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傑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智庫交流與合作部
1990年10月3日，布蘭登堡門前的和平女神，又一次見證了國家命運。分裂了41年的德國，在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意願下，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合併，再次實現了國家的統一。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冷戰時期東西方對峙的前沿陣地，重新統一實現和平崛起的德國無疑是20世紀對世界發展起關鍵性作用的重要國家之一。
上世紀的中國，也在與世界的聯繫互動中向前發展。不過與德國相比，中國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更多來自於她自身的變革與發展。特別是自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對內改革與對外積極融入世界的開放政策，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產生深刻的影響。
作為當前世界上第二及第四經濟大國，中德關係具有超越雙邊範疇的戰略性。中德兩國間的互動將是大國關係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探析兩德統一30年以來的中德關係發展，也對我們觀察新時代下中國與其他西方大國關係具有一定借鑑意義。
一、冷戰時期：在曲折中前進的中德關係（1949年—1990年）
二戰結束後，德國分裂為聯邦德國與民主德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與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的民主德國建立外交關係。但由於中國與聯邦德國所屬兩大集團在意識形態上的對抗，兩國關係帶有明顯的被動性。60年代末，基於國際形勢緩和與自身經濟實力的增長，聯邦德國開始謀求獨立的外交。1969年10月，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勃蘭特（Willy Brandt）當選總理後提出旨在發展同蘇聯東歐關係的「新東方政策」，對70年代東西方關係的緩和起到重要作用。
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中美關係的改善，聯邦德國也隨即調整對華政策，並於1972年與中國建交。建交以後，兩國關係逐步升溫，尤其是高層間的互訪奠定了兩國合作的基礎。70年代末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也符合聯邦德國企業界開拓中國市場的願望，給中德經貿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總體來說，從1972年中德建交到1989年6月，中德關係的特點是兩國之間了解不斷加深，在德國民族統一問題上也互相理解和支持。雖然受美蘇冷戰大環境的影響，中德關係總體上還是向前發展。雙方貿易額從建交時的2.7億美元增長到近50億美元，兩國在技術、財政、文化領域均達成多項合作協議。
然而，上世紀80年代末發生在中國的政治風波卻給中德關係蒙上一層陰影。事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對華實行制裁。在兩德統一的風潮下，聯邦德國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對屬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更是強硬，其國內政要相繼發表譴責言論。聯邦議院也隨即宣布對中國的制裁措施，中斷兩國高級別政治往來，無限期推遲兩國財政合作，重新審查對華發展援助項目，與歐共體國家和美國一同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兩國關係一度墜入冰點，處於建交後最大的危機中。
二、兩德統一後的科爾政府時期：從緊張對峙到逐步正常化的中德關係（1990年—1998年）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世界局勢發生深刻而複雜的變革，中德兩國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也發生巨大變化。隨著柏林圍牆的倒塌，兩德統一揭開序幕，並最終於1990年實現了政治統一。德國的統一標誌著德國恢復全部主權，對外政策向「正常化」發展，整體綜合實力得以提升，國際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成為歐洲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進入90年代的中國，由於蘇聯的解體而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面臨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圍堵」，但中國仍堅持對內推行改革，對外實行更加開放的政策，經濟實現穩步發展，與國際社會的互動與聯繫也日益密切。
但彼時的中德關係，仍因「政治風波」事件處於「冰凍期」。相比中國經濟的穩步向前，統一之初的德國背負著兩德合併所帶來的沉重財政負擔，以及原東西德不同制度融合過程中所面臨的困難。德國積極謀求發揮大國作用，但卻面臨英法等國家的牽制。基於對當時國內局勢和國際形勢的判斷，以時任德國總理科爾（Helmut Kohl）為代表的對華友好力量認識到，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對中國繼續施以「高壓」並不合事宜，堅持「制裁」可能使德國失去中國大市場，同時繼續孤立中國甚至會破壞國際勢力均衡。因此，科爾政府適時調整對華政策，逐步推動取消對華制裁措施。對於中國而言，自兩國建交以來，中國一向重視發展對德關係。當中德關係陷入低谷時，中國政府同樣作了大量工作，以期恢復兩國之間的正常關係。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德兩國逐步恢復官方往來。1991年，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與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鄒家華相繼應邀訪問德國，與德國政界、企業界進行了廣泛交流。同年，時任德國經濟部長默勒曼（Jürgen Müllemann）率團到訪中國，這是兩德統一以後第一位正式出訪中國的德國聯邦政府部長。1992年3月，時任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對德國進行正式訪問，科爾總理進行會見，這是「政治風波」事件後德國總理首次會見中國政府部長以上領導人。雙方均表達了加強互利合作的意願，並認為應用長遠的戰略眼光處理兩國關係。在時任德國外長金克爾（Klaus Kinkel）於1992年10月成功訪華後，德國聯邦議院也於同年12月正式通過決議，宣布實現同中國關係正常化。至此，「政治風波」 事件以來德國對華「制裁」完全解除，中德關係發展步入正常軌道。
伴隨著兩國關係的改善，科爾政府審時度勢，於1993年9月出臺了「新亞洲政策」，決定全面加強與亞洲各國的合作，並明確提出以中國為戰略重心。該文件也對次年歐盟通過的「新亞洲戰略」和對華長期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同年11月科爾總理正式訪華，作為其推行「新亞洲政策」的重大舉措。1993年之後，中德兩國最高領導人及各級政要的頻繁互訪，為兩國全面發展雙邊關係奠定了政治基礎。1995年7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應德國聯邦總統赫爾佐克（Roman Herzog）邀請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出訪德國。次年11月，赫爾佐克總統也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此次元首互訪被外界視為兩國關係開啟新篇章的重要標誌。
在兩國政治關係回暖的大背景下，兩國經貿合作也得以快速發展。1998年，中德雙邊貿易總額接近144億美元，是1972年兩國建交時的50 多倍，創歷史新高。德國企業界對華投資也取得積極成效，涉及機械、汽車、化工、電子、通信、醫藥、環保等行業。德國在華投資項目居多為技術含量高的生產性項目，對彼時中國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管理水平提升發揮了積極作用。到世紀之交，德國已成為對華技術轉讓最多的歐洲國家。
科爾擔任總理期間的四次訪華，重點圍繞經貿議題展開，力求通過加強經貿合作來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經濟利益成為影響德國對華政策制定的重要考量因素。這也對後續每一屆德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產生重要影響。雖然中德雙邊關係發展在此期間曾因1992年的對臺軍售問題及1996年的涉藏問題出現波折，但科爾政府務實的對華態度對穩定中德關係，推動中德關係實現正常化發展起到關鍵作用。
三、施洛德政府時期：實現全面發展的中德關係（1998年—2005年）
1998年9月，德國聯邦議院大選拉開帷幕。執政16年之久的科爾競選連任失敗，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SPD）總理候選人施洛德（Gerhard Fritz Kurt Schroder）當選為新一屆聯邦德國總理。德國歷史翻開新的一頁，中德關係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曾擔任德國大眾公司監事會成員的施洛德深知中國市場對於德國經濟的重要性，其執政後基本延續了前任總理科爾「務實」的對華政策，奉行以經濟外交為主、其他外交手段為輔的全方位對華政策，使中德關係繼續向前發展。但在具體處理對華關係時，由於新一屆「紅綠聯盟」（社民黨與綠黨聯合執政）中綠黨（Grünen）的意識形態色彩較濃，施洛德政府表現出與科爾政府略顯不同的作法，如在人權等問題上加大了對中國的施壓，使得中德關係發展受到一定負面影響。兩國原本活躍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漸漸趨於冷淡。人權問題再度成為影響中德關係的不穩定因素。
然而，中德兩國之間的徘徊期並沒有持續多久。由於90年代末德國國內經濟發展疲軟，就業形勢嚴峻，對外貿易也因東亞經濟危機受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施洛德政府再次將目光轉向擁有廣闊市場的中國，希望通過擴大對華經貿往來以緩解國內經濟困境。「加強對話與溝通，重視發展對華關係」逐漸成為彼時德國各主要政黨之間的共識。對中國而言，發展對德關係也是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事項。中國政府對德方在人權等問題上的施壓作出有力回應的同時，也通過各種渠道向德方傳遞中方對兩國關係高度重視的立場，希望施洛德政府採取有效措施，促進中德關係恢復正常發展。
在此背景下，中德高層互訪活動再次啟動。1999年年3月，時任中國外長唐家璇訪德期間應邀分別與德國總統、總理與外長會面，就中德經貿合作、人權、歐元、以及科索沃局勢等雙方關心的問題進行深入交流。1999年5月，施洛德以德國總理與歐盟輪值主席的身份首次訪問中國，但其訪華之時正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事件的發生。在與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與總理朱鎔基會面時，施洛德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擔當，以北約成員國名義為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向中國道歉。同時他表示，德國政府將堅持對華政策的連續性以及「一個中國」立場，支持全面發展兩國在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施洛德首次訪華雖然背景特殊、時間短暫，但兩國領導人就中德關係和科索沃問題進行了坦率談話，增進了兩國間互信，為中德關係繼續深化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99年11月，施洛德應中方邀請再度訪華，其隨行經濟代表團之龐大，籤署的經濟合作項目價值之高在當時的西方國家中是罕見的。中德兩國領導人加強了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交流與對話，進一步深化了彼此間信任。施洛德還表示，世界經濟發展應有中國更多的參與，並重申德國政府支持中國儘快加入世貿組織的重要立場。中德兩國關係自此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新時期。
可以說，施洛德時期的中德合作走在了中歐國家合作的前列。在經貿合作領域，2005年兩國雙邊貿易額已達632.5億美元，約佔中國與歐盟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德國成為中國在全球第六大、歐洲最大貿易夥伴，也是歐洲對華投資最多的國家。自2002年起，中國也超過日本成為德國在亞洲最大貿易夥伴。在政治合作領域，2004年兩國在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下建立「具有全球責任的夥伴關係」，並先後設立兩國總理年度會晤、人權對話和法治國家對話三個機制。中德兩國還就聯合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建立新的國際安全架構等方面進行了磋商並取得積極成果，拓寬了兩國合作的邊界。
施洛德擔任總理期間六次訪華，其對華政策基本保持著科爾政府以經貿議題為主導的政策連續性。雖然施洛德時期的「紅綠聯盟」政府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切」曾使兩國關係面臨波折，但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施洛德仍堅持把加強對華經貿關係置於其對華政策的首要位置，避免因人權等敏感問題與中國政府在外交場合產生正面衝突。施洛德推行 「經濟合作」與「政治對話」相結合的對華政策對實現兩國關係的全面發展起到關鍵作用。更重要的是，兩國政府均重視彼此利益關切，對雙方互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進行多次協調與溝通，兩國關係也進入全面發展的「快車道」。
四、默克爾政府時期：合作與競爭並存的中德關係（2005年至今）
2005年9月，四年一度的德國聯邦議院大選再次召開。施洛德由於國內經濟改革接連受挫而最終競選連任失敗。身為德國右翼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簡稱「基民盟」，CDU）領導人的默克爾（Angela Merkel）在大選中被推選為德國新一屆大聯合政府的領導人，成為德國歷史上首位女聯邦總理，也是兩德統一後首位出身前東德地區的總理。至此，德國正式進入「默克爾時代」，中德關係也開啟新篇章。
2006年5月，默克爾以總理身份首次訪華時即明確表示，德國新政府高度重視同中國的關係，致力於保持和發展前幾屆德國政府奉行的積極對華政策，並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推動兩國友好關係發展。但在上臺之初與中國的交往過程中，默克爾開始展現出與前任政府明顯不同的對華態度。她在有關中國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引人關注。
在默克爾前兩次訪華期間，除了談及經貿議題，她還針對宗教自由、人權、智慧財產權保護、產品質量、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發表不同的觀點，並敦促中方在上述方面進行改善。默克爾甚至直言不諱地指責了中國製造商抄襲德國車型。德國媒體也藉此掀起「抄襲門」的指責熱潮。兩國經濟界期待默克爾的訪華之旅將為中德關係提速升級的願望就此落空。2007年9月，默克爾以「私人名義」在總理府接見達賴，這是達賴首次在德國總理官邸受到接見。此舉更是引發中德外交危機，中方立即取消多個與德方的高級別會談以表示強烈抗議。中德關係再次跌入低谷。
2007年10月，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聯邦議院議會黨團通過了新一屆政府的「亞洲戰略」文件，內容重點涉及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及其對德國乃至世界的影響，並倡導建立在共同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夥伴關係。同年在訪美期間，默克爾代表歐盟向美國提議建立基於共同標準和規則的「跨大西洋經濟夥伴關係」，期望與美國一同應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而帶來的不確定性。可以看出，默克爾上臺之初的新一屆執政聯盟給德國的對外政策帶來了黨派色彩的明顯變化，總體而言具有保守化和右傾化的特點。默克爾在對華政策上也特意凸顯了「價值觀」的重要性，一改前任政府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外交姿態。中德關係轉而進入另外一個徘徊期。
但默克爾以「價值觀」為特點的對華政策調整同樣面臨現實考驗。在全球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相繼爆發後，歐洲經濟陷入衰退，歐盟內部對德國的出口需求也大幅下滑。基於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以及德國經濟界所施加的壓力，默克爾政府適時調整對華政策，重回務實外交軌道，主動尋求修復與中國的關係，寄希望於進一步加強同中國之間的經貿往來，以填補德國在歐盟內出口下降所造成的經濟損失。2008年初，在德國政府明確表態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重申支持「一個中國」政策之後，兩國緊張關係才有所緩和。同年10月，默克爾的第三次訪華也被視為修復中德關係的「破冰之旅」。
2010年7月，默克爾第四次訪華，雙方發布了外交禮儀中級別甚高的《中德關於全面推進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公報》，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領域達成共識，並同意建立中德政府磋商機制。該份公報發布於歐洲經濟危機時期，被視為默克爾政府對華戰略調整回務實合作的標誌性文件。2014年，應時任德國總統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和總理默克爾的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德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雙方發布《建立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並一致認為中德兩國應就區域性和全球性議題進行磋商，以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推動世界可持續發展。
相比2010年的《聯合公報》，2014年的《聯合聲明》更是將兩國的合作置於全球層面進行規劃，實現中德合作模式從「雙邊」到「多邊」的轉變。從那時起，中德關係發展相對平穩，兩國經貿往來也再次實現高速發展。2016年，中德雙邊貿易總額約合1800億美元。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法國，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德國則連續42年保持中國在歐洲最大貿易夥伴地位。德國也成為對華直接投資最多的歐盟國家，以及中國引進技術最多的來源地。
在此期間，中德兩國的高水平合作推動了中德關係實現全面高速發展，使得德國在中歐關係中的角色進一步凸顯，但中德兩國的「近距離互動」也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歐洲國家的疑慮。德國乃至歐洲政策界主張歐盟在對華關係上要有更多一致性的呼聲越來越高。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以及國際影響力的不斷提升，德國的對華戰略防範意識明顯上升，其國內對待中國的態度也日益呈現兩面性。
2016年，在德國的積極參與下，歐盟第七個對華政策文件正式出臺。文件一方面提出要利用中國快速發展的「新機遇」為歐盟的就業、貿易投資、經濟增長以及提升歐盟作為全球力量的地位服務，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法治和人權問題加以評論，而且對歐盟各成員國的對華交往設定了一系列規則和責任。
2017年，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出訪新加坡期間表示，世界力量格局已發生變化，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對西方來說一個挑戰，這不僅體現在經濟和地緣政治上，也體現在意識形態方面。歐美雙方應攜手應對這種不確定性。同年，德國聯合法國、義大利致信歐盟委員會，呼籲歐盟機構在收購案件中要具有否決權，以抵禦擁有政府背景的外國投資者對歐盟國家敏感高科技企業的「不平等」收購。該倡議也變相劍指中國企業近年來在歐洲開展的收購行為，以此向中國施壓。
2018年，時任德國副總理兼外長加布裡爾（Sigmar Gabriel）在年度慕安會上針對「一帶一路」倡議發表演講，聲稱該倡議具有地緣政治含義。中國藉此正在發展一個全面的替代體系，且有異於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西方體系。歐盟應該加強內部團結用一個聲音說話。同年，德國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訪華，在四川大學發表的演講中明確地把中國定義為「是夥伴，也是競爭者和對手」。
2019年，德國工業聯合會（BDI）發布年度報告，該聯合會一改之前在對華關係中主張加強合作的立場，敦促德國政府及歐盟機構應在與中國的交往中「強硬起來」，特別在人工智慧等未來關鍵科技領域上應採取聯合措施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同年，德國政府發布《國家工業戰略2030》，明確將中國定位為「競爭者」，並提出必要時不排除進行政府干預以應對中國的挑戰。
相比要求調整對華政策，以更強硬姿態對待中國的言論，德國國內對此也存在其他的聲音。如默克爾在2020年初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時就曾表示，德國和歐洲應該建設性地看待中國在經濟上所取得的成就，只是因中國經濟上成功就視其為威脅的做法並非明智之舉。對於一些德國乃至歐洲媒體提出的「應該把中國看作競爭者還是夥伴」等話題，默克爾給出的答案是競爭者之間也可以建立起夥伴關係，關鍵是相互對等以及遵守相應的規則。
在全球疫情肆虐的時局下，德國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諾伯特·羅特根（Norbert Roettge）曾公開表示，面對中國，德國應採取更清晰的，而不是更嚴格的交往方式。雙方應以敞開的形式進行對話。這對維護當前大國關係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德國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MERICS）副總裁胡謐空（Mikko Huotari）則認為，中國的活動越來越多地影響歐洲的利益，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著各種作用。當前重大國際問題的解決離不開中國的參與。
回顧近十五年來的總理生涯，默克爾十二次訪華，應該說是訪華次數最多、對中國情況最了解的西方國家領導人之一。在此期間，默克爾政府的對華態度具有經濟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雙重特點。在經濟政策和維護德國對華經濟利益最大化方面仍堅持自由競爭與自由貿易；但在價值觀和人權問題方面，其對華態度則代表其所在基民盟的政黨利益，具有明顯的新保守主義特點。為了保持大聯合政府對華政策的一致性，「對話外交」與「攻勢外交」時而發生碰撞，這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德國對華態度的反覆性上。
但總體上默克爾政府在與中國的交往中仍遵循著實用主義的務實原則，儘可能在經濟利益與價值觀之間找到平衡點，與前幾任政府具有內在的延續性。中德經貿合作在默克爾任期內也再次實現飛躍。2019年中德雙邊貿易總額已超過2400億美元，中國連續第四年成為德國最重要貿易夥伴。雙方同時也互為重要投資來源國，並在數字經濟、工業網際網路、新能源汽車、環境保護等領域擁有巨大的合作潛力。
五、如何看待中德關係存在的主要問題及發展前景
縱觀兩德統一以來中德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可以看到兩國關係呈現出跌宕起伏、曲折複雜的特點。如果進一步探究其因，中德兩國關係主要還是受到諸如經濟利益、價值取向、地區局勢、大國博弈等現實問題的影響。其中，探析中德兩國互動過程中存在的挑戰與機遇，將有助於更好推進「後默克爾時代」中德關係的發展。
（一）「經濟主導」是中德發展雙邊關係的重要動力，但也容易成為兩國產生利益衝突的主因
德國是中國在歐盟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則連續四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雙方也互為重要投資來源國。鑑於中德間密切的經貿往來，以及德國企業在華可觀的經濟利益，德國經濟界總體上對維護中德關係穩定持積極態度。但在默克爾政府時期，隨著中國經濟競爭力的顯著提升以及對德投資的增加，中德兩國在經濟領域的摩擦逐漸加大，並主要集中在市場準入、智慧財產權保護和製造業競爭等方面。
此外，由於中國企業在歐盟的快速發展，德國擔心中國對自身在歐盟產業鏈中的主導地位構成挑戰，特別是中國企業對德國高端製造業的收購，也引發了德國對失去核心技術的焦慮。為了應對來自中國企業與產品的衝擊，近年來德國經濟界出現了要求以更強硬的方式處理對華經貿議題的聲音，甚至通過遊說政府，藉助政治力量來保護自己。正常經貿關係的政治化也成為兩國關係緊張的重要因素。
基於中德兩國經濟存在的相互依賴性是從過去幾十年逐步成型的，未來中德經濟關係預計將繼續在合作與競爭之間搖擺。雖然兩國之間的競爭性不斷增強，但雙方的產業發展處於不同階段，依然存在優勢互補的空間。德國在醫藥、航空、機械製造、汽車這些領域的競爭優勢比較明顯，中國在創新經濟、數字經濟領域則具有後發優勢，正是這種經濟結構的互補性給予了中德經濟合作重要的動力。
面對德國具有「對抗性」的對華經貿態度，中國一方面需要繼續用合作共贏的理念引導中德經濟關係向前發展；另一方面也應進一步改善營商和投資環境，推動智慧財產權保護和執法與國際標準對接，與德國合力解決各自企業面臨的市場準入問題。同時，由於中德兩國實行不同的市場經濟模式，兩種模式的「交鋒」也必然會有分歧和摩擦。雙方的經濟合作順暢與否，在很大程度上還將取決於中國與德國及歐盟能否直面各自體制的差異，儘早達成投資貿易相關的保護協定，將潛在的矛盾與衝突規範起來，以保持在經濟領域良好的合作勢頭。
（二）中德兩國的意識形態差異以及德國各政黨不同的對華態度是影響中德關係的不穩定因素
中德兩國政治制度與文化理念差異較大，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方面有著不同的解讀。意識形態問題一直是中德兩國關係出現波動的「癥結」所在。此外，德國不同黨派看待該分歧的態度也有所不同，如施洛德所屬的社民黨傾向於用西方的法治國家理念和人權價值觀影響中國，默克爾所屬的基民盟則力主用西方民主制度及人權標準來制約中國，而曾經作為在野黨的綠黨則以人權為旗幟，多次抨擊執政黨以經濟利益為主導的對華政策。隨著近年來基民盟與社民黨的逐漸式微，以及主張回歸保守主義的另類選擇黨（AfD）與強調人權保護的綠黨的異軍突起，新一屆德國政府的組閣勢必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德國對華政策上的相互間張力也將更加凸顯。
未來中德兩國政治關係的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德國新一屆執政聯盟是否真正認可「接觸與對話」的對華立場。隨著兩德統一以來德國在全球層面的政治影響力逐漸提升，及其對「以商促變」的傳統對華政策進行反思，德國對華外交政策中的價值觀成分預計會相應上升。地緣政治、軍事安全、制度差異、人權問題等因素在德國處理對華關係中的權重也將有所增加。
對此，我們應清晰認識到，無論未來德國政黨格局如何演變，中德兩國在政治傳統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鴻溝短期內都難以彌合。中國在與新一屆德國政府打交道時，既要在涉及雙方經濟利益的領域處理得力，防止將經貿領域的分歧「政治化」，也應在衝突較大的意識形態領域適時發出「中國聲音」，減少彼此間誤解，化被動為主動，在人權、智慧財產權等問題中切實維護好自身利益，以更好應對新一屆執政聯盟在對華政策中推行「攻勢外交」所帶來的壓力。
（三）德國對華政策的「泛歐盟化」調整既給中德關係帶來挑戰，也帶來機遇
兩德統一及冷戰結束後，通過推動歐盟擴大與合作，深化歐洲一體化發展，保障歐洲的安全和穩定，一直是德國外交的主線。超國家的歐洲身份構成了德國國家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的利益與歐盟的利益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對華政策上，德國曾一度對兩國的緊密關係頗為滿意，並認為良好的中德關係不僅有利於協調歐盟對華政策，也符合德國在歐盟對華政策中的基本利益。
但在英國「脫歐」、「新老歐洲」分裂與疫情衝擊的大背景下，歐盟面臨的內部困難明顯增多，其內傾性和保護性恐進一步上升。提升歐盟經濟競爭力，增強戰略自主能力將會成為歐盟政策的新動向。作為歐盟的實際領導者，德國的外交預計將發生兩個方面的調整，一是增加對「歐盟議題」的關注度，在維護本國利益與歐洲利益之間做好平衡；二是增加「世界範圍」的權重，在全球層面以「歐洲名義」拓展歐盟的國際發展空間。
因此，德國推動歐盟框架下的統一對華政策可能將造成中短期內兩國關係出現起伏，但也為中德雙方突破經濟上「簡單的買賣關係」提供了新的機遇。在當前歐盟對華防範意識明顯提升的背景下，中國可適時拓寬中德兩國合作的固有邊界，在加強原有經貿關係的同時，也可以繼續推進在公共衛生、低碳減排、地區安全、人權保護、市場準入等歐盟層面關切領域的務實合作，充實中德關係的戰略性內涵。
另外，面對歐盟多層級、多主體的決策體系，中國在藉助德國推動中歐關係發展的同時，也需要兼顧歐盟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在其中的重要影響，給予歐盟層面機構足夠重視。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與歐洲「容克計劃」對接時，也應尊重歐盟整體治理與法律體系，體現風險共擔，並在聯合平臺上表達合理利益訴求，協調中歐各國立場。
（四）跨大西洋戰略同盟關係仍將對中德關係的穩定發展產生潛在影響
作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德國一方面從與中國的經貿合作中獲利頗豐，另一方面在以美國為首的政治與安全聯盟中扮演重要角色。當前，中美關係面臨動蕩，如何在中美兩國間保持平衡，並在東西方較量的前沿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德國外交面臨的重大難題。
自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上臺後，德美之間多次因貿易逆差、產業競爭、防務預算、「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等問題「惡語相向」。但面對川普的百般刁難，德國的立場主要是將川普與美國主流政治力量區分對待，並強調德美與歐美本身關係的牢固。德國外長馬斯（Heiko Josef Maas）在最新《對美新戰略的五個重點》文件中也提到，儘管德美關係面臨很大變化，但美國仍是德國在歐盟之外最重要戰略夥伴。對於當前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摩擦，德國也難掩複雜的雙重心態，其一方面希望借力美國滯緩中國成為歐洲的競爭對手，但另一方面又對美方的單邊主義做法深表不滿，擔心對中國出口商品徵收高額稅率會傷及德國在華企業的利益。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雖然德美之間時有衝突，但德國對美國安全依賴、雙邊經濟關係高度依存以及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紐帶等並未發生質變。在美國建制派力量的平衡下，德美之間的跨大西洋戰略同盟關係依然具有韌性，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德國仍存在與美國保持一致的慣性思維。所以，即便是在中德關係全面發展而德美關係處於低谷的時期，中德之間的合作共識基礎也難言能超過德美之間。在當前單邊主義盛行與美國頻頻「退群」的背景下，進一步發展中德關係更應抓住雙方的利益和關切所在，擴大共同利益的基礎。例如在推動聯合國改革、國際金融、氣候環境、地區安全、公共外交等領域建立國際多邊規制方面，兩國應形成長效對話機制以開展合作。
結 語
自兩德統一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德兩國的國際地位也都發生了變化。德國不僅在歐洲內部重新實現崛起，其全球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並雄心勃勃地參與全球新秩序的建構。而中國則發展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並且顯示了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和意願。這使得中德關係必然要超出雙邊範疇，在全球層面和歐盟層面開展戰略性的合作與競爭。
過去三十年，儘管中國與德國雙邊關係發展經歷了風雨與曲折，但經過多年的磨合，總體上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更重要的是，中德兩國間的和平往來，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福祉，也為不同制度國家進行合作提供了可借鑑的範本。在當前世界政治經濟充斥著不確定性的背景下，作為全球化的踐行者與受益者，中德兩國更需要求同存異，正視合作競爭博弈中的複雜性，避免意識形態偏見對兩國關係的幹擾，在共同利益上務實推進兩國間在全球性事務中的合作，將有助於讓中德雙邊關係的道路「越走越寬」，「越走越遠」。
責編：蔣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