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近百年的人生像是一個被折彎的V形。他在人生的頭二十來年和最後二十來年，參與了兩件最值得書寫的大事：年輕時擔任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秘書，發現了南京大屠殺標誌性事件「日本百人斬殺人競賽」的證據；耄耋之年又不計報酬地投入到審定至今仍是英美法領域權威大部頭的《元照英美法詞典》中。
晚年時期高文彬頻繁參與與東京審判相關的活動中。圖/新京報記者 杜雯雯 翻拍
文 | 新京報記者 杜雯雯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 | 趙琳
本文約6920字 閱讀約14分鍾
人生中的最後九個月，高文彬先生幾乎都是在13樓的醫院病房中度過的。兩種癌症同時侵襲了他的身體，從內到外。
在最初被告知罹患腫瘤的2019年底，他並未表現出對疾病的恐懼，還回絕了家人關於手術的建議，「都這個年紀了還開什麼刀，（活）夠本啦。」但真的臨近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的求生欲望又變得強烈。病榻之上，他從不說「我不行了」之類的話，轉而關心，「醫生還有什麼辦法沒有？」
在初秋的9月7日凌晨，97歲的高文彬告別世界。
老先生近百年的人生像是一個被折彎的V形。他在人生的頭二十來年和最後二十來年，參與了兩件最值得書寫的大事：年輕時擔任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秘書，發現了南京大屠殺標誌性事件「日本百人斬殺人競賽」的證據；耄耋之年又不計報酬地投入到審定至今仍是英美法領域權威大部頭的《元照英美法詞典》中。
但這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偉大者故事。
光環和盛名向他奔湧而來，已經是非常晚年的時候了。原本應該大有作為的中青年時期他遭遇命運急轉，長達27年的漫長時光都消磨在勞改農場，直到60歲後才得以重返滬上，撿起法學本業教書授課——言及這段處於V字底部的深刻苦痛，是他被最常評價為「樂觀、沉穩、謹言」的性格表露之外，少見的會情難自抑、淚流滿面的時刻。
從世俗的角度來講，無論是在名士輩出的東吳大學、外界矚目的遠東審判以及詞典的編審過程中，還有太多耀眼且避不開的大人物排在高先生的名望之前。更多的時候，親歷者高文彬，只是一位給周邊人留下淡泊印象的老人。
如果一定要用什麼詞語來界定他與所處時代的關係，女兒高嵐給出的答案是：父親生得逢時。與高文彬相識超過70年的故友、東京審判向哲濬檢察官之子向隆萬，有更切身的感觸：他成為他，是那一代人的必然。
盛名晚至
年齡，或許是高文彬最不在意的事情之一。
這位在新聞標題裡常被稱作「全球最後一位全程參與東京審判親歷者」的老先生，從未在任何正式場合糾正過外界對他出生年份的錯誤記錄。
公開可查的資料裡，他出生於1920、1921、1922三個年份。照顧了他九年的保姆吳元麗（化名）比他更著急，多次向他求證才得知用得最多的1922其實指的是農曆。先生屬狗，換算過來的陽曆生日為1923年2月11日。
進入九字頭的年歲後，他不得不與日漸衰弱的身體做現實對抗：心臟跳動過緩，必須依靠植入其中的起搏器調節；每日要按時吞服治療高血壓、糖尿病、骨質疏鬆的好幾種藥片；與他聯絡頻繁的人，會在不經意間發現他狀態上的細微差別，比如反應變得遲鈍，一句話會重複講三次，以及交流時更容易走神了。
女兒提醒他，年齡大了要多吃蔬果和健康食品，但他還是幾十年如一日地鍾愛葷菜，用殘留的兩顆牙根啃骨頭、吃大閘蟹。長壽成為他的還擊武器，「你看，我這樣不也活到這個歲數了嗎？」他不喜歡拄拐杖，非必要時刻連坐輪椅都不大情願，直到雙腿無法支撐他走到更遠的地方。
80來歲的時候，他還是一個能從淮海路步行往返東長治路家中的矯健老頭兒。就連八年前檢查出的阿爾茲海默症，對他的記憶影響都像是特意被篩選過的：最近的生活瑣事老是忘，早年重要往事卻依舊清晰。
儘管最親近的家人都不在身邊，但他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規律有節。不出門的日子，他早起泡上一壺茶，坐在陽光能灑進地板的臥室小書桌前，翻翻相冊或是擺弄些老物件。坐在陽臺看花是他打發時間的方式，曇花、三角梅也算不錯，但他更鍾意顏色鮮豔的牡丹。
高文彬臥室的書桌一角。圖/新京報記者 杜雯雯 攝
每日讀報也是一輩子都未改變的習慣，即便後來住進醫院，也不忘讓保姆把訂閱幾十年的《參考消息》帶過去。音樂唱片和電影碟片早已堆滿家裡好幾個柜子，他還會用淡紅的塑料繩分門別類打包成捆。最常聽的是鄧麗君、蔡琴和費玉清的老歌。高倉健主演的電影《追捕》或好萊塢經典冒險片《Indiana Jones》，他可以反覆看至睡著。
熟悉高文彬的人，都見過他常年放在手邊的三冊藍白便籤本，封皮上用英文縮寫標註了順序：1st，2nd，3rd.那些由紅色或藍色鋼筆記錄的信息中，有排列了人名和手機號的個人通訊錄，也有抄錄了一整頁的「什麼是民族精神」的嚴肅討論，還有一些隨手寫就、充滿生活氣息的細節，例如「全自動電子血壓儀99元」、「霧霾剋星紅豆杉」，以及從1999年的報紙上裁下的一則美聯社《英國評出本世紀電影百佳》的新聞剪報。
高文彬手邊經常記錄的三本冊子。圖/新京報記者 杜雯雯 攝
他不願跟隨女兒女婿出國生活，從20年前便一直居住在北外灘的這套兩居室裡。臨近百歲，他的同齡者日漸凋零，登門拜訪他的人卻是越來越年輕。許多人牽掛他的健康，一年之中，中秋春節這樣的日子家裡甚是熱鬧。
在很多晚輩眼裡，高文彬的身份是戴著光環的「東京審判見證者」。但在女兒高嵐的印象中，父親「被外界關注也就是這一二十年的事。」
2007年，高文彬在家中接待前來拜訪的客人。圖/民盟上海市委提供
晚年的很多重要場合，高文彬都被當做國寶級一樣的人物關照，拍照時也被安排站在最中間的位置。但在一些私下的場合，老先生用上海話調侃自己，「什麼國寶，沒什麼了不起，現世寶（滬語：yi si bao，指出醜出洋相的人，有時用於責罵頑皮孩童）還差不多。」
「生平最重要的功績」
在南京大屠殺史實展館7號展區「埋坑遺址」北側，是那幅臭名昭著的「百人斬殺人競賽」圖。這是一篇出自1937年12月14日《日本東京日日新聞》的報導，刊登了隨軍記者淺海、鈴木在南京紫金山麓發出的關於野田毅、向井明敏殺人比賽的消息。當時，向井明敏屠殺106人、野田毅殺105人。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是研究東京審判領域的專家。他把「百人斬」看作是日本在南京大屠殺暴行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並認為這是高文彬「生平最重要的功績」。
在東京審判期間，青年高文彬找到這份十年前的報紙時，它湮沒在法庭專設的Document Section浩繁的資料中。兩名日本軍官手握軍刀站立的傲慢姿態讓他倍感憤怒，他把材料複印了三份，一份存底於中國檢查組，兩份寄回國內。
當時南京軍事法庭正在審理乙級戰犯，庭長石美瑜收到這份重要證據後，通過國防部公文直送盟軍麥克阿瑟總司令部。大約半年後，兩名已經退役回到埼玉縣擺攤的日軍少尉被捕，隨後押送至南京受審。這兩人最終與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的谷壽夫一起，於1948年槍決於雨花臺刑場。
大概是從2008年往後，無論是新聞報刊還是社會活動，提起高文彬必提百人斬，最開始程兆奇選擇沉默。他對歷史事件中的當事人及其後人的口述信息，通常保持謹慎態度，「所有單純的口述史不能直接作為歷史信息使用。因為我們碰到了太多親歷者回憶本人或先人時，出現與事實較大的誤差。一方面是人類記憶有限，另一方面，人難免對自己參與的部分合理化。」
直到2013年，程兆奇前往中國臺灣查找資料，看到了當時東京檢查組傳回的書面文件。此後幾年，越來越多的史料浮現。
比如高文彬曾提到，前往東京之前，他是先辭去了某軍事法庭書記官一職。這個細節，後來找到了與之相對應的那封辭職信，信中還工整寫到，高要去遠東軍事法庭擔任檢察官譯員且工作緊急。
再比如，在歷時四年整理編輯的百卷本《中國對日本戰犯審判檔案集成》中，程兆奇既找到了高文彬從東京寄回的庭審記錄摘要，也在《國民政府戰爭犯罪處理委員會全綜》裡確認了抓捕向井明敏和野田毅的具體時間，是在1947年的8月。
上述材料，時間、地點、工作內容，都能與高文彬的口述相印證，這也成為程兆奇後來對高先生越發尊敬的重要原因，「時隔多年他對很多小事都能記憶精準，我印證之後得出，他為人方正嚴謹，不會有虛言。」
關於那段歷史，程兆奇還糾正了一個被頻繁提到的錯誤。在東京審判宣判之前，中國檢查組成員已全部回國，「宣判也是審判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提起高老不能說是全程參加東京審判，而是全程參加庭審。」
那場耗時兩年半的世紀大審判，是二戰結束後同盟11國在亞洲地區組建的唯一一個針對A級戰犯的國際軍事法庭。在歷經818次開庭後，東條英機、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7人被處以絞刑，光是宣讀超過1200頁的判決書就花了十幾天。
包括高文彬在內，共計17名中方法官、檢察官代表團成員參與其中。1947年春，其中10位在東京留下一張珍貴合影，眾人西裝革履英姿挺拔——高文彬沒有出現在畫面中，他是這張照片的拍攝者——這張圖片後來也展出於南京大屠殺史實展館16號區域「戰後審判場景」。
東京審判中的中國檢查組合影，拍攝者為高文彬。 圖/源自程兆奇《東京審判：為了世界和平》
回國後，東京審判中的四位先生在上海成為忘年交：檢察官向哲濬、首席顧問倪徵燠、法官梅汝璈的秘書楊壽林，以及他們之中最為年輕的秘書兼翻譯高文彬。
一根扁擔
1979年初人生中第二次重返上海時，從火車站走出的高文彬，臉曬得黢黑，肩背處因常年承擔重物腫得老高，一根扁擔挑著他的全部家當。
女兒形容他當時的狀態，「被改造得徹底，和農民一模一樣」——那時，高文彬已經56歲，他人生青壯年的時光都消耗在了蘇北和江西的勞改農場，整整27年。
在被捲入那起改變他人生走向的案件之前，他最新一份工作是在解放後的上海軍管會外事處。1952年，高文彬在東吳大學的老師艾國藩被打成特務後，高曾因工作事宜前去請教老師受牽連，被控「洩露國家機密」判刑10年。
一個常年和英文、律法打交道的知識分子每天要面對繁重無盡的體力勞動。
有時，一天插秧要插一畝地，累到「晚上睡覺敲鑼都敲不醒」。在鄱陽湖邊修築堤壩，人用肉身去擋住木板，泡在水裡兩個小時輪換一次。
挑泥負重，肩膀和背部的皮膚都磨出水泡，光著膀子在陽光下再曬到脫皮。休息時都不敢平躺，否則一轉身涼蓆就能拉下一層皮。反覆如此，他的背後來變得像「烏龜殼」一樣粗糙。
身體上的傷痛還勉強能熬過去。但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直接擊垮了他的家庭。妻子與他分離，連親弟弟也和他劃清界限。女兒高嵐也因為父親的關係，被貼上「反革命子女」的標籤，受到許多不公正待遇。
在勞改農場，他看到有人因為健康問題倒下，還有人精神崩潰選擇自殺。他也有過最絕望的時刻，但從沒想過終結自己的生命。後來在回憶中，他說當時的想法是，「我沒有做錯什麼，怎麼會到這種地步」、「我要是死了別人還以為我是畏罪自殺，一定有一天還我一個清白」。
為了提高身體免疫力，他花錢從當地老鄉那裡買來別人都不願吃的黃鱔和泥鰍，丟進搪瓷缸裡加點鹽和水，燒火煮熟吃光。
但即便在這樣的環境下，高文彬依然保持體面。他四十多年前的學生劉瑛，在一篇題為《永遠的紳士》文章中，回憶了當時在江西一個半軍事化農場子弟學校擔任英文老師的高文彬：「那個年代，人們普遍鄙視穿著打扮，完全忽略個人衛生，而高老師永遠把自己的頭髮三七開，梳得紋絲不亂；即便下田幹活，也把褲腳、衣袖卷得整整齊齊。他總是穿一件乾淨的立領的確良襯衫，配一條有筆挺褲線的西裝褲，夾著講義，走上講臺。」
回到上海後，不管來人是誰，大多知道拜訪高先生需要遵守他的兩條規矩：來之前先打電話告知，到家後必須留下吃飯。只要家裡有外人，在鋪著黃色木地板的家裡他也一定會換上皮鞋。
高文彬會客時通常會穿著正式的西裝皮鞋。圖/民盟上海市委提供
請客人喝咖啡，他會提前準備水果餅乾、奶油蛋糕。要是大夏天，他還會讓保姆在溼潤的小毛巾上撒幾滴花露水，說是能提神醒腦祛暑熱。
好幾次，程兆奇邀請老先生去出席東京審判相關的活動，老爺子總是打扮得一絲不苟。他對自己著裝的要求甚至到了嚴格的程度。幾十年來，他的西服和長褲都是在南京路一家老裁縫店裡定做。有一次他到學校去參加會議，車子開了一半才發現手錶沒戴，他要返回去取。同車的向隆萬勸住了他，抵達會場後硬是去借了一塊手錶給他，「其實他也不看時間，就是習慣了要戴著。」
他無法理解女兒高嵐為什麼會喜歡穿過於隨意的牛仔褲，「怎麼穿成這樣子？不好不好。」連保姆的外出形象他也順帶管理。去年9月18日，他去南京參加關於東京審判的巨幅油畫開幕式。保姆吳元麗平常為了照顧他，大多穿好走路的運動鞋，會議開始前換上了他特意交代的黑色高跟鞋。
那根陪伴了他多年的黃棕色扁擔最後被他帶回了上海，1.5米的舊物像證據般保留在家中。竹片的內側，至今還能看到刻下的清晰工整的名字：文彬。
從江西帶回來的扁擔一直保存在家中，內側刻了高文彬的名字。圖/新京報記者 杜雯雯 攝
他對於那段經歷並沒有過度埋怨或仇恨。「也不是說用是否痛恨來分高下，只是說他是很積極的人。他不是『雖九死其猶未悔』，而是抱著一定可以重見天日的信心堅持活下來的。」他的一位朋友如是說。
「費力不討好」的事
就在《元照英美法詞典》正式出版的2003年，題為《被遺忘30年的法學精英》一文，報導了這本"沒有政府支持、缺少經濟資助、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詞典誕生之路和它背後的東吳老人們。
這本厚重的詞典收錄了5萬餘詞條，歷時十年才出版。當詞典的總審定潘漢典與主編薛波在90年代找到十幾位曾經的東吳法學精英時，他們大多在晚年過著不被在意的平淡生活，有的甚至到了悽涼境地。
編詞典這件「費力不討好」的事全程都在與窮困糾纏。解放之初，法學家潘漢典到上海住的是和平飯店，而1993年七十多歲的潘漢典因詞典奔波至滬，則睡在火車硬臥上；參與審定的老先生們最後拿到的稿費是象徵性的600元人民幣，不少人還捐出了這筆錢——要知道，在東京審判期間，被定為五級翻譯的高文彬每月由盟軍國際檢察處IPS（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支付薪水300美元，相當於6兩黃金。
在民國時期便享有盛譽的東吳大學法學院，是當時中國唯一一所除了大陸法還教授英美法的法學高校，授課名師都是諸如劉世芳、費青、鄂森、姚啟胤等業內大拿。東吳的學生被培養成熟悉法律又精通外文之人。以至於無論是上世紀40年代距離上海1700多公裡外的東京審判，還是上世紀90年代編纂絕無僅有的英美法詞典，東吳背景的學子幾乎成為唯一的最優選擇。
薛波的一位好友，談及老先生們願意不計名利參與其中的原因，其實是通過詞典去表達一種感知，「他們被埋沒得太久了，特別在乎被人尊重，詞典讓他們的專業價值被重新發掘和認知。」
像是蠟燭熄滅前最後的燃燒，老人們把畢生法學所學都投入到A至Z的一個個詞條中。時隔多年後，民盟浦東區委辦公室的王衛平曾在高文彬家中看到那些手寫的草稿，填滿了逐條修改的印記，"談起詞典時，他整個人的神態都不一樣，語速也更快。"那時，高文彬手中只有一本樣本，他坐在靠窗的單人沙發上，像個孩子似的炫耀自己最得意的作品，"等拿到正式的，送一本給你放辦公室。"
潘漢典的學生、中國政法大學法理學教授白晟曾因導師的關係，投入到東吳大學法學院歷史的研究中。這本詞典於他而言，是不可複製的存在，「放到現在，《元照英美法詞典》的認可度和專業地位依舊是毋庸置疑的。」
高文彬生前活動照片。圖/民盟上海海事大學委員會蔣志偉提供
告別
9月7日凌晨三點二十分，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戴立波接到了一通電話。他帶著朦朧睡意，都沒聽清對方說的第一句話，直到吳元麗在電話裡提高了音量，「我是高文彬的保姆，高老師去世了，十分鐘前。」
戴立波是除了身在現場的保姆外，得知高文彬去世消息的第一人，也是為數不多最後見過他幾面的人之一。他最後一次去病房探望是在8月18日下午，老人已經處於半昏迷狀態，只靠打點滴維持生命。·
自從去年11月底住進醫院，高文彬就沒能再回到家中。因為前半年的疫情，保姆在6月份才被允許進入病房。前幾個月，他還有精力和早上來查房的醫生們開玩笑，「你們每天來，是到動物園看動物吶。」
後來在鏡子裡看到因腫瘤變形的臉部，他變得沉默了許多。他的記憶也快速衰減，時常問保姆「我為什麼在這裡？我有什麼病？」但他真正完全被病痛擊倒躺下，是從7月20號開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醫生連下兩次病危通知，直到他生命終結。
在過往的幾十年裡，他通常是向別人說告別的那個人。
女兒高嵐已經60多歲，每年回國探親完畢，高文彬依舊會親自去機場送她，也就是這幾年腿腳不便了才中止，但老爺子還是堅持要送到門口，再給女兒揮揮手，「我就不跟過去了哦。」
不同圈子的故友，都聽他講述過這一生中與兩位女士的遺憾和無奈。
他的第一任夫人，是一位在醫院工作的漂亮太太。他從東京審判回國兩年後結了婚，那時先生意氣風發，積蓄頗豐，連新娘的禮服都是特意去蘇州定做的。
後來他因牽連案件判刑勞改，家也散了。妻子因政治壓力與他離婚，兩個女兒也各自分離。在高先生的內心，這是他多年以來久未釋懷的芥蒂。
直到上世紀80年代，高文彬才再次遇到傾心之人。對方是名士遺孀，一位溫婉嫻靜的女士。但就在他前往美國講學期間，這位太太突然病逝，兩人沒能見到最後一面。
至此之後，他對於個人問題變得心灰意冷。再有誰想給他介紹新的緣分，他都搖頭擺手，「算了，我沒這個福氣，不要害人家了。」跟晚輩分享這些內心激蕩的情感時，他不避諱也不見外，他坦然展露內心的傷痛，也想尋求一個答案，「怎麼事情突然變成這樣了？」
有一次，虹口區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馮谷蘭去家中採訪，問他「吃過這麼多苦，怎麼壽命還這麼長？」他坐在沙發上，半開玩笑半當真地答，年輕時有高人給他點撥過，說他壽命很長但過程坎坷，而後又跟了一句不知所以的話，「有些事情是命裡有的，有些是命裡無。」
一個人可以悠長到快要與世紀同歲，經歷世間高低浮沉，也可以微小到一間百平米的屋子就能容納人生全部。
先生走後，家裡沒什麼變化，還是乾淨整潔。他以前出去旅遊買回的蝴蝶標本至今還掛在客廳的電視牆上。
客廳、臥室、餐廳，隨處可見他在不同時期與女兒的合照，裝在大大小小的相框裡。
高文彬去世前居住的臥室。圖/新京報記者 杜雯雯 攝
歲月在家中還是留下了一些痕跡。他臥室床尾的地板變得起翹塌陷，沙發經常落腳之處的地面表皮也已褪色發白。但時間在這裡也短暫停滯，牆上的方形鐘錶不知在何時耗光了電量，長長的黑色指針定格在錶盤上，不再走動。
洋蔥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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