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不滅，中國必亡」，一般人乍一看到這句話，很可能要嚇一跳：這是哪個無知之人，敢說這樣的話？
實際上，說這話的人，恰恰是中國近現代最博學、最有見識的人之一，那就是魯迅先生。
魯迅這句話是在1936年10月臨終前發表於《病中答救亡情報訪員》。緊接著他還補充了一句：
「因為漢字的艱深，使全中國大多數人民永遠和前進的文化隔離。」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幹將，魯迅此說並非心血來潮，而是他長期堅持的一個觀點，在《關於新文字》一文中，魯迅也說：
「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
為什麼中國人用了幾千年的漢字，竟到了這個地步呢？
總結魯迅先生的看法，有兩個原因：
原因一：漢字太難學了，只有少數人學得會
像字母文字，如英語，就只有26個字母的組合，一個單詞，根據字母的規律也會發音。但漢字是方塊字，掌握起來就更有難度。
注意，那個時候是沒有拼音的。一個漢字，人們是怎麼學發音的呢？古人用的是「直音」和「反切」的方法。所謂直音，就是用一個同音字來給生字注音，反切則要用到兩個字，一個注聲母，一個注韻母和聲調，總之使用起來都很不方便。
所以當時中國的普通民眾，絕大多數都是文盲，沒有基本的閱讀能力。文盲的比例有多高呢？建國後有個統計，文盲率至少在80%以上。
那麼高的文盲率，給當時的新文化運動造成很大困擾，再好的文章，再先進的思想，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接收到，這當然不利於開啟民智。
原因二：會用漢字的人，只顧著鑽研「不合時宜」的學問
魯迅所處的時代，少數知識分子會用漢字，但大都鑽進了「四書五經」等古書裡，這在當時來說是「不合時宜」的。
就像魯迅在《華蓋集·青年必讀書》一文中說的：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這話看似也很過激，但一樣要結合時代背景來看。
因為當時世界上強國林立，舊中國已經遠遠落後於西方和日本，時代的兩大主題就是民主和科學，也就是魯迅文章裡提過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所以當務之急，不是整理國故，而是學習西方，發展科學技術，建設工業化社會，同時引進先進的民主制度，這樣才能改變當時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況。
而要學習西方，使用西方流行的字母文字當然比方塊字更加便利。
當時支持廢除漢字的，不止魯迅一人
其實以上兩個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尤其是漢字的難學，在當時已成了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
魯迅說出這話的前一年多，也就是1935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就公布了《第一批簡體字表》，收錄了324個改編後的簡體字，但因為爭議很大，幾個月後就廢除了。
至於舊時代知識分子的迂腐，看看魯迅先生的《孔乙己》一文，當有深切的感受。
主要基於以上兩個原因，所以魯迅先生發表了「漢字不滅，中國必亡」的言論。
其實不光魯迅，當時主張廢除漢字的大有人在，比較突出的就是陳獨秀、錢玄同。
陳獨秀明確提出：
「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
錢玄同則走得更遠。眾所周知，他和魯迅曾有一段關於「鐵屋子」的經典對話。在他看來，打破鐵屋子的第一步，就是「廢除漢文」。除了口誅筆伐外，他還投入了簡化漢字和引進世界語的實踐，他的目標是以世界語作為未來中國的通用語言。
錢玄同的工作隨著抗戰爆發而中斷，否則漢字有沒有可能被世界語取代，還很難說。
漢字怎樣煥發了新的生機？
民國知識分子的這份憂國憂民的情懷，值得我輩尊重。但中華文明發展幾千年，漢字文化博大精深，自有其存在的價值，要全部丟掉的論調，未免過激。
其實自民國起，改進漢字的工作就從未停止過。建國後，1954年12月成立了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要三大任務：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幾項工作效果顯著，古老的漢字重新煥發出新的活力。
另外，對於以漢字為載體的傳統文化，不同的時代，應該有不同的態度。在魯迅所處的那個時代，確實應該把發展科學技術、推行民主制度作為優先項，全力以赴。
而在今天這個時代，科學已遠遠走在了人文的前面，社會上出現的群體性焦慮，與人文情懷的缺失有關，尤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觀、社會觀，以及「中庸」的處世之道，對於當今社會都是很有裨益的，我們應該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把我們優秀的民族文化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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