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許多城市中心白天是辦公和購物區域，但在下午通勤高峰後幾乎變為『荒野』……企業的技術變革和政府部門的簡政減少了晚間的工作。但是，從就業和財富兩方面考慮，人們在夜間外出活動和社交具有潛在的生產力，因此加強城市夜間經濟發展格外迫切。」
1987年，義大利政客Renato Nicolini在接受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文化政策和規劃教授Franco Bianchini採訪時表達了上述觀點。這是Bianchini首次聽到「夜間經濟」（night-time economy）的概念。幾年後，「夜間經濟」被學術界和政策界頻繁提及。
1970至1980年代，城市去工業化以及零售去中心化發展對城市中心的活力帶來挑戰，許多歐洲城市都出現使用文化政策振興城市夜生活的案例。Bianchini
認為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當地政府意識到人們要出門在城市中度過美好夜晚的需求日趨上升。具體來說，有三方面因素促使了需求的增長。
首先，高等教育擴張後，學生成為城市夜間活動重要的新受眾。其次，政府在一系列城市社會運動的推動下開始重視文化政治與政策。再次，大多數人的休閒時間與可支配收入增加，但同時增長的還有青年失業率和城市人口老齡化。作為夜晚城市空間的主要使用者，失業青年與老年人活動產生的經濟效益甚微，激發夜間活力可以重新賦予夜間時間以市場價值。
隨著社會經濟變化、新自由主義戰略發展以及城市著力將自己重新打造成為消費場所，「夜間經濟」在1990年代初期成為英格蘭北部後工業城市城市規劃界的流行術語。之後的30年間，「夜間經濟」的概念逐漸被英國及海外的城市決策者和城市營銷（city marketing）官員
廣泛接受
，並成為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的
重要競爭力
之一。
目前，「夜間經濟」一詞通常是酒吧、俱樂部、電影院、劇院、文化節等夜間活動的集合, 在城市企業家精神（urban entrepreneurialism）的框架下,這種集合被認為有助於城市更新和地方經濟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夜間經濟」理論的影響不斷擴大，但它在各城市落地發展的情況並非盡如人意。在夜間經濟研究的第一波浪潮中，學者從文化規劃（cultural planning）視角提倡打造「24小時城市」（24-hour city），其中，Bianchini在1995年
提出
的「夜間經濟是實現城市經濟『翻倍』的機會」至今在相關研究中被反覆引述。
然而在政策界，「24小時城市」被單純地理解為對城市規劃和許可制度管制的放鬆。隨著市場力量的釋放，以酒精消費為中心的相關產業鞏固了其在夜間活動中的主導地位，並在產業聚集的過程中轉換或驅逐了其它對於夜間時間及空間的使用方式。政策的放鬆以及資本對利益的追求帶來了治安、環境和社會方面的諸多問題，引起了居民團體、非政府組織和公共衛生專家的強烈反對，媒體對市中心公共場所酗酒問題的報導駭人聽聞。在此時期，夜間經濟研究的重點轉向了伴隨夜間經濟發展而來的社會成本，被視為第二波浪潮。
2000年代中期，如何治理長期存在問題的夜間經濟成為人們的關注點，而在城市管理者「盡責」的過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規和倡議擴大了政府部門的
執法範圍
，如何「安全地醉酒」成為宣傳重點。隨著人們對夜間經濟的認識更加理性，在此後的第三波研究浪潮中，學者仍然從批判視角看待夜間經濟發展，但他們並不完全否定夜間經濟對城市發展的意義。
當前，城市夜間經濟發展的相關研究主要關注三個問題。首先，有
研究
表明，許多英國城市夜生活區正在經歷「麥當勞化」（McDonaldisation），市區空間正在被大品牌佔領，給消費者帶來日益標準化的體驗。夜生活設施類型的同質化以及傳統社區酒吧、另類音樂演出場所等夜生活空間的邊緣化問題並非英國獨有，美國、
中國
等許多城市也正在遭遇此瓶頸，因為對生意人來說，對主流夜生活進行品牌化和主題化，更容易吸引年輕職業人士和學生這種相對「無風險、現金充裕」的消費者，實現利潤最大化。
第二，夜間經濟的推廣在許多地方引發了夜生活遊客和城市中心及周邊新晉社區居民之間的
衝突
，矛盾點通常與噪音水平和垃圾丟棄有關。
第三，研究者注意到特定社會群體被城市夜生活
排斥在外
，階層、年齡和種族是這種社會分化的主要依據，而排斥過程的實施由當地主管部門的許可制度，夜間活動場所採用的音樂編排、消費價格、入場要求和在線註冊、僅限會員等營銷技巧，以及消費者「自發的」自我管理形成。
從研究文獻來看，夜間經濟在全球各地的發展已經與文化規劃學者最初倡導的通過夜間文化產業發展帶動城市經濟的理念相去甚遠。那麼，文化政策是否能為當前夜間經濟發展帶來突破？城市又如何打造、維持自己的特色文化？
南澳大學創意經濟教授Justin O』Connor
認為
，「我們正生活在將公共領域批發給私營企業的災難性後果之中……一個巨大的挑戰是，如何用『由市場決定』之外的邏輯思考、組織文化經濟發展」。發展文化經濟除了需要經費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經費如何分配與落實，並且，如果沒有更清晰、明確的理由和目的，更多的經費只會帶來更多的績效考核指標。
O』Connor是夜間經濟研究第一波浪潮的代表學者之一，曾參與英國曼徹斯特Northern Quarter創意區域與24小時城市項目建設。2004年起，他參與了一些東亞城市的文化政策制定，並在上海進行過創意文化的相關研究。近日，O』Connor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文字採訪。
Justin O』Connor 受訪者供圖
澎湃新聞：你參與了1994年的第一屆夜間經濟大會，自那以後，夜間經濟在全球各地的發展有哪些主要趨勢？
Justin O』Connor
：我們必須明確夜間經濟政策理念在各地傳播的背景。事實上，夜間經濟政策正是Jamie Peck（編者註：Peck為加拿大皇家社會科學院院士）所說的「快速政策」（fast policy）——像現成「快餐」一樣可以立即被應用於各個城市。
1994年，英國城市正艱難地應對傳統製造業以及圍繞產業運作的城市的崩潰。第一次大會的地點曼徹斯特實際上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城市。當時周日購物還未誕生，一切圍繞工作、居住、購物和日常事務所安排的城市生活似乎都和支撐它們的製造業一樣過時。於是人們提議城市必須具有文化性、創造性和活力，城市應該鼓勵個人消費、休閒、娛樂和實驗。事實上，北歐大多數非首都城市在晚上六點之後進入休息時間，只有酒吧和其他「不道德」或「危險」的地方繼續營業，顯然，這種情況需要改變。
20世紀80年代，流行音樂改變了像曼徹斯特一樣的工業城市——有了新的場館和俱樂部，一些新興咖啡館、唱片店和街頭服裝店延長了營業時間。所以，當時的想法是，我們不要把城市的夜晚看成是管理酗酒、賭博、賣淫、犯罪等問題的時間，應該將其作為休閒、慶祝、娛樂和消費的空間。這樣，工業城市可以在後工業時代獲得新生。
但在北歐、北美或澳大利亞之外，城市面臨著不同的問題——許多南歐城市對城市夜晚的理解和感受非常不同。再比如，夜市在亞洲很常見。許多城市仍然處於發展或擴大傳統工業的時期；他們對現代化城市的想法非常不同。因此，當「夜間經濟」出現在其他非北歐地區時，其原因和背景往往與1994年的曼徹斯特大相逕庭。
澎湃新聞：在之前的交流中你表示，自己對「夜間經濟」（night-time economy）中「經濟」(economy)一詞的使用有意見，你為什麼這麼說？
Justin O』Connor
：1994年，我們將藝術和文化等活動納入「夜間經濟」是因為這樣的概念可以吸引更多關注。當時的情況是，夜間活動被視為一種治安和監管問題，於是我們說，嘿！想想那些酒吧、餐廳、咖啡館、場館、商店、俱樂部的收入，它們的經濟價值不容忽視；藝術活動不只是花納稅人錢的無底洞，同樣可以創造經濟價值。
但自1994年以來，城市景觀的商品化迅速蔓延，房地產、酒店、金融、商業服務等行業合力打造吸引人的城市生活方式（lifestyle appeal），以至於稱之為「經濟」要麼顯而易見，要麼只是火上澆油。「夜間經濟」確實是一種「經濟」，但如果我們只是以花了多少錢，產生多少效益來衡量，其實就縮減了這個概念的意義，它的價值遠高於「經濟」本身。
現在回想起來，「夜間經濟」的發展告訴我們，「小心你許下的願望，因為它可能會實現」。
澎湃新聞：你怎麼看待許多城市在發展夜間經濟時遇到「同質化」的問題？
Justin O』Connor
：Franco Bianchini, Charles Landry(編者註：Landry現為柏林Robert Bosch Academy研究員)和我都太天真了。我們以為自己在為延長城市生活到晚上而爭取。Bianchini有義大利背景，那裡許多城市受到1968年巴黎事件以及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影響，後者談到了「城市權利」（right to the city）,即從規劃者和企業手中奪回城市生活。從文化規劃視角思考夜間經濟似乎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種方式。
但很快，英國的城鎮成為年輕人過度飲酒的場所，為了出售大量酒精飲料，大型酒館和酒吧內座位很少。在房地產和企業的積極參與下，許多城市的夜晚從安靜變為充滿排斥，年長的、不想喝酒、想參加其它活動的人被排除在外。
「文化規劃」是在「規劃」一詞遭受質疑時被提倡的想法。當時，人們關心的是如何放鬆管制、讓市場做決定，市議會則被視為過時、無能的，應該被排除在外。但顯然，這是一把雙刃劍，因為把居民帶回城市中心（非住宅區）生活（city centre living）的理想，很快在現實中落地成為大量昂貴又設計糟糕的住宅，且社會住房仍然嚴重短缺。
Bianchini和Landry都談到，利用藝術家的感性，把創意城市規劃成一種「藝術」。但這從來都沒發生，文化規劃僅僅是給房地產和酒店業資本增加了一種新的「美感」。當前，城市看到的發展通常集中在一些全球「創意階層」，這些人與地方現實關係不大，但對資本家具有吸引力；他們可能出現在時尚雜誌上，但很少為投資者以外的人賺錢。正是因為如此，所有城市開始看起來都一樣。
澎湃新聞：你說的「去商品化」要如何實現？如何平衡城市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培養？
Justin O』Connor
：我們要回歸「城市權利」的初心，讓城市不僅為有能力支付的人服務，更服務於每個人。我們還應該回到創意城市（creative cities）的理念，打造一種不同的世界，在那裡，個人和公眾對居住、工作、放鬆、享受的節奏和要求要複雜得多。
但是，創意城市不能只有市場服務的個性化生活方式消費，城市也是一種「公共品」（commons），一種集體享受，那些城市生活中被集體分享和慶祝的方面被Kristin Ross（編者註：Ross為紐約大學比較文學名譽教授）稱為「公共奢侈」（communal luxury）。中國在這方面也有著悠久的歷史。「民生」，人民的繁榮，或許也是一種城市權利。
城市應該可以容納人們複雜的、不同的、有時相互衝突的、重疊的需求；同時也讓大家團結起來，不僅在重要慶典發生時，更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這就是我所說的去商品化。「公共奢侈」比這更積極——它重新評估了城市的公共性。
文化與消費聯繫在一起的時間太長了。作為體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末採納了文化消費政策，帶來了許多積極的影響。但這最終侵蝕了文化，把它變成了利潤最大化的機器。雖然市場可以提供大部分文化，但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也不可能完全由國家提供。
市場和政府都有各自的角色，除此之外還有一個「第三空間」（third space），在這個空間裡，藝術和文化出於多種原因產生——為了謀生，但不僅僅是為了謀生。音樂行業的大多數場地所有者都不賺錢；大多數藝術家也不富裕，他們做音樂、做藝術只是因為他們想做；他們不想「擴大規模」或獲得巨額利潤。文化和經濟的平衡其實並不是要關注市場和政府，而是要理解那些小規模的、植根於地方的領域和生態系統，它們才是決定一個城市是「死氣沉沉」還是充滿活力的關鍵。
澎湃新聞：你有比較成功的「夜間經濟」城市案例可以分享嗎？
Justin O』Connor
：許多歐洲城市正在尋找擺脫高度商業化的方法。巴塞隆納在20世紀90年代開創了一種新型的旅遊、文化、智能科技驅動的創意城市，開始重新思考公共生活，控制Airbnb和大型企業酒店、旅館和公寓的開發，明確呼籲人們具有共同財富意識並認識公共品的作用。
上海曾經有熱鬧的夜晚街景，是一個很好的案例，但現在街邊小吃、小店正讓位於中國和國際的大企業主。而在臺灣地區，臺北市保留了那些規模小的商店和餐館。
新冠肺炎疫情還未結束，或許這將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24小時城市」，將其視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減少對旅遊業的依賴，提供更多的地方服務、公共供應，以及一種城市應該為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服務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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