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ichard Fisher 神經現實 收錄於話題#深度 | Deep-diving143個
BBC兒童頻道有一檔節目叫《美德冠軍》，致力於教小觀眾們認識和管理自己的情緒。在其中一集中，名叫巴裡的粉眉藍色長方形塊塊，因為輸了足球賽而愁眉苦臉。
「我們輸了。」巴裡說。
「沒事的呀！」卡麗說。
「都是我的錯，我讓對方進球了。」
「我不懂你為啥這麼難過呀，忘了這茬吧！」
「我做不到！」
「為什麼？這只是場比賽呀。」
「你好像沒有什麼同理心啊，卡麗。這意味著你要試著穿上我的鞋子（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可你的鞋子不合我的腳呀，巴裡。」
按照劇情的設定，巴裡其實是很有同理心（empathy）的——這意味著把你自己投射到別人的內心世界裡，去感受別人所感受的。劇情會繼續告訴小觀眾們，理解別人的感受很重要。
- Sy Tat -
然而，在成年人世界中，共情的好處卻並不那麼明確了。儘管現在談論共情的缺點似乎顯得不合時宜——疫情使我們相互隔絕，意識形態鬥爭盛行，失控的殘忍言論在社交媒體上發酵。但近年來，研究者們發現，錯誤的共情可能會對你和他人都有害處，它會導致人們變得冷漠，阻礙你去幫助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更嚴重的是，人們容易共情的傾向甚至可能被利用，被操縱，讓人們變得好鬥，殘忍。所以，為了拋開共情的缺陷，我們應該用何種方式去感受呢？
「共情」這個詞來源於德文詞彙「Einfühlung」，創造於18世紀，可以被直譯為「情感移入」。但正如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isty）的心理學家朱迪斯·哈爾（Judith Hall）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寫的那樣：「共情本質上是個模稜兩可的詞」。有些人認為這是一種理解他人的能力，或者僅僅是感到和他人有關聯；而其他人認為這是一種對他人表示擔憂的道德立場。就連研究共情的學者們也未達成共識。
不過哈爾寫道：「拋開概念上的不明確，大部人認為共情是——理解他人正在經歷的事情並且為其感到擔心。」
Covid-19大流行病測試著我們對陌生人的同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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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保羅·布魯姆（Paul Bloom）把共情明確地定義為進入他人的內心世界去體驗他人感受的這一行為。他在期刊《認知科學趨勢》（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中寫道：「根據以上狹義的定義來看，共情明顯像是一種向善的力量。常識告訴我們，體驗別人的痛苦可以激勵我們去關心和幫助別人。」但是，共情也會導致一些棘手的道德困境。
為了闡釋原因，保羅講了一個虛構的故事，主角是一位身患絕症的十歲小女孩雪莉。醫生把雪莉放在等待治療的名單中，該治療方法可以減輕她的痛苦，並有可能延續她的生命。但這位非常聰慧活潑的小女孩得知，她可能要等待幾周甚至數月才能接受治療，這令人心碎。
想像一下這是什麼感覺？這會如何影響雪莉的生活？如果你有機會把她放到名單的最前面你會怎麼做？
- Arnelle Woker -
研究人員把雪莉的故事呈現給被試，以激發他們的共情，大約四分之三的人把她從名單中提前，讓她能更早地接受治療。
但是，保羅指出，這麼做意味著原本在她之前的每一個孩子都要等更久的時間。這些孩子可能更需要治療。
這就是被心理學家們稱作「可辨識受害者效應（identifiable victim effect）」的一個例子。當具象的受益人近在眼前，並且伸出援手可以讓對方的痛苦得以緩解，人們會更願意敞開心胸，或錢包。公益事業用一個有名有姓的孩子遭受痛苦的故事來募捐，比用數據描述1000名需要幫助的無名孩童，可能會籌得更多捐款。
20年7月，記者蒂凡尼·溫（Tiffanie Wen）在BBC未來板塊中寫道：在新冠疫情中，該現象解釋了為什麼人們對陌生人的死感到麻木。現在新冠導致的死亡人數逐漸逼近200萬，相比死亡，人們更直接感受到了個人的自由受限，因微不足道的不便而抗議封鎖措施。對大多數人來說，我們的肉眼根本無法直擊疫情期間最令人心碎的苦難。
當只有一個「可辨識的受害者」時，慈善運動可能會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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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為了實現美好的願望，用個人故事來吸引注意力無可非議。我們用「可辨識受害者效應」籌集了數十億美元善款，但是這些資金本原本可以用在更多人身上，產生更大規模的積極效應。如果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儘可能多的孩子，就應該把錢花在發展中國家的驅蟲項目上，這會比資助美國高昂的醫療支出，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想要為沒有「可辨識受害者」的項目募捐就困難了，比如將會被全球變暖影響到的未來一代，他們都還有沒有出生。
對人類來說，延展共情到抽象的陌生人身上相當困難。「oikeiōsis」這個概念最初由斯多葛學派在幾千年前定義，相關理論闡明他人與我們生活的距離越遠，我們的共情和親近感越弱。想像由一系列同心圓組成的圖案，中心是我們自己，與之最近的圓環代表了家庭，接下來是朋友，鄰居，社區，最後是國家，以此類推。
保羅提到了問題的關鍵：道德敗壞者會利用「同情圈層」進行道德綁架，操縱我們的行為和信念。我們對這些更接近，更相似於我們的群體產生的自然共情會被人利用，從而反過來誘發我們對疏遠，不相似群體的反感。
- Sy Tat -
在一項研究中，本科生被試們被告知，他們隔壁房間裡有一位同學，這位同學想參加數學競賽，獲勝就能得到獎金。本科生被試可以選擇讓這位學生的對手在考試前吃下噴火辣椒醬，影響對手的發揮。通過強調這位學生她經濟困難的情況，被試給無辜對手的辣椒醬劑量會隨著共情的增強而增加。
兩黨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都經常操弄「我們和他們」的概念，利用共情和「可辨識受害者」製造政治局面。這給一些社交媒體上的政治運動提供了藉口，用來「抹除」特定人群，妖魔化移民的存在，甚至激起對所謂外來者的憎惡和暴力。保羅寫到：在美國歷史上，常常會有人大肆渲染黑人犯罪受害者的故事，在別有用心者的策動下，導致了許多針對黑人的殘暴私刑。西方領導人還操縱人們的天然共情趨勢來給針對平民的屠殺正名。政客們會說，如果我們在那個偏遠的國家「試驗」新式武器，那我們就能拯救數以萬計參軍「男孩們」的生命。
同情可以被操縱，以擴大對不同人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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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缺點是，共情有時會導致消極的情緒效應。哲學家蘇珊·朗格（Susanne Langer）曾經把共情稱為「對個體的獨立性的不受控破壞」。這種「破壞」尤其體現於我們觀察到有人正在承受痛苦時，比如，我們愛的人。德國馬普學會（Max Planck Society）的神經科學家塔尼亞·辛格（Tania Singer）的腦神經研究表明，當人們看到別人處於痛苦中時，他們大腦中與痛覺有關的區域會產生鏡像活動。這可能是一種演化適應，幫助我們去預測和避免潛在的痛苦。
日內瓦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奧爾加·克利梅基（Olga Klimecki）也寫道：「分享快樂當然是很愉快的事情，而分享痛苦有時就會比較困難。」最壞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會感到「共情壓力」，這會阻止人們進一步的行動。壓力還會造成冷漠，退縮，無助感，甚至對健康有害。在疫情期間，醫護工作者們特別擔憂「共情疲憊」問題，特別是心理健康工作人員或醫院的醫生和護士。
所以，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如果一點共情都沒有肯定會雪上加霜，可能會讓我們離精神病態不遠了。科學家們不建議我們主動地去抑制共情。有時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著想，是採取積極行動、關心幫助別人的關鍵性第一步。
反之，研究建議的是：我們必須要認識到共情和近義詞同情（compassion）在深層意義上的區別。如果共情是要去與別人感同身受，那麼同情心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可以理解別人的痛苦，並且願意去幫助的感情」。有同情心，並不意味著你要和別人有一樣的感受，同情更近似於給予別人關懷。
保羅用大人安慰被小狗嚇到的孩子舉例。是否體會到孩子的恐懼並不影響成年人去幫助孩子。他寫道：「我們不必有同樣的經歷或者共情壓力，就可以對孩子有同情心，這是一種想要幫孩子消除痛苦的願望。」
通過掃描佛教僧人的大腦，辛格發現有可能通過簡單的正念（mindfulness）訓練促使人們產生更大的同情心。訓練的目標是讓他人產生積極和溫暖的想法，而不用去過多涉及他人的體驗。通過比較這種訓練與其他增強共情的方法，她和同事發現，該訓練會使共情壓力減少，並且能增加去幫助別人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回到一開始巴裡的受傷情緒：他的朋友卡麗沒有必要有共情地去感受巴裡輸了比賽的痛苦——這甚至會傷害她。但施以同情心呢？就算對方是個長方形的卡通人物，同情心也對它大有幫助。
作者：Richard Fisher | 封面：Stephan Schmitz
譯者：蘇木彎 | 審校：郵狸
原標題：《共情也會有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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