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天朗氣清。筆者獨自一人西行前往頤和園，參拜一位長眠於此已長達774年之久的儒者——耶律楚材的祠廟。這座祠廟位於頤和園文昌閣旁邊的一個很不起眼的角落，在明清遺蹟的金碧輝煌中顯得無比凋敝孤零，有如它的主人一樣，功而不顯，湮沒於世。
在元末，由於戰亂影響，耶律楚材墓遭到嚴重破壞。至明代時，其屍骨又被重新發現、安放，在後世頗為文人士大夫所關注、敬仰，明末清初人王崇簡路徑此地，嘗有詩云：「丞相遺墳知已稀，荒岡不似舊崔巍。空餘祠址藏狐窟，無復苔紋繡石衣。耕叟驅牛依冢臥，東風流水落花飛。俯思一代名臣盛，徒有青山掛夕暉。」清代乾隆年間，乾隆皇帝下詔重修耶律楚材祠，形成了現在所見的形態規制。乾隆皇帝親自為耶律楚材題詩，且下詔立碑，以示景仰之情。碑文中有言：「論有元一代名相，必以楚材為稱首」，評價之高，可謂罕見。
墓主究竟是一位怎樣的人物，能在逝世五百年後受到如此高的關注與評價？讓我們懷著這個疑問，回到八百年前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去追尋他的足跡吧！
宋元更替，是自宋、遼建制以來所形成的遊牧-農耕文明南北對峙的終結，代表北方遊牧文明的勝利。作為新的入主者、蒙古高原上的原生民族，蒙古缺乏較為成熟的文明建設，制度的原始性與落後性在其南下初期即暴露無遺。然而正如馬克思說過的，「野蠻的徵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徵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徵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出於鞏固統治的需要，入主中原的鮮卑、契丹、女真政權均先後漢化，蒙古也無可避免的要走這條道路。在蒙古文明納入中華文明大家庭的道路上，漢族或已漢化的士大夫集團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的主角耶律楚材即是其中的先驅。
耶律楚材字晉卿，號湛然居士，其一生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金朝臣子，後一階段為蒙元之臣，主要歷史貢獻集中於後一階段。他輔佐鐵木真、窩闊臺兩代可汗，按照中原文明成果建構蒙古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為蒙元立國和華夏文明的延續立下赫赫功勳。
他是遼朝東丹王耶律倍的後裔。其家族雖然是契丹皇室後裔，卻在金朝世代為官，且漢化較為深徹。耶律楚材自幼博覽群書，學識出眾。在金朝曾任開州同知、左右司員外郎。在統治者受到北方剛崛起的蒙古威脅後，南遷開封，命他的家族留守燕京。
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蒙古破燕京，面對劇烈的局勢轉折，耶律楚材的思想陷入痛苦與矛盾當中：為什麼戰爭屠戮如此之慘？如何看待即將發生的政權演替？自己應當入世還是避世？為了尋找答案，他參見了佛教界大家萬松行秀。此時他專修禪道，將佛教思想紮根於內心當中。從此佛與儒成了他思想裡最重要的兩個部分，留下了一句著名的話叫做「以儒治國，以佛治心」。
兩年後，鐵木真聞耶律楚材之名，特意召見。他決定北上大漠，從此他的仕蒙生涯開啟了。
鐵木真破燕京後自稱是為遼人雪世仇時，耶律楚材表示自己雖然是契丹貴胄，但父祖都在金朝做官，與金朝統治者是君臣關係，哪裡有臣向君復仇的道理呢？秩序在政治抉擇上，他將所謂的契女之辯、契蒙之辨、華夷之別看的很輕，而注重純粹的儒家君臣義理。
中國古代對於巨變之際儒臣的要求無非兩種，一為「忠臣」，二為「良臣」（簡單地說：前者遇國難而殉節，後者入新朝作貢獻）兩種道路的交叉口處選擇了後者。既然不以節著稱，則應忠誠地向新朝進言（唐時概括為「忠讜之言」）、積極地參與新朝建制當中，以實現政治抱負。
然而「忠讜之言」能否被採用、用多少，則不是耶律楚材本人能決定的了。
成吉思汗一朝，耶律楚材參與了西徵、徵西夏。他擅長醫卜之術，故受鐵木真重視。他曾借佔卜之名止戰，向蒙古統治者初步提出了馬上得天下與下馬治天下的區別。鐵木真也將他留給窩闊臺作為重臣。
不過，除了有限範圍內的止殺之外，耶律楚材此時並未做出體制上的改革，蒙古軍隊的貪暴與嗜殺仍為普遍現象。成吉思汗本人終究只是對耶律楚材的佔卜之術感興趣，對儒家思想並無了解，更況論實踐了。楚材因之而感嘆「言輕無用自緘默，浮沉鷺相趨陪。」「澤民致主本予志，素願未酬予恐惶。」等句，可見其心中滿是憤懣與無奈。
在蒙古太宗元年（1229年），託雷攝政監國兩年後的忽裡勒臺大會上，窩闊臺成為蒙古大汗，是為元太宗。蒙古南下步伐在此後進一步加速，即將成為中原之主。是時戰火未平、經濟破壞、制度不定、文化紊亂、隱患迭出，抱著構建儒家社會理想的耶律楚材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改革遠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在一開始就有蒙古遊牧貴族向窩闊臺進言，竟主張殺盡漢人，將農耕地變為牧地！這顯然是草原政權原始掠奪思路的延伸。倘若如此，已經飽受戰火凌虐的中原將再度遭受滅頂之災！耶律楚材對此堅決反對，並向窩闊臺許諾如果按照漢法徵稅，就能夠每年收入「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高額的數字吸引了窩闊臺的心，他決定放手讓耶律楚材主持改革。
經濟上，他主持建立了新的國家賦稅機構，即十路徵收課稅制，將地方分為十路，由中央遣人任課稅所官員進行徵收，徵收對象以生絲與糧食為主;將紙幣交鈔發行量上限規定為萬錠，防止通貨膨脹;將驛站制度規範化，防止通過驛站的官員勒索驛站工作人員;並在荒年建議窩闊臺免除稅負。在政治方面，耶律楚材想要加強蒙古的中央集權。自蒙古南下以來，中原地方形成了廣泛且零散的割據勢力，對中央集權形成很大的威脅。然而這一合理想法不僅沒有被採納，相反，窩闊臺還延續鐵木真時期的經驗，將土地人民分與功貴，使中原政制幾乎向魏晉隋唐的中世時期倒退。
同歷代改革一樣，耶律楚材的漢化改革開始得罪了一批既得利益者，即蒙古遊牧貴族集團，他們開始向窩闊臺進讒言。雖然未在此時扳倒耶律楚材，但他們堅持遊牧民族傳統，利用特權對百姓加以掠奪式剝削。如大規模發行紙幣掠財、在收稅過程中擅自加賦等等，這些是耶律楚材難以管控的。
可以說，在政治、經濟上的改革，都因為種種因素受到了限制，影響不甚大。而他在文化方面做出的貢獻，卻是獨樹一幟、卓絕於一代的。
1234年，蒙古聯宋滅金。滅金之後，耶律楚材先是進言止殺，保護了地方百姓。而後又在意識形態上實行儒化，祭奠孔子，封孔氏後人。舉辦了一次具有科舉性質的「戊戌試」，使大批被俘儒生免於為奴、獲取一些經濟特權。雖說科舉制度早在隋朝已經建立，依葫蘆畫瓢，也無足稱奇。但諸位看官注意，蒙古起初在戰爭時期都只注重收羅能工巧匠，對於手無縛雞之力還沒什麼手藝的文人是很輕視的，大批文人都死於戰禍或者淪為奴隸，在以往朝代收到的優待已蕩然無存了。我們耳熟能詳的形容元代階層狀況的「十儒九丐」之說，即在此時開始流傳。耶律楚材開科舉的行為，大大扭轉了自成吉思汗南下後儒生地位低下、不得任用的局面。而蒙元一朝的下一次科舉，則是在半個世紀以後的元仁宗時期了。
此前在實行課稅所改革時，他採用的官員多為耶律楚材本人的金朝文人舊友，如陳時可、劉中、趙昉等人，這一批人的命運由此改變，其中一些還在元朝正式建立後仍舊活躍於歷史舞臺上。
正當耶律楚材志高意滿之時，事情似乎悄然發生了改變。
太宗十二年，窩闊臺任回回人奧都剌合蠻提領諸課路所，取代了耶律楚材的財務長官地位。奧都敕合蠻探準了蒙古統治者的斂財之欲，主張向老百姓加徵稅賦，將買撲稅最多時增至二百二十萬兩，稅額較以往商稅增加一倍。耶律楚材極力反對這一斂財舉動，但毫無作用，甚至遭到窩闊臺反感。
太宗十三年十一月，窩闊臺駕崩。如同歷代蒙古可汗去世時的情形一樣，蒙古汗位再次陷入了後繼無人的危機狀況中。乃馬真皇后趁機主政。她執政五年，政令紊亂，制度荒廢，且更加寵幸奧都敕合蠻。耶律楚材不忍心其漢化改制成果就此付之東流，便不斷上奏諷諫，幾乎因諫被殺。且遭讒言污衊，一度被罷官。恰好在此期間，他的夫人蘇氏病故。仕途上的不如意與喪妻之痛摧垮了他的身心。不久，耶律楚材鬱鬱而終。
傳統史家多把耶律楚材的晚年悲劇歸為乃馬真的迫害及小人進讒所致，然而實際上自元太宗後期，楚材即有失勢之相。從根源上看，耶律楚材的悲劇命運背後實質上反映了蒙漢文化的衝突。這在窩闊臺一朝諸事上有充分的體現。
例如在一次審案過程中耶律楚材私扣嫌疑人楊惟忠，被人向窩闊臺汙「違制」，窩闊臺竟一怒之下竟然命人綁了耶律楚材——這位當朝宰相問話，傳統中國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精神一時蕩然無存。而在宋朝，這種情況是不可想像的！北宋神宗曾被一大臣譏諷，想要往他臉上刺字，卻被大臣們硬生生用「士可殺不可辱」的理由硬生生攔了下來！宋神宗因此感嘆：「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
儘管耶律楚材的漢化改制曾得到窩闊臺支持，但起初說服窩闊臺的理由不是所謂的聖王之道，而是「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萬石」。用漢制收稅不過是一種斂財之法，當有了奧都敕合蠻提出能夠斂財更多的撲買之法時，窩闊臺自然會取後者，從本質上看仍體現了遊牧民族缺乏合理的理財意識，而留有濃厚的「殺雞取卵」式的掠奪意識殘餘。
在奧都敕合蠻實行撲買時而遭耶律楚材反對時，他駁斥「爾欲為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楚材為百姓而爭，在窩闊臺看來是一件微不足道乃至可笑的事情，可見儒家倡導的「仁政」思想，在遊牧民族的掠奪思維隔膜下，至其晚年都未能紮根於其心中。
由此可見，文化差異是統治者與耶律楚材產生隔閡的根本原因所在。而這種差異，即使是在更徹底的忽必烈改制中亦未完全消除，最終成為了元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然而，元王朝的漢化改制卻並未因耶律楚材的死而結束。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他主導了更深程度的漢化改革，正式使蒙元成為中華王朝中的一部分。
說他是華夏文明得以延續下來的功臣，乍一聽有些浮誇，實則絲毫都不為過。
他開啟了蒙古政權的漢化。儘管他起到的作用有限，在生前並未完成這一工程浩大的改革，但他無愧於「先導者」之稱。其設十路課稅所制、加強中央集權等政策，是元世祖忽必烈漢化改制的源頭，其核心內容在元世祖時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正如元初名儒郝經所言，「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中國」在當時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入主者能否納入「中國」體系當中，首要標準就是行中國之道，簡要來說其實就是多方位的漢化。在「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的特殊時期，他的漢化改制開始促進了南北政權鬥爭由傳統語境下的華夷之爭，逐步過渡為漢族性質的政權之爭，宋元交替也就成了正常的朝代更替，傳統文化依舊得到延續。即「亡國」而未「亡天下」。
宋子貞在《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對他一生的評價和總結是耐人尋味的，現摘錄如下：
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於廟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學，戞戞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上，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於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
這段文字描述出了耶律楚材在廟堂上所處的困境，周圍的色目官僚、蒙古貴族，乃至於統治者鐵木真、窩闊臺、乃馬真皇后等人，從未與他心懷相同的志向。一切的漢化改制，都是他孤立朝堂而又用盡心力，與統治者相抵抗、斡旋、妥協之下的成果。儘管為數不多，在那個動蕩之際卻顯得彌足珍貴。
他是一位真正的心懷理想的孤臣。他以一介書生之軀，歷經了無數艱難困苦而志向不該，詮釋了「雖天下人吾往矣」的士大夫精神。
他本可以在當上中書令後，與統治者以及其他官僚站在統一立場上，不顧百姓、不問改革，這樣也就無需遭受那麼多的污衊甚至是生命威脅。然而他始終還記得「致主澤民」之大願，矢志不渝，百折不撓。
他臨走之時，如若想起自己年輕時北上蒙古的豪情壯志，心中也必定是無悔的。
他做到了「不負初心」四個字。
你呢？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點校本。
宋子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五七，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影印本。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
韓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國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江海學刊，1963年，第六期。
劉曉：《耶律楚材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餘大鈞：《論耶律楚材對中原文化恢復發展的貢獻》，內蒙古：內蒙古大學學報，197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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