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者按：諸玄識新著《虛構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複製」中國考論》一書首發式將於2017年9月29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山西圖書大廈舉行。這是一部不同尋常的書，徹底揭露了西方偽史的真面目。值此奇書即將問世之際，我們先將林鵬先生為該書所寫的序言轉發於此，感謝大家的關注。
（三）「中學西被」的後果——「文明」之變異
一年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董並生的著作《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我在為該書所作題為《「文明」的唯一性》的序言中，提出了「文明」概念的三個標準：
第一，作為「文明」的核心標準首先必須要有真正的「文字」，而文字必須具有形、音、義三項要素；
第二，有了文字，還必須要「文以載道」；
第三，既稱「文明」，必須「照亮歷史」。
其中，「照亮歷史」的標準有兩層含義。
首先，顧名思義，「歷史」由「歷」與「史」構成，既雲「歷史」，必須有「歷」有「史」，「歷」指「曆法」，「史」指「史冊」，「史冊」即「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的各種歷史檔案及歷史著作；
其次，「文明」必須要有禮樂典章制度，也就是政治文明制度。有了這兩個條件，才能「照亮歷史」，才稱得上文明社會。
甲骨文中的華夏文明史
作為《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的姊妹篇，山西人民出版社今年又推出了諸玄識先生所著《真文明只有一個——論中國產生西方文明及其「世界歷史」》一書。上面從我們對歐洲歷史紀年起源的探討中可以見到，是中國文化照亮了歐洲的近現代歷史，換句話說「西方近現代文明」起源於中國。這也是諸玄識先生著作中的主要觀點。
諸玄識著作所揭示的「中學西被」內容概要
諸玄識先生寓居文化異鄉，甘於寂寞，長期以來搜集了大量相關的外文原始資料，在此基礎上潛心研究，博採許多天良未泯、敢於自曝學術醜聞的西方學者新近研究成果，大致梳理出了「中學西被」的歷史脈絡，揭露了歐洲版世界歷史形成過程中襲用中國歷史作為其造史基礎的真相，揭示了「西方近現代文明」形成過程中所受到中國文化廣泛、深入影響的概貌。
諸玄識先生得出結論認為，與中國接觸之前西方本來是原始社會，它幾乎從零開始、百分之百地擁抱源自中國的「文明」。基於中國文明成果的西方「文明元素」可以分為：科學技術、民主政治、國家制度、自由經濟和哲學思想等內容。其概略如下：
1.科技：中國的科技發明奠基了西方的科學—工業革命，而中國的有機自然的哲學則引導現代與後現代的科學。
2.民主：儒家的自然哲學、選賢舉能和科舉考試，分別「啟蒙」歐美的天賦人權、民主立憲和文官制度。
3.制度：歐美的民族國家步武戰國七雄，兼取中國曆朝的行政管理，各種現代制度差不多襲用的都是中國的原創。
4.經濟：西方的經濟思想、經濟體制和財政金融以及全球貿易體系，基本上都是基於中國的成就。宋朝開啟了世界的近代化。
5.哲學：中國哲學的「道」（宋明理學的「理」）到西方被「一分為二」：邏各斯和辯證法：分別被用於塑造「希臘哲學」和近代哲學。
應當指出，在西方中心論遠未退出歷史舞臺，或者毋寧說在西方列強、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還保有非常巨大勢力的歷史條件下，能夠不畏強權，以充分的事實為根據，提出全面否定西方中心論理論基礎的尖銳論點，可以說是需要巨大理論勇氣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諸玄識先生的這部著作，可以為全面質疑西方中心論的理論基礎提供了重要學術支持。
傳播中國「文明教」者何許人也？
法國的「文明傳教士」著名者如：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愛爾維修、霍爾巴赫、杜爾哥、魁奈、孔多塞等，也就是被稱為哲學家（法語：Philosophes）的那一幫人。
啟蒙運動發起人
法國是近代歐洲傳播中國文化的中心，但中國文化的影響範圍則不限於法國，可以說在整個近代歐洲，都曾受到中國文化廣泛、深入的影響。這些文明傳播的接棒人包括：萊布尼茲、萊辛、赫爾德、歌德、洛克、休謨、波令布魯克、費格遜、亞當·斯密、普萊斯、普利斯特雷，還有新大陸的傑弗遜、富蘭克林等。
「這些人不管可以表現出什麼樣的民族與個人的特色，全都是啟蒙運動的真正兒女。哲學家的王國是一片國際領地，法國只不過是它的母國，巴黎則是它的首都。無論你願意走到哪裡——英國、荷蘭、義大利、西班牙、美國——到處都會遇到他們這些『哲學家』，說著同樣的語言，被同樣輿論的氣候維繫著。他們是屬於一切國家的，並不屬於某一個國家，他們公開宣稱效忠於全人類。」[25]
法國大革命，法國國民議會於1789年8月通過的《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第1條宣示「人人生而自由，權利平等」
何以見得上述這些18世紀歐洲的「文明傳教士」及其接棒人在歐洲所傳的「文明教」是中國文明呢？
首先，歐洲啟蒙運動來自中國文化的影響，啟蒙運動的四個核心概念，理性、自然、自由、進步都來源於中國。歐洲的「理性」概念來源於宋明理學的「理」，在此之前歐洲存在理性觀念一說，出於後世偽託；歐洲的「自然」概念包括自然法與自然神學，其來源為宋明理學中「天理」的概念；「自由」概念則出於「權利」概念，歐洲的「權利」概念來自「自然法」概念，而歐洲「自然法」的鼻祖是荷蘭人格勞秀斯，格勞秀斯的老師就是真正的「歐洲歷史學之父」斯卡利傑，而斯卡利傑的學術來源就是中國歷史。「進步」的概念則來自歐洲對中國技術的引進，尤其是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的引進[26]，在歐洲引起「古今之爭」，這是歐洲「進步」概念的緣起。
歐洲啟蒙運動來自中國文化的影響
其次，啟蒙運動是針對歐洲傳統的基督教而言的，基督教本身不能產生否定自身的世俗文化，需要藉助外來力量以破除信仰啟示一統天下的局面，這個外來力量就是中國文明。
在十八世紀中葉之前的歐洲，基督教禁錮人性，禁止沐浴
中世紀，歐洲人幾乎不洗澡，發展香水行業只為掩蓋體臭
1484年，教皇英諾森八世頒布聖諭《至誠的希冀》，從15至18世紀，「獵巫」風潮席捲歐洲整整三個世紀，約有數十萬名「女巫」被處死
教會鑑別女巫的方法千奇百怪，其中一種就是稱重
【法國】歐仁·德拉克羅瓦的著名油畫《自由引導人民》，瑪麗安娜的女性形象被賦予自由、解放的色彩，象徵著共和制度對舊制度的顛覆
還有，被稱為「哲學家」的這幫「文明傳教士」在歐洲來說屬於另類，換句話說，啟蒙運動人物的思想並非產生於歐洲自身的傳統。不論這幫人是站在推崇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抑或是站在抵制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他們所關注與討論的問題，都來自中國對歐洲所產生影響的結果。傳播中國「文明教」的人物，原來就是我們百餘年來所熟悉的這些「西方神聖」！
在法國作家阿蘭·佩雷菲特於1989年5月出版的《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一書中，中國依然被稱為「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與之對應，英國則被稱為「世上最強大的國家」[27]。
歐洲列強在其崛起過程中，一方面全面襲用中國文明的成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各項內容，兼容並包，巨細靡遺，一方面將中國文明成果的真實來歷掩蓋起來、謊稱其為歐洲自身「古典歷史」的「文藝復興」。與此同時，近現代歐洲在襲用中國文化時，將其王道政治的核心要素——道德內核捨棄不顧，導致了中國文明的「西方變異」。
「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
中國疑古思潮的西方背景
西方學者們正是在斯卡利傑虛構的編年史的基礎上，塑造歐洲「古典文明」、「東方古老文明」以及歐洲中世紀歷史的。薩義德將歐洲人所虛構的東方歷史（古埃及—兩河—波斯與印度史）的行為取名為歐洲的「東方主義」，後者旨在為歐洲列強及帝國主義的殖民利益服務。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與西方進行著如火如荼地大規模偽造「世界歷史」形成鮮明的對照，20世紀初，在中國興起了一股來勢迅猛的針對中國真實歷史的疑古風潮。從顧頡剛提出「大禹是條蟲」的口號，到胡適在其所著《中國哲學史》中將中國歷史攔腰斬斷，對老子之前的歷史一概否定，一時間懷疑中國古史的風潮惡浪洶湧。
更為有趣的是，歐洲杜撰古希臘的虛假歷史和在中國否定自己的真實歷史時，兩者所採用的歷史學方法卻如出一轍，歐洲造假與中國疑古都採用了「古史辨」的方法——所謂「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
我在《平旦札》中曾經提出：「疑古派懷疑一切的理論，正是十九世紀興起的強大的世界思潮。這個思潮在西方產生了對希臘古典文化的崇拜，在東方則恰恰相反，對西方的崇拜帶來了對東方的蔑視。」[28]
中國「古史辨派」對「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的經典表述：
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
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第三，勘探古史時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確的狀況，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
根據這種方法，顧頡剛提出「大禹是條蟲」的說法。這實際上是20世紀初日本學者提出的「堯舜禹抹殺論」[29]的翻版。
「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的鼻祖是英國史學家康諾普·瑟爾沃爾。19世紀20年代,英國劍橋大學引進德國古典學,康諾普·瑟爾沃爾為這期間的代表人物。第一次對「層累地造成的古史」進行了表述：「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故事的數量似乎在不斷增加，讓人們了解的細節也愈加詳細。但年代愈是久遠，我們能聽到的這類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們查閱荷馬史詩的話，完全找不到這類故事的蹤跡。」[30]
這種古史觀還反映在19世紀中晚期的英語世界標準古典學的教科書威廉·史密斯爵士的《希臘史》中。
西方的「層累造成古史說」之目的是編造種族主義虛假歷史的神話。19世紀時，歐洲發明了以比較語言學為基礎的所謂「歷史科學」，對於此前所編造的古希臘源於東方文明的種種傳說不能滿意，於是以比較語言學為根據對前此的各種傳說進行掃蕩，從而形成屬於印歐語系的純種的古希臘—日耳曼種族偽史。
這種本來是服務於虛構古希臘文明的西方古典學方法，經過日本傳到中國之後，形成了中國的「疑古派」的方法，用以對中國古史進行否定，結果充當了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文化」工具。從民國時期到今天的中國歷史學，其基本傾向是向西方的意識形態看齊，陷入了否定中國歷史的虛無主義之中。
真文明遭無視，偽文明得追捧的怪現象
西方人沒有歷史，對照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時自慚形穢；於是，花了差不多前後500年時間，偽造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以期證明自己的民族更為綿長而深厚，沒有歷史遺蹟就千方百計新造景點以冒充古蹟，於是17世紀時「古羅馬建築遺存」遍地開花。
然而，誰知這些縱橫數千裡、上下兩千年的「古羅馬建築遺址」千人一面，既無時代特徵、也無地域差別，更無建築材料、設計者個性的不同，都是一個模子脫出來的，可偏偏擅長考據的中國人也相信那是真古董，令人難以理解。
所謂古希臘第一古建遺址雅典「帕臺農神廟」，本來是土耳其的一座無名神廟，歷史上經多次戰火，早已成為廢墟；西方人先設計好圖紙，於19世紀時將其重新修建，土耳其的無名神廟就成了「古希臘」的「帕臺農神廟」，將假古董雅典娜神像放進去供人觀瞻頂禮。
建築年齡不超過200年，卻被偽造包裝成2000多年前的歷史遺存
湯匙可撼動巨型科立克石柱，不能不說是一個建築奇蹟
再如，義大利水城威尼斯人本來是一群難民的後代，覺得這座城市沒有聖人、面子上掛不住，828年有兩名威尼斯商人打聽到使徒聖馬可遺骸存放在埃及的亞力山大港，於是連哄帶騙將遺骸偷運回威尼斯，獲得全城熱烈歡迎，隨後興建了兼具陵寢與教堂意義的建築，稱為「飛獅」，成了威尼斯的象徵。[31]由此可見，西方人鍛造偽歷史與假古董不遺餘力。
時下常聽人說，西方有識之士早已提出，西方文明已呈沒落之勢，21世紀是東方的世紀。世界看東方，東方數中國，中華民族復興重儒學，眾望所歸在孔子。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推重的是堯、舜、禹、湯、文王、周公的文化傳統，《論語》所云「斯文」是也。
孔子講學使用「雅言」，雅者「夏」也，雅言就是「夏言」，中國最早的書面語言就是夏言，四千年不間斷的古漢語就是在夏言基礎之上形成的。中國最早的辭典名曰《爾雅》，「爾」者也，「雅」者夏也，爾雅的意思指以夏言為標準對當時各種方言進行訓詁的意思。「夏言」為堯、舜、禹所使用的語言。
令人振奮的是，上世紀80年代前後，堯帝的古都——陶寺遺址被發現了！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不僅有歷史紀錄，經過中國考古工作者們不辭辛苦的工作，居然將人類歷史上唯一文明的最早遺址完整地發掘了出來，呈現在世人面前。這個遺址位於山西南部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鎮，距今4300多年前，該遺址不僅面積超大、達300萬平方米以上，具有國家首都的規模，而且出土了文字，還正巧是「明」的「文」字；這裡有觀象臺，有大型成套禮樂器等大批珍貴文物出土。像這樣完整反映禮樂文明制度的早期大型遺址，在全世界範圍內絕無僅有，為中國古代禮樂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實物證明。[32]
黃河中下遊龍山時代聚落群分布（依劉莉 2007圖6.8改繪）
陶寺遺址出土文物三寶：
「文字之光」朱書扁壺
「王者之器」彩繪龍盤
「技術之光」之紅銅鈴
「文明」之「文」
令人唏噓不已的是，本來我們可以用人類唯一文明的真遺址、真文物，與古希臘的假文明、假遺址進行對照比較，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我們現代人看不懂，我們的子孫未必一定也看不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聽說這個可以印證人類文明起源的早期大型遺址，不知何故已經被輕率地回填了……
中國人真大方啊！也許因為中華文明是唯一具有連續不斷歷史的文明，真的古文化遺存隨處多有，於是也就不當回事了吧……
西方中心論——「文明」的怪胎
近三百年來，東方民族逐漸受制於歐洲列強及西方帝國主義，而其思想武器則是被稱為「西歐中心論」（意、法、英、德）、「歐洲中心論」（包括俄國）及「西方中心論」（包括美國）的意識形態。我們發現「西方中心論」是以古希伯來《聖經》與偽古希臘為內核，虛構的「東方主義」概念為幔帳，直接杜撰的西方近代民族歷史為表層的一個三重結構。
西方中心論的實質為「西體中用」：
1.「西學為體」的核心內容為《聖經》上帝選民觀念及近代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觀念是西方「文明」的各種種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西方民族特殊論及一切「雙重標準」的理論基礎。
2.「中學為用」則是「文明」的怪胎，襲用宋明理學及中國儒學的若干理念，將其核心的道德因素抽空拋棄，濫用「權利」概念，將「天理」的概念偷換成「人慾」的內容。
近現代歐洲是「中學西被」的結果。近現代西方以扭曲了的中國文明成果為基礎，打造出冠冕堂皇的「西方中心論」歷史觀，反過來憑藉這種變異了的「文明怪胎」，打壓正版的文明中國及亞非拉各民族。
還是那句話，只有全面認清「西方中心論」的真面目，同時徹底解構「西方中心論」的理論基礎，才能彰顯「中華文明」的光輝。
2016年4月15日於太原東花園
[①]Mingjun
Lu: The Chinese Impact upo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5, p.8.
[②]
Charles A. Fisher: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36, No. 4, Dec.,
1970, pp. 549.
[③]
Lynn T. White: Medieval Religion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xiii.
[④][法]伏爾泰著《風俗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94年，第87頁。
[⑤]
參閱[英]孟席斯《1421中國發現世界》（2011年臺北遠流）、[英]孟席斯《誰發現了美洲？》（2015年臺北遠流），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2012年臺北聯經）、李兆良《宣德金牌啟示錄——明代開拓美洲》（2013年臺北聯經），[加]保羅·夏亞松《口述：最早發現北美洲的中國移民》（三聯書店）等。
[⑥]《尚書·堯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一年確定為366天的明確記載。
[⑦]《史記·曆書》：「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史記索隱》：「世本及律曆志黃帝使羲和佔日，常儀佔月，臾區佔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
[⑧]1279年，郭守敬向元世祖報告時，提出在太史院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時在全國範圍進行大規模的天文測量的想法，得到了元世祖的批准。經過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國各地設立二十七個測點，最北的測點是鐵勒（在今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測點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島上），選派14名監候官員分別到各觀測點進行觀測。郭守敬也親自到幾個重要的觀測點進行觀測。各觀測點把得到的數據向太史局進行匯總報告。郭守敬根據這些數據，花了兩年時間編出了這部《授時曆》。這種新曆法比舊曆法精確得多，它算出一年為365.2425天，同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只相差不到26秒。這部《授時曆》同現代世界通行的格里曆（即公曆）一年的周期相同，時間上卻比格里曆早302年。
[⑨]詳見董並生著《虛構的古希臘文明——西方「古典歷史」辨偽》，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第456—458頁。
[⑩]晏紹祥《執政官年表與早期雅典歷史的年代學》，載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編《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第161頁。
[11]從羅馬佔領到大憲章的英國歷史，基本上都是後世偽造的，詳見諸玄識新浪博客。
[12]拉古薩位於克羅埃西亞南端，現名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面積364平方公裡，人口5.6萬。現為奈雷特瓦省省會，重要的旅遊和海運城市，素有"亞得裡亞海濱明珠"的美譽。杜布羅夫尼克（斯拉夫語中譯為：橡樹林）建於公元7世紀中葉。
[13][法]艾田蒲著《中國之歐洲》，許鈞、錢林森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下卷，第159頁。
[14]這是在希伯來文本、撒馬利亞文本和七十子希臘文譯本《聖經》之間的差異。
[15][法]安田樸著《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耿昇譯，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下冊，第727—728頁。
[16]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下冊，第732頁。
[17][俄]葉·阿·科斯敏斯基著《中世紀史學史》，郭守田等譯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178-179頁。
[18]Erik
Kooper: The Medieval Chronicle, Rodopi, 1999, p.137.
[19]Henry
J. Perkinson: How Things Got Better: Speech, Writing, Printing, and
Cultural Change, Bergin & Garvey, 1995, p.92—93.
[20][英]喬治·皮博迪·古奇著《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中譯本，商務印書館，2011年，上冊，第85頁。
[21][法]伏爾泰著《風俗論》，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冊，導論，第226頁。
[22]伏爾泰：《風俗論》，上冊，導論，第220頁。
[23]
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下冊，第730頁。
[24]
安田樸：《中國文化西傳歐洲史》，下冊，第731—732頁。
[25][美]卡爾·貝克爾著《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何兆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第27頁。
[26][美]馬丁·貝爾納著《黑色雅典娜：構造古希臘1785－1985》，中譯本，吉林出版集團，2011年，第159頁。
[27][法]阿蘭·佩雷菲特著《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中譯本，三聯書店，1993年。當時中國對英國的稱呼：英夷。夷人翻譯為野蠻人。按：「野蠻人」的概念出現在「文明」的概念導入歐洲之後。
[28]
林鵬《平旦扎》稿本，第53則。
[29]1909
年東瀛學者白鳥庫吉在東洋協會評議委員會上講演，聲稱：釐清中國哲學就要研討中國古代傳說。傳說的思想背景為儒學，其中人物多與儒學相關。傳說常衍變為真實，少有人懷疑與考實，其中可置疑而當否定的是有關「堯舜禹」的傳說。他大膽議論：《尚書》中的《堯典》、《舜典》、《大禹謨》以「曰若稽古」起句，皆非當時所記。堯、舜、禹為古代聖王，孔子推崇，然而著實研討，卻有很多值得懷疑的理由，倘能捨棄成見，當不以「吾人之論斷」為不當。這就是轟動史界的「堯舜禹抹殺論」。其記錄在《東洋時報》第131號（1909年8月）以《支那（中國）古傳說之研究》刊出。
[30]C.Thirlwall（1835，第一卷，p.64），轉引自馬丁·貝爾納：《黑色雅典娜》，第295頁。
[31]詳見《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導讀三，工頭堅Ken
Worker《海國威尼斯的魅力》，威廉·麥可尼《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臺灣，廣場出版社，2012年。
[32]詳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臨汾市文物局編著《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