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戶東京博物館內展出的一張攝影作品，展現了東京大轟炸後一片焦土的景象。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攝
位於東京都慰靈堂旁的橫綱町公園內，東京空襲遇難者追悼及平和祈念碑。外側花壇的圖樣隨著四季變化，圖畫均來自東京地區孩子們。新京報記者 盧美慧 攝
啟示錄
「東京大空襲造成逾10萬人死亡，其中絕大多數為平民。死亡人數甚至超過之後廣島的原子彈爆炸。這也讓東京成為世界上受常規轟炸死亡人數最多的城市。
太平洋戰爭中，東京大空襲並沒有起到決定戰局的作用。這也凸顯了戰爭的血腥殘酷以及平民在戰爭中被忽略、犧牲和遺忘的悲劇角色。
我希望國人在記住自身經歷的悲慘的同時，也要明白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身份，明白日本為什麼會經歷70年前悲慘。」
——東京大空襲戰災資料館主任研究員 山本唯人
結束語
截至今天，新京報二戰系列回顧報導《烙印》專題全部結束了。
專題歷經7個月，全國多地、歐洲多國、美國、日本都留下了新京報記者的足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大約為7000萬人。70年後，當我們回望這場人類歷史上死傷最為慘重的戰爭，這靜默的數字倒映出的，無疑是人間最為悲慘和恐怖的影像。
7000萬人中，一個個曾活生生存在過的喜怒與哀樂，都隨著硝煙的遠去而稀釋於一往無前的時間。
但「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為來者之戒」。70年後，觸摸人類歷史的這道疤痕，願我們的努力能夠接續記憶，和平被永遠珍視，那場戰爭中的正義、犧牲和人性不滅的光輝能夠被永遠銘記。
今日東京，有著現代都市最繁華的一面。因為土地稀少，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恨不能生出高樓來。電車和地鐵勾連起城市的每個角落，商品之豐富、生活之便捷幾乎宣告了物質世界所能抵達的極限。
不過，即將迎來85歲生日的星野弘覺得這座城市缺失了部分記憶。在東京墨田區一間被各種資料塞滿的鬥室之內，畢其一生，他都在為了防止東京的「失憶」而努力著。
燃燒彈撲向木質城市
東京大轟炸過去70年了。
1945年3月9日夜間至3月10日凌晨，美軍集結334架橫空出世的B-29轟炸機，對東京實施戰略轟炸。
早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後，美軍就沒放棄過對日本本土的轟炸計劃。但B-29正式投付戰場之前的幾年，歷次轟炸都收效甚微。
1944年底，在德國戰場取得一系列驕人戰績後，剛剛晉升少將的柯蒂斯·李梅被調到太平洋戰區，目標日本。
這位二戰期間公認的戰爭天才，很快就發現了日本和德國軍工大規模統一生產的不同之處，日本的軍工製造先是由分散在居民區的小作坊生產零部件，再送進大工廠實施組裝。對付德國白天集中精確轟炸的方法，之於日本星羅棋布的小作坊根本無法奏效。
更重要的是，李梅發現，日本的城市設計有明顯的缺點，房屋密集且多為木質結構，消防能力差。此外，日軍的夜間防空能力也十分薄弱。
於是，李梅把對歐洲戰場的轟炸戰術徹底改革：他命令「B-29」卸下除尾炮以外的所有武器，全部攜帶燃燒彈，B-29的載彈量因此由之前的平均3噸變為7噸以上。
李梅對這一冒險的作戰計劃十分自信，戰前動員時，他告訴即將不攜帶武器執飛的士兵們：「我們要燒掉那些木板做的日本城市！讓我們放一個日本人從未聽過的大鞭炮！」
因具有鮮明的個人色彩，這次作戰行動在歷史上被稱為「李梅火攻」。
事實證明，李梅的戰略是奏效的。
3月10日零時15分，B-29機群的兩架導航機率先撕開了東京平靜的夜空，兩串凝固汽油彈交叉落下，迅速燃燒的十字形狀，為之後的飛機提供了投彈坐標。
之後，逾2000噸燃燒彈傾瀉而下，木製的東京很快被火光吞噬。大火摧毀了東京63%的商業區和20%的工業區，摧毀程度遠遠超過了之前歷次所有轟炸的總和。
美軍3年來一直想要搗毀的22個東京兵工廠被徹底焚毀。據當時日本政府統計，在當晚的轟炸中有約10萬人被燒死(另一種說法是8萬人)，另有10萬人被不同程度燒傷，傷亡人數超過了後來遭到原子彈襲擊的廣島。
大火之後，日本政府花了25天，才將燒焦的屍體清除完畢。
「軍人節」的平民之殤
小人物在歷史事件中，總是塵埃般的存在。「李梅火攻」開始之前，14歲的星野弘在墨田區一家兵工廠小作坊裡做工。
戰爭瓦解了每個家庭的生活，星野弘的父親在前一年去世。兩個哥哥被徵召到軍隊，一個姐姐在鄉下老家，一個弟弟因為年紀小，被疏散到外地。
3月10日是日本戰時的「軍人節」，每個家庭都有人參軍，所以3月9日這天，街坊鄰居們都互致問候，以祈禱在前線的親人們平安。
星野弘在9日提前下工，老家的姐姐進城看望母親，一家人有了一次並不圓滿的團聚。
久別重逢，母親和姐姐有說不完的話，星野弘在兩位親人的低語中慢慢睡了過去。
再醒來時，窗外已經被火光點亮，母親和姐姐驚恐地喊他逃命。飛機距離地面前所未有的近，睡眼矇矓的星野弘因為看到窗外掠過一個大約三十幾米的飛機翅膀，他瞬間清醒。
所幸，戰時的人們都是穿著衣服睡覺。星野弘很快躥到院子裡，一年多之前，村子裡每戶人家都挖了防空洞，星野弘跳了進去。
外面都是母親和孩子哭喊著尋找彼此的聲音，但是大火燒得很快，根本沒有找人的時間，地表被烤得滾燙，防空洞裡呆不了，星野弘只能硬著頭皮扎到火海裡。
火海裡都是人。星野弘想跑，但也不知道哪裡才是能活下去的方向。
借著風勢，一團一團的火球來回橫掃逃生的人們。不幸被火舌舔到的人群，往往喊都來不及喊，集體倒下，然後像大段木頭一樣繼續自行燃燒。
附近有個小公園，這成為人們首選的逃生場所，星野弘被擠到人流中，雙腳騰空被人群擠著往前走。
在走到一條岔路口時，因為一條路相對較寬，更多人選擇了那邊。母親腿腳不好，星野弘選擇了窄路。結果寬路一側屬於順風口，擠在一起的人很快被烈焰包裹，轉瞬成為燃料，化作更龐大的火球去侵蝕其他未燒著的地方。
城市停屍場
人群沒有任何秩序，大家互相往對方的方向跑。或者躲進認為安全的屋子。但是死神在東京駐守了整夜，幸運只屬於少數人。
逃到言問橋邊時，沒來得及上橋的星野弘眼睜睜看著兩個方向的人流卡死在橋上，然後火球順著人群的方向劇烈燃燒，整個橋面成了幾千人的焚屍廠。
橋下的隅田川都是漂浮的死屍，因為高溫，有些甚至掉入水中仍在燃燒著。
對於如何度過那一夜，星野弘後來失去了畫面記憶，煙霧讓他愈發難以睜開眼睛，開始還有眼淚流出來，後來只是疼痛地乾澀，他無法再睜開眼睛。
慘叫和哭喊，灼熱的風，雙腳踩在人體上的異變的觸感，是星野弘關於那個夜晚後來的記憶。
憑著記憶和聲音往城外走，皮膚沒有那麼疼的時候，星野弘知道自己安全了。
15歲的赤澤壽美子在經歷了同樣驚心動魄的一夜之後，想到了自己學校的朋友。整個城市都像融化了一樣，能夠指路的建築都燒沒了，橋邊、車站是死屍最集中的地方，有的燒焦的屍體被吹到路當中，不仔細看，跟燃盡的木炭沒有任何區別。
到了學校，校舍都成了灰燼，廢墟上只有一處勉強能看出鋼琴形狀的骨架。學校附近的小河裡，河水像是蒸發乾淨了，擠滿屍體。
赤澤在屍堆中找到了自己的老師，上半身還有衣服，還有人的樣子，下半身就全部炭化了。
一旁的鐵皮倉庫是方圓幾裡內唯一沒有被燒毀的所在，一早晨，大家都等著軍隊的人把門打開，人們希望大門另一側有自己活著的親人或同伴。
後來倉庫門被打開了，赤澤遠遠地看到肉色的手臂，她開始以為是模特，但是被抬出的越來越多，滿滿一倉庫，一層疊著一層，都是屍體。
整個東京成了巨大的停屍場，收容著各種姿勢的死亡。赤澤懷疑自己所處的究竟還算不算得人間。
櫻花樹下的集體墳墓
接下來的三個月，所有的大人都被政府和軍隊組織起來清理屍體。星野弘長得瘦小，就被安排在公園裡，在小墓碑上做標記。
不知道死者的名字，就寫數目，200人埋在這個地方，200人埋在那個地方。
但屍體太多了，隨著天氣變暖，人們憑藉腐爛的氣味尋找屍體，地面上的清理乾淨了，有的房子裡飄出臭味，一挖，人都腐爛了。
星野弘還在一個池塘裡發現了一具屍體，遇到這種情況要和大人報告，由他們來清理。報告之後，對方說「小孩子你眼花了吧，那不是長著苔蘚的木頭」。但是撈近一看，就是已經長滿苔蘚的屍體。
東京大大小小的公園成了處理屍體的場所。在東京大空襲戰災資料館的一份統計中，東京60餘處公園掩埋了當時超過8.6萬人的屍體。
有同伴跟星野弘講，看著一家人圍著一具屍體，覺得死的那個人好幸福，因為還有家人給他送別。而更多的人就是被堆在一起，等著淋上汽油，像堆起的木柴一樣被焚化成灰。
為了抵禦屍體腐爛，每分每秒都要抓緊，所以通常這邊燒著屍體，那邊就有負責夥食的人給大家煮飯，替班下來的人就端著飯碗在屍堆旁邊吃，哭聲慢慢就沒有了，人們習慣了死亡。
到了四月，日本各個公園裡的櫻花次第開放。花期短暫，沒有幾日，之前堆雲砌雪的櫻花隨風飄落，算是給了埋葬在樹下的幾萬亡靈一個集體葬禮。
老年的星野弘並不喜歡逛公園，他說很多大轟炸的親歷者也並不喜歡，熱衷浪漫的年輕人在櫻花樹下歡笑嬉鬧，對於親歷過那場葬禮的人來說，總是一種刺痛。
被抹除的記憶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民眾對於建立東京大轟炸紀念館呼聲持續激烈。但卻沒能就展覽理念達成一致。
當民族主義分子石原慎太郎1999年當上東京都知事後，建立紀念館的計劃流產了——他反對專家和民眾希望展示日本戰爭責任的理念。
之後建立紀念館或紀念碑的計劃一再被擱置到今天。東京大轟炸也成為官方相對忌諱提起的一段歷史。
星野弘覺得不公平。廣島、長崎的死難者有紀念，衝繩戰役的死難者有紀念，發動戰爭、鼓吹戰爭的人被供奉于靖國神社，而10萬手無寸鐵的百姓，被告知日本受神風庇佑不會遭受到轟炸的百姓，在承擔了戰爭惡果之後，卻連像樣的紀念都沒有。
東京大空襲戰災資料館主任研究員山本唯人認為，相比廣島、長崎作為被害者的角色設定，東京大空襲是官方不願提及的一段經歷。
原子彈襲擊是被動的，無力抵抗的。但東京大空襲，更多反映了戰時日本的狼狽一面。加上戰後同美國的微妙關係，以及被害者範圍過於龐大，淡化甚至抹除這部分記憶自然成了官方的最佳選擇，而這些都給建立紀念碑或紀念場館設立了重重障礙。
山本的父親也是大空襲的親歷者，在兒時的記憶裡，父親總會跟自己講起當時逃到廟裡避難的經歷，父親會說起飢餓、恐懼，會說起死亡的話題。出於對家史的興趣，山本後來做了二戰史的研究工作。
在一些公益團體的支持下，東京大空襲戰災資料館成立，通過收集證人證言，被害者遺物，以及相關藝術作品，一個民間的小型紀念場館初具規模。
戰災資料館內，有一張特殊的轟炸地圖，這張地圖除了記錄美軍對東京及周邊數次轟炸的具體路線之外，也記錄了日軍在同一時間對中國重慶等地區實施的轟炸。
飛機炸彈之下，都是束手無策的血肉之軀。山本希望藉此告知國人，在記住自身經歷的悲慘的同時，也要明白日本作為加害者的身份，明白日本為什麼會經歷70年前悲慘。
「戰爭，全人類的敵人」
少年時期也是軍國小少年的星野弘在經歷東京大轟炸之後徹底明白了戰爭的可怕，16歲開始，他就開始參與相關的運動，呼籲政府關注東京大轟炸的死傷者，給予他們相應的補償或幫助。
他和工作人員——都是大轟炸的親歷者或他們的後代，用幾十年的時間統計，大轟炸中的死難者的年齡、性別分布。
44%是小孩子。然後他們拿著數據告訴年輕的父母，如果再有戰爭，你的孩子可能也會成為其中的一個。
藉助這些工作，星野弘希望日本民眾懂得，戰爭的恐怖及和平的珍貴。
他聯絡日本全境受到空襲的受害者或他們的遺屬，成立東京空襲犧牲者遺族會，並以集體的名義對政府提起訴訟。
政府工作人員告訴他，「那是戰爭，你們就忍了吧。」
但星野弘說，除了對因空襲致殘致傷者要求的補償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讓人們記住東京大轟炸中，平民的悲慘遭遇。
因為訴訟的關係，星野弘和許多中國的和平團體成了朋友。他才開始想到，自己少年時期在兵工廠製造的子彈可能就會傷害到遙遠而無辜的中國人。
「戰爭不可原諒，是全人類的敵人。」星野弘說，窮盡一生自己都希望把這個信念傳達出去。
在民間的努力下，上世紀90年代開始，東京大轟炸死難者的遺骨——200人的骨灰裝在一個罐子裡——陸續被遷到為1922年關東大地震死難者建立的東京都慰靈堂中，這個場館也成為眾多死難者遺屬祭拜親人的場所。
雖然對把天災和人禍製造的亡靈擠在一起不滿，但他也常去祭奠，二十幾年中每年的3月10日，星野弘只因生病缺席過一次。
即將85歲的他，說話已經需要頓上很久才能想到下句，腿腳自去年開始也明顯的不利索。
但他覺得，在自己倒下之前，為對抗這座城市的失憶而努力，是對那些烈火中喪命的人，能做的，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