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這是一場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享會。在1865-1871這六年時間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了世界文學史上三部重要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痴》、《群魔》，還有兩部比較重要的中篇小說：《賭徒》和《永遠的丈夫》。這六年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發生了什麼？8月7日晚，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劉佳林教授和俄羅斯科學院文學所糜緒洋博士兩位嘉賓做客建投書局的「狂想世界」系列活動，圍繞美國比較文學學者、翻譯家約瑟夫·弗蘭克的五卷本陀氏傳記第四卷《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帶領讀者去了解約瑟夫·弗蘭克是怎樣寫出一部經典傳記的。活動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資深編輯、「文學紀念碑」叢書主編魏東主持。下文為講座內容整理，經作者審核發布。
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館糜緒洋：剛才魏東老師已經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1871年這短短的六年時間裡寫下了三部世界文學史上的不朽傑作，以及兩部在藝術價值上不亞於它們的中篇小說，這也是為什麼本書描寫的年代被弗蘭克稱作「非凡的年代」。但如果我們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什麼樣的境遇中寫下了這五部小說，那麼我們就會用本書英語原標題的直譯形式來感嘆：這真是一個「奇蹟般的年代」（The Miraculous Years）。在上一卷《自由的甦醒》的結尾，陀思妥耶夫斯基跌到了從西伯利亞流放歸來後的人生谷底——妻子去世，哥哥猝死，辦得正紅火的《時代》雜誌突然被當局關停，重辦的《時世》雜誌難復當年之勇，最後以倒閉收場，給作家留下了異常沉重的債務。但有著「貓一樣生命力」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不言敗，除了在文學上的不斷進取外，早已人到中年的作家盡一切可能重新尋找愛情、建立家庭。寫作第四卷的弗蘭克頗有些一反常態，在這部以解說陀氏創作見長的傳記的開頭兩章詳細復盤了那段時期作家經歷的幾場萍水相逢。這些戀情或求婚都以失敗告終，透過弗蘭克時常帶著些微反諷的語調，我們能看到這位大文豪在這方面的急切與笨拙。這些細節或許有些過於瑣碎，但弗蘭克傳記裡陀氏的生活瑣事就像「契訶夫之槍」一樣，最終都會在後文論述作家創作時打響。
在這種境遇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寫作《罪與罰》。這裡就要提一下他人生中的一位貴人——《俄國導報》的主編米哈伊爾·卡特科夫。我們在第三卷裡讀到過，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辦的雜誌曾與卡特科夫進行過激烈的意識形態論戰，而且鑑於卡特科夫臭名昭著的親政府立場，為他寫稿也勢必會進一步損害陀氏在左派讀者中的聲譽。但事到如今為了生存也別無他法。幸而卡特科夫作為編輯是一個不計前嫌、慷慨大度的人，這也是為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託爾斯泰、屠格涅夫這樣的大文豪都願意為其供稿。更關鍵的是，他不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件，還願意定期為其預支稿酬，即使是作家連續數月隻字未寫、未來作品尚八字無一撇的時候。「慷慨的卡特科夫又向作家預支了1000盧布」幾乎是整本《非凡的年代》一以貫之的主導動機。如果根據日常生活消耗品購買力折算的話，1000盧布差不多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10萬元，也可見當時俄國文人的生活還是相當優渥的，如今連諾貝爾獎得主恐怕也未必能定期獲得這個數字的預支稿酬。當然，當時的書價也要高於現在的水平，比如《賭徒》這部中篇小說的定價就是1盧布，差不多就是現在的人民幣100元。
可是這麼大數字的預支稿酬仍無法滿足作家的需求，因為除了償還巨額債務外，他還需要供養一個遊手好閒的繼子，以及哥哥託付給他的忘恩負義的一家人。為此他不得不兩面開弓，在寫作、連載《罪與罰》的同時，再寫一部中篇小說《賭徒》。這是作家一生中最勇敢的豪賭——與奸商出版人斯捷洛夫斯基籤訂中篇小說的出版協議，稿酬3000盧布，但作家如不能在三個月內交稿，那麼他所有作品的版權都將歸斯捷洛夫斯基所有。
為了贏得這場豪賭，他很不情願地嘗試了一種新的寫作手法——與小自己25歲的速記員安娜·斯尼特金娜合作。這位堅韌、寬容、溫順的年輕女性是作家一生中的另一大貴人。在她的幫助下，陀氏及時、高質量地完成了《賭徒》，而在工作過程中他們還萌生了依戀與感情，最終愛情修成正果，兩人結為夫妻。這段愛情佳話已經被許多作家、文人寫過，蘇聯甚至還圍繞這段經歷拍過一部電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但透過弗蘭克嚴謹又不乏感情的文體，這段經歷讀來依舊讓人動容。
電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劇照然而《賭徒》的完成和《罪與罰》受到的如潮好評都沒能實質性改善作家的財務狀況，他不得不帶著新婚妻子前往歐洲進行蜜月躲債之行，結果這一躲就是四年。當然，作家在財務上的絕望處境並不完全是客觀因素所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無法抑制的賭癮也是這一卷傳記中的一個主導動機。他的每一次賭博最後幾乎都是以散盡家財告終，有時甚至不得不典當安娜的首飾與衣物。可以想像，如果沒有安娜的寬容和卡特科夫的慷慨（當然還有作家自己的意志力），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也會像他筆下《賭徒》的主人公一樣，在賭場中徹底荒廢自己的餘生。女兒的出生進一步惡化了作家的財務狀況，而她的夭折又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精神打擊。《白痴》就是在這樣的絕望境遇下寫完的，無怪乎陀氏會一直在書信中眼紅那些不必擔憂生計、可以耐心打磨作品的貴族作家：「屠格涅夫如果知道我寫作的條件恐怕會嚇死。」為生計寫作、為截稿日期寫作塑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字的風格，弗蘭克既分析了這種寫作方式為作家創作帶來的獨特魅力，但也沒有迴避匆忙趕稿給其作品，尤其是《白痴》的質量帶來的不穩定性。
在國外的孤獨生活極大地刺激了作家的民族主義、沙文主義情緒，與俄國流亡者的接觸更是加速了其世界觀的右轉。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屠格涅夫之間的「相愛相殺」也是弗蘭克一直在追蹤的線索。而《群魔》就是作家反虛無主義傾向最高潮時的產物，也正是因此它在蘇聯一度被視作禁書，中譯本出版進程也落後於《罪與罰》和《白痴》，知名度也遠遜於後兩者。但是通過對創作史的細心梳理，弗蘭克向我們揭示了陀氏是如何把一個帶有強烈傾向性的「政論小冊子」構思深化成了一部擁有永恆價值的哲學-悲劇小說。
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非凡六年的大致輪廓。
講座現場劉佳林：我算了一下，弗蘭克為這部傳記花費的時間，差不多有50年！從傳記的出版時間看，1976年在英語世界出版了第一卷，2002年出版了第五卷，總共是26年。據弗蘭克所說，他最早公開講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第一卷也提到，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要追溯到20年前，這樣算的話，弗蘭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所花費的時間，有據可查的，至少是46年。一個學者為一個作家花費至少46年的時間，成果顯然是不可以輕視的，所以弗蘭克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術分量可想而知。各位都是文學愛好者，可能還有文學研究者，大家都知道，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學者，在談到文學研究的時候，總喜歡說二十世紀以來的文學研究有一些轉向。大家可能經常聽說，二十世紀文學研究的轉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語言學的轉向，用語言學的方法來研究文學；另一個是文化研究的轉向，用文化的視角來研究文學。二十世紀以來，除了語言的轉向和文化的轉向之外，在西方還有空間研究的轉向，甚至情感的轉向、傳記的轉向。在這幾個轉向當中，弗蘭克至少佔了兩個。
第一個是空間的轉向。弗蘭克有一部作品叫《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可能會注意到這本書。後來人們在談到從空間的角度研究文學的時候，總是提到弗蘭克的這本書。
第二個是傳記學的轉向，最明顯的證據就是他寫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
西方學者認為，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文學及其他學科的研究，都越來越多地採取傳記學的方法。僅從文學的角度看，就有許多我們非常熟悉的大家，比如美國學者利昂·艾德爾，他是研究亨利·詹姆斯的，也是20世紀傳記理論大家；還有理察·艾爾曼，他寫過葉芝、喬伊斯傳，還有獲得普利茲傳記獎的《奧斯卡·王爾德傳》，這部傳記也被魏東收入了「文學紀念碑」叢書。他們的代表性作品或濃縮版都在1980年代出版，所以1980年代開始出現傳記的轉向，這個說法是有依據的。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1976年開始出版第一卷，到2002年出版最後一卷，無疑也是這種轉向的一個重要體現，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品。
所以，我們從傳記的角度來看待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有意義，我也很願意把我在這方面的思考跟各位做一點分享。如果有機會讓我在公開場合之下講述我自己的觀點，我喜歡講最新的一些思考，因為是最新的，所以可能不見得成熟，我很願意說出來，供各位批判。
《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卷到第四卷都有前言，弗蘭克在前言中不停地說一句話，他寫的不是傳記，或者說不是「常規傳記」。什麼是常規傳記呢？魏東先生把格羅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帶過來了，這本書非常有影響力，下面我會簡單比較一下格羅斯曼的傳記和弗蘭克自己說的非常規傳記。
寫這部傳記的時候，弗蘭克一直想說的一點是，傳統的傳記作品，或者是作家傳記，往往是從生平寫到作品，我們所看到的作家傳記基本上是這樣的，包括一個作家的生平經歷、文學創作的道路，然後是對作品的分析。弗蘭克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並不願意沿著這個思路，他不願意從生平到作品，而是反過來，從作品到生平。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凡的年代，1865-1871》剛才糜緒洋博士梳理第四卷內容的時候提到，這一卷開頭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東西非常瑣碎，但是所有這些瑣碎的東西都奔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弗蘭克就是這樣寫的，他就是要從作品來觀照生平，所以生平必然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在他整個思想發展的歷程當中，在他的思想轉變的過程當中，在他最後的藝術創作成果當中體現出來，這是弗蘭克對於作家傳的特別理解。這也提醒我們，在讀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我們不能帶著閱讀傳統傳記的習慣去看作家的生平，不能只想著去找一找、看一看作家生平及飲食男女的故事，不能只看有沒有能夠滿足我們窺探私生活的好奇心的東西。弗蘭克的傳記可能沒有多少這些內容。這是弗蘭克的第一個突破：突破傳統傳記對生平內涵的理解。
第四卷《非凡的年代》，如果從生平瑣事的角度看，給我留下比較深刻印象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第二任妻子安娜戀愛過程中的一段。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安娜說，他做了一個夢，夢見他在整理箱子中的文件時，發現了一顆小鑽石，雖然很小，但是「非常閃亮和耀眼」。這件小事給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其他瑣事，甚至在格羅斯曼的傳記中寫到的瑣事，弗蘭克都寫得不多，這是弗蘭克對作家傳記習慣寫法的一個突破。
第二個突破，弗蘭克必須直接面對、認真對待生活與藝術之間的關係。傳統的作家傳記也寫生活和創作，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過去的作家傳雖然有大量關於作家生平的描寫和關於社會歷史背景的描寫，但這只是傳主所活動的背景，或者是身後的布景，作家在這個布景上活動，而布景上的所有元素並不對在布景前活動的人發揮直接的影響。這是我們過去看作家傳記經常碰到的情況，傳記家寫了生平和作品，可是作品和生平之間的有機性聯繫，我們覺得處理得不夠過癮。
看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我強烈地體驗到一種新的傳記式的快感，就是生活是如何轉化為藝術的。弗蘭克在第二卷《受難的年代》前言中提到，他要關注的是從生活向藝術轉化的創造過程中的「神秘的突變」。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把握住了或者始終追求這部傳記當中所展示的神秘的突變，我們可能就把握住了弗蘭克這部傳記的精髓，可能就能夠在弗蘭克看似漫不經心的生平描述中看到與後面作品發生的有機聯繫。甚至在他對文學作品的分析當中，我們也能夠看到他向陀思妥耶夫斯基過去生活的回望。所以我認為，我們閱讀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時有沒有閱讀快感，就要看我們是否關注到、把握了弗蘭克所展示的這種生活向藝術轉化的「神秘的突變」。這是弗蘭克對作家傳記的很大突破。
還有他對生平節點的理解。什麼叫生平的節點？就是影響傳主命運和思想發展的重要事件。大家知道，對魯迅先生來說，去日本留學、棄醫從文等等，是他生平當中的節點，傳記關注這些節點，因為它們預示著作家未來的重要變化。我們看弗蘭克的傳記，從目前已出版的四捲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一個重要節點是流放西伯利亞，十年受難。弗蘭克用一卷寫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西伯利亞，這是對的。但從傳統生平節點的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三卷《自由的甦醒》，我們就有些困惑了。弗蘭克自己也說了一句話，人們看到這一卷的時候，都「希望迅速越過這一時期」，因為寫1860-1865年的生活，不如寫《罪與罰》、《白痴》等更吸引讀者。
（那麼）第三卷為什麼很重要？我們要從弗蘭克的角度看第三卷，因為弗蘭克要寫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生活向藝術的神秘的突變，在那之前最具有震撼力的原因就是他被流放西伯利亞，但這個事情本身還不是神秘的突變的整個過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聖彼得堡之後，就能立即寫出《罪與罰》。很多研究者也認為流放的生活是《罪與罰》這部小說很重要的源泉，但弗蘭克對這個觀點是持謹慎態度的。他認為如果沒有1860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不出《罪與罰》，這樣就可以看出，弗蘭克在流放十年到出版《罪與罰》、《白痴》和《群魔》這之間，從看似沒有節點的地方找出節點。弗蘭克在第三卷想要表達的是，就是在1860-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和他編輯《時代》、《時事》兩本雜誌有關，和他參與俄國當時的爭論有關：關於俄國發展的道路和方向，關於藝術，關於一些重要的文學及社會事件。在這樣的過程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終完成了他的思想根本性的轉變，同時這五年也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讓他成為《罪與罰》的作者，成為一個在世界範圍內有影響的偉大作家。弗蘭克在我們認為不重要的這一段時間裡，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神秘的突變的時期。
我認為，從對生平內涵的理解、生活與藝術的關係、生平節點這三個方面來說，弗蘭克都有自己的理解，是對傳統的、常規傳記的突破。
糜緒洋：剛才劉老師特別提到格羅斯曼的陀傳，格羅斯曼和弗蘭克的兩部傳記恰好構成了一個有趣的閉環。
格羅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格羅斯曼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行科學研究的開創者，在格羅斯曼之前，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們寫下的文字或許是同時代人的文學批評，抑或象徵主義詩人以及宗教哲學家的「六經注我」。之前我們能讀到的許多翻譯成中文的陀氏評論文字都屬於後一個類別，比如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精神領袖》，再比如魏東老師前不久再版的別爾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宗教哲學家的分析文字鞭辟入裡，往往能指出陀氏思想最要害之處。然而缺點卻在於常脫離具體的文本與創作背景，就仿佛面對一道數學難題直接報出答案，你若問他緣由，他只會告知你一些「1+1=2」這樣的基礎公理。而對作家創作的科學研究並不是否認那個正確答案以及1+1=2的公理，而是一步一步地具體探索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謎題的解題過程。格羅斯曼就是這一意義上陀學研究的開創者，我們知道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關係非常好，做過非常多的訪談，比如陀氏夫人給他指了許多《罪與罰》中故事發生的地點；作家的許多手稿起初也在他那裡，由他完成了初步的整理工作。如果說格羅斯曼是俄蘇陀學的奠基人，那弗蘭克可能就是英美陀學研究大廈的建成者，並不是說英美的陀學研究已經整個被他終結，但是他的五卷陀傳就像是一幢大廈，之後的陀氏研究，尤其是基礎性研究，可能都只是在這幢大廈裡搞些精裝修，或者在大廈樓頂加蓋幾個樓層，即使是要另起爐灶，那麼弗蘭克的五卷本也是繞不開的參照系。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弗蘭克在相當程度上也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這個巨人的肩膀就是俄蘇陀學研究的摩天大樓——蘇聯科學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普希金之家）編輯的30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蘇聯為經典作家編寫全集在方法上繼承的是德國在宗教改革時期注《聖經》，以及之後為大哲學家、大作家編「歷史考證版」全集的傳統。這三十卷的陀氏全集裡遠不僅僅是陀氏已發表的文字，其中可能有超過一半的篇幅都是對作家手稿的整理，對文本歷史演變的梳理，以及事無巨細的題解、注釋。比如《罪與罰》就被分成了七、八兩卷刊印，第七卷是正式文本，第八卷則是手稿和注釋。十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出過一套22卷的《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就是以蘇聯科學院的30卷陀氏全集為母本，雖然篇目比起俄版全集而言仍遠不算「全」，而且題解、注釋也只是對原書的節譯，其篇幅可能只有俄語版的十分之一，但依然是一代學人十數年的努力成果，是中文世界注釋信息最豐富的陀氏文集版本。順帶一提，這兩年普希金之家正在重編新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總共35卷，目前編到第八卷——相當於把過去的摩天大樓又重新翻修一下，待完成之後，我們漢語世界的陀氏文集想必也應該進行一定的校正。
22卷本《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部分除了對30卷陀氏全集中題解與注釋的借鑑與引用，弗蘭克對《罪與罰》、《白痴》、《群魔》手稿的分析也非常依賴蘇聯學者的成就。陀氏手稿的筆記極為潦草，且充斥著塗畫與增補，即使在蘇聯學者整理成可供出版的文字後，許多詞句的內容仍然非常費解，弗蘭克相當於幫讀者代為咀嚼了一遍，並挑選出最能理解作家創作過程的片段予以講解，用他自己在傳記裡的話說，這是在觀察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把泥土製成一尊雕塑」。其實陀學界的許多前沿學術爭論依舊跳不出蘇聯版30卷全集和弗蘭克五卷傳記的框架。比如在梳理《白痴》創作過程的時候，弗蘭克就提到陀氏由於面對債務和截稿期而思緒繁亂，手稿中有相當多互相平行的構思，因此學界對這些手稿到底能否只算作《白痴》一部作品的雛形多有爭論。去年夏天在波士頓召開的三年一度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大會上，一位俄羅斯頂級學者的定調發言就是在講《白痴》的草稿其實是兩部不同長篇小說的草稿，這在很大程度上其實仍是在延續弗蘭克提到的那段爭論。
另一個例子是圍繞著涅恰耶夫的《革命者教義問答》到底是否構成《群魔》中部分章節的靈感來源（或是不是唯一靈感來源）展開的論戰，今年一場在線學術會議上幾位領銜陀學家為此爭得面紅耳赤，而這個問題的不確定性弗蘭克也在他對《群魔》的分析中有所涉及。
還有比如說對於巴赫金的評價。巴赫金是過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絕對繞不開的名字，任何陀學研究中如果不提「對話」、「狂歡」，恐怕首先就過不了同行評審那一關。但近幾年來無論俄羅斯陀學界還是英美陀學界都開始對巴赫金理論框架的普適性有了越來越多的質疑。那麼我們如果回看弗蘭克的陀傳，就會發現他在整個第四卷中只引用了兩次巴赫金，這或許也能說明弗蘭克在當時就已經對巴赫金熱有了一定程度的警覺。
劉佳林：弗蘭克說過，吸引我們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我們是因為喜歡他的作品才去看他的生平。因此，所有關於作家生平的敘事，應該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作家的作品。
第四卷的核心是三部長篇和兩部中篇的文本解讀，這樣的解讀當然可以看作從生活向藝術神秘的突變的結果，但是從傳記的角度來看，從弗蘭克對於這三部長篇和兩部中篇的文本解讀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弗蘭克傳記學的視角和眼光。弗蘭克有一個主題，這個主題是什麼呢？他要向我們展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1871年之間，在這三部長篇、兩篇中篇當中，要著力塑造許多接受了虛無主義思想的主人公，並且要寫這些人物把這種思想付諸行動之後帶來的災難。陀思妥耶夫斯基還要揭示這些思想背後的社會文化環境，以及整個這一切的悲劇意義。很多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專家都認為，這幾部小說達到了古希臘悲劇的高度，讀起來是小說，但是有著古典悲劇的藝術效果。虛無主義思想，或者說接受了虛無主義思想的主人公，是第四卷當中弗蘭克分析文學作品時重點談到的話題。這些和弗蘭克所要揭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呢？我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
剛才說要比較格羅斯曼的傳記和弗蘭克的傳記，能看出弗蘭克的非常規作家傳記的特別之處。緒洋博士講到的一點特別好，弗蘭克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同時也經常和巨人對話；格羅斯曼的傳記是很了不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我把這兩部作品作比較，絕對不是比高下，好的文學作品和好的傳記作品，很難說誰是第一。
1865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一對姐妹相識，這對姐妹是安娜·科爾溫-克魯科夫斯卡雅和妹妹索菲婭。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這對姐妹的交往，格羅斯曼寫得很詳細，我讀格羅斯曼的傳記的時候感到了閱讀傳統傳記的快感，格羅斯曼對這姐妹倆的生平做了相對比較完整的梳理，可以說是傳記中的傳記。但是弗蘭克在處理這個故事的時候，並不像格羅斯曼那樣。他在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交往的時候著重於幾個點：
第一點，因為安娜生活在外省，她對聖彼得堡的新思想很感興趣，一個從聖彼得堡回來的大學生對她講了流行的思想，比如人是從猿猴變來的，既然人是生物性的存在，所以人是沒有靈魂的。在弗蘭克看來，這其實就是一種虛無主義思想，弗蘭克寫安娜在外省的這段經歷，是想告訴我們，虛無主義思想在俄國已經滲透到許多角落。
第二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娜交往時，安娜的談話所表現出來的很多觀念，其實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要反對的虛無主義的觀念。安娜還說，普希金已經過時了，這是最觸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因為他非常崇拜普希金。這幾個因素導致他們倆沒有走到最後。
弗蘭克在講述這段故事的時候，沒有像傳統傳記那樣把這對姐妹做詳細的交代，他重點圍繞「虛無主義」這個關鍵詞來做文章。這段故事告訴我們，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羅斯，虛無主義思想不但在聖彼得堡大行其道，在其他地方也有信仰者。因此，當我們在《罪與罰》中讀到作為虛無主義受害者的主人公的種種表現，就會覺得自然。由此可見，弗蘭克對文學作品的解讀，在他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敘述當中，都是有伏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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