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嚴重地動搖了西晉的統治基礎，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少數民族乘機進入中原，以河洛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移民開始大規模地南渡江左避難。
在這次北人南遷的過程中，有相當數量的是中原士族，史書記載「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晉書·王導傳》）。河南、山東等地的世家大族和當時在都城洛陽任職的其他地區的官僚幾乎悉數南渡。他們以原籍或宗族為單位，率領所屬部曲、佃戶集體遷徙，有時達到數千人。據《晉書》記載，當時南渡的中原士族主要有：以謝鯤為代表的陳郡陽夏謝氏，以庾亮為代表的潁川鄢陵庾氏，以桓彝為代表的譙國桓氏，以褚裒為代表的潁川陽翟褚氏，以袁瑰為代表的陳郡袁氏，以周顗為代表的汝南周氏，以鍾雅為代表的潁川鍾氏，以應詹為代表的汝南應氏，以範堅、範汪為代表的南陽範氏，以荀崧為代表的穎川荀氏，以殷羨為代表的陳郡長平殷氏，以蔡謨為代表的濟陽考城蔡氏，以阮裕為代表的陳留阮氏，以李充為代表的江夏李氏，以何充為代表的廬江何氏，以郗鑑為代表的高平郗氏，以羊曼為代表的泰山羊氏等，他們主要遷居到以建康為中心的長江中下遊一帶。不僅建康及其附近地區聚集了許多中原士族，就連在當時被認為偏遠的福建地區，也有中原大族林、黃、陳、鄭、詹、丘、何、胡等八族遷入。譚其驤先生推測，截至宋世止，南渡人口約有九十萬，佔當時總人口六分之一。葛劍雄先生在《簡明中國移民史》中推算，至劉宋大明八年，南渡移民總數可能在二百萬左右。如此大規模的民族遷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見的，對中原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傳播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在華夏文明的發展歷史上，中原地區以其特殊的地理環境、歷史地位和人文精神，使中原文化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居於主流地位。中原不僅是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華夏文明的搖籃，中原文化是華夏文化的重要源頭和核心組成部分。在五胡交侵、中原淪陷的歷史背景下，中原移民的南渡，帶動了華夏文明的南播。兩晉之際，華夏傳統文化未像世界其他古代文明因遭入侵而衰落和毀滅，中原南渡移民功莫大焉。譚其驤先生《晉永嘉喪亂後之民族遷徙》一文充分肯定了中原移民對江南文化發展的貢獻：「中原遺黎南渡，雖為民族一般之趨勢，然其間要以冠冕縉紳之流尤盛。」「考東晉、南朝雖立國江左，然其廟堂卿相，要皆以過江中州人士及其後裔任之。……自是而後，東南人物聲教之盛，遂凌駕北土而上之。」中原移民南渡，使中國的文化中心第一次由黃河流域移向長江流域。中原文化與江南文化的進一步交流和融合，改變了當時江南地區的文化風貌和歷史進程。據葛洪《抱樸子》記載，江南士人不但浸染洛下玄風，連中原士族的書法、語言、甚至喪葬的哭法和居喪的風俗，都要亦步亦趨加以模仿，由此可見中原移民對江南社會的巨大影響。在此以前，南方文化遠不能與北方相提並論，至此以後，南北方不僅在治學方法和學術思想上因南北對峙而有明顯的差異，而且在文學、書法、美術、音樂等方面也呈現出不同的特色，而中原移民對六朝江南文化發展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視。這種作用與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數端：
其一，復興文化傳統，倡導儒學教育。魏晉以來，玄學盛行，成為玄學家抨擊儒學的武器。東晉以後，中原南渡人士深刻反思，認識到儒學、禮治對穩定江東政權的重要性，提出振興儒學的主張。如太興初年，陳頵上書說：「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王導請元帝設置五經博士，興建學校，「擇朝之子弟併入於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與王導同為東晉初年重臣的徵西將軍庾亮鎮守武昌時，針對喪亂以來「《詩》《書》荒廢，頌聲寂寞」的情況，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對西晉玄學誤國的沉痛反思，對儒學功能的重新肯定，奠定了東晉統治者以儒學立國的思想基礎。儒學觀念作為凝聚民族的精神力量始終在中原移民中存在著。
其二，推動了華夏學術的演進和發展。魏晉以來，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學術風尚漸變，玄學新思潮在黃河以南的中下遊地區流行蔓延。永嘉之亂後，玄學並未因京洛傾覆而消失，而是隨著中原士人的南渡風被江左，以建康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成為新的玄學傳播中心。不但如此，士人還將玄學與佛學融通，使東漢即傳入我國的佛學開始真正地融入中國文化。據《晉書》《世說新語》《高僧傳》等記載，東晉名士王導、謝安、王羲之、孫綽、許詢等與高僧支遁、竺法深、康僧淵、支愍度、慧遠等交往密切。如《世說新語·文學》載：「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又載謝安、許詢、支遁等人集會，談《莊子·漁父》，支遁「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鹹稱善。」玄佛相參、玄佛合流已成為時代潮流，中古學術思想亦由此發生深刻轉型，而這與中原移民文化無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其三，保留華夏文明傳統，為隋唐文化發展作出貢獻。東晉時期，中原士人大批南渡，將中原文化帶到江南，並與南方文化碰撞融合、共同發展。正如雷海宗先生《中國文化的兩周》所指出的：「胡人若真過江，南方脆弱的漢族勢力實有完全消滅的危險。南北兩失，漢族將來能否復興，很成問題。……北族內侵一次，漢族就大規模的渡江向南移殖一次。」中原文化南移，浸潤於這塊新的文化土壤，重獲新生。而遷入中原的鮮卑諸族，經過長時間的民族融合不斷漢化，對南方漢文化充滿認同和仰慕效仿。如高歡評價梁武帝說：「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北齊書·杜弼傳》）也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隋唐之大一統，才能實現華夏文化新的復興。
其四，家學昌盛，文化傳承通過家族教育得以賡續。陳寅恪先生在《崔浩與寇謙之》一文中指出：「東漢以後學術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於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門乃為學術文化之所寄託。中原經五胡之亂，而學術文化尚能保持不墜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漢族之學術文化變為地方化及家門化矣。」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說：「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反映了東晉至南朝以來，中原南渡士族對子弟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視。不同家族，也往往體現出不同的家學特色。如琅琊王氏王彪之、王珣、王謐等人都繼承了王氏尚儒務實家風，在當政時或重視禮法，或垂意經世致用。入宋以後，官至太保的王弘「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為王太保家法。」（《宋書·王弘傳》）魏晉門閥制度形成後，譜牒盛行。譜牒是中華姓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凝聚宗族力量起著重要作用。
綜之，永嘉時期中原移民的南渡，是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它不僅是人口的大遷徙，更是文化的大遷徙。它客觀上推動了中原文化的傳播，促進了南北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改變了中國文化演進的空間格局，同時也開啟了江南開發的序幕，對六朝江南的社會發展影響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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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2014-7-23《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