷，由5表、12典、10記、9考記、25別錄組成。考紀以記帝王，別錄以記社會各階層人物，但僅載與政法、學術、種族、風教有關者，其餘皆列入表中。記以紀事本末形式記載歷代大事，典以記民族、制度、經濟、學術文化等。金毓黻認為，其以十記專詳歷代大事，「既樹新體之骨幹，亦為通史之楷模」。而考紀、別錄、記、典著眼於通史「應舉大綱，以明人事衍變，制度因革」，其不合於此旨，及繁而難理者，則具列於表，「此為史家詳人所略略人所詳之法」。這說明，章太炎設想的通史方案符合他所謂現代通史的要求。
從上可以看出，金毓黻有關通史、專史關係的認識，與同時期的周谷城以及後來的白壽彝頗為接近。他們不僅看到了專史、專題研究對通史撰述的重要性，同時還注意到了通史與專史的界限以及各自的特點與職能，不贊成將通史變為專史之和或專史之拼湊。
通史撰述往往會碰到如何處理和表述歷史進程及其階段性問題，即歷史分期問題。20世紀的中國通史撰述或參照西方歷史分期法或以社會形態學說為理論框架，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以反映其發展的連續性及其階段特性點。如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將中國歷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三大階段，又細分為傳疑、化成、極盛、復盛、退化、更化七個時期。王桐齡《中國史》則將中國歷史分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個階段。
在通史分期問題上，金毓黻認為學者仿照西史分期法將中國歷史劃分為三期或四期，難以切合中國歷史實際。「蓋仿西史分期之法，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者也。」尤其不贊成仿效西史而以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他指出：「以中國近代史起於鴉片戰爭，議始於蔣氏廷黻，而羅氏家倫應之。其意以為西洋近代史始自法國大革命，為劃時代之一段，而吾國應仿效之，自鴉片戰爭以劃分時代。」在他看來，若斷代為史，將鴉片戰爭以來之史劃分為一階段是可以的。「橫截數段，而為斷代之敘述，鴉片戰爭以來之史實，為其中最後之一段，姑名之為近世史，亦可予學者以研究之便利。」但撰寫通史，若以鴉片戰爭以來為近世史，則上古史從邃古至周末，中古史從秦綿延至清中葉鴉片戰爭以前。如此，中古史與近世史，「兩相比較，似有長短不侔之嫌」。更重要的是，「近代西力之東漸實始於明季清初，講近世史者似不能遺此一段而不言。」因此，他建議，若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則近世史之開始應上溯至明末，以明末清初至鴉片戰爭前為近世史之前期，從鴉片戰爭開始稱為近百年史。「此說亦言之成理，此撰通史者所應折衷考量者也。」因為，這既可補救中古史過長而近世史過短之弊，又能較好地反映中國歷史發展脈絡。「惟貫通中國五千年之事跡而為一書，前後脈絡相尋，則近世史可上延於明季，以明西力東漸之來源。」金毓黻僅從對外關係考察鴉片戰爭對中國的影響，沒有認識到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性質、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故而反對以鴉片戰爭為近代史的開端。但他強調通史分期應反映歷史發展脈絡，則體現出對「通古今之變」這一通史要義的重視與對機械地模仿西方史學作法的反感。金毓黻對「通」的這種追求，也體現在其有關通史研究與撰述方法的討論中。
金毓黻認為研究本國史有兩種方式，一曰鳥瞰式治史法，一曰蟲蛀式治史法。所謂鳥瞰式的方法，旨在高屋建瓴地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發展全貌。「置身於史實之外，凌空而俯視全局，歷歷在目，位置之遠近，形狀之大小，悉可一覽而得，此所謂鳥瞰式治史法也。」蟲蛀式方法，意在明確歷史發展的細部。「置身於史實之中，一一從事展玩，而從而分析其內容，以尋其癥結所在，此所謂蟲蛀式治史法也。」這兩種方法，一則偏重於宏觀把握，一則注重微觀分析。「鳥瞰式治史法，如乘飛機升於高空，以俯視某大都市之全景。蟲蛀式治史法，如身入某大宅中，而細數其所藏。蟲蛀式治史法，亦可曰解剖式治史法，取若干史實一一為之分析，而明其得失去取，非置身於史實者不能為也。」至於通史研究與撰述，當以鳥瞰式為主，輔之以蟲蛀法。金毓黻指出：「愚謂治通史應以鳥瞰式為主，而以蟲蛀式或解剖式輔之，庶幾其可，否則通於此則窒於彼，雖名通史，實史考之叢編耳。」不難看出，金毓黻倡導以鳥瞰式方法為主研究與編纂通史，旨在對整個歷史發展過程有一高屋建瓴式的宏觀把握，展現出歷史進程的變動與趨勢。在他看來，通史研究與撰述若斤斤計較於細枝末節，不僅難以做到脈絡貫通，還有可能將通史變成史考彙編。金毓黻所編著的《中國史》就是採用鳥瞰式為主、輔之以蟲蛀式的表述方法。他指出：「本書體例與一般教科書不盡相同。教科書臚列歷代史實，巨細靡遺，而其弊即在語焉不詳，反使讀者莫名所以。」「本書所重為歷代治亂興衰之大事，而尤注意其變遷之因果關係，蓋亦太史公『通古今之變』之意也。」為此，他以重大歷史事變為核心，宏觀勾勒出中國歷史脈絡，但「所敘及之問題，則不敢太略，以使讀者能明其底蘊為止。」
就當時學者所撰之通史著作而言，金毓黻認為，周谷城《中國通史》採用的是鳥瞰式治史方法，而呂思勉《白話本國史》則是蟲蛀式方法的代表。「近人呂思勉氏之中國通史，系用蟲蛀式治史法，著重於分析，如身入大宅之中而細數其所藏。周氏之通史不然，不重分析而重觀察，凌空俯視，以明其全局情狀，此則用鳥瞰式治史法也。」呂思勉所撰通史著作，頗得學者好評。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稱讚其《白話本國史》為「中國通史撰述開一新紀元」。金毓黻也認為「呂氏此書有系統，有斷制，堪稱為中國史之第一名作，並世作史諸家未能或之先也」，實現了梁啓超所構想的通史撰述計劃。其有關歷史的認識條分縷析，詳細而準確。「凡歷代官制之變遷，賦稅之沿革，言之最詳最確，可謂應有盡有，而絕無影響支蔓之詞參乎其中。」尤為可貴的是，書中多精闢之議論。如有關三苗、古世城名與國名關係、隋唐以前郡國選舉制、東晉荊、揚二州之地位等問題的論述，「皆具有新解，而無穿鑿武斷之失。」這說明呂思勉能夠深入歷史內部，做精深的研究。但就通史撰述而言，金毓黻認為周谷城《中國通史》略勝一籌。「是書以鳥瞰式觀察吾國全部之史實，不拘牽於政治紀事，不沾沾為考證之學，是為最有新意，最得要領者。蓋於呂思勉通史之外，別開生面，以餉讀者，誠今日出版之界之可稱者。」「全書以經濟史觀為主眼，一貫而下，頗能自成家言。」周谷城曾指出，歷史自身本是系統完整的，史學研究應從全局出發探討人類活動各個部分及其相互關係，以獲得對歷史自身的認識，而史學著作則應反映出歷史自身的完整性。但已有的通史，無論是以分朝、分類予以敘述，還是採用紀傳體、編年體、章節體，都破壞了歷史自身之完整。為了維護歷史自身之完整，他強調通史編著在體例上應採紀事本末之體，「因事命篇一依歷史事情發展之次序為常格」，對史實的取捨「一依歷史事情自身之完整為標準」，文字則應反映出歷史事情之間的必然聯繫，顯示出歷史自身的完整性。周谷城以這種理念和方法撰寫中國通史，如乘飛機升於高空，以俯視整個中國歷史，既顯示了歷史發展脈絡，又反映出各種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以及相互間的聯繫。所以，金毓黻認為他所撰之《中國通史》最得通史之要領。
金毓黻倡導鳥瞰式為主的方法研究與撰寫中國通史，一方面與其通史旨趣有關，另一方面則是基於他對通史社會價值的認識。金毓黻理想中的通史為「取古今史實之全部，而為概括之記述，以求其時間之遞嬗，空間之聯繫為原則者」，貴在脈絡貫通而簡要有序。蟲蛀式治史法注重細節，顯然難以達到這一目標。而鳥瞰式治史方法視野開闊，關注全局，能夠從宏觀上把握歷史發展面貌和脈絡。以這種方法研究與撰寫中國通史，易於簡明扼要地反映歷史進程。對於通史的社會價值，金毓黻有明確的認識，這就是通過對過去的敘述幫助人們認識現在與未來。在《中國史》緒言中，他寫道：「我們是中國人，便都有明了中國的必要。然而要明了現在的中國，先必須明了過去的中國；明了過去與現在的中國，然後我們才能推測將來的中國。這個明故、知今和測來的工作，便是歷史的內容，是歷史家的使命，也就是每個國民所應盡的義務。」而中國通史著作要發揮這種作用，理應簡要而有系統，誠如錢穆所言：「今日所急需者，厥為一種簡要而有系統之通史，與國人以一種對於已往大體明晰之認識，為進而治本國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種種學問樹其基礎，尤當為解決當前種種問題提供以活潑新鮮之刺激。」而要成功地撰寫一部「簡要而有系統之通史」，惟有採用鳥瞰式為主的撰述方法。
1943年10月金毓黻收到錢穆所贈《國史大綱》，喜不自勝，撰詩報謝。詩中寫道：「諸子著新史，持論常斷斷。夏梁最老輩，繆周亦盛陳。鄭君誠曄曄，張子尤彬彬。所惜未終篇，難以資誦循。章作頗豐褥，竟以殞其身。君師呂誠之，造語何嶙峋。閉戶勤著書，乃在沈之濱。汩汩復滔滔，其氣老亦振。及門作高弟，衣缽喻傳薪。青固出於藍，其論乃日新。上下五千載，粲若數家珍。勝義難僂指，渺意俱以申。舉重乃若輕，其力比千鈞。不翼破雲漢，不脛走川津。家弦而戶誦，足以慰苦辛。」此段詩文之主旨雖在表彰錢穆《國史大綱》，但也反映了金毓黻對20世紀前期中國通史編纂的認識及有關通史著作的評騭。
詩中之夏梁，指夏曾佑、梁啓超。梁啓超是較早倡導撰寫新型中國通史的學者，夏曾佑所撰《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第一部有名的新式中國通史著作，所以金毓黻認為他們是20世紀中國通史撰述的先驅。金毓黻曾稱讚夏曾佑所撰之通史多創見：「夏氏之書僅成三冊，未及其半。其精言勝義橫見側出，實為國史之創作。」詩中之繆周，指繆鳳林、周谷城；鄭君，指鄧之誠，「鄭」疑為「鄧」字之誤；張子，指張蔭麟；章，指章嶔。繆鳳林為金毓黻任職中央大學時的同事，撰有《中國史綱要》、《中國通史要略》。金毓黻曾將他與錢穆、張蔭麟進行比較，認為在通史撰述上其不及後二者。「近人治中國通史者，首推錢賓四，次則張君，若繆君贊虞則似不及。」但對其仍寄予厚望，曾在寫給他的信中說：「治國史難，治通史尤難，儻今日多得幾輩，如左右及賓四、蔭麟者，萃其力以治國史，豈不足以通古今之故，成一家之言，發千載之幽光，建永世之之偉業乎。張君已矣，來日之責，舍君其誰！」對於周谷城所撰《中國通史》，金毓黻評價頗高，上文已論及其將此書視為鳥瞰式治史的代表。但他認為此書精彩之處在上冊，「下卷錄《廿二史札記》之成說過多，未免徒塞篇幅，不得謂精心結撰。」鄧之誠撰有《中華二千年史》，金毓黻認為此書「敘次頗有條理，取材亦極矜慎。」張蔭麟所撰《中國史綱》，以其構思之巧妙，敘事之粹美，為學者所稱道。金毓黻閱讀後評價道：「覺其敘述之樸實深刻，殊非並世諸作所能及。」「此為通史中之傑作，不愧佳史。」但鄧、張之通史皆未寫完，所以他說：「所惜未終篇，難以資誦循。」章嶔撰有《中華通史》，金毓黻認為此書「紀載史事最為清晰，為通史中難得之本，非細閱則不知。」章嶔於1931年去世，《中華通史》刊於其身後，故金毓黻說「章作頗豐褥，竟以殞其身。」詩中提及的呂誠之即呂思勉，其撰有《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兩部通史著作。前者為其20年代任教於瀋陽高等師範學校之教本，故而金毓黻說其「閉戶勤著書，乃在沈之濱。」上文已論及金毓黻將此書作為蟲蛀式治史的代表，稱讚其條分縷析而又多精闢之論。但略嫌其文採不足。「所不足者，依用語體，文俚雜出，辨證之語引用復繁，著者既嫌辭費，讀者亦苦不清，美中不足，此其一耑，毋亦於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之旨，有未喻乎？」《呂著中國通史》成書於40年代，故金毓黻說「其氣老亦振」。錢穆求學常州府中學堂時，呂思勉為其歷史地理教師，所以，金毓黻認為其《國史大綱》之撰述繼承了呂思勉之衣缽。至於《國史大綱》，金毓黻的評價極高：「此作頗能陳言務去，自出手眼，誠不愧國史之佳作，雖其中用札記體繁簡不甚得當，然時有聲光流露，佳處自不可掩。」而閱讀此書則是一種享受。「讀錢氏《國史大綱》，有不忍釋手之樂，蓋如食牛肉，愈咀嚼愈有味，多日不讀書，今讀此書，可以遣煩去悶，誠消夏之佳品也。」孫次舟曾撰文抨擊《國史大綱》，金毓黻對此頗為憤慨，斥之為小人行徑。所以，他認為錢穆在通史撰述上超越了呂思勉，所謂「青固出於藍，其論乃日新。」
不難看出，詩文中所提到的這些史家及其所撰述的通史著作，金毓黻是將其作為20世紀前期中國通史撰述之代表來看待的，其中錢穆《國史大綱》則被視為通史撰述之最高成就。此外，金毓黻還對王桐齡、金兆梓、李嶽瑞、范文瀾、佐野袈裟美、雷海宗等所著中國通史進行過評論。他曾將王桐齡《中國史》與夏曾佑、呂思勉所撰之通史進行比較，認為「王氏之作，包蘊頗富，敘述亦詳。大抵其書長於綜比，而短於持論。」意為王桐齡善於敘事，但見識不如夏、呂。對於金兆梓所撰《高中本國史》，金毓黻指出：「頗有文學趣味。其現代史一部，似勝於呂思勉之作，古代史仍以呂氏為佳，蓋一長於考證，一長於敘述也。」李嶽瑞撰有《國史讀本》，金毓黻認為此書「剪裁史文頗具匠心」。至於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金毓黻指出：「綜觀編輯大旨，系主唯物史觀，以農夫、工人之能自食其力者為國家社會之中心，如君、相、士大夫、富商、豪民皆在排斥之列。」「似此力反昔賢之成說，而為摧毀無餘之論，毫無顧忌，又前此尚論諸家所未有也。」「蓋為黨綱所範圍而分毫不能自主者，是亦大為可憐者。」日人佐野袈裟美撰有《中國歷史教程》，金毓黻指出：「以異國人談吾國史，不無可觀。綜觀其近百年史，為全書之最精者，古代史多取郭沫若氏之說，而以馬克思等氏學說比附之。大抵以歷代農民暴動為記敘之主體，實則中史之精彩者絕不在此，著者特強調言之耳。」翦伯贊所撰《中國史綱》由金毓黻之子在重慶首為印行，金毓黻指出，此書「系用唯物史觀立論」，「銷路頗佳」。雷海宗編纂的《中國通史選讀》，於每章每節之首對一時代、時期之歷史予以簡括的說明，然後排比從經、史、百家中選錄足以說明一時代之要點、重點者的史料。金毓黻指出：此書「雖為讀本，亦一簡明扼要之通史，且為通史中之別裁也。」
瞿林東先生在總結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時曾指出：「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是關於中國通史的研究、認識與編撰。」作為20世紀中國史學最突出的成就，中國通史撰述與通史著作受到學者的高度重視，如顧頡剛、鄧嗣禹、周予同等總結20世紀前期中國史學發展時，就將通史編纂作為其中的重要內容予以論列，但象金毓黻這樣持續不斷地關注中國通史撰述的學者卻不多。考察金毓黻在不同時期有關通史著作的評價，可以發現其治學旨趣的變化。20世紀20年代金毓黻對通史著作的評價主要著眼於其是否深入研究問題。如他對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王桐齡《中國史》這三部通史著作的評價就是以此為標準。這三部通史著作都被他視為「近人以新組織編國史者」之善本，但比較而言，他認為王氏之通史不如夏、呂。因為夏、呂之通史能夠採用清代漢學家的治學方法做精深的研究，故多創建，而王氏之書卻不能。他指出：「凡創一義，必羅舉多證，而後折衷一是，斷其或然或不然。此清代漢學家治學方法，而呂氏依用之者。」所以其篇中議論多「具有新解，而無穿鑿武斷之失。」而這恰恰是王氏之短處。一是王氏之書史料採擇不精，輕視官修史書，喜引野史而不知別擇。「王氏謂實錄官書，專載諭旨奏報，不足以窺見一朝之究竟。說固不為無理，然作史者常取實錄十之七、八，而取野史十之一、二者，豈非一則信而有徵，一則妄而多誣乎？」二是王氏能淺出而不能深入。「近人治學之法，取其一說必列舉多證，衡量再四，而後敢筆之於書。呂氏之書即用此法，是則王氏之所短。」所以，他雖然稱讚王桐齡善於敘事，但認為其所撰通史終究不如呂思勉之書。40年代，金毓黻提出通史研究應以鳥瞰式為主，輔之以蟲蛀式，因而對以鳥瞰式方法觀察國史的周谷城《中國通史》的評價超過了以蟲蛀式為主的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如上文所言，他認為周氏之通史最得通史要領。學者曾指出，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金毓黻的治學旨趣曾經歷過從求精深到求博通的變化，而其有關中國通史著作的評價也恰好顯示出這種變化。20年代，他要求通史著作在深入研究方面有所建樹，反映出其對專精的追求。40年代，他重視對通史著作在「通」方面的要求，則反映出其治學旨趣已由專精轉到博通方面。金毓黻有關通史著作的評價也體現了其求是而不強同，兼容並包的治學風格。對各種通史著作，他皆能不帶偏見地予以分析、評論。如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顯然與金毓黻之治學旨趣不合，但他並沒有因此而否定此書的價值。他指出：「雖然此書立論雖多與餘異趣，然亦不無一二可取，且因其觀點不同，更可為餘立說之反證。爰就其書擷取宋代數事，以供研討，詎可以其多為異論而捐棄之耶！」其中有關宋代弊政的抨擊，雖「不無形容太過之失，然當日朝中情況，確有矯枉過正之處，有此一針見血之紀載，亦足以資警惕。」有關《中國通史簡編》的這種評價，正是金毓黻治學求是而不求強同態度的體現。
因排版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圖片全部來自於網際網路
排版：冉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