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叫作「宋人與花與香與瓷器」,已經顯得很羅嗦,其實這還是省略了的,說得齊全,該是「宋人與花與香與茶與瓷器」。不妨先把南宋詩人葛紹體的幾首詩引在這裡:
《韓氏與閒即事》:
堂深暑不到,閒意一爐香。
棋鬥過河急,琴彈流水長。
古瓶疎牅下,怪石小池旁。
忠獻畫圖在,英聲不可忘。
又《秋堂東軒》:
新糊窗紙舊胡床,銅鴨煙昏硯墨香。
淡翠屏風小瓶亞,芙蓉紅軃菊花黃。
又《洵人上房》:
自佔一窗明,小爐春意生。
茶分香味薄,梅插小枝橫。
有意探禪學,無心了世情。
不知清夜坐,知得若為情。
葛紹體並不是著名的詩人,也可以說是很沒有名氣的,他的作品,一般的宋詩選本都不會選。但這幾首詩卻很有代表性,兩宋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幾件互有關聯、並且又都與瓷器相關的雅事,差不多都寫在這裡了,也正應了今天的題目,即宋人與花與香與茶與瓷器,不過因為時間有限,不僅茶事省略掉,香事恐怕也來不及細說了。
一、助成宋人之風雅的種種條件
這裡所謂的「花」,還有「香」、「茶」、「瓷器」,當然都不是宋人的創造,但它卻是由宋人賦予了雅的品質,換句話說,是宋人從這些本來屬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高雅的情趣,並且因此為後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
為什麼宋人會有、或者說能有這樣的作為呢?原因可以有很多,單從歷史背景來說,便有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比如城坊制的解體,都市生活的發達,還有科舉制的完全成熟,等等,而這些又互為因果,成為一種推動社會變化的合力。
比如說,由於科舉制完全成熟,而使得整個社會可以按部就班的造就一小批進士和一大批預備進士,這一群真正可以稱為文人的進士和預備進士於是成為風雅的淵藪:不僅培養,而且傳播。
宋詩與宋詞的分工,使宋人可以方便完成士與名士的角色互換,或載道或言情的寫作態度與方式的互換。而城坊制的解體,加速了都市文化的發達,於是使得文人士大夫的審美趨向、生活方式能夠以都市提供的娛樂場所而迅速流布。
此外還可以說宋代出了一位十分懂得風雅的皇帝,自己能詩會畫,又撫琴焚香點茶都來得,還直接領導兼指導了一個畫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直接貫徹和指導畫家的實踐(此前有一位李後主,但李後主應該說是文學家,宋徽宗則是藝術家)。
又有關於花事本身的,比如花卉新的發現和空前規模的引種,對古老品種的選育和栽培以及相關技術的長足的進步,又眾多花譜的問世,等等,這都是人們已經談論很多的話題。
總之,宋代花事是由大的背景推送出來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它的一大特點便是日常化和大眾化。宋人對花的賞愛,很少再有狂歡式的熱烈,而是把花事作為生活中每一天裡的一點溫暖,一份美麗的點綴。
二、桌子的特殊意義
可以說宋代花事是依憑著此前的蓄勢而呈現一派新局面。但是我這裡要說的一個特別的原因,是家具變革所起的作用。
書案,漢代也已經出現,不過尺寸很小,同時又有同樣形制的奏案,都是用作臨時置放圖籍、文書之類,而二者並沒有很嚴格的區別。南北朝至隋唐,書案的這種樣式便一直延續下來,北齊崔芬墓屏風畫,唐真子飛霜鏡鏡背圖案,都有柵足書案的形象。屏風畫中,書案上放著筆格,銅鏡的書案上邊除筆格外,又有多足硯即闢雍硯和裡邊包著捲軸的書帙一裹。由圖像顯示出來的比例,可以看出書案依然不大。
書案小,容物自然不多,文具的陳放也不宜散漫。兩漢常用的文具,不過板硯、墨丸、硯子、硯滴,簡、帛,書刀和筆。墨錠普及以後,墨丸、硯子可以不必了。紙的廣泛使用,便又省卻了簡和書刀。
平壤彩篋塚出土一具樂浪時代的漆硯盒,盒裡放著板硯、硯子,兩側各置鎏金筆插,下邊又設一個內分六格的小屜,合各種功能的器具為一,集中而省便。湖北省冶金建築公司鄂州工地七號墓出土的西晉青瓷圓硯,硯蓋頂端的捉手作成蛙形的小水盂。江西豐城縣洪州窯址出土的唐闢雍硯,硯的邊緣處作出兩個插管,兼作筆架。
隋唐以前,書案上面放置的差不多都是書寫時候的實用之具,二合一的精巧也使它不過多佔據有限的空間。高坐具尚沒有完全取代席坐的時候,似乎還沒有一張足夠大的書桌或書案來安排各色文房用具和諸般清玩。
桌椅的配合使用,始於晚唐五代。椅,倚也,與席坐時代最大的不同,是坐的時候有了依靠,初時因多作「倚子」。桌,初始的時候通常作「卓」,即高的意思,相對於席坐時代的家具,它當然是高。如此布置本是淵源於當日都市中到處開設的飲食店鋪,而士大夫家宅中室內陳設的變化要到北宋中期才大致完成。
隨著高坐具時代各式家具的發展成熟,用於寄頓文人士大夫各種雅趣的書房也逐漸有了獨立的品格,在不斷完備的過程中越來越見出特色。書房裡的書案變得高而且寬大,作為書寫用具之一的紙,幅面也比以前大了許多。而最為直接的影響是書寫的姿勢改變了。
與此相應,文房諸器中增加了臂擱、鎮尺、硯山、硯屏,等等。臂擱的出現,是因為書寫姿勢有了改變。鎮尺使用的廣泛,和紙張尺寸的變大有密切的關係。而硯屏可以說是純粹的擺設,是由宋人的愛石發展而來。
唐宋時代室內格局與陳設的不同,由傳世繪畫和近幾十年發現的墓室壁畫可以看得很清楚,這裡不必細論。花瓶成為風雅的重要點綴,是完成在有了新格局的宋代士人書房。它多半是用隔斷闢出來的一個相對獨立的空間,宋人每以「小室」、「小閣」、「丈室」、「容膝齋」等等為稱,可見其小。
書房雖小,但一定有書,有書案,書案上面有筆和筆格,有墨和硯,硯滴與鎮尺。又有一具小小的香爐,爐裡焚著香餅或香丸。與這些精雅之具相配的則是花瓶,或是古器,或式樣仿古,或銅或瓷,而依照季節分插時令花卉。這是以文人雅趣為旨歸的一套完整的組合。花瓶作為要件之一,已在其中佔得固定的位置。
三、留給花的空間很大,也很小
前面說到助成宋人風雅的種種條件,宋代花事的空前發達是一定的了,所以這裡說留給花的空間很大。宋人可以用各種各樣的辦法把花作為日常生活中風雅的點綴。
唐代是萬人空巷去看花,宋人大概更多的時候一面是買了花來插瓶,——這是後面要說到的;另一方面是自己栽花蒔草,宋詩中關於買花栽、朋友間交換乃至索求花栽的作品,簡直不勝枚舉。
對於栽花蒔草,宋代士人好像特別有一種躬身實踐的熱情,甚至是「從小做起」。楊萬裡有一首詩題作《幼圃》,題下自注道:「蒲橋寓居,庭有刳方石而實以土者,小孫子藝花窠菜本其中,戲名幼圃。」詩云:「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為圃石為墉。瑞香萱草一兩本,蔥葉蔊苗三四叢。稚子落成小金谷,蝸牛卜築別珠宮。也思日涉隨兒戲,一徑惟看蟻得通。」
蒲橋寓居,是作者在杭州為官時候的寓所,地在當時的興福坊東,橋不通水,只是一座旱橋。半弓,兩尺半(五尺為一弓,也稱作一步)。燕泥,形容少,以見出花圃的小。墉是牆。蔊苗即蔊菜,可以吃。這一個太小太小的花圃,但對蝸牛來說,已經如宮殿一般,那麼在小兒看來,也就像是晉代石崇的金谷園一樣了。
都城商業繁盛,人口密集,民居、商家、官署不免要爭奪空間,因此房屋是非常緊張的,並不是家家能夠造園,或者應該說,平常人家難得能夠造園,哪怕是很小的園。
南宋姜特立《因見市人以瓦缶蒔花屋上有感》即有一個難得的細節可見都城花事:「城中寸土如寸金,屋上蒔花亦良苦。因思離宮與別館,南至九嵕北鄠杜。東西延袤八百裡,橋梁褭空七百柱。傷哉好大荒主心,豈識世間蓬篳趣。一邱一壑吾輩事,隨分園池何用許。我今度地山一隅,栽柳栽花已無數。大雖不足小有餘,便可終身為老圃。」
詩人的別有寄慨且不去論,詩中記述的「世間蓬篳趣」,卻正可見出宋代花事的特色之一。蘇東坡《黃州春日雜書四絕》之一:「病腹難堪七椀茶,曉窗睡起日西斜。貧無隙地栽桃李,日日門前看賣花。」這是幾乎沒有花的空間了,但仍不妨「日日門前看賣花」啊,依然有那麼大的空間。
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酒肆」一節舉出臨安各種類型的特色酒店,比如包子酒店,專賣鵝鴨包子,腸血粉羹之類。宅子酒店,是門面裝修得如同仕宦宅舍,或者乾脆就是仕宦宅子改作的。庵酒店,內有娼妓,可以就歡,門前有紅梔子燈,不分晴雨,總蒙著箬葉做的罩子,以作為標識。
《清明上河圖》裡就畫出這麼一座酒店,便是孫羊正店。又有一種,名字叫作「花園酒店」,說是「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學園館裝摺」。城外閒地多,自然更方便布置為花園,若在城裡,大概就要很費一番納須彌於芥子的心思。
吳自牧《夢粱錄》卷十六「分茶酒店」條說到當日臨安「諸店肆俱有廳院廊廡,排列小小穩便閣子,吊窗之外,花竹掩映」,似乎也略存一點「花園酒店」的意思罷,「小小穩便閣子」,即如今天的雅座包間。當然酒店用各種心思巧置花木都是一種商業行為,即為了招徠顧客,和當時的酒店風行掛捲軸畫是同樣的性質。
賣花也是都市一景。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都有賣花風習。陸放翁的名作《臨安春雨初霽》:
世味年來薄似紗,誰令騎馬客京華。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
素衣莫起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
「小樓」二句從陳與義「杏花消息雨聲中」化出(《懷天經智老因訪之》)。歐陽修《六一詩話》記載北宋汴京流行「賣花擔上看桃李」的詩句,宋徽宗《宣和宮詞》有「隔簾遙聽賣花聲」,可見這一種「清奇可聽」的市聲是宮廷裡也要捕捉的風雅。
與陸遊同時的王季夷《夜行船》句雲「小窗人靜,春在賣花聲裡」。晚於陸遊的史達祖《夜行船》雲「小雨空簾,無人深巷,已早杏花先賣」。張炎《端正好》「深巷明朝休起早,空等賣花人到」,又都是化用陸詩意境。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成為描繪臨安都市風情的名句,而它實在又是北宋都市情景的南移。《東京夢華錄》卷七雲季春時節,「萬花爛熳,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晴簾靜院,曉幙高樓,宿酒未醒,好夢初覺,聞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懸生,最一時之佳況。」在《清明上河圖》中早已繪出這樣的情景。前面說到的孫羊正店旁邊就正是一個用馬頭花籃賣花的花攤。
作為市聲之一的賣花聲大約最易牽動思緒,詩詞詠及者因此最多,這裡呈現的細節便更多一點詩心燭照下的體驗和品味。如孫惟信《禪寂之所有賣花聲出廊廡間清婉動耳》:「曲巷深房憶帝州,賣花庭宇最風流。窗紗破曉斜開扇,簾繡籠陰半上鉤。少日喜拈春在手,暮年羞戴雪盈頭。泉南寺裡瀟瀟雨,婉婉一聲無限愁。」(《全宋詩》,冊五六,頁35148)又蔣捷《昭君怨?賣花人》:「擔子挑春雖小。白白紅紅都好。賣過巷東家。巷西家。簾外一聲聲叫。簾裡鴉鬟入報。問道買梅花。買桃花。」
又陳棨的一首《店翁送花》也很有意思:「店翁排日送春花,老去情懷感物華。翁欲殷勤留客住,客因花惱轉思家。」旅店用日送鮮花的方式慰藉客中情懷,大約也已成為當時一種日常化的服務。
五、宋代花瓶的大和小
宋代瓷器就器型來說,一個可以算作「事件」的大變化,是陳設瓷的出現,原因即如上述,便是由家具史中一個革命化的變革所引發的。因此我不能不再次強調桌子的重要。因為桌子的出現,整個室內格局都變了,即居室陳設的以憑几和坐席為中心而轉變為以桌椅為中心。高坐具的發展和走向成熟,使精緻的雅趣有了安頓處。
瓶花史與家具史適逢其時的碰合,使鮮花插瓶順應後者的需要而成為室內陳設的一部分,並與同時發達起來的文房清玩共同構建起居室布置的新格局(如果不是與家具史的線索相交匯,瓶花的發展很可能會是另外的面貌,比如東瀛花道與茶道的結合,以此形成的花事,不僅風格不同,甚至內涵也不很一致)。
在此之前的瓷器多半只是實用具,燈具、香爐,也都是實用具(宋人的焚香,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功利的目的,只是一種高雅的娛樂,因此宋代士人會有興趣手自調香,並且互相交流調香的經驗)。香爐和花瓶當然很早就有了。花瓶還可以說是受了佛教的影響,香爐則是本土古已有之。但花瓶和香爐成為案頭陳設,並且普遍流行蔚為風氣,卻是在宋代。
宋代花瓶在形象設計上並沒有全新的創造,只是選擇了造型優美的幾種,使它從古已有之的瓶罌樣式中獨立出來,而給了它比較固定的用途。如果作一個很粗略的區分,那麼可以說,設於廳堂的大花瓶,造型來自糧罌食瓶的成分為多,而設於几案的小花瓶,式樣多取自於上古青銅禮器。
最能代表士人好尚的花瓶是插花的小瓶,見於詩人題詠者,最常見的便是膽瓶、小瓶、小壺(壺可以說是瓶的由古稱而變成的雅稱)。而花瓶的造型也反映著士人的審美情趣。比如仿古一類的貫耳瓶,琮式瓶,尊式瓶,花觚,蓍草瓶,等等(香爐則是鬲式爐,鼎式爐,奩式爐,等等)。
實物中,有一組很好的例子,即四川遂寧金魚村窖藏。龍泉窯各式小瓶在這裡佔得多數,膽瓶,瓜稜瓶,貫耳瓶,管耳瓶,弦紋瓶,高差不多都在十幾釐米,這正是最宜於几案陳設的尺寸。琮式瓶,出自龍泉窯者為一對大瓶,小瓶則有青石製作的一對。它後來成為明人眼裡花器中的雅品,名作蓍草瓶,而賞鑑的品味當是遙承宋人。兩件景德鎮青白瓷印花雙鳳紋碗碗心圖案中裝飾著插花的弦紋瓶,而它與窖藏中的龍泉窯弦紋瓶式樣完全相同,那麼後者是花瓶,這自然是最為直接的證據。
銅瓶數件,都是宋代花瓶的常見樣式。窖藏中製作精好的龍泉窯仿古式青瓷小香爐,屢見於宋人題詠的蟾蜍硯滴,與各式小花瓶正是當日几案陳設最為常見的組合。總之,這批窖藏中的花瓶不僅品類豐富,而且集中體現了它所屬時代的雅尚,可以視作記述了宋代瓶花故實的一批珍貴標本。
用作插花的大瓶,高多在三四十釐米,或者更高一點。北方遼金墓葬磚雕或壁畫中常有它的形象,比如河北的宣化遼墓,山西的平陽金墓。大瓶的主要發展線索仍是此前作為生活用具的瓶罌。與作為几案陳設的小瓶相比,這一類安排在廳堂的大瓶開始流行的時間或稍早一些。
以圖像為比照,北方窯址屬於宋代遺存的若干大瓶應可定名為花瓶,河北磁縣觀臺磁州窯址所出即是比較集中的一批。又湖南益陽縣濘湖出土一件北宋青瓷大瓶,高四十二釐米,口徑十二釐米,侈口,短頸,豐肩,以向下的收分顯出瓶身柔和的曲線。重要的是,此器頸肩結合處陰刻「熙寧五年花缽」六個字。
這自然是最為確鑿的一例。幾種大瓶造型的淵源也都很早,但用途大約始終比較寬泛,直到宋遼金時代鮮花插瓶作為家居陳設蔚為風氣,才成為大致固定的花瓶式樣。
宋人詠花詩之多就不必多說了,隨便翻翻《全宋詩》就可以了解。只舉兩首和花瓶相關的詩。南宋方回《開鏡見瓶梅》:「開奩見明鏡,聊以肅吾櫛。旁有一瓶梅,橫斜數枝入。真花在瓶中,鏡中果何物。玩此不能已,悠然若有得。」
這一情景在繪畫中,正好有合式的對應。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一幅傳蘇漢臣《妝靚仕女圖》,圖中描繪以為對鏡理妝的女子,妝具的旁邊有一個小木架,木架裡面坐一具插著鮮花的花筒。
而由方回的詩,可見妝鏡旁邊陳設花瓶,在宋代不僅僅是女子的雅尚,士人也是把它視作一種逸趣的。截竹為筒,筒插鮮花,本來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
這幅畫裡用來插花的花筒應該就是宋代瓷器中的一種筒形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兩件南宋官窯器,日本根津美術館藏一件屬龍泉窯,時代也屬於南宋。今人常稱它為「花插」,而它的樣子很像是竹筒。而截竹為筒,用竹筒來插鮮花,本來也是宋人花事中的雅趣之一。
鄧深《竹筩養梅置窗間》:「竹與梅為友,梅非竹不宜。截筩存老節,折樹凍疏枝。靜牖初安處,清泉滿注時。暗香披拂外,細細覺春吹。」竹筒製作的花瓶自然難以久存,因此我們不知道它是否曾經流行,不過瓷器中筒形瓶的設計就很可能是從竹筒取意。
再回過頭來說小瓶。因為最能代表士人好尚的花瓶是這一類,它和同樣作為几案陳設的仿古式小香爐總是組合在一起的。小瓶,還有小爐之好,第一是以釉色取勝,第二便是造型。楊萬裡《燒香七言》所謂「琢瓷作鼎碧於水」,把這兩樣好處都說到了。
還有一首專說造型的詩,即南宋錢時的一首《小甆瓶》,詩前小序稱:「羔姪近得小甆花瓶二,見者莫不稱嘆。熊姪自言,因是有感。大概謂此瓶高不盈尺,價不滿百,以其體制之美,人皆悅之,若無體制,雖雕金鏤玉不足貴也。惟人亦然,修為可取,雖賤亦好。苟不修為,貴無取爾。餘喜其有此至論,因詩以進之,且以開示同志。」詩曰:「小甆瓶,形模端正玉色明。烏聊山邊才百文,見者嘆賞不容聲。乃知物無賤與貴,要在製作何如耳。輪囷如瓠不脫俗,雖玉萬鎰吾何取。……」
可知這一對得自徽州歙縣西北烏聊山邊的小花瓶,高不足一尺,價不到百錢,而釉色美麗得像玉一樣,又造型線條流暢,有規整端正之好。因此偏愛「格物」的宋人由不得要起一番哲思。
當然不管怎麼說,花與花瓶都仍只算得宋人生活中的細事,今天是把它作成一幅特寫,於是可以看到花瓶作為几案陳設成為風氣,實在是與宋人生活方式的重大改變,即席坐向著垂足坐由轉變到最後完成密切相關。這樣一個牽連了諸多方面的生活細節,我說它是情節豐富的別一種歷史敘事,應該是可以成立的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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