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愛新覺羅·溥儀頒布退位詔書。他是清朝歷史上的最後一位皇帝，同時也是自秦始皇創立皇帝制度以來的最後一位皇帝，當時，他年僅六歲。
1907年的載灃與溥儀（右）
退位前三年，慈禧用光緒的名義頒了一個「遺詔」，傳位給溥儀。溥儀這時候年僅三歲。
溥儀的父親，是光緒的弟弟醇親王(小醇王)載灃，祖父是醇賢親王(老醇王)奕譞，曾祖是道光。溥儀的母親是榮祿的女兒，祖母是慈禧的妹妹。溥儀即位以後，尊慈禧為太皇太后光緒的皇后為皇太后(隆裕太后)，本生父載灃為「監國攝政王」。定年號為宣統。
溥儀在位三年。這三年，中國事實上的君主便是這一位攝政王。清朝在入關以後，可謂「以攝政王始，以攝政王終」。載灃學識有限，但有心做好，命運叫他撐持清室於無可救藥之時，扮演悲劇角色。他以為逐走袁世凱，重用滿人，標榜「預備立憲」，便可以抵住漢人的革命高潮。結果，滿人之中沒有一個接得了袁世凱所留下的真空。比較能幹的僅有鐵良和蔭昌二人，這兩人在他看來卻不如胞弟載濤、載洵之值得信任。他創辦新陸軍(「禁衛軍」)，交給載濤負責訓練(由毓朗與鐵良協助)。他籌辦新海軍，叫載洵總其成(由薩鎮冰協助)。
載灃與子女們
《辛丑和約》以後的清廷，被賠款與外債壓得喘不過氣。所謂外債，實際上也是(對日本的)賠款而來。沒有這兩次大賠款，清廷的中央財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這兩次大賠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談得到建設新陸軍與新海軍？怎能有力量辦出幾件福國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戰爭以前，未嘗對清朝不利。曾國藩的「中興」與李鴻章的「洋務」，原已給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轉移了民眾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興名臣曾國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眾的信仰，洋務專家李鴻章又因對日戰敗、對日求和而事業破產。愛國的志士由於對清朝失望而決心參加革命陣營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有為（左）、梁啓超（右）
康、梁的維新運動即使不受慈禧摧殘，也定難產生具體的成效。原因是清朝業已病入膏肓，決非溫和的瀉劑與補品可救。慈禧以及整個清廷於這一時期的種種出醜，告訴了全國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條路可走。
於戊戌政變以後仍斤斤於「保皇」二字的康、梁，也竟然在義和團活動期間派唐才常在鄂、湘、贛三省發動「自立軍之役」，名為「勤王」而實則「革命」。民心對清廷的向背，於此可見。
康的錯誤在於聖人自居，不求進步。梁卻在東京與孫中山一度過從甚密，接受了「革命排滿」的思想。他寫信給康說：「日本以覆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排滿為最適宜之主義。」這時候，光緒二十九年，梁已經辦了《新民叢報》一年。《新民叢報》的言論，在表面上與同盟會的《民報》唱對臺戲，實際上恰好與《民報》相反相成，喚醒了整個中華民族。
所謂「預備立憲」，本非載灃發明的口號。梁啓超於光緒二十七年在《新民叢報》的前身，《清議報》發表了一篇《立憲法議》，強調日本之所以能夠行憲，是先行派了五個大臣出洋考察，其後在明治十三年頒布憲法，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才實行憲法。
袁世凱於是在光緒三十一年奏請慈禧遣派「五大臣出洋」，獲準。這五位大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於九月間啟程之時被烈士吳樾投以炸彈，其中兩人載澤、紹英受傷。紹英不願意再去，徐世昌雖未受傷也不敢去。清廷派李盛鐸與尚其亨代替紹、徐二人，五大臣在光緒三十二年回國，上了幾篇奏摺，主張立憲。傳說，這幾篇奏摺是端方途經日本之時，請梁啓超代寫的。梁的確也在這一年組織了一個「政聞社」，發刊了一個《政聞雜誌》，鼓吹立憲。參加的有熊希齡、麥孟華等人，張君勱也是其中的一個。
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回國以後，慈禧頒了一道詔書：「預備立憲」。次年八月，她又下一道詔書規定「預備」的期限為九年。
依照這光緒三十四年八月的預備立憲詔書，各省應先行成立諮議局，由二十五歲以上、具有某些資格的男子選出議員三十名至一百四十名，擔任議員。這些議員有權議決本省歲出入、預算決算，及各種應興、應革之事，但督撫有權對議決案加以裁可或不裁可，也有權於某種情形之下將諮議局解散。載灃於次年，宣統元年，以攝政王的地位，命令各省辦理選舉。到了十月十五日，各省的諮議局便同時宣告成立，舉行首次會議。載灃又依照預定程序，於宣統二年成立中央「資政院」。資政院的議員共二百人，半由欽派，半由省諮議局議員互選，第一次會議舉行於是年九月初一。總裁(議長)是溥倫、孫家鼐二人，也均為載灃所委派。議員之中，人才頗多。
資政局開了三個月會，修正了載灃所提的預算案，也彈劾了自稱「不負責任」的軍機大臣。然而預算案儘管被修正，而載灃仍按照修正以前的原案執行。軍機大臣儘管被彈劾，而載灃用兒子溥儀的名義，以「聖旨」答覆資政院：「軍機大臣負責任與不負責任，朝廷自有權衡。」
這時候，梁啓超創辦了《國風旬報》，鼓吹立憲，而反對清廷的預備立憲。他認為「政府之視資政院固不值一錢也。」真正的立憲政體，應有完全民選的「國會」，與對此國會負責的「責任內閣」。
梁啓超的一個好友張謇，在江蘇諮議局擔任局長(議長)，另一個好友湯化龍，在湖北諮議局擔任局長。
清末狀元、實業家張謇
此外，各省的諮議局長如湖南的譚延闓、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貞、直隸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濟、江西的謝善恆，均與梁啓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憲友會」的會員。憲友會為梁所秘密發起，於宣統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孫洪伊、湯化龍、林長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憲友會成立前後，各省熱心人士與各省諮議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請願了好幾次，要求縮短「預備立憲」年限，提前在宣統五年召開「國會」，實現「責任內閣」。各省督撫在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聯名電請。三天以後，資政院全體議員，也作了同樣的奏請。
攝政王載灃處於四面楚歌之下，無可奈何，只得於宣統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詔，答應提前於宣統五年召開國會，同時又自動宣布立即成立「內閣」，卻刪去了「責任內閣」的「責任」二字。這分明是曲解民意。內閣，清朝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個同時存在：軍機處是一個，大學士合起來也是一個，各部尚書合起來也是一個。甚至所謂「御前會議」，也何嘗不是一個？有了這些「不負責任」的內閣，再加多個或歸併起來，均無意義。而載灃自作聰明，以為可以敷衍得了要求責任內閣的老百姓。
這時候，在孫中山直接與間接領導之下，革命運動再接再厲，已先後有陸皓東、鄭士良、史堅如、馬福益、吳樾、龔春臺、餘醜、鄧子瑜、徐錫麟、王和順、黃明堂、黃興、熊成基、倪映典等率領同志在各地舉義。而且，在宣統二年三月，黃復生與汪兆銘也深入北京，圖刺載灃本人。尤其是在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黃興等一百多人在廣州攻進總督衙門，震動了全國。至於，溫生才在是年三月初十單獨刺殺了將軍孚琦，還不過是一個插曲。
載灃茫然於大勢所趨，居然在四月間用了他的所謂內閣來「緩和空氣」。這內閣以壞極了的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以那桐與徐世昌為協理大臣，各部的尚書被改稱大臣。在十個部的大臣之中，滿人佔了六個，蒙人佔了一個，漢人僅有三個(外務部梁敦彥、學部唐景崇、郵傳部盛宣懷)，盛宣懷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罪，留待後人定讞。他在宣統三年，可說是漢人之中最不受漢人歡迎的一個，他提出「鐵路國有」的口號，這口號成了大清皇朝的喪鐘。
盛宣懷
所謂鐵路國有，便是由清廷向外國借洋債，來強迫收買老百姓的粵漢鐵路與川漢鐵路的股份。粵漢鐵路與川漢鐵路的築路權，原已由清廷出賣給外國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錢贖回來的。現在，載灃聽了盛宣懷的話，要用「國有」的美名，從老百姓手中重行奪去，「押」給外國人，讓外國人又以「債主」的資格來加以控制。這怎能叫老百姓甘心？
於是，在湘、鄂、川、粵四省掀起了「保路風潮」。股東、議員、學生以及一般人士，紛紛請願、開會、組織團體，罷課、罷市。各地的「保路同志會」風起雲湧。載灃的應付辦法是，用武力鎮壓。他任命在西康殺人甚多的趙爾豐為四川總督，又派端方領兵入川。趙爾豐拘捕了四川保路會會長鄧孝可、諮議局局長蒲殿俊、股東代表顏楷等十幾人，又開槍擊殺請願的群眾四十人以上。
端方所領的兵，是從湖北調去的。其中有很多業已參加以孫中山為最高共同首領的幾個革命團體。未被調走的部隊，於蔣翊武、孫武、熊秉坤、方維、蔡濟民等策劃、發動之下，在八月十九的晚上舉起了革命的義旗。他們攻進總督衙門，光復武漢三鎮。其後，湖南、陝西、江西、雲南、上海、浙江、貴州、蘇州、廣西、安徽、福建、廣東、山東、四川等各省、各地相繼響應。到了陰曆十月十二，南京也被徐紹楨所率領的「蘇浙滬革命聯軍攻下。
載灃在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又在九月初六日發表他為「欽差大臣，督辦湖北剿撫事宜，節制諸軍」，袁均未就。但是，袁的舊部馮國璋卻很賣力，先後在九月十三日與十月初七日從革命軍手中奪去漢口、漢陽。載灃也命令資政院於九月初一作第二度集會。資政院議決，彈劾盛宣懷。載灃照辦，將盛宣懷免職。
九月初八，奉調由東三省人關、行抵灤州的第二十鎮(師)統領張紹曾與某混成協(旅)統帶藍天蔚等，聯名致電清廷，提出十二項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於本年內召集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憲法由國會起草，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認，(四)皇帝對「國內」用兵時須經國會通過，(五)每一年度之預算如未經國會議決，不得沿用上年度之預算。
這十二條要求，等於是哀的美敦書。載灃立刻屈服，於九月初九下詔改組內閣，授權資政院起草憲法信條。十一日，慶親王奕劻的內閣解除職權；十二日，袁世凱受資政院「公推」為內閣總理大臣，載灃加以任命。十日，資政院奏上憲法信條十九條，載灃加以公布。「憲法信條」除了把張、藍等人的十二條要求完全採入以外，又加進了「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其他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相牴觸」，等等。
袁世凱
袁世凱已於張、藍「兵諫」以後的第三天，載灃下詔改組內閣以後的第二天，由河南彰德的寓所「南下視師」，抓住機會先就湖廣總督兼欽差大臣之職，把兵權拿到手，逼得載灃非請他擔任內閣總理不可。九月二十三日，他帶衛隊進入北京，開始組閣活動。三天以後，載灃公布袁的閣員名單(其中張謇、梁啓超未就)：
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
外務部大臣梁敦彥/副大臣胡惟德
民政部大臣趙秉鈞/副大臣烏珍
度支部大臣嚴修/副大臣陳錦濤
陸軍部大臣王士珍/副大臣田文烈
海軍部大臣薩鎮冰/副大臣譚學衡
學部大臣唐景崇/副大臣楊度
法部大臣沈家本/副大臣梁啓超（未就）
郵傳部大臣唐紹儀/副大臣梁如浩
農商部大臣張謇（未就）/副大臣熙彥
理藩部大臣達壽/副大臣榮勳
事先，袁世凱把載灃的弟弟載濤擠出「軍諮處」(相當於參謀本部)，代以蔭昌。事後，又把另一位軍諮大臣毓朗換了，代以自己的好友徐世昌。載濤仍舊掌握著新編的「禁衛軍」。袁世凱命令他開赴湖北打革命黨，載濤怕死，辭職，袁世凱派馮國璋繼任「禁衛軍總統」。湖北的軍事改由段祺瑞一人負責。
對于禁衛軍的官兵，袁世凱仍不放心，下令調該軍出北京城，在城外駐紮，準備開拔。他另編一支「拱衛軍」，駐在城內保護「宮城」，把宮城之內的寡婦孤兒(隆裕太后和宣統皇帝溥儀)握在掌心。
對於革命軍，他決定議價講和，拜託英國公使朱爾典訓令駐漢口領事，出面勸馮國璋與黎元洪停戰三天。黎元洪接受，於是從十月十二日起開始停戰。三天期滿，雙方同意繼續停戰。此後，不再有戰事，直至袁世凱達到目的，被南京臨時參議院選舉為臨時大總統之時。
馮國璋（左）、黎元洪（右）
載灃感到無趣，於十月十六日自動向隆裕太后繳出「監國攝政王」的印，「退歸藩邸」當一個「空頭」的醇親王。
袁世凱委派唐紹儀為議和代表到漢口英租界，找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這時候，伍廷芳在上海，替武昌的中華民國軍政府辦外交，不能分身來漢。唐紹儀於是又到上海，於十月二十二日與伍廷芳舉行第一次會議，交換了「證書」。十一月初一，舉行第二次會議。伍廷芳提出，必須清廷先承認變更國體為共和，雙方才能「開議」。
十一月初六，孫中山由國外回抵上海。初八，唐紹儀發一個電報給袁世凱，請袁世凱代奏隆裕皇太后與宣統皇帝說：民軍以改建共和為目的，若我不承認，即不允再行會議」。東南各省民情也是一致主張共和，無可阻止。民軍最近製成了飛艇兩艘！況且「孫文來滬，絜帶巨資，並偕同泰西水陸軍官數十員，聲勢愈大」。列強政府也都答應孫中山，不再借款給清廷。如果和議不成，「戰端再啟，度支竭蹶堪虞，生民之塗炭愈甚，列強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看唐紹儀的口氣，他不像是清廷的代表，而像是民軍的代表。他在電報中建議清廷「召集臨時國會，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議」。隆裕太后於是召集了一次御前會議。這御前會議議決了接受唐紹儀的建議，於十月初九下旨召集臨時國會，命袁世凱及其閣員草擬選舉臨時國會議員的辦法，袁世凱電告唐紹儀就如何選舉一點徵詢伍廷芳的意見。
唐紹儀（左）、伍廷芳（右）
十一月初十，唐、伍二人舉行第三次會議，雙方同意把「臨時國會」改稱為「國民會議」。至於選舉的辦法，伍廷芳主張已響應革命各省不必另行選舉，即以此時業已集會於南京的代表為國民會議代表，至於未響應革命各省與蒙古、西藏則不妨補行選舉。唐紹儀表示，當電請袁世凱決定。
這一天，恰好也是在南京的代表們選出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一天。代表一共有三十四人，代表了十七省。(包括奉天、直隸、河南、山東。)袁世凱接到唐紹儀的交涉報告，也接到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消息。
唐、伍二人於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繼續舉行兩次會議，議決國民會議的代表每省代表三人，蒙古與西藏兩區的代表也各為三人，每人一票。如出席代表不足三人，亦作三票計算。東三省、新疆、直隸、河南、山東由清廷電令各該省諮議局選派代表；蒙古、西藏的代表由清廷與「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分電召集」，其餘各省代表則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召集，此外，兩人也籤訂了若干有關軍事布置與賑災問題的細節。
關於國民會議的地點與日期，伍廷芳主張地點在上海，日期為十一月二十日。唐紹儀「允電達袁內閣，請其從速復電」。袁世凱復電唐紹儀，責備他在十一與十二兩日的會議中「越權」，不承認他與伍廷芳所籤的若干項協定。唐紹儀立刻電袁，辭去代表之職。袁世凱復電照準，並且打了個電報給伍廷芳，說以後要與伍廷芳直接電商。伍廷芳回他一電，電商不便，請他親自來上海。
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中華民國元年的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之職，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正式成立。
孫中山於當選以後、就職以前，打了個電報給袁世凱，說：
「公方以旋轉乾坤自任，即(使)知億兆之屬望，而(以)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於將來。」
袁世凱1月2日(十一月十四日)回電說：
「君主共和問題，現方付之國民公決。所決如何，無從預揣。臨時政府之說，未敢與聞。謬承獎誘，慚悚至不敢當，惟希鑑諒為幸。」
孫中山再給了他一電：
「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推功讓能，自是公論。若以文為有誘致之意，則誤會矣。」
這時候，段祺瑞、馮國璋等四十幾名清軍將校於袁的指使之下，通電反對共和，主張對革命軍「討伐」。袁世凱告訴隆裕太后，說段等的主張很對，所苦的是軍費沒有著落。隆裕把宮裡的「內帑」金元寶八萬枚拿出來交給他。他把這些金元寶賣給外國銀行，於是軍費有了著落，對「南方」說話更有力量。他同時也把段等的通電，轉打給伍廷芳。
段祺瑞
唐紹儀雖則已經不是他名義上的代表，仍舊是他事實上的代表，繼續與伍廷芳秘密會談。所談的已不是袁的總統地位問題，而是如何使清室自動叫溥儀遜位的問題。因為，在表面上「南、北兩方」已經停止談判，國民會議無法召開。只有使清室叫溥儀自動遜位，才能打破僵局。於是，雙方研究「優待清室」的具體條款，達成協議以後用這些條款說動清室的王公與隆裕太后就範。
除了唐、伍二人在上海進行磋商以外，於武昌起義以後被清廷釋放出來的汪兆銘，也在北京與袁世凱的「學部副大臣」楊度發生接觸、作了好朋友，而且合組了一個所謂「國事匡濟會」，不斷交談。「優待條件」終於協議成功，共分八款。這是清室統治關內二百六十八年的最後收穫，值得全文照錄：
一、清帝遜位之後，其尊號仍存不廢，以待遇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二、清帝遜位之後，其歲用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給付。
三、清帝遜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照常留用。
四、清帝遜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保護。
五、清德宗陵寢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六、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得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七、清帝遜位之後，其原有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八、原有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
此外，另有兩個附件，優待清朝皇族與一般的滿、蒙、回、藏四族的人(是以後在民國元年1月20日由孫中山加進去的)。他們的私產、爵位完全保存；他們的地位完全與漢人平等，同為中華民國國民，享有居住、信仰等等自由。八旗兵弁，於未籌定生計以前，照舊發餉。
袁世凱把這些優待條件說給奕劻聽，奕劻被他說動。次日，袁覲見隆裕太后，請示。隆裕太后不敢作主，便召集御前會議，徵求王公大臣的意見。御前會議從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始一連開了六天，沒有結果。出席的人多數反對遜位，反對最烈的，是軍諮府軍諮使良弼。良弼是所謂「宗社黨」(君主立憲維持會)的領袖。十二月初七，良弼遇刺而死。刺他的是革命志土彭家珍。
良弼
初八，段祺瑞等四十幾名清軍將校在袁世凱的指使之下發出第二封通電，內容與上次第一封的通電完全相反。上次，他們「誓死」「反對共和」；這一次，他們主張「應採共和政體，以安皇室而奠大局」。初十，隆裕太后再開御前會議一次，袁世凱與奕劻均稱病不肯出席。十一日，隆裕太后召見奕劻與載灃，徵詢這兩人的意見。兩人均主張接受優待條件，叫溥儀遜位。
十四日，隆裕太后召見袁世凱，告訴他決定遜位，叫他繼續與「民軍」磋商優待條件。十七日，伍廷芳把優待條件的最後修正文，電告袁世凱。不久以後，又把張謇所起草的遜位詔書原稿用電報打給他。他在這原稿之上，添進了一個很長的句子：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他之所以如此，是準備清帝遜位以後，倘若「民軍」不選他為臨時大總統，他便根據詔書上的這一句話，自己在北京另組一個「臨時共和政府」，與南京的臨時政府對抗。
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元年2月12日)，清廷將袁世凱所篡改的遜位詔書頒布，於是統治了關內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結束。
遜位詔書的全文如下：
「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軍起事，九夏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開國會，公決政體。兩月以來，尚無確當辦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輟於道，士露於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將領亦主張於後。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榮，拂億兆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又安，仍合漢、蒙、滿、回、藏五族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少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豈不懿歟！」
（本文摘自《黎東方講史·細說清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