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麻為布，織作衣裳
原始人類最開始是裸體生活的，這個階段大致在約300—400萬年，依照進化論的歷史分析，當時猿猴還沒有進化成真正的人，還只能稱為猿人。猿人與其他哺乳類動物一樣，依靠自身皮毛和熱血度過了生存危機，裸體生活了200多萬年。
進入石器時代以後，原始衣物階段又分為了草裙階段和獸皮階段。
草裙階段大約在舊石器時代中晚期，草裙是採集經濟的產物，人類採擷植物過程中，用草葉和樹枝綑紮在腰間作為裙子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典型的就是現在夏威夷至今還在跳的草裙舞。以草葉樹葉披掛為衣，一來性脆易爛，二是保暖效果不明顯，於是隨著生產的發展就發展到獸皮階段。隨著人類的成長，狩獵較之人類早期變得容易起來，起初獵獲的獸皮出於仿生的好奇被披在了人類的身上。隨著大動物的獵獲，大型動物的骨頭被磨成了骨針，鋒利而薄的骨片被用來剝割另一些動物的皮與肉。隨著動物蛋白的進食，人類有了容量更大的大腦，人類最初的縫紉誕生了，獸皮裝也就誕生了。
隨著炎帝創立的農耕文化的發展，播種五穀成為部族的主要食物來源，人類的繁衍也使得獸皮衣數量嚴重不足，衣物發展發展到了以植物纖維為主要對象的階段。這個階段也分為兩個階段，即：無紡織階段和紡織階段。起初的植物纖維製衣是使用樹皮的，人們將成塊的樹皮從樹上剝離，經過拍打、浸泡、曬乾等工序，使之變得平滑、柔軟，然後縫成一塊可以遮羞的樹皮布。直到數十年前，考古學家在海南還見過這種樹皮布的實物，而製作方法在雲南哈尼族、海南黎族和臺灣阿美族中至今還有流傳。國際上有人類學者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指出，東南亞蒙古人種諸民族最古老的衣服原料，其本來都是樹皮布，其後才被紡織布料所取代。
樹皮布是無紡布，而隨著植物纖維的氧化，容易失去韌性，逐漸破敗，遠不能滿足生活需要，於是人們在製作樹皮衣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紡織布，樹皮的最外面的表皮去掉，取裡層的樹皮，經過一整套製作樹皮布的工序後，然後巧妙地取其纖維，紡成線，織成衣服。
後來，人們開始利用大麻、薴麻等纖維更加細長的草本植物纖維，採取漚漬、剝離、剖縷、搓績、紡織等工序製成麻布。漚漬法早在新石器時期後期就出現，距今6900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了一段三股麻繩和一段兩股麻線，同時還出土了最原始的紡紗工具紡輪。這一切都印證了炎帝時代制麻為布的史實。
一些神農炎帝的畫像以穿樹葉衣的形象出現，這顯然是不妥的，炎帝創造發明治麻為布，製作衣裳是時代的一大進步。他既是紡織技術的推動者，也是分享時代文明的受益者。
高平是炎帝故裡，麻紡、絲織文化也延續至今。高平曾廣泛種植亞麻用於麻紡，在棉紡代替麻紡之後，用麻搓制的繩索還行銷不衰，幾百年來上黨潞麻暢銷天下就是作為麻繩的原材料，高平也是「潞麻」產區之一。如今隨著化纖的發展，潞麻已經被棄種。應該說，絲紡織技術與炎帝也是大有淵源的。人類最開始對蠶的關注源於採摘。舊石器時期古人食物大部分來自採摘，採摘的對象既有野果、籽實，也包括活蟲、蟲蛹，這是古人蛋白質類食物的主要來源。至今在我國雲南以及非洲、南美等地區，蟲子仍然是飲食中的一大塊內容。不難推測，古人類的食譜中，蠶及蠶蛹也是常見的。食用蠶蛹時需要剝去表面的蠶絲，而廢棄後的蠶絲蓬鬆細軟，很有可能被古人類收集起來用作絲棉禦寒。伴隨著麻紡織術的發展，蠶絲開始被用做紡織衣物的來源，由此探索出了煮繭繅絲、紡絲織綢的一系列工藝。當天然採摘的蠶繭不能滿足紡織的需要時，古人類又開始探索出了人工養蠶的技術，提高蠶繭產量，這應該就是人類發現和利用桑蠶的過程。
《禮記·禮運篇》載：神農炎帝「治其絲麻，以為布帛」。《路史》亦云：神農「教之麻桑，以為布帛」。這些史料的記載都說明，桑蠶的被發現利用應該始於炎帝時期。黃帝之妃嫘祖應該是人工養蠶的創始者，繅絲技術的提升者，但利用野蠶資源應早在炎帝時期。
高平絲織產業歷史悠久，所產的絲綢錦緞匯至長安，成為絲綢之路的重要貨源地。隋唐宋元明清，關於潞綢的史籍記載比比皆是，備受皇室宮廷、達官貴人的喜愛。如今高平境內的吉利爾潞綢公司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潞綢織造工藝的傳承企業，近70年來所產的錦緞產品暢銷全國，是北方絲綢行業的領軍企業。該公司開發的絲麻混紡面料填補了國內空白，更是在新時代對神農炎帝「治其絲麻」的推陳出新、創造發揮。
遍嘗百草，始創藥茶
《世本》載：「神農和藥濟人」；《綱鑑易如錄》載：「民有疾，未有藥石，炎帝以草木之滋，察其寒、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嘗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醫道自此始矣。」《搜神記》載：神農以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神農嘗藥和治病，得病症四百，藥症三百六十五。
關於神農炎帝一個重要的功績那就是嘗百草、創醫藥。流傳於全國各地的傳說都提到：神農以身驗草木、醫民疾，減輕人們的痛苦，延長了壽命。
然而，從實踐上說，神農嘗百草更是早期人類生活的真實寫照。古人在獵取動物的同時，也採摘植物果實、嫩葉，挖掘地下塊莖果腹充飢。在採集活動中，先民們逐漸發現，由於誤食了某些動植物，會發生嘔吐、腹疼、昏迷甚至死亡。吃了某些動植物，能消除或者減輕身體的一些病痛或解除吃了某些植物而引起的中毒現象。在漁獵生活中，又發現吃了某些動物的肉能產生特殊的反應。
經過長期的實踐，人們便能逐漸辨識許多動植物，了解它們的功效，一些性味平和的植物成為食物，一些性味偏重的植物經過嘗試發現具有止疼、發汗等的功能，於是被歸入藥類，或者古人看到動物食用某種植物產生了某種表現，於是開始嘗試並歸入藥類，遇到患有某種疾病，便有意選擇某些動植物來進行治療。
正是這種以身實踐和探索的精神，奠定了我國醫學的基礎，開創了中華民族的醫藥文化。後人為了紀念神農炎帝，將我國的第一部藥學著作命名為《神農本草經》。
應該說，每一位草藥的被發現都經歷了類似的過程。比如傳說中炎帝有一隻神獸名叫獐獅，它周身透明，五臟六腑、骨骼經絡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吃下藥物就可以看到在哪裡起作用。
時至今日，很多中醫在學習時要親口嘗藥，執業後每次新到的中藥飲片也要聞一聞、嚼一嚼，體驗之後對藥性及用量的掌握才能準確，再組方就如臂使指了。民國名醫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裡，就記載了自己通過親自嘗藥品評性味，考辨出《神農本草經》裡記載的人參就是如今的黨參。
高平作為神農炎帝故裡，很早就流傳著神農炎帝在羊頭山嘗百草的傳說。相傳炎帝在羊頭山、發鳩山一帶遍嘗百草，辯證藥性，後來在百草嶺採藥時，不慎誤食百足蟲中毒身亡，葬於神農鎮莊裡村，後人在這裡修建了炎帝陵。炎帝大殿中的神像面色烏黑，正是對他嘗藥中毒奉獻精神的感念。
《神農本草經》所載360餘味藥材，高平出產近兩百味，其中黨參、柴胡、連翹、荊芥等等道地藥材至今仍在生產。高平大黃梨作為藥食同源的典範得到《本草衍義》等的推崇，至今高平還有數百年的老梨樹近千株，每年老樹新枝、花開似雪。
自古以來，高平人就強調藥食同源，注重疾病預防。春季氣溫回升，陽氣漸趨於表，人們採食茵陳養護肝臟，衝服黃梨膏止咳潤肺，熬製荊芥雜豆飲解表散寒；夏季炎熱潮溼，暑氣難耐，人們就喝用黃芩九蒸九曬炮製的藥茶，清熱燥溼，瀉火解毒，縫製蠶沙菊花枕安神養目,涼爽止汗,祛暑去火；秋季風高幹燥，人們食用川貝蒸梨，去燥潤肺，保護呼吸系統，熬製山楂神曲麥芽飲，化積食、促消化，維護消化系統的運行；冬季天寒地凍，抵抗力下降，人們用黃梨和銀耳燉羹滋養，用黍米釀造黃酒補中益氣。而解過神農炎帝「七十毒」的藥茶——黃芩茶，則是高平祖輩相傳的本土藥茶，具有「清熱解毒、降脂降壓、消積」等功效。在高平境內的山西騰達源農業開發有限公司開發的「七莊河」黃芩茶已名列山西藥茶行列，年可生產優質黃芩茶3000多公斤，遠銷北京、內蒙古、河北、河南等地，越來越受到各地消費者的青睞。
日中為市，首倡交易
《易·繫辭》中說：「神農以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每當太陽當頂時，人們就聚集到一起交換貨物，交易完後便回家。神農發明的物物交易，打下了商業發展的基礎。
農耕文化的發展，必然帶來產品的剩餘，也為社會分工提供了物質基礎，神農之時原始產品交換已開始。從社會發展的進程可以看出，最初的原始社會交換活動，是由部落首領代表本氏族部落和另一氏族部落進行交換，所交換的東西也是部落的集體財產。隨著交換的擴大，交換在氏族部落內部發展起來，氏族成員之間也把各自的產品作為私有財產來相互交換。神農時代最初的「日中為市」很可能屬這類性質。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更大範圍的交換活動必然產生。
傳說神農教人們種田和養殖後，人們生產出來的產品也越來越多。由於人們居住環境的不同，物產也不一樣，有的種五穀，有的狩獵為生，有的捕魚為主，有的制陶為業。產品有了盈餘，對互相交換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強。於是炎帝部落實行了「日中為市」，就是在每日中午的時候開市進行交易。因為當時沒有計時器，唯有太陽當頂這個時刻最便於大家共同掌握。在此之前，各部落的先民帶著自己的剩餘產品從四面八方趕往市集，待到正午開市，便選定自己所需的產品，談判協商，各取所需，相互交換，直到換回自己滿意的物品。
提到「日中為市」，就不得不提高平「送羊」的習俗和羊頭山的黍米，這兩者都與炎帝「日中為市」有關。
原始交易是物與物的交換，在彼此的需求不同時，則需要進行多次交換。為了方便交換，就需要尋找一般等價物。在這種情況下，羊由於使用頻率高、普遍樂意接受、可以飼養增值、成交機率大等特點，在交易中被當做物質貨幣，這或許正是羊成為原始先民寵兒的一個真正原因。
在高平，每年陰曆七月十五，娘家都要為出嫁的閨女饋送用面蒸的羊；外孫做「滿月」，則要送用面烘焙的「羊貽子」。高平「送羊」這一久遠的風俗，正是基於炎帝文化中對財富的原始崇拜。隨著交易的升級，對長度、重量、容積等都需要一個統一的衡量標準，人們便嘗試用黍為基準衡量各種單位。《漢書·律曆志》載：「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谷矩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鬥、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鐘之龠，用度敉審其容，以子谷矩黍中者千有二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鬥，十鬥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鈞，四鈞為石。」
通俗地講，就是用計算黃鐘長度的方法，以羊頭山黍谷的中等顆粒為最小單位，橫排一粒為一分，10粒為一寸，100粒為一尺（縱黍81粒為一尺），1000粒為一丈，10000粒為一引。把這個長度刻在木板或竹板上，就是度的基本工具，這種做法就是歷代一直沿襲的「累黍定尺」。
在古代計量學中，記錄長度的量詞「分、寸、尺、丈、引」，記錄容積的量詞「龠、合、升、鬥、斛」，記錄重量的量詞「銖、兩、斤、鈞、石」，全部是通過對黍米的體積和重量計算得來的。
可以說，中華農耕文明中度量衡最初的基準，就是生活在上黨地區的炎帝部落最早用黍制定的。在古代，一個政權要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不但要找到象徵皇權的「傳國玉璽」，同時也要繼承前朝的度量衡。中國數千年來由亂到治，每次重新考訂度量衡都採用了「累黍定尺」的舊例，朝廷一次次派人到羊頭山尋找秬黍，這既是對新生政權合法性的追尋，表示自己的政權「受命於天」，得到了炎帝的真傳，無形之中也是對炎帝的頂禮膜拜。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鰲拜被懲治、漕運被整頓、河工步入正軌、三藩被削平，朝廷中出現了要求整頓禮樂制度的呼聲，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認同。在考訂度量衡的過程中，康熙皇帝依然採用了我國傳統的「樂律累黍」。《中國度量衡史》對此評價：「以縱累百黍之尺為『營造尺』是為清代營造尺之始，舉凡升鬥之容積，砝碼之輕重，皆以營造尺之寸法定之，沿用數百年，民間安之若素，其考訂之功可謂宏偉。」由此看來，首先以黍米為基準制定度量衡的炎帝可謂是功蓋天地了。
申小峰 來源 山西晚報
編輯 周章龍
編審 王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