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在16世紀中葉面對著一種來自海上的嚴重威脅，這就是以「倭寇」之名著稱的日本海盜（「倭」是一個用於指日本人的古老名詞）。1540~1565年間，海盜的威脅達到了其最激烈的程度，而最危險的時代則處於1553~1555年之間，也就是緊接著在由阿勒坦汗率領的蒙古人那最危險攻擊之後。
倭寇行為在當時無疑並非新鮮事，它似乎在整個歷史上都以不間斷的方式肆虐逞兇，而且似乎系由東亞的所有海洋民族所為一一朝鮮人、沿海地區的中國人越南人、馬來人、蘇門答臘人、爪哇人等等。所以，對於「倭寇」一詞不應該作狹義上的理解，即使倭人（日本人）自14世紀末到16世紀初形成了海盜行為的最大隊伍也是這樣。
這其實是一支多國部隊，其活動極其多樣化，以至於大家只好以「海盜」這樣一個籠統的名字來稱呼。我們在他們之中發現了一些「浪人」（如僱傭兵騎士一般的人物），他們都附屬於松平大名和中國海岸，原是商人與海員。倭寇在16世紀中葉的首領是一名叫做王直的安徽籍漢人。他既是大商人又是海盜，與日本、呂宋、越南、暹羅、滿剌加從事海上貿易，同時也從事用於製造炸藥的硫磺以及絲綢和織錦的走私。他以琉球南部的島嶼為大本營，使人感到如此恐懼，以至被稱為「淨海王」。他後來又被騙至杭州，並於1557年被處死。
但我們在海盜的隊伍中還可以發現更為普通的人物，如小規模的走私商人、中國或外國血統的遠海航船船長，以及如同穿梭般來往於海岸與荒涼半島之間的船民。那些幾乎是荒涼的島嶼，被他們充作中轉站、倉庫或巢穴。最後，這種與走私貿易沆瀣一氣的海盜行為，在大陸上找到了大量同謀犯，其中包括船東和商人、貴族，有時甚至還有帝國官府中的官吏。
自14世紀末以來的發展十分明顯，當時的海盜行為，顯得似乎與使明王朝的締造者和其敵對者對立起來的鬥爭有聯繫。洪武的某些逃到了日本島上的敵對者，在那裡與日本海盜勾結起來。在他們之中還有方國珍（1319~1374年）的舊部。這個令人大惑不解的人物，同時把希望寄托在蒙古佔領者和抵抗運動身上，而他的軍隊就是浙江沿海的走私犯和海盜。
倭寇在1364和1371年間也出現在朝鮮，其中的某些人從這一時期起，就冒險到長江小港灣來搶劫崇明島、蘇州地區或更靠南的浙江與福建沿海城鄉。因此，從該王朝創立之初起，就使人感到了威脅，而最早的防禦措施正是從此時起採取的－組成一支戰船隊、統一海軍的指揮以及加強山東、江蘇和浙江沿海的防禦。正是由於採取了這些部署，再加上明朝在日本的外交活動及其制海權，海盜們的襲擊在15世紀的前幾十年間，才被平定了。但這些攻擊從未完全停止過。
明朝政府對其重視的證據之一，是由軍隊組織本身提供的，因為軍隊的主要職能之一，就是保衛從遼東半島直到廣東沿海地區。它並不僅僅是指保衛北京和滿洲這些戰略要塞地區，而且還要追捕海盜和確保防止他們入侵內地。然而，海盜活動在16世紀時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發展高潮。人們似乎洞察到了這種現象的原因，它從根本上像是與這個在從日本到印尼群島的整個東亞海面上從事的海上貿易時代那非常明顯的發展相聯繫。明王朝針對這種發展，卻相反的提出了一種既缺乏連貫性又缺少堅定性的遏制政策，這肯定可以由本質上既是戰略又是經濟的原因來解釋。
第三大港廣州則擁有一個「市舶司」，擔負著與印度尼西亞發展關係的使命。與此相反，私人貿易則根據當時的規則，而以或公開或秘密的方式，沿漫長的海岸進行。所以，廈門附近的一個非常活躍的港口海澄，就既與日本和琉球，又與滿刺加和摩鹿加（位於蘇拉威西和紐幾內亞之間）經商。在16世紀的東亞海面上非常活躍的所有貿易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在日本和中國海岸之間進行的貿易，它主要涉及到了黃金、白銀、銅錢和絲綢。這樣就可以解釋，當時「倭寇」活動重新猖獗起來的原因了。但另外一種因素似乎曾經促進過海盜活動的發展，這就是中國內地的社會和經濟變化以及最低下階級地位的惡化。走私和海盜活動最具有吸引力，就如同它們的災難最深重和利潤最高一樣。大家已經看到，它們與以前秘密開採礦山屬於同一類的活動。
政權的猶豫不決、反覆無常的寬容和不妥協的態度，也同樣既助長了海盜活動，又引發了礦工們的叛亂。倭寇於16世紀中葉加劇襲擊的直接原因，是明朝與日本官方關係的惡化，以及明朝政府當時為遏制秘密交易所作的努力。過去，日本的使節自永樂年間（1403~1424年）起，曾非常有規律，現在卻每十年僅接受惟一的一個來使，而其船隻的數目也被限制至兩艘，使者的人亦被限制在200人以內。這些數字於1432年被提高到三艘船和300人。但事實上，卻會經常超過這些數字，而使節也要比規定所允許的來往次數更為頻繁。儘管明王朝決定停止遣使，但我們在1432年之後的數年中，還總共計算到17個日本使團，故官方交往的規模似乎仍相當大。
日本人利用遣使的機會，在每次旅行時都把多達數萬把的東洋刀從日本輸入中國，同時還輸入數千萬斤的硫磺、作染料用的冷杉木、扇子等等。至於返程的運載貨物，則主要由絲綢、書籍、繪畫和銅幣組成。我們還應該順便指出這些使節在中國明代對日本影響的歷史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這些使團的成員中包括不少日本佛教僧侶，他們有時也身負官方的使命。這些僧人往往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不僅關心佛教，也熱愛中國的藝術、世俗文學和哲學。直到1403年，一直允許日本使節擁有在中國行走和居住的完全自由，而且在永樂年間還允許他們在那裡一次居住了整整一年。由於這類遣使，共有一百多名日本著名高僧於15~16世紀間前往中國，在從寧波到北京的路上，先後訪問了杭州、蘇州、淮河流域、天津，廣泛地與中國文人接觸。
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佛教高僧和弘法大師們，也利用出使的機會被派往日本，從而促進了當時的中國文化在日本國的傳播。我們還要指出一位原籍為浙江的名叫宋素卿（？～1525年）的中國富商，他與日本做生意並於1510年最終定居在那裡，後曾於1523年作為一個日本使團的成員在寧波登陸。部分原因是由於官方的關係和通過佛教高僧的媒介作用，一些中國的著作、書畫才得以典藏於日本。然而，明朝與日本之間的這些關係，約從1552年起惡化了。就在這一年，中國中央政府面對海盜侵擾的再次爆發，決定終止它在15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所採取的寬容態度。次年，兩個日本使團在寧波發生了爭論，二者各自都企圖讓明朝承認為合法使節。
被中國當局拒絕承認其官方性質的那個使團，則搶劫了該城。這些混亂更加鼓舞了強硬派的支持者。1530年，日本人不再被允許向寧波遣使了。海盜行為在這個時代得到了迅速發展，其成員的徵募擴大到了中國內地。海盜們的主要基地位於浙江海岸東北部的舟山群島、廈門地區和泉州、廣東東北部的潮州以及日本群島的南部列島。從山東北部直到廣東西部的中國全部海岸，甚至直到中國內地一百多公裡的縱深地區都受到了蹂躪。在長江以北的富裕而又人口眾多的地區，海盜們徑直進入到南京和安徽省的南部。明朝對海岸的防衛很難確保，以至於官府被迫徵調漁船。
只是在倭寇於1553~1555年的大規模蹂躪和屠殺之後，明朝才開始組織反攻。1556年，在浙江海岸形成了一種相對和平的局面。次年，繼胡宗憲將軍發動攻勢之後，又在福建恢復了和平。但中國海岸實際上只是繼俞大猷和戚繼光於1560～1570年間的軍事行動之後，才擺脫了海盜活動。
結語
海盜們於16世紀中葉的入侵，造成了非常巨大的破壞。但明朝對當時危局的反思，也加強了國家政府控制外國人和限制私人貿易的傳統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