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被遺忘的帝國(上)

撰文：覃裡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一、裡斯本

黃金籤證

葡萄牙是多麼的沉默啊，在從歐洲大陸伸出去的伊比利亞半島那一端，她留給旅遊手冊的歷史故事不多，偶爾有幾個，也大多是我們不熟悉的姓名和典故。要不是英國人羅傑克勞利的《徵服者：葡萄牙帝國的崛起》熱賣，大多數人還不知道葡萄牙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當我們飛向裡斯本的時候，我腦子裡的葡萄牙還只是一串少得可憐的詞：達伽馬、果阿、澳門（蛋撻和葡式烤雞）、費爾南多佩索阿、電影《裡斯本夜車》、金融危機。除了佩索阿，其他的相關書籍我都沒讀過。

在裡斯本的波爾特拉機場，我的葡萄牙詞單裡增加了第一個新詞：黃金居留籤證。走到行李大廳，一個巨大的燈箱廣告迎面撲來，讓徹夜未眠的我瞬間誤以為回到了祖國——黃金橙紅交錯的畫面上是染成金色的葡萄牙海邊城鎮照片和中文大字（一個歐洲字母也沒有）：「美好的歐洲生活，從搜房開始。「這個奇異的廣告的起源是2012年10月8日開始實施的葡萄牙」黃金居留籤證「政策。在我到達裡斯本的那一刻，已經有2790個中國人拿到了這個」黃金居留籤證「，他們每個人為此至少付出了50萬歐元，佔有了葡萄牙某個地方的房屋。

我們稀裡糊塗鑽出地鐵站，7月的裡斯本已經被強烈的太陽烤得冒起了白煙。鴿子在石塊鑲嵌的小路上慢悠悠晃蕩，仿佛有點中暑。但沿途所見的人依然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裡的男子都毛髮茂密，在盛夏裡也穿著整潔襯衫和西服，頭髮和大鬍子梳理得很整齊，T恤衫在這裡似乎是極不體面的穿著。這些英俊的男子也並不具有南歐男性常見的張揚，他們看起來溫和而低調，對孩子的照顧也十分周到耐心。

我們訂的公寓還沒到交接時間，在旁邊的街角，我們找了個油膩的小咖啡館，門外放著兩張深綠色塑料桌子，屋裡有幾個老年人在抽菸，顯然是老主顧。我們點了一盤香葉辣炒蝸牛，Caracois。蝸牛隻有指尖大小，柔嫩多汁，很像中國南方的小吃。結帳的時候L驚呆了，一杯咖啡只需要75歐分，價格大約是柏林便宜咖啡館的一半，那是我們第一次親身感受到葡萄牙經濟的困頓。

2008年的經濟危機讓南歐各國備受重創，但即便是危機，葡萄牙的危機得到的關注都要比其他國家小。它的GDP增長在2010-2012年之間曾經到達可怕的-5.1（相比之下，西班牙是-1，義大利是-1.9），而失業率是整個歐盟的兩倍。在國際媒體上，希臘、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困境反覆被提及，但葡萄牙的GDP倒退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報導，就連在危機中它也是最沉默的一位，雖然它陷入的困境要艱難得多。葡萄牙人似乎是默默地吞下了這些苦果，沒有像希臘人那樣捶胸頓足和發起威脅，也沒有像西班牙人那樣揚起驕傲的頭顱。

在公寓大門外按門鈴，沒人回應，太陽越發猛烈了。我們躲在小巷的垃圾桶上方的一大叢三角梅陰影下，像兩隻熱暈了的狗一樣喘，努力欣賞周邊密集的百年建築。十分鐘後，公寓底層的一扇綠色木頭百葉外窗忽然打開，一個滿臉皺成橘皮的老太太探出腦袋，靠在窗框上抽起了煙。看見我們，她用葡萄牙語問了我們一句什麼。我們沒聽懂，但指了指樓上，彼此就明白了。她給我們打開大門，伸出3個指頭，再朝上指指，看來她已經拯救了很多熱得半死的客人。

對鄰居的Airbnb顧客這樣友好，在德國可不一定常見。富裕而拘謹的北方國家居民敵視Airbnb，討厭陌生人對居所的攪擾，柏林剛剛立法為共享度假公寓設置障礙，一時間幾乎抹掉了90%的Airbnb房源。

從公寓裡出來的時候，我開始為樓下的老太太操起心來。裡斯本是個山城，跟南部歐洲的很多城市一樣，建在高聳的石灰巖山體上。老城裡的大多數道路都很都陡，30多度的斜坡是家常便飯，石磚塊路凹凸不平，連年輕人都偶爾會窩腳。加上夏季接近40度的氣溫，冬季也常降到10度以下，潮溼冰冷，但南歐人卻不裝空調和暖氣。在這裡度過老年時光，可能不是特別方便。但是，如果他們安全穿過這些街道，到達古樹遮蔽的噴泉小廣場，他們就可以坐在樹蔭下，或者在那些後巷裡的油膩餐館裡，用不十歐左右的價錢換一杯葡萄酒和新鮮海魚，跟愛聊天的鄰居、餐館老闆和侍應生混上大半天。

穿過這些街道和廣場，殘破的，彩色的，鑲嵌著手繪瓷磚的，裡斯本就像陌生的立體剪紙，在眼前被一塊塊地拆開和鋪平。幾個世紀與東西半球貿易留下的混雜文化痕跡，中國手繪風格瓷磚嵌在裝飾印度雕花窗欄的公寓的牆面上。古董書店依然隨處可見，裡面藏著牛皮封面的地理圖冊。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城市，它被凍結在昔日的夢想中，衰敗、沉默、日常的簡單快樂四處低語，但在更深的地方，憂鬱和失落感像強烈的暗流衝擊著巖層。

未經炫耀的帝國故事

是1481年登基的國王約翰二世，「完美的王子」，把瀕於破產的葡萄牙變成了第一個全球帝國。他從力不從心的父親那裡接過皇位，削弱諸侯、擴大皇權。為了平定各方反叛，他親手殺死了自己的妹夫，但這還不夠，徵服和收買人心需要錢。大幅增加皇家財政收入的來源不多，歐亞之間高利潤的香料生意看起來極其誘人。但香料的傳統陸路運輸線路需要對付地中海的海盜、各國戰事和阿拉伯半島的兇險，成本太高。他想要參與幾十年來冒險家們的一場實驗——開拓繞過非洲去往印度的海路。雖然這條路上已有幾千人葬身海底，還沒有人能推翻古埃及託勒密時代以來的地理認知，證明印度洋是聯通大西洋的水體，而不是個被非洲和亞洲陸地封鎖的大湖。

約翰二世

約翰二世是個善於發掘才能的君主，他先是派出兩位精明的葡萄牙間諜，探清了非洲大陸的框架。隨後又在1497年派出一個固執而計謀多端的年輕船長，瓦斯科.達伽馬，去完成這個旅程。達伽馬要開闢的海路是當時海上航線中最長的一條，比整個赤道還要長。在當時，它是世界上最高風險的投資。

但是，好運氣眷顧了新國王，回報了他的勇氣和遠見。1498年5月20日，達伽馬率領他的船員繞過非洲大陸，穿過印度洋，登上印度海灘。消息傳回，震驚了歐洲。達伽馬的船隊帶回了60倍於投資額的貨物，又為印度、斯裡蘭卡、馬六甲、果阿、澳門等地帶去了葡萄牙的戰艦和殖民者。達伽馬在1519年受封為維迪格拉伯爵，1524年被任命為葡萄牙駐印度總督。

從此，葡萄牙船隊每年一次為歐洲運來東南亞和南亞的新奇香料，又向亞洲運去歐洲的貨物。帝國的經濟原來依靠於北非和西非海岸地區，現在增加了東半球的生意，壟斷了幾十年的歐洲香料市場。在荷蘭、英國、法國和丹麥加入角逐並擠佔市場之前，它享受了一個世紀的輝煌，直到1755年一場大地震把裡斯本毀掉了元氣。那場地震毀掉了葡萄牙皇室居住了250年的裡韋拉宮，讓地震中倖存的國王何塞一世得了幽閉恐懼症，裡韋拉宮也就沒再重建。現在那裡成了著名的商業廣場（又名宮殿廣場），因為面對海灣的寬闊美景而頗受遊客喜愛。約瑟一世騎馬的雕塑立在廣場正中，黑馬肥大的屁股正對著通向商業街的羅馬風格大拱門。

奇怪的是，一個世紀的香料生意好像跟葡萄牙的飲食沒有發生什麼關係。我對葡萄牙食物的想像一半落了空，這些想像是幾年前在澳門造就的幻覺。在澳門，我曾吃過世界上最美味的咖喱炒蟹，「葡式烤雞」和葡式蛋撻，更不要說附近島上葡萄牙風格小廣場旁菜單豐富的餐館裡那些驚喜。但在裡斯本，「葡式烤雞」變成了大多數傳統餐館裡烤得黑糊糊帶焦味的魚和肉，不加香料，大家拼命往上倒橄欖油和鹽。似乎一百年來運回的香料全都賣給了外國人，「讓他們去吃那些奇怪的東西吧」。葡式蛋撻也是糊的，甜度足以膩死一頭牛。事實上，幾乎所有形狀的甜點都是由蛋黃做成，只有糊和不糊兩種區別。

現代的雅痞餐館食檔，比如TimeOut雜誌推薦的Mercado da Ribeira市場，倒是提供了一些類似米其林餐廳的菜式，但也跟澳門的選擇沒法比。好在裡斯本的菜市場還是比較豐富，我們自己動手買回材料，做了中式晚餐：麻辣蛤蜊，炒菜花和橄欖油鹽焗魚。魚非常鮮嫩，頗為安慰。我們還偶然在裡斯本旁邊的小鎮Costa da Caparica水產店裡買到了鵝頸藤壺。這種像小型海怪一樣美得怪異的貝類，一頭連在帆布一樣的小管子上，拔出來就是鮮嫩多汁的貝肉。據說這種美味現在因為太受歡迎，數量越來越少了。在西班牙能賣到上百歐元一公斤，我們的採購單價只需22歐元。那是裡斯本之行最讓人振奮的食物了。

回到達伽馬伯爵。我沒有讀過賈梅士用30年時間寫成的民族史詩《路濟塔尼亞人之歌》，不知道它是怎麼描寫達伽馬探險路上那些不體面的時刻的。不過其他的史書更誠實地記載了這些窘境：他假扮成穆斯林去會見莫三比克的蘇丹，卻沒有拿不出什麼適宜的禮物，引發了當地人懷疑，奪路而逃的達伽馬船隊在離開港口時，氣急敗壞地向城市開了幾炮；在肯亞，或許是補給已經十分窘迫，船隊索性掠奪了阿拉伯人的商船；在印度的香料之城卡利庫特（今天的科澤科德），國王扎莫林以傳統禮儀歡迎了船隊，3000武裝的奈爾人遊行列陣，但在到達國王面前時，達伽馬呈上的禮物卻太過寒酸（包括一些布料、帽子、糖油和蜂蜜），以至於印度人懷疑他並不是葡萄牙特使，而只不過是個普通海盜。國王要求達伽馬和普通商人一樣，用黃金付關稅，這又惹惱了驕傲的葡萄牙船長。作為報復，他綁架了幾個奈爾人和16個漁民。

當然，這些行徑跟後來的西班牙人和英國人對殖民地的屠殺相比，只能算是小打小鬧。每一個帝國都有自己閣樓裡的灰塵和屍體。在今天，西班牙人哥倫布船長的名字比達伽馬更為人所知，而世界也多半忘記了，15世紀最先開始跨太平洋販奴貿易的國家不是西班牙，而是葡萄牙。葡萄牙過早的衰落並不是因為它做錯了什麼，而是後來的競爭者更無情、強大、機制完善，也運氣更好。輝煌還未及充分炫耀就結束了，在那之後，這些故事再也不能用殖民者的傲慢來公開講述，而只能加上後殖民時代的反省。對此，葡萄牙寧願保持沉默，只在它的博物館裡對同情的遊客低聲嘀咕。

我在精緻如翻糖蛋糕的熱羅尼莫斯修道院裡又見到了這些故事，透徹的陽光把修道院的石牆照得像象牙雕塑一般，增加了奇妙的不真實感。修道院是1501年由國王曼努埃爾一世下令開始修建的，歷時百年完成。1755年遭到大地震的毀壞，幸而基本修復。建造的巨額資金（每年70公斤黃金）來自亞非貿易收入的5%稅收，也就是達伽馬開拓的財富的一部分，經過建築師迪奧戈·德·波伊塔卡（Diogo de Boitaca）的手，變成了一座雕琢繁複的奇妙殿堂，迴廊和內外牆壁上布滿航海故事的想像：纜繩和船舵組成的玲瓏拱門和拱頂、石灰巖磚雕滿海怪和花朵、帆船和海草……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去，它都像一個前基督教時代神話劇的舞臺，糅合了印度古建築和哥特建築風格的特點，充滿濃重的異教徒色彩。不過那已經是啟蒙時代，得到了大筆資助的教會對此也毫無異議，這種浪漫的建築風格後來以國王曼努埃爾的名字命名。

在修道院裡的一個小廳，我花了20來分鐘仔細看了15世紀至今葡萄牙、歐洲和世界歷史大事記。在一個豐富的時間軸上，製作者以獨特的方式選取了全球歷史大事件。1527年德國和西班牙軍隊洗劫羅馬、1528年中國哲學家王陽明去世和154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達日本都是重要的，法國入侵葡萄牙、英國軍隊對葡萄牙建築的破壞、日本排擠迫害葡萄牙僑民都被記錄在案，但卻沒有太多關於葡萄牙在殖民地惡行的記錄。製作者對20世紀葡萄牙的政治動蕩和獨裁政府的迫害並無迴避，但在對一些20世紀知名歷史人物的回顧中卻充滿了空洞的溢美之辭，一種為尊者諱的決絕態度。語言曲折、跳躍地迴避著歷史，也迴避著當下不景氣的現狀，隱隱地流露出「本應如是」的失望。

詩人和獨裁者

在修道院的迴廊裡，很容易發現諾貝爾桂冠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的墓地，一塊飾以鋼片的長方形石柱墓碑，簡潔的介紹。佩索阿的《惶然錄》，在壓抑和幻滅之下對無名小人物的同情（也可能是他詩意的自憐和哀嘆）曾打動了同樣惶然的20來歲的我。他譯成中文的詩經常讓我疑惑這盛名何至，但他的散文卻誠懇而有詩意，讓人感到痛切和不可言明的渴望：「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沒有造反或者另求庇護的可能。有一些人生來就是努力，有一些人後來成為努力，還有一些人則是強制之下被迫為奴。我們所有人對自由怯懦的愛，是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我們的奴隸生活是如何與我們般配——因為一旦自由降臨我們，我們全會將其當作一件太新鮮、太奇怪的東西而避之不及。「他逃避人間的方法是向內心和文學無限拓展。

佩索阿

佩索阿生在革命的年代，死於獨裁年代，但是這個羞怯而憂鬱的外交官繼子並不關心時代的洪流。他厭惡他的時代，希望回到並不存在的過去，或者君主專制，或者什麼其他的人間。他的詩歌和寫作聚焦於自己的虛幻世界，他的快樂目前看來僅限於他獨自在「巴西人」咖啡館度過的寧靜時光。他創造的幾個文學刊物——《流放》、《葡萄牙未來主義》和《奧爾菲烏》都相當短命，雖然後來它們被認為是影響深遠的，是一場了不起的文學運動。可是，就像關於葡萄牙的一切，這些文學運動也不為世人熟知。

我們住的地方離「巴西人」咖啡館不遠。穿過希亞多廣場，躲開叮噹作響的有軌電車，就能看到咖啡館前佩索阿的青銅像，翹著腿，目光炯炯地看著前方。如果佩索阿生前看到這尊塑像，一定尷尬得無地自容。我坐在他身邊喝了杯茶，想像他帶著固執決絕的敏感和寂寞，拒絕愛情，拒絕榮譽，甚至拒絕身邊的人群，編造自己想像的朋友。「我為他們編造出姓名、身世,想像出他們的樣子——臉孔、身材、衣著、風度——我會立即看到他們就站在我的面前。」但是，幸而再孤獨的作家，在人世間都還有一些朋友。和卡夫卡一樣，他也是一個偽裝成小職員的詩人和作家，和卡夫卡一樣，他去世後留下的兩萬七千件作品，主要是靠他的一位朋友路易斯·德·蒙塔爾沃整理出版的。

他就是在那黃色的、裝飾漂亮木板的有軌電車旁漠視了整個時代，電車在夜色裡駛向山頂，從艾菲爾設計的剪紙童話般的電梯後面的山坡駛過，就像它們從薩拉查時代開始就做的那樣。

自稱為 「天主教最後的天使「的獨裁者薩拉查也是個神奇的人物，從1932年接過一片混亂的葡萄牙，成為總理，到1968年病倒退權。他有一位主管宣傳的手下，安東尼奧·費羅，是佩索阿的密友。費羅鼓勵佩索阿參加了全國宣傳委員會組織的詩歌比賽，讓他的詩《音訊》獲得了二等獎，獲獎理由是裡面「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但薩拉查可能並不知道佩索阿那些反對他主張的「新國家」的詩部分因為嚴格的書報審查制度一直沒有出版。

獨裁者和詩人之間相互厭倦和漠視，擦肩而過，但他們卻有著不願承認的相似之處：和佩索阿一樣，薩拉查也終身未婚（但他的理由是「為了全力治理國家」）；他也是一個博覽群書的知識分子，還曾是科英布拉大學政治學教授；他也習慣於深居簡出，非常喜歡獨處，愛好記錄和分析以及冥想；從照片上看，他們甚至連穿著都一樣紳士，雖然薩拉查的頭髮抹了更多的髮油，洩露出一些虛榮。兩個孤獨而決絕的理想主義者各自選取了實現理想的途徑，一個向著文字和想像的王國，一個操縱了千萬人的命運。

薩拉查的葡萄牙也是沉默的，剛好落在了二戰的兩個對立世界之間，面目模糊，雖然號稱中立，卻同時和兩邊做生意。一面給同盟國提供亞速爾群島作為基地，拯救猶太人——在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四天後，即授權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HIAS-HICEM）在巴黎的主要辦公室轉移到裡斯本，接納了2500名直布羅陀難民直到戰爭結束；但在另一邊，薩拉查卻親近軸心國，支持西班牙的獨裁政府。

圓滑的國際立場使葡萄牙免於戰事，卻也保證了薩拉查能夠專注地施行他的獨裁。他建立殘暴的警察隊伍監視全國，清洗和暗殺國內及殖民地的反對派，罷工和政治牢騷，連同自由貿易和可口可樂（「腐化的資本主義象徵」）都被禁止了。據說，那時的裡斯本人只能靠著足球、Famita（聖母顯靈的傳聞）和法朵（Fado，葡萄牙民歌，意為命運）苦中作樂消遣時光。 

L自然和我談起了2013年的一部德國電影《裡斯本夜車》，電影劇本是根據2014年一部同名小說改編的，而小說的作者、瑞士哲學教授彼得·畢裡（Peter Bieri），曾經是L的大學老師。雖然我們覺得這本書過於自我沉溺，情節刻奇而哲思膚淺，但這部電影畢竟向全世界普及了葡萄牙這段不太為人所知的歷史。更重要的是，畢裡教授因為這本暢銷書發了財，可以不再工作，2007年就提前退休了。在小說裡，一位瑞士的哲學老師偶然發現了一個葡萄牙抵抗運動幕後英雄的故事，但在現實生活中，黑白卻未必如此分明。獨裁者也曾受到擁戴，人民曾經厭倦民主的混亂，期待偉人的拯救，直到他們——幾乎是必然地——被獨裁者的意志囚禁和傷害。

在巴西人咖啡館門口談起這些的時候，街頭正好有兩個年輕人在表演現代舞，音樂像黃昏一樣動人。來自歐洲各地的漂亮的年輕人佔據了這裡的街道和公寓，他們在便宜的酒吧裡徹夜喝酒狂歡，在街道上創造了不起的塗鴉藝術，或者創建各種基於手機應用的科技創業公司（裡斯本因為低廉的物價和環境魅力，正在慢慢吸引歐洲的年輕創業人才），仿佛在街道上什麼糟糕的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也不會再發生。

百分之五先生意外降臨

不過，薩拉查治下葡萄牙名不符實的中立，卻在二戰裡撿了個意外的回報。

那是我們按著導遊手冊去參觀古爾班乾博物館時發現的，在此之前，我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博物館。看導遊手冊上說，館裡是亞美尼亞石油大亨卡魯斯特∙古爾班乾（Calouste Gulbenkian）的個人收藏，有很多20世紀大師作品。但是直到進入那座60年代風格的建築之前，我都還不太清楚會看到什麼。

踏進博物館大廳的時候，我們就震驚了。大廳裡擺著羅丹花費11年完成的著名雕像「加萊義民」中的一尊，就在正式展廳的入口外，而Art Deco（裝飾派藝術）大師阿爾佛列德·讓尼瓦（Alfred Janniot）的著名春天女神群像站在入口另一邊。在我拜訪過的諸多博物館裡，沒有哪一個可以不買門票就能看到這麼珍貴的展品。

帶著驚嘆進入燈光黯淡的展廳——燈光黯淡，是為了保護這裡價值連城的古物，從古希臘和古羅馬鑄著精緻頭像的金幣開始。後來才知道，古爾班乾博物館收藏的古幣在歐洲各博物館中名列前茅，也是所有私人收藏中最大的。走到第二個展廳，看到古埃及雕像和楔形文字石板的時候，我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私人收藏家，於是坐下來，開始搜索卡魯斯特∙古爾班乾的介紹。

古爾班乾生於君士坦丁堡的古老亞美尼亞貴族和富豪家庭，他的父親擁有高加索地區巴庫的油田。古爾班乾少年時曾在巴黎學習法語，後來在牛津國王學院學習機械工程和應用科學，才華橫溢，曾以法語發表文學遊記，也體現出非常高超的外交技巧。這些技巧使他後來能夠把利益衝突的各方聯合在一起，無論是大公司還是政府，比如幫助荷蘭皇家石油公司併購殼牌旗下運輸和貿易公司。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油儲，是帝國財政部長委託古爾班乾調查的，他從此成了開創中東石油業的主要人物，儘管在此期間，他的家人因為帝國境內對亞美尼亞人的大屠殺，不得不在1896年搬到了倫敦。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衰亡和兩次世界大戰時，他都能巧妙地周旋於帝國之間，歷任多國部長，躲過多次劫難。他的人生故事貫穿整個中東、歐洲乃至高加索中亞地區現代史風雲，簡直是首浩瀚的史詩。

在這期間，他積攢起了祖先們都無法企及的財富，成為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主要是通過在中東做石油生意。後來他把公司賣給了四家全球石油業巨頭，以5%的股份作為回報。他因此得到了一個綽號「百分之五先生」。而這神奇的百分之五，正是他最終來到葡萄牙的原因。

古爾班乾博物館是1956年成立的古爾班乾基金會建立和運營的，整個館裡的藏品6000多件，輪流展出的1000來件，每一件都是罕見的珍品。從四大古文明的文物，到中世紀宗教藝術和古書，從魯本斯、倫勃朗、莫奈、雷諾瓦的油畫，到法國18世紀的精美家具.幾乎每個時代每個地區的代表藝術流派和工藝品都有呈現，甚至還有德彪西籤名的樂譜。所有這些，都開始於他15歲那年，拿著父親給的零花錢，到君士坦丁堡的集市上買回的兩枚古希臘錢幣。

但是，在倫敦和巴黎接受教育並度過大部分人生的古爾班乾，為什麼會來到葡萄牙，並把這些歐洲最了不起的私人收藏留在裡斯本？因為百分之五。在二戰中，他和家人住在巴黎。納粹佔領巴黎之後，英國政府以他是敵戰區居民為由，沒收了他的百分之五股份，也就是他財富的來源。這件事摧毀了他，即便戰後英國政府歸還了他的股份和利息，也沒有能恢復他對英國的信任。

當時的葡萄牙駐英國大使是個聰明人，抓住時機向他歌頌葡萄牙的美麗安寧，和它作為「少數幾個沒捲入二戰的國家之一」的好處。大使估計沒有告訴他葡萄牙中立的真實原因，也隱瞞了很多其他的故事，總之，心靈受傷的古爾班乾接受了這個引誘。他搬到了葡萄牙，在這裡終老。

古爾班乾去世後留下的巨額財富，按他的遺囑成立了古爾班乾基金會。這家基金會成了葡萄牙文化藝術領域的巨大支柱，它建立了全球最了不起的私藏博物館之一，建造了位于波爾圖的庫哈斯設計的壯觀音樂廳Casa da Música（我們後來在那裡聽了一場貝多芬鋼琴協奏曲和蕭士塔高維奇的第五交響樂，表演的青年樂隊也是由基金會資助的），資助了無數文化項目，被盛譽為「幫助這個國家從一個農業國進入現代」的文化藝術領域主力軍。命運的偶然性，百分之五先生的故事結束之處，是獨裁者薩拉查意外種下的善果。

從古爾班乾博物館出來，我們在一座小植物園外坐下來，看一個穿著彩色長襪的小女孩在社區公園裡晃鞦韆。在她不遠的地方，是一座法西斯美學中常見的「好基友」雕像，兩個英俊的少年親暱地在看一本書，這樣的雕塑帶有的裝飾派藝術特徵，常為20世紀致力構建未來烏託邦的領袖所青睞。有趣的是，兩個石頭少年旁邊正好有兩隻鴿子在卿卿我我。

我們站起身，回到破舊迷濛的地鐵走道，在地鐵軌道間的紙制國王后面等待地鐵，從那裡去往跨越塔霍河（Rio Tajo）峽灣入口塔霍河的懸索橋——4月25日大橋。2277米的橙紅色大橋長得和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很相似，也是金門大橋的承建公司建的。上層六線行車，下層雙軌鐵路，鏤空的金屬橋面24小時不斷發出尖利和轟隆的喧囂，仿佛整座城市都被它撼動。這座橋在1966年8月6日通車，以獨裁者的名字命名。1974年4月25日，大批中下級軍官和平民發起了一場和平的革命，人們手持康乃馨花湧上街頭，薩拉查留下的政府像雪片般融化。這座橋被更名為4月25日大橋。「天主教最後的天使」、「完美的「獨裁者的故事結束之處，是花朵的海洋。

（本文下半部分將於明天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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