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疫情波折肆虐，各國國門出入繁瑣至令人禁足，受其影響，該年度歐洲詩歌暨文藝荷馬獎章的頒授不得不採取國際快遞方式。12月31日，獎章副主席中國詩人、翻譯家趙四將獎章、獎證、授獎詞文件、漢譯《加莫內達詩選》聯邦快遞寄至西班牙萊昂市，加莫內達先生於2021年1月8日於家中收迄，同時郵件寄回「筆談」文章以代「受獎感言」。
趙四在西班牙詩人梅斯特雷的協助之下完成的授獎詞中高度評價了這位年屆90仍筆耕不輟的當代西班牙最德高望重的詩人：
安東尼奧·加莫內達，一生致力於詩歌創作，迄今已逾六十餘年，如今他是被一致高度認可的西班牙語詩人，在當代詩壇，可謂德高望重。在美學傳統中，他是一位反潮流的詩人，以作品締造了嚴謹且具美學效果的楷模，用生命樹立了行為舉止的典範。人性從一開始就主宰了他的文學思考，即那些面對時代的瞬間、存在的純真和持久的迷惘；直面對尊嚴的挑戰和抗拒歷史變遷的激情。他歌頌自由，同時也就是歌頌正義和美，將其作為崇高精神不朽的表現形式。如地下之水泉湧而出的他的詩歌，具黑暗中的光明、根和記憶裡的痛苦，一生的經驗使其具有磁性。加莫內達的詩學是在現實和夢想的平臺上，實行純粹激情的原則、理性的追求，這內化於心的理性賦予外表的感知以意義，邁著時代不可抗拒的步伐，使詩歌作為語言的血肉之軀，進行先鋒派的挑戰以接近作為「更高光明」之啟示的無形的詩歌真理。加莫內達作品無限的價值已不僅在於其特殊性，還在於對前途全部意義的開放，對未來的覺悟和思鄉——作為知識分子的挑戰，這是對人類精神財富最寶貴的遺產。在他的作品中，在象徵的森林、新穎和革新的意象海洋裡，共生著愛和激情，人民為幸福權利而進行的鬥爭，失蹤者、母親和博愛之林的記憶，批判和哲學的思想以及一個世界合唱的聲音，這聲音將對惡的否定作為自己主要的奮鬥目標。加莫內達的作品是詩歌真理的紀念碑般的證詞，對痛苦和死亡取得了深刻的根本性勝利，這是一個人用語言留下的遺產，經由它，我們還能看見、聽到並感知美，作為另一種存在的詩用這種美保護世界。
2020年，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六點分社的支持下，漢譯「荷馬獎章桂冠詩人譯叢」第一輯四本書陸續面世，《加莫內達詩選》便是最先出版的一本，現已廣泛上市。加莫內達先生特別對該詩選譯者趙振江、該譯叢主編趙四和出版社表達了熱烈興奮的感激之情。
在死亡視角下的存在共同體中孕育主觀現實的詩人
——趙四/ 加莫內達筆談（代「2020荷馬獎章受獎感言」）
趙四：
傑出西班牙詩人加莫內達先生，祝賀您獲得「2020歐洲詩歌暨文藝荷馬獎章」和這本頗具規模的漢譯《加莫內達詩選》。這是您第一次被譯介進漢語，比較起您半個多世紀以來在西班牙語詩歌創作中所取得的成就，這本漢譯顯得頗為姍姍來遲，但值得慶幸的是，它來得相對完整、品相莊嚴，讓人肅然起敬。
通過米格爾·卡薩多（Miguel Casado）教授為您的一生詩選《這光輝》所撰寫的後記（它現在是您漢譯詩選的「代序」），以及漢語譯者趙振江教授的「譯後記」介紹，我們可以大略地描繪出您一生的詩歌生涯。我注意到，在您詩歌生涯的早期，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靜止的暴動》（贏得了阿多尼斯詩歌獎）之後，由於出版審查方面的原因，您的很多詩集都沒有出版，直到西班牙結束了佛朗哥統治。在我的印象中，見到不少西班牙詩人的履歷中寫到過贏得阿多尼斯獎，我想它應該是西班牙的最佳處女作詩集獎，是嗎？佛朗哥時期禁止很多出版，但沒有停止獎項？您是否可以向中國讀者更多介紹些那個時代的文化專制情況，是否作家難以出版，難以獲得豐富的文學書籍閱讀資料等？
您作為一個「無法抗拒寂靜的完美」的詩人，卻在近一個世紀的一生時段中，身處時代的各種洪流，尤其是早年，艱難地生活於內戰和貧窮的陰影之中。我感覺是強烈的創作意願和不斷的教育（包括自我教育和致力於使窮人獲得教育機會）二者使您的生命得以獲得救贖和升華。當我閱讀您的塞萬提斯獎長篇獲獎演說詞時，我意識到您的自我教育是多麼成功，因為只有一個了不起的詩人才能夠對塞萬提斯和他的小說做出這樣一種獨出心杼的理解。您認為是「貧窮的文化」創造出了塞萬提斯在西班牙語的現代敘事創作宗本中安置的具現代性的「詩」，這種詩被偽裝為堂吉訶德的「瘋狂」，處理「未知」或曰無意識地知：某種作者本人對之亦不了知，需經寫作揭示、發生的思想之共同規範；正是一生「被天堂所拒絕」深陷苦境的塞萬提斯自身艱困生活的發散創造出的自我荒唐化使其作品達至了這一詩的深度。所有詩歌，包括那些出自於苦難、殘忍、不公的詩歌皆會造命自己於創造一種快樂形式上。作為詩人的自我教育，您認為最重要的是什麼？詩人如何才能抵禦時代環境的不利影響，不隨波逐流，自樹高格？您現在還堅持認為成就您的是「貧窮的文化」嗎？我尤為熱愛您的一句詩，深深被它打動，「我感謝貧窮，只為貧窮不將我詛咒並賦予我有別於從前的身份，那時我在拒絕中立法而且單純。」您能為我們解釋一下您是如何在「拒絕中立法」的嗎？如果一個詩人有幸，並非出自「貧窮的文化」，您認為，他（她）建立自己為一個詩人最重要的應該是什麼？
我注意到一些評論中說，在您的所有作品中，《描述謊言》標誌著您開啟了詩歌的成熟期；《寒冷之書》確立了您在當代西班牙語詩歌中最重要詩人之一的位置；《損失在燃燒》抵達了《描述謊言》開始的成熟期的頂峰。您是否同意這一判斷？是什麼使您在長詩《描述謊言》中開始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新風格？當我讀您的詩歌作品時，獲得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從《描述謊言》開始，這個詩人在形式和思想方面都徹底解放了自己。它無疑是「智慧在更深的苦難中增長」的結果，我想，那時候您一定是經歷了一些靈魂中的深刻變化，因為對詩人而言，決定性的形式變革無不出自靈魂的巨變。您能夠給我們更多線索讓我們來理解這一變化嗎？至少從表面上看，這些書無不採用了散文詩的形式，不再是分行韻詩，甚至不是自由詩。我依稀感覺在西班牙語、法語中，當代散文詩和韻文詩擁有同等的「詩」的合法性和重要性，不過在英語、漢語中，似乎多數詩人們都還沒有放棄對紙頁右側的空白「天然擁有詩意味」的信仰。您對這樣的不同有些什麼看法？
西班牙語詩歌世界在中國讀者眼中基本是一個整體，我們迄今最熟悉的，要算是西班牙詩人洛爾迦、智利詩人聶魯達、墨西哥詩人帕斯、秘魯詩人巴列霍。這些年在譯者們的努力下，我們也陸續出版有西班牙「二七一代」詩人、智利詩人貢薩羅·羅哈斯（Gonzalo Rojas）、尼卡諾爾·帕拉（Nicanor Para）、阿根廷詩人羅伯託·胡亞羅斯（Roberto Juarroz）、胡安·赫爾曼（Juan Gelman）等，在您的視野當中，西班牙語世界裡的健在詩人中，除了梅斯特雷（Juan Carlos Mestre）——他和您一樣將在我們這套「荷馬獎章桂冠詩人譯叢」中擁有漢譯本——還有哪些詩人是您特別欣賞的，或者說您願意讓全世界的詩歌讀者們與您共同分享的？如果您能給出您的理由，那會使我們更加受益匪淺。
2020荷馬獎章
加莫內達：
荷馬獎章，代表歐洲和中國在人文思想和美學態勢方面的價值與關聯，能夠為其認可，對我是莫大的榮幸。同樣，也是深切的感動，它表明兩大洲的人民和詩人之間存在著親近和情感的一致。因而我的感激之情也延伸至這雙重空間：感激荷馬獎章榮譽的意義，也感激在我體內激起的情感體驗：助我生活並對兄弟情誼進行思考。
你向我提及，在中國，對我的認識和翻譯可能都是滯後的，因為直到現在，與荷馬獎章的頒授同步，我的第一本詩選才出現在這個偉大的國家。我謙恭地不贊同這一看法；傳記時間和詩作傳播時間可能存在著不可預見的差異和距離。
我很年輕時便開始寫作，二十歲時，已打算出版一冊詩集，但是出版社非常窮，經濟的崩潰使出版計劃落空。然而出版商的失敗可能是我的幸運。在流逝的九到十年中，我做了自我批評，重寫了許多詩，第一本詩集中的詩被銷毀了不少，又寫了一些新的詩，可能有了更好的條件。在1960年，早已過了青少年時代，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詩集《靜止的暴動》。此前的詩集《大地和唇》，仍未出版，被我拘禁了不止二十五年，直到1987年，壓縮了許多，收入了題為《時代》的多卷本合集的第一卷。
在繼續講「年譜」之前，我想做幾點說明。首先要強調的是對於我的詩歌所獲得的理解，我十分滿足並深表謝意。這一理解在漢語中與我的譯者趙振江教授的翻譯才智、感受度、語言能力相一致。在其他國家，也有相關文學批評，出現在書籍、文章、博士論文、學術研究中，它們大多都慷慨而精確。至於在西班牙，主要與詩人、批評家米格爾·卡薩多教授相關，他為閱讀我的詩歌奠定了具有決定意義的基礎。除了我自己，任何事、任何人都未拖延，這是我感激的原因。雖然也有一些見解和態度對我的評價是負面的，認為我是一個晦澀難懂的詩人，這僅僅發生在西班牙，而且未曾給我帶來任何不快；時間將會證明誰是對的。
我還想對影響我的生平和遲滯再多說幾句。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不少於十五年的時間裡，我寫得非常之少，沒出版任何著作。在那些年裡，反抗法西斯專政的態度和樸實的活動在我的生活中有所體現。對於思想而言，這也是一項任務，只要鎮壓和審查制度存在，我就拒絕發表作品。稍後對這一情況，我會多說一點。還有我對外省生活的熱愛，我自願遠離大城市的文學圈子，具體說，就是馬德裡。
我知道在中國，人們了解、閱讀並高度評價加西亞·洛爾卡、塞薩爾·巴列霍、巴勃羅·聶魯達；還有貢薩洛·羅哈斯、胡安·赫爾曼、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有這六個名字，你們已經很接近于欣賞當代西班牙語詩歌的巔峰之作了。如果你們允許，我要告訴你們，他們中只需再加上克勞迪奧·羅德裡格斯[1]，一個偉大的、不可或缺的西班牙詩人，已故，梅斯特雷以外，他是最年輕的。
還有一點需要澄清的。我沒有獲得阿多尼斯獎，1959年，它公正地獎給了弗朗西斯科·布裡內斯[2]。我們的胡安·卡洛斯·梅斯特雷確實獲得過，在1985年。目前，這一獎項由一些堪稱反動的團體主持，重要性和趣味都顯著地貶值了。
回到我放棄出版、幾乎不再寫作的那些年，我能夠指出的是，正是我寫作第三本書即《卡斯蒂利亞的布魯斯民歌》的時候，1965年前後開始寫，直到1982年才出版，在1968年被佛朗哥的「文學警察」幹預、審查，這使我下了不出版的決心。
既然說到我的傳記，我想提一下，在我滿14歲的第二天，便開始在商業銀行工作。早晨五點鐘，燃劈柴，生煤火，其餘時間抄寫信件、當差跑腿，一天要幹十四個小時。沒有任何老師，我自學了中學課程，後來又在別的崗位上，在銀行共待了25年。我的有薪工作又持續了另一個25年，不過是在文化和教育部門。由於疾病的原因，在65歲的年紀上，我退休了，我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了寫作。
總之，我寫了約三十種不同書名的詩集，包括合集與選集；另有三種短篇小說和回憶錄，十幾篇主要是關於文學和視覺藝術的雜文。快滿九十歲了。我仍在寫作，並且只要活著，只要思維合理完整，我仍將寫下去。為了心安理得地活著所能做的一切，我都做到了，我希望全人類都好。用這個注釋，可以結束我的傳記。
《加莫內達詩選》中文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但是就我的生活和理解詩歌的方式而言，還有一點，我要告訴你們。這是我唯一能說而且應該說的，既然價值判斷，甚至意義，僅僅屬於那些能夠並願意將其付諸實踐的人。
在某處，我說過我的詩歌寫於死亡視角。那不是什麼新發現，死亡視角對所有人及其行為，包括詩歌的書寫，都是千真萬確的。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死亡視角下做的。忽視這一存在的境遇並不能阻止其「在那裡存在」，而且毫無疑問在影響著我們。
我們稱其為生命的，是我們能夠體驗到的唯一現實，這一體驗表明我們能夠意識到自己，也能夠意識到與我們「同在的」其他生物。沒有它，便是非現實乃至非理性的起因。我們還需記得，意識並非僅由知識構成：生命意識在我們的行動中變為現實。
對於詩人，詩歌意識包括在總體意識中，它讓詩人們「以極具個性的深度和特徵來孕育現實，而且認知的總體形式是各不相同的」。這一深度和這種個體的、主觀的特性是可傳遞的；它們能夠投射於我們的共同存在，而這種投射是通過詞彙及其在語言中的表述來實現的。
但是我們要記住：詩歌現實是一種「主觀的」現實。因此，常用的語言，日常交流中約定俗成的語言，可能不是詩歌語言。我們要注意，在同樣是通過應用建立起來的局限，「並非總能將個人主觀創造、現實生活的各種意義以及感動、情緒的方方面面都包括進去。另一種語言必不可少」。
「這另一種語言擴展並豐富常用語言，是的，另一種語言在這同一種語言之中」。詞彙也和我們在共同生活中使用的詞彙相同，但是卻能使人們感知、理解不同的含義，這些含義屬於詩人的主觀經驗。總之，這些詞語將獲得一種新的張力和意義，並被賦予一個主要由節奏所決定的音樂體魄。這便是詩歌語彙。許多個世紀以來，極為精美、強大的中國文化，在其詩歌和戲曲創作中，知此甚深。
詩歌語彙有其自身價值：它允許交流傳播那些在慣用語言中無法表達的主觀經驗，而且這一表達有它自己特別的美和張力。這是詩人的特權，是的，但我想它並不增加別的品德。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一個詩人，僅僅因為他是個詩人，就該被認為比一個不是詩人的男人或女人更敏感、更睿智，或更善良。像大家一樣，詩人也必須具備為共同生存而有的公正、積極的意識和行為。
「像大家一樣」，這幾個詞能概括一種偉大的不可缺少的價值：「當每一個人的意識和行為都和大家一樣，我們便會處於和平、團結和同情之中。我們便共存於名副其實的真正的民主當中」。
我的詩歌寫作。我一直愛她，只要生命存在我仍將愛她，我的生命由這些價值決定並受它們評判。再一次感謝，因為，在偉大的中華祖國，人們賦予我一個信號：我可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永遠感謝。
（趙 四 趙振江 譯）
[1] 克勞迪奧·羅德裡格斯（Claudio Rodríguez,1934-1999），日益被認為是當今西班牙語詩歌中最重要的詩人之一。
[2] 弗朗西斯科·布裡內斯（Francisco Brines, b. 1932），西班牙詩人，2020年塞萬提斯文學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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