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體系#盛唐詩歌的音律之美、內涵之美，是內外兼修的典範，共同構成詩歌中的「盛唐氣象」，這是初、中、晚唐不可企及的。時代造就了詩歌，詩歌同時也闡釋了時代。
詩歌「四唐」說
論唐詩時，會分初、盛、中、晚四個時期。這是認識一個朝代文學走向最易操作、最易講解，也最容易使人明白接受的方式。但其缺陷顯而易見，文學史的時段線索和政治史的分期並不完全吻合，因此唐詩初、盛、中、晚的人為劃分就一直受到質疑。
王士禎《跋唐詩品匯》云：「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憒憒。楊仲弘《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匯》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這裡肯定了高棅論唐詩時劃分初、盛、中、晚的做法，使原本以作家論為主體的方法，有了階段性的區分，明白有序。但高棅四期劃分時，又對各階段詩予以質量評估，導致後人有了以時段衡定詩歌的品質，重初、盛而輕中、晚的趨向。而毛張健的《唐體餘論序》云：「近代之論唐者，類以初、盛、中、晚，釐為界分，以為詩之厚薄所由別。殊不知中、晚之詩即初、盛之詩。不寧惟是，更溯之漢、魏、六朝，其源流本自相接，可以時代之隔、體勢之異論乎？」高士奇在《三體唐詩原序》中說：「有唐三百餘年，才人傑士馳驟於聲律之學，體裁風格與時盛衰，其間正變雜出，莫不有法，後之選者，各從其性之所近，膠執己見，分別去取，以為詩必如是而後工。規初、盛者，薄中、晚為佻弱；效中、晚者，笑初、盛為膚庸。各持一說而不相下，選者愈多，而詩法愈晦。」許學夷《詩源辯體·初唐》指出：「初、盛、中、晚唐之詩，雖各不同，然亦間有初而類盛、盛而類中、中而類晚者，亦間有晚而類中、中而類盛、盛而類初者，又間有中而類初，晚而類盛者，要當論其大概耳。」這裡對待初、盛、中、晚的分段及其與詩歌品質所作對應分析，有其合理之處，值得重視。
「詩必盛唐」論是以明代前後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提出的，這一說法的依據是盛唐詩人的創作業績。這同樣也是唐人自己的觀念。唐人認為盛唐詩篇除聲韻成熟外，風骨亦具。如殷璠《河嶽英靈集序》云：「自蕭氏以還，尤增矯飾。武德初，微波尚在。貞觀末，標格漸高。景雲中，頗通遠調。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實由主上惡華好樸，去偽從真，使海內詞場，翕然尊古，有周風雅，再闡今日。」其中「風骨」論也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為盛唐有建安遺範。如杜確就在《岑嘉州集序》中說：「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茲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除風骨外，唐人認為盛唐詩歌格調高雅。於邵就說，此期篇什「格高體正」，他認為這種風格的內涵在於齊「君臣之義，天人之際」。權德輿也指出：「開元天寶以來，稍革頹靡，存乎風興。」可見詩歌之「盛唐氣象」，突出了開元、天寶年間詩作的重要時代意義。
盛唐詩歌成為後世學詩楷式，從風格看，格高境遠、雄渾悲壯。從詩歌寫作看，律詩在初唐寫作探索中，已在形式上完善成熟，而盛唐提升了律詩的境界。
時代與詩歌
時代不同，文學地位不同，治時則崇文，兵興則尚武，所以劉禹錫在《董氏武陵集紀》中云：「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為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
時代不同，文風也不同，而文風之變在於華靡與筋骨之變。因此，陸希聲在《唐太子校書李觀文集序》中說：「夫文興於唐虞，而隆於周漢。自明帝後，文體寖弱，以至於魏晉宋齊梁隋，嫣然華媚，無復筋骨。唐興，猶襲隋故態。至天后朝，陳伯玉始復古制，當世高之。雖博雅典實，猶未能全去諧靡。至退之乃大革流弊，落落有老成之風。而元賓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激揚發越，若絲竹中有金石聲。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其所長如此，得不謂之雄文哉？」
時代不同，通常會被理解為國運不同，而國運不同，則詩道不同。故而許學夷《詩源辯體·總論》云：「詩道興衰，與國運相若。大抵國運初興，政必寬大；變而為苛細，則衰；再變而為深刻，則亡矣。今人讀史傳必明於治亂，讀古詩則昧於興衰者，實以未嘗講究故也。故予編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唐人詩，類溫公《通鑑》；論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唐人詩，類溫公《歷年圖論》。學者苟能熟讀而深究之，則詩道之興衰見矣。」國運又被闡述成「氣運」。氣運，即強、弱勢之轉變。洪邁《唐黃御史公集序》云：「詞章關乎氣運，於唐尤驗雲。唐興三百年，氣運升降其間，而詩文因之。」
無論「國運」還是「氣運」，都闡明時代興衰與文學衰榮的關係，所以汪琬《唐詩正序》云：「有唐三百年間，能者相繼。貞觀、永徽諸詩，正之始也，然而雕刻組繢，殆不免陳、隋之遺焉。開元、天寶諸詩，正之盛也，然而李、杜兩家並起角立，或出於豪俊不羈，或趨於沉著感憤，正矣有變者存。降而大曆以訖元和、貞元之際，典型具在，猶不失承平故風，庶幾乎變而不失正者歟。自是之後，其辭漸繁，其聲漸細，而唐遂陵夷以底於亡，說者蓋比諸《鄶》《曹》無譏焉。凡此皆時為之也。……讀者以為變，作者亦不自知其變也。是故正變之所形，國家之治亂系焉；人才之消長，風俗之汙隆系焉。」
以復變觀說唐詩，其根在古，其意在新。復變的周期，因所論事物性質不同而有長有短。盧藏用《陳伯玉文集序》云：「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顧況《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云：「大抵文體十年一更。」文壇風氣轉變快速，新陳代謝，生氣所在。十年一變的說法有誇張之處，但也體現出文人對變革的焦慮和期待，甚至有點「冒進」，而五百年的周期又顯保守。獨孤及《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趙郡李公中集序》云：「於時文士馳騖，飆扇波委，二十年間，學者稍厭《折楊》《皇華》，而窺《鹹池》之音者什五六。識者謂之文章中興，公實啟之。」「二十年間」的提法比較謹慎，但也未必符合文學演進的事實。
風俗與詩歌
詩歌之變不僅關乎時代，亦關乎風俗。《唐國史補》卷下云：「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應是描述不同時期風氣、風俗與文學的關係。風俗和文風相關，但後者之變難於前者，歐陽修感嘆良深：「唐自太宗致治之盛，幾乎三代之隆，而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
風俗或與節序關聯，文士常於節序時作詩，所謂「紀賞年華，概入歌詠」。《唐音癸籤·談叢三》對此有詳細描繪：「唐時風習豪奢，如上元山棚誕節舞馬，賜酺縱觀，萬眾同樂。更民間愛重節序，好修故事，彩縷達於王公，籹粔不廢俚賤。文人紀賞年華，概入歌詠。又其待臣下法禁頗寬，恩禮從厚，凡曹司休假，例得尋勝地宴樂，謂之旬假，每月有之。遇逢諸節，尤以晦日、上巳、重陽為重。後改晦日，立二月朔為中和節，並稱三大節。所遊地推曲江最勝。本秦之隑洲，開元中疏鑿，開成、太和間更加淘治。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環池煙水明媚，中有彩舟夾岸，柳陰四合，入夏則紅蕖彌望。凡此三節，百官遊宴，多是長安、萬年兩縣有司供設。或徑賜金錢給費，選妓攜觴，幄幕雲合，綺羅雜沓，車馬駢闐，飄香墮翠，盈滿於路。朝士詞人有賦，翼日即留傳京師。當時倡酬之多，詩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
時運與文運相通，文運隨時代而變化。劉禹錫《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紀》云：「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向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時運可以理解為時間和國運，在時間序列中考察強、弱勢文化與文學的關係，必然會關注唐代詩歌在初、盛、中、晚不同時段所呈現的文學狀態，對於這四個時段的唐詩的描述、對盛唐氣象的闡釋，都承認了強勢文化的主導作用；而在國運中考察詩歌的格調，也自然會去關注風俗、習俗，這也是丹納在《藝術哲學》中強調時代因素的意義所在。
（作者單位：廣州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戴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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