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和佛教都是為了服務,道教講究今生修為,而佛教則是修來生
道教和佛教都是勸人向善的,達到人們追求的修為,是人民的信仰和精神寄託。道教是中國本土的,而佛教卻是來自國外。大家好我是原創作者;歷史終點站,每天持續為大家帶來原創內容,分享道教和佛教的故事。
葛洪出身官僚貴族,參與過鎮壓西晉末年的農民起義,學過儒學和方術,著《抱樸子》。葛洪是道教重要人物,但其思想很龐雜。他主張「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以神仙養生為內,以儒術應世為外,「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
在內篇裡,他認為天地萬物是由「元」(即玄)或「道」產生的,有仙骨的人得到「元一」或「真一」,即和「元」或「道」合而為一,就能成仙。達到神仙的手段是方術,所以他說「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在外篇裡,他說明君臣上下,尊卑等威、設官分職,是天理自然,不能更易得。「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嚮往神仙生活的葛洪,並沒有忘記「君臣之大,次於天地」。他反對鮑敬言的「無君論」,主張臣下應和人君結為一體,統治人民。他不滿當時統治階級中清談浮摩的風氣,認為「網漏防潰,風頹教沮」,對統治階級是危險的。為了強化封建統治,他要求適應「喪亂既平」的現實,刪定《三禮》,同時主張嚴刑峻法,「以殺止殺」,甚至把刑罰看成「國之神器」。
道教推行金丹、黃白之術,鼓吹服食金丹可以長生,燒煉黃白可以致富,這自然投合了封建統治者的貪婪欲望。南北朝時期,道教制訂了一些教義和戒律,又參取佛經,編著了不少經典,逐漸成為一種正宗的宗教。劉宋時,陸修靜受到文帝、明帝的尊禮,「朝野注意,通俗歸心,道教之興,於斯為盛也」。他編撰了《三洞經書目錄》,其中列有經書、藥石、符圖等一千二百八十卷。他的再傳弟子陶弘景在齊、梁時更享有盛名。
陶弘景和梁武帝有很深的關,梁代齊時,「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他著有《真誥》等書,是道教的重要著作。在北朝,北魏道士寇謙之改造天師道,取消所謂「三張偽法」,增加「禮度」和「服食閉煉」等具有貴族宗教色彩的內容,以適應統治者的需要。他編造了許多道教經典,制定了一些禮拜儀式,同時主張道教兼修儒學。這時,道教的改造過程大體完成,成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精神武器之一。
漢末,佛教在中國逐漸傳播開來。蒼梧人牟融著《理惑論》,是現存最早的中國佛教著作。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廣為流傳,西行求經的人很多,如朱士行、竺法護、法顯等,或至西域,或往印度。大量佛經被翻譯出來,據後來統計,共一千多部,三千四百三十七卷。佛教的許多流派先後傳入或創立,出現了不少有名的僧人。
漢末三國之際,安世高一派重視習禪,支讖、支謙等講究般若學。魏晉時,《般若經》最為流行,譯本亦最多。般若學最初是在玄學的基礎上發展的,因此,佛教和玄學,高僧和名士,也就相互呼應。般若學有所謂「六家七宗,其中主要的是以道安為代表的「本無宗」,以支慜度為代表的「心無宗」和以支遁為代表的「即色宗」。
道安對佛經的整理譯註,戒規的釐定,起過很大作用。他認為天地萬物的「有」是從「無」產生的,「無在萬化之前,空為眾星之始」,無生有,有在無後,所以稱為「本無」。他把無說成「本」、「真」,有說成「末」、「俗」,要人們把心思放在虛無上,崇本息末,達到等本末、均有無的「真際」,也就是所謂佛的境界。「心無宗」和它相反,認為萬物是有不是無,但要人們「無心於萬物」,所以叫做「心無」。「即色宗」主張「色不自色,不自,雖色而空」,意思是:世界萬物沒有自性,只是一種虛幻的存在。
這些佛學流派和魏晉玄學各流派的基本傾向是一致的。同時,有的高僧也兼通玄學。如東晉時的慧遠長於殷若,同時「博綜六經,尤善莊老」。 他宣揚迷信的生死報應之說,而重視淨土輪迴,要人們把希望寄托在未來的「極樂世界」。所謂往生佛國的迷信思想,此後甚為流行。
踵「六家七宗」之後,鳩摩羅什在後秦時把印度著名經師龍樹的中觀哲學介紹到中國來,推動了般若學的進一步發展。羅什在長安譯經三百餘卷,他的弟子僧肇、道生、僧叡、道融等都是名僧。僧肇對般若三論有深刻研究。三論指龍樹《中論》、《十二門論》和提婆《百論》。僧肇據此著《物不遷論》、《不真空論》、 《般若無知論》等作品。
他以為本體超於「有」「無」,又不超乎現象之外。他討論了事物的變化、生滅、運動等問題,力圖通過揭示這些對立範疇的矛盾,最後否定客觀世界的真實性。竺道生對涅繁、般若都有深入研究,他所探討的多半是純粹屬於宗教修持方面的問題一佛性問題、法身問題、果報問題等等。他認為可以頓悟成佛,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佛無淨士」,「善不受報」,淨士和果報的說法只是勸人為善的一種方便,這些論點在當時佛學界是非常大膽和新穎的。
在南北朝,北朝的佛學重視禪法、淨士、戒律,南方的佛學則有《成實論》、《俱舍論》的流行和般若三論的復興。但這兩種不同的傾向之間並無絕對的界限,北方的禪師雖以習禪為主,也往往以某一種經論作為依據,南方的佛學僧徒也有重視禪觀的。南北佛學的交流,新的經典的翻譯,又促進了隋唐之際一些新的佛學流派的形成。
佛教虛構出一個虛幻的世界,同現實世界對立起來;又臆造出人死後的靈魂生活,同人間的生活對立起來;要勞動人民放棄一切反抗鬥爭,忍受現實生活中的一切苦難,而把希望寄託於所謂「來世」。這正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統治者自身也可以從這種教義得到安慰生前享盡富貴榮華,只要信佛,有了功德,來世還可繼續享受。因此,他們極力提倡佛教,到處興建佛寺,鑄雕佛像,憎尼多到驚人的程度。北魏末年,北方各地有佛寺三萬餘所,僧尼二百萬人。梁武帝三次捨身佛寺,藉此倡導佛教。佛教成了南北朝王公貴族們的共同信仰,成了他們奴役人民的重要工具。
玄學、道教,佛教三者不斷互相影響,又互相排斥爭鬥,這種關係在佛道間表現得尤其明顯。佛教在興起時,本與黃老道術相提並論。道教在形成過程中,更在許多方面吸收了佛學的觀念和形式。道教在得到一定發展之後,便積極與佛教爭奪地位。西晉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經》,劉宋時隱士顧歡作《夷夏論》,都從民族區別的角度攻擊佛教,引起長時期的激烈爭論。北魏太武帝與司徒崔浩崇信寇謙之,於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廢禁佛教,佛教一度遭到沉重打擊。梁武帝則於天監三年(公元504年)舍道信佛,不久又下詔廢道觀,勒令道士反俗。到北周時,武帝下令並廢二教,僧道還俗的達二百餘萬人。此後,以儒學為主,儒、佛、道三位一體,相互滲透,成為封建統治階級思想發展的基本趨勢。
道教和佛教都是為政治服務的,道教通過今生的修為達到追求的目標,而佛教則是通過教化度人求得來世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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