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相湘先生（中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
由於國內影視劇，媒體錯誤的演繹和宣傳。造成很多國人認為，日本政府及民間人士全力支持孫逸仙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甚至有自媒體稱孫先生為了獲得日本等國的外援，不惜許下出賣中國主權的承諾。
筆者全文轉發中國臺灣民國史大師吳相湘先生作品，講講日本政府和民間人士對孫先生革命運動的實際支持和「別人用心目的」。特別注意吳相湘先生是如何利用大量史料，對歷史問題進行考辯；如何讓史料說話。
史料來源於《吳相湘文集》之《現代史事論述》第56-68頁，1987年中國臺灣傳記文學出版
孫先生在日本
孫逸仙先生與日本的關係，國人大都有不正確認識，以為日本對孫先生倡導的革命運動曾盡力援助。
事實上，日本政府始終不是反對態度，就是運用兩面策略，企圖利用革命黨來要挾清廷讓予權利。民間人士對孫先生的革命運動真正誠摯始終一貫相助的只有宮崎寅藏一人，即犬養毅有時也不免態度遊移。至於其餘的日本人更不必論。
孫先生革命意志起源於中法，中日戰爭的失敗。尤其是中日戰爭的失敗對孫先生影響與刺激最大。中日戰爭未爆發前三月，孫先生還請盛宣懷介謁李鴻章擬當面陳送和平改造救國的四大綱領（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不幸朝鮮事件日趨緊張，李籌劃大計，未暇接見。而孫先生南下不數月，中日雙方宣戰，滿清海陸軍均失敗，孫先生因此認識「和平之手段不能復施，不得不稍易以強迫」。而人民因清軍一敗塗地，怨望之心愈推愈運，多有慷慨自矢，徐圖所以傾覆而變更之者。孫先生把握民心，南下檀香山，組織興中會號召「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旋北返香港結合同志積極準備在廣州武裝起義，以擴大聲勢。不幸各種聯絡未周，致告失敗。幸脫險抵香港，律師告以恐難居留，應迅速離去。倉促之間沒有直達檀島輪船，只有一日本郵輪即日駛往橫濱，孫先生雖不願前往扶桑，但為保全性命以便捲土重來計，不得不與陳少白，鄭士良趕上這一日輪離開香港。到橫濱華僑居留地小住，組織興中會分會後，立即乘輪赴檀香山。旋往美國西岸再經紐約轉輪赴倫敦。
孫先生未料清廷已電令各地清吏注意他的行蹤伺機逮捕押解回國，故毫無預防，以致甫抵倫敦即被監視，不一周就被誘入滿清駐英使館遭受囚禁。幸使館英籍管家婦及一英籍男僕見孫先生舉止毫無惡劣現象，本正直仁道精神將孫先生手書求救名片，送到孫在香港習醫的業師康德黎倫敦寓所。經康德黎多方奔走，引起英國朝野注意，孫先生得獲自由。
孫先生在倫敦讀書前後兩個年頭，實際是九個月，努力閱讀各種書刊。研讀與實地觀察心得，三民主義的主張因以完成，救國建國最高典則既已創立，必須回國積極展開革命工作。孫先生因即於1897年夏經加拿大東歸，但香港有五年不準入境禁令，安南接近中國滇桂兩省，活動便利，而一時未有適當友人可以聯絡，不得已仍只得在日本橫濱陳少白處暫住。寄函香港政府請求取消禁令又不獲準。當時，日本憲政內閣由大隈信任首相兼外相，犬養毅建議大隈派遣宮崎寅藏（又稱宮崎滔天），平山周等赴中國調查秘密結社情況，經大隈同意。
平山周因曾習英文，於孫先生倫敦蒙難時常見報刊上孫先生姓名，啟行時報紙又刊出孫先生東歸消息，故甫抵上海即趕往西書店尋覓參考書，得見孫先生手著《倫敦蒙難記》。購閱一過，認識孫先生志業。同時宮崎寅藏也自陳少白處獲贈《倫敦蒙難記》。兩人先後趕到香港，尋訪與孫先生有關人士，幾經周折得見香港道濟會堂長老區鳳墀（曾教孫先生習國學）。區為顧慮孫的安全，對這兩日本人的詢問，都用審慎語句答覆。且邀王煜堂牧師（王寵惠博士的父親）與宮崎等晤面，最後才改變態度，與宮崎等討論孫先生居留何地比較安全等問題。平山周等極大保證孫先生居留日本的一切安全，並進一步提出援助中國革命意見。區鳳墀才表示「弟始終必勸其聯合貴國有志之士。閣下等回國與伊一見，定必水乳交融」。
孫先生在日本
一．居留扶桑初非心願
平山周，宮崎趕回日本。以宮崎與陳少白熟識，故往陳住所探尋孫先生。不料正遇見孫先生。平山周當將區鳳墀意見告知，孫表示：「這次急於返回祖國，是我決心革命起義的時機已經來臨，計擬在日本稍停即往安南，再設法潛入雲南內地」，宮崎，平山當請孫先生詳細考慮。翌日又來陪同孫乘車赴東京拜訪犬養毅，結果決定暫時滯留東京計劃。日本外務省次官曾加以反對，恐有礙對滿清邦交。經犬養毅親訪大隈首相兼外相，請求諒解。商討結果決定：援用外人居留地以外，特許聘用外人居留的方式辦理。外務次官依舊反對，犬養毅又幾度斡旋。1897年10月12日，東京府知府才正式籤發僑民證，由平山周租賃一居所，孫先生以其「語言教習」名義與他同居。
這是孫先生和日本民間人士來往的開端，事實上這些人都負有外務省的使命。從此和孫先生往來的日本人逐漸增加，自此以至孫先生逝世前和孫先生往來的日本人分子複雜，大約可分別為三類：第一類群體是極端國權主義分子，如玄洋社的頭山滿，黑龍會的內田良平等，他們的幕後是日本軍閥。其目的在企圖通過中國革命黨關係以實現日本大陸政策。
第二類群體是民權主義右翼分子，如平岡浩太郎，大石正已等。他們背後是日本新興的產業資本家，目的在企望獲得中國市場和經濟上的若干特權。
第三類群體是民權主義的左翼分子，如宮崎寅藏，萱野長知等。他們幕後沒有軍閥財閥，純粹站在人類自由平等的立場上，對各國東侵及滿清朝廷腐敗無能感到痛恨，在大亞細亞友好主義之下，願意伸出誠摯熱情的手來與孫先生合作，援助中國革命黨，使中國早日建立民主共和的獨立國家，間接的鞏固日本的獨立安全，再進而使中日友好合作以解救亞洲其他被壓迫的弱小國家。
以上這三種群體，第一，第二援助孫先生的革命都抱有某種企圖，他們是在有利自己的條件下，才有意援助。反之，革命工作對其利益有衝突時，即不惜採取破壞或對抗革命運動的措施。只有第三群體，尤其宮崎寅藏是始終站在孫先生先生，為中國革命而吃苦盡瘁。
孫中山與日本同志宮崎滔天
二．宮崎寅藏是惟一的始終同志
孫先生與宮崎自初晤，經過幾次討論後，宮崎衷心感佩「孫文有高尚的思想，卓拔的見識，遠大的抱負，在我國（日本）之中能有幾人可與相比？他實在是東亞的珍寶，我願以自己的身心相許，協助他的革命事業」。孫先生也推許宮崎是「今之俠客」，「方之虯髯，誠有過之」。兩人所以一見如故，雙方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通過耶穌基督博愛互助的精神而結為堅實真誠的一體，比較一般日本人與孫先生來往是以利害相關自然完全不同。同時，宮崎寅藏深受其有節議精神又長武技的父親影響，舉止言行與我國江湖俠士相似，這也是孫先生賞識他與他肝膽相照的一個因素。
犬養毅曾說：「滔天（宮崎別號）實在是一位微妙有趣的男子漢，外務省本來是派他去中國調查中國革命秘密結社的，他卻變成中國革命黨的同志，忘記了自己的本來任務，而與孫文意氣相投，結為一體」。可說寫實。
宮崎寅藏對孫先生援助極多且都關係重要：1.自安頓孫先生在日居留後，1900年惠州之役是一主角，曾代表孫先生自香港赴廣州見李鴻章親信人士商討義和團運動在黃河流域起事，八國聯軍將迫使清太后及光緒帝出走，如李在廣東獨立，孫願加協助。後又往新加坡，擬說勸康有為。被康陷害致被英人監禁，雖不久即保釋出獄，卻已吃苦不少。孫先生不能在香港登陸，在舟中決定惠州起義大計。宮崎多所主張。
2.1902年，宮崎手撰《三十三年落花夢》，敘述本人半生生活以及援助孫先生革命工作情形。章士釗得見是書，即摘譯為中文，書名《大革命家孫逸仙》，有章太炎題詞。這使當時國人尤其留日學生得以認識孫先生志業，為促成中國同盟會成立一大因素。
程家檉（中國同盟會的創建者之一，1914年因刺殺袁世凱失敗遇難）
3.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孫先生自言是革命事業開一新紀元。才敢自信可及身親見中華民國成立。關係重要如此。而中國人中以程家檉奔走聯絡各省留日學生最力，日人宮崎寅藏是促成的主要因素；黃興與孫初次相見，即由宮崎陪往。宋教仁等華興會分子也是宮崎親將孫先生志業說明，勸說中國各革命團體必須聯合一體。故同盟會組成分子以華興會會員最多。
4.1906年同盟會會員劉道一等在湘贛邊境起義未成，清廷震動，調停全國海陸軍主力集中湘贛。袁世凱因密奏慈禧請令駐日使臣協商日本政府不準孫先生居留。孫先生決心赴安南，因將在日事務委託宮崎辦理。而宮崎堅拒東京神樂坡警署命令提供中國革命黨情報，孫先生在美聞知，手函宮崎慰問：「足下為他人國事，堅貞自持，艱苦備嘗如此，人人皆為感激奮勵」。
5. 1910年孫先生化名至日本，隱居宮崎家，得與黃興等同志商今後革命大計，但只居半月，日本政府即令離去。
6.1922年，日本報紙謠傳孫先生親美，又別說親俄；這兩相矛盾的事傳說極盛。宮崎特親往廣州一見孫先生詢問，孫先生坦誠答覆這都是日本人無中生有！宮崎得此證明，特撰文刊載報紙加以澄清。對日本人了解孫先生真正意向，殊有影響。
平山周
三．平山周言行大不相同
平山周先宮崎到達香港，向區鳳墀長老保證一切的也是他。返回日本經政府準許孫先生居留後，孫即與平山周同居一處。但不半年，孫先生即遷居橫濱與陳少白同居外人居留地。這可能是孫先生發現平山周與日本外務省關係，言行並不誠實所致。果然，1900年8月22日，孫先生單獨乘輪往上海，擬乘唐才常「自立軍」起事機會，各派聯合，舉容閎為首領。孫並希望如有機會得見主持「東南自保」的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建言。不料被內田良平獲悉，竟提出一「秘策」即乘此機會前往上海，南京，武昌謀李鴻章及劉張三人，使「東南自保」局面破壞，日本可藉機出兵。經島田經一，山田良政，平山周贊成。他們以為這一「秘策」必得孫先生同意，故當孫先生乘輪駛抵門司，平山周即向孫先生呈獻這一「秘策」。當經孫先生非常堅決的反對：「這是險著危道，萬一失敗，君等固自身敗滅，我革命黨亦為之滅亡，千萬不可行。」平山周等再三勸說，孫始終強硬堅持反對立場，絕不為所動。內田等只得中止一切活動，山田良政很後悔不應告知孫先生，逕自實行，豈不痛快。
孫先生這一立場說明革命黨究竟不同於「造反」「」擾亂「。國民革命順乎天應，絕不是利用」惟恐天下不亂「。或故意製造紛亂以便革命活動。這樣只有損傷蒼生元氣國家命脈。孫先生領導革命是為救國建國，能為民族保存一份元氣。即可為振興中華增加一分力量。但在別有用心的日本自然完全不同，所謂」中國愈弱愈便利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
是年8月28日，輪抵上海，孫先生於翌日登陸。前往拜訪英國駐滬領事。說明此行只在視察當地情況，英領當即告孫：唐才常等已失敗，上海搜捕新黨甚急，勸孫迅速離滬。9月1日，孫先生仍乘日輪返回日本，4日的抵達門司登陸。
孫先生此行原極秘密，不料平山周在門司醉酒洩露。長崎報紙登載這一消息，致使上海清吏不勞而獲這一情報。特加注意搜捕。幸英領勸造迅速離開，未遭危險。
孫中山與陳少白、楊鶴齡、尤列合影
孫先生對平山周等殊為不滿，尤其日本政府冷酷待遇，極感難受。故返日後即於9月25日自神戶乘輪赴臺灣，以加速惠州起義計劃，孫可設法相機歸國。
惠州起義不幸功敗垂成。日本內閣改組，政策變更。孫先生不能再在臺灣居留而一時又無處可去。只得仍住日本。從此（1900年）日本外務省有關中國革命活動檔案中，即有眾多報告，明顯記錄孫先生革命黨人對於若干日本人不友好不忠實的嚴厲指責。
1907年春，孫先生得日本政府通知離去後。同盟會發生內訌，章太炎，陶成章等四處散發通啟，宣布「孫文罪狀「。使孫先生在南洋及美洲捐款活動大受影響。平山周當時且推波助瀾參加「倒孫」。此較宮崎對孫先生的誠摯相且，真是天壤之別。
孫先生在越南
四．池享吉親歷鎮南關之役
孫先生離開日本，原是久有這意向。嗣得與法國駐華武官司及安南總督等同意，允許孫往居留—這不是法國人崇高自由民主，而是利用這機會與孫先生接近，以獲得中國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活動情況。孫先生既久有意以安南作革命起義基地，故將計就計，也可說互相利用。因此即於1907年前往安南河內設立機關，統籌一切大計。
早在1902年頃，孫先生在日本閱讀一雜誌刊載池享吉撰寫《革命釋義》一文，殊感深獲我心，因其以日月地球運轉為革命及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為論點，與近代西方人常用暴力推翻政府為革命不同（其實1930年刊《牛津歷史原則辭典》中，對Revolution也是以日月地球運轉為第一義即此字原始意義。至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列作第七義，自18世紀中葉以後始有這一意義），故特往拜訪，兩人旋為知已。孫先生決定離日前特邀請池享吉前往安南親自視察中國革命活動情形，加以記載，流傳世人，澄清誤解。這是孫先生自倡導革命之始，即顧慮滿清又不惜喪失國權，請外國出兵鎮壓革命軍，如六七十年前請英人戈登率英兵攻擊太平軍一樣。幸英人伶利本正義精神著《太平軍戰史》記述真相，稍稍澄清世人誤解。池享吉接受這一邀請，在安南約一年，曾隨同孫先生，黃興，胡漢民等同往鎮南關，回國後在報紙分期撰文報告實況，後匯集成《支那革命實見記》。孫先生為撰序文指出：「吾黨經一次失敗即多一次進步；然則失敗者，進步之原因也。」因此一書孫先生志業得以流傳當時及後世。
武昌起義前，孫先生，黃興等領導發動的武裝起義共計10次，以安南為基地的4次。可見孫先生倫敦蒙難出險東歸之初，原計以安南作起義根據地的主意非常正確，也是他早已研究中國地理的心得，客居日本，隔海東望故國，無法行動，實在是萬不得已。
時任日本首相—桂太郎
五．桂太郎雄圖未克實現
中華民國成立後，孫先生在南京臨時政府大總統只三月，即因國際國內情勢所迫，辭職並推薦袁世凱自代。元年8月北上，與袁會晤，接受「全國鐵路建築督辦」後遍遊國內各地。民國二年初特往日本擬與其朝野正式會商協助中國建築鐵路工作，並有相機「聯日」意向。這是日本軍人政治家桂太郎於孫先生革命排滿建立民國以後，曾特派人來南京對孫先生表示親近的意思。孫先生這次到日本，正當他第三次組閣之際，政務忙碌，仍特邀孫先生密談兩次。桂太郎表示：「今後日本以及東方民族唯一生路惟有極力遮斷美俄的聯結，而盡力聯德以打倒英國霸權。自韃靼海峽至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胥以此計劃的成敗而定。但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的侵略，且將陷日本於危亡，是可恨耳」。故對孫先生志業，尤其勸告日本的策略，有「恰獲我心之感」。力言「今後惟望我兩人互相信託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的同盟，以解印度問題，如能如此，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
不幸桂內閣不久倒臺，桂太郎也未再起，且一病不起。新內閣仍舊以侵華政策為主。而中國傳來宋教仁被刺死消息，孫先生只得迅速趕回上海應變。「二次革命」發生，以國民黨內部意見分歧，致告失敗。孫先生於事後憶述當時策略：「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能發憤為雄，變弱小為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我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仰民黨，必期中國永遠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東鄰志士，其有感於世運而正之者乎！」
從此，孫先生對日本惡感日甚，日人陷害革命黨陰謀也花樣百出。如孫先生討袁之役時，日本極端份子意偽造兩份文件，以作袁世凱宣傳孫的「賣國」，而掩護他本身承認「二十一條」要求的重大喪權辱國。
日本前首機—大隈重信
六．兩件重要的偽造文書
日本早稻田大學校長懸掛民國三年（1914年）5月孫先生致首相大隈重信密函一件，40餘年前即經日人譯日文發表，王芸生編《六十年之中國與日本》時又回譯為中文。但數年前彭澤周博士親往攝製這一密函影片，詳細研究後發現譯文錯誤百出，斷定是偽造，因全文不是孫先生手筆，籤名和圖章也與孫先生手筆不符。彭澤周以為這一密函主旨在開放中國全國市場，以便「日本獨佔貿易上之利益」；日本製造品輸入中國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免稅。彭澤周以為這一意見與日本「東亞同志會」向大隈內閣所提出的完全一致，故彭懷疑這是出自東亞同志會之手，有意使大隈內閣對袁世凱要求「二十一條」產生極大幫助。大隈不但不援助孫先生的革命，反而將孫先生反袁計劃向袁洩露，以向袁討價還價。
是年3月，日本外務省檔案中又有孫先生致日本外務局長一密函，提出十一條讓予權利，遠比給予大隈信中所提出的多多。主要內容與「二十一條」頗多相似。包含軍事，政治，財政，外交種種主權的讓予。
當時美國駐華公使芮恩對孫先生致大隈信即懷疑不是真實，因孫先生革命志業何致願將中國重大權利讓予日本，換取可望不可即的日本援助。其他美國學人對是年3月孫先生致日外務省函件是偽造。因是函所提出的讓予遠比後來致大隈信的讓予多多，實不近情理。
加以同年7月10日孫先生復美國商人德崔克信：希望在美國招資在中國設立百貨公司。這一信件力言外國銀行操縱中國幣制。「我們為擺脫這個災難的辦法是：革命政府一定要準備控制商業貿易。這樣做，中國才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獨立。」
孫先生深切認識外國銀行控制中國金融的弊害，革命政府必須控制中國商業貿易。孫先生最初提出這一主張是年5月間，正當所謂致大隈信「願開放中國全部市場，使日本獨佔貿易」。在同時，孫先生何致這樣極端矛盾的觀念。更可證明致大隈信的偽造，日本為使袁世凱讓步，不惜破壞孫先生聲譽至於此極，曾發生很大影響。
不僅如此，在孫先生「」護法「時期，日本陸軍參謀次長田中義一來中國遊說張勳，這與後來張勳發動」復闢「不無關係。更以200萬元資助滿清官僚岑春煊在廣東肇慶設立軍務院，對抗北洋政府，梁啓超，章士釗等都參加。而兩廣軍隊多岑舊部，致迫使軍政府改組，孫先生不得不離粵（章太炎卻站在孫先生這邊，擔任軍政府秘書長，奔走雲南四川促進護法運動）。
日本前首相—犬養毅
七．孫先生嚴正指責日本侵略中國
犬養毅於1897年孫先生初抵日本時，多所協助。孫先生引為「知己」，不意1907年孫先生被迫離日後，清廷實行所謂預備立憲，以緩和民心。梁啓超等乃將保皇黨改組為政聞社，成立之日，犬養毅也參加祝賀，當時同盟會員數十人故意出席參加，準備破壞，梁啓超演說時，同盟會員若干人蜂擁上臺擬毆打梁，梁幸迅速逃避。犬養毅上臺致詞時，張繼即起立斥其自居為革命同志，今又參加保皇黨變相改組的結社，何在首鼠兩端。
民國十二年即1923年11月16日，孫先生聞犬養毅出任山本內閣文部大臣（相當於我教育部長），特手書長達3900餘字的書翰寄犬養毅。此一文件曾經犬養毅女婿芳澤謙吉送還臺北黨史會，《國父全集》未見採錄，而其他各地早已發表。今擇其要點如下：
日本對華行動，向亦以列強之馬首是瞻，致失中國及亞洲各民族之望，甚為失策。今以先生入閣，想必能將追隨列強之政策打消而另樹一幟，以慰亞洲各民族喁喁之望。
自歐戰而後，世界大勢已為之一變，此即發生一種新世界勢力也。此勢力即受屈部分之人類鹹得大覺悟，群起而抵抗強權之謂，此部分人類以亞洲為最多。
不圖日本無遠大之志，高尚之謀，只知步歐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吞併高麗（朝鮮）之舉，致失亞洲全境之人心，殊為可惜。倘日本能幡然覺悟，以英之待愛爾蘭而待高麗，為亡羊補牢之計，則亞洲人心猶可收拾。否則，亞洲人心必全向蘇俄而去矣。此斷非日本之福。吾切望日本深思而善處之，幸勿一誤再誤。
日本政府此時當毅然決然以助中國之革命成功，俾對內可以統一，對外可以獨立，一舉打破列強之束縛，從此日華親善可期而東亞之和平永保。否則，列強必施其種種手段，以華制日，必使日華親善永無可期，而日本經濟更難發展。
彼列強之深謀遠慮，實出日本之上，故常能造出種種名義，使日本不能不與之一致行動以對中國，不知日本於中國之關係，其利害適與列強相反；凡對華政策有利於列強者，必有害於日本。而日本事事皆不得不從列強之主張者，初固以勢孤而力不敵，不敢稍露頭角而與列強抗衡。習慣成自然，至今時移勢易而猶不知變計，且加甚焉；事事為列強作嫁衣；致中國志士之痛恨日本較列強為甚者此也。今幸先生入閣……其首要則對於中國事業之援助也。
列強政府之反對中國革命無所不至。乃日本政府不察，亦從而反對之。是何異於自殺。夫日本之維新實為中國革命之前因，中國革命實為日本維新之後果。二者本屬一貫，以成東亞之復興，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日本之對於中國革命何可步武歐洲而忌我害我耶！乃日本對於中國之革命12年以來，皆出反對行動；反對失敗則假守中立，從未有徹底之覺悟，毅然決然以助中國之革命，為日本立國於東亞之鴻圖者。此皆由於先生向未得志於政府所致也。
須知歐戰後不獨世界大勢一變，而人心思想亦為之一變，日本外交方針，必當隨而改變，乃能保存其地位於世界也。
孫先生這一長翰，以極嚴正態度對「知己」盡忠言，犬養毅是否有回信，愧未見有可靠文獻。但以一文部大臣只能於內閣會議發言，不能直接決策。故犬養毅即使接受孫先生忠言，內閣其他人士是否同意，仍是問題。
濟南慘案日軍屠殺中國軍民
八．最後忠言：發揚東方王道文化
民國十三年即1924年12月，孫先生應邀北上，因上海一時無往天津輪船，只得取道日本神戶轉往。到神戶時日本各團體歡迎，請孫先生以「大亞細亞主義」為題發表演講。孫先生當詳細說明東方王道文化與西方霸道文化完全不同。所謂「大亞洲主義，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為基礎，是為打不平。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審慎詳擇」。
這是孫先生生平最後一次到日本，這篇演講也可說是對日本人最後的忠告。但日本政府正實行亞洲門羅主義，欲以亞洲主人自居，企圖獨霸中國，這番忠言自不免逆耳。而翌年3月孫先生逝世後，日本侵華益亟，田中義一主政時尤甚，於是有1928年濟南慘案以至八年抗戰，不斷的侵略中國。1935年，犬養毅擔任首相時，竟被軍人刺死，其軍人之囂張可說是日益加甚，而日本終至無條件投降，孫先生預言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