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66 年普魯士的勝利，結束了長久以來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對德意志的霸權之爭。普魯士領土西起比利時和法國之間，東至俄國的立陶宛平原。普魯士人口佔了新成立的北德意志聯盟總人口的4/5。北德意志聯盟是一個包括23 個北部邦國的邦聯政體，其總部設在柏林。南部邦國黑森– 達姆施塔特、巴登、符騰堡和巴伐利亞沒有被吞併，卻被迫籤訂結盟合約，從此被置於普魯士的勢力範圍之內。
本文來自《薛丁格的貓先生》公號。
1864 年8 月1 日，丹麥國王克裡斯蒂安向普魯士和奧地利割讓了兩塊領地的所有主權。兩塊領地暫時由兩國聯合派軍駐守，其未來命運還要等待德意志邦聯的決議。照此時的情形來看，兩國的順利合作似乎將開啟一個二元霸權的和諧時代。這確實是奧地利想要的結果，俾斯麥也盡己所能蒙蔽奧地利。1864 年8 月，他向普魯士駐維也納大使指示：「只有奧地利和普魯士聯合起來，共同領導德意志，才可能有德意志政策。因此我們的根本目的就是和奧地利結成親密聯盟……如果奧地利和普魯士不能達成合作，那麼政治意義上的德意志就是不存在的。」俾斯麥這麼說很明顯是為了迎合奧地利的想法，是在施障眼法。俾斯麥的真正目的是讓普魯士單獨吞併兩塊領地，並且消滅奧地利在德意志的政治勢力。如果有必要，他將不惜發動戰爭以達到這一目的。早在1863 年，他就向俄國透露，普魯士可能很快就要對奧地利發動突襲，「就像腓特烈二世在1756 年做的那樣」。他的策略是通過和奧地利達成聯合駐守什勒斯維希– 霍爾斯坦的協議，給自己保留所有後路，抓住一切機會向奧地利挑釁。
對奧地利作戰前的德意志形勢
關於什勒斯維希– 霍爾斯坦的歸屬問題，雙方產生了分歧，而從地理角度來說，奧地利很不佔優勢。由於兩塊領地距離奧地利本土相當遙遠，奧地利不是很願意在那裡駐軍。1864 年秋，奧地利向普魯士提供了兩個選擇：一是，普魯士承認兩塊領地的獨立公國地位，而且這兩個公國由奧古斯滕伯格家族統治；二是，兩塊領地歸普魯士所有，但作為補償普魯士要將西裡西亞邊境附近的領土割讓給奧地利。俾斯麥拒絕接受任何一個選擇，宣布普魯士絕不考慮割讓西裡西亞領土，並且以相當神秘的口吻補充了一句：柏林對兩塊領地擁有特別權力。1865 年2 月，普魯士發表了一份挑釁性的宣言，表明任何形式的「獨立的」什勒斯維希– 霍爾斯坦公國都是附屬於普魯士的衛星公國。與此同時，駐紮在什勒斯維希– 霍爾斯坦的普魯士軍隊不斷擴張自己的勢力，引發了奧地利的強烈不滿。作為回應，奧地利將此事上報到德意志邦聯議會，並且要求重新商議奧古斯滕伯格家族的繼承權問題。時至夏天，一場戰爭似乎在所難免。弗朗茨·約瑟夫一世派大使覲見威廉國王，開始協商一份新的協議。戰爭的危機暫時解除了。
雙方經過協商，於1865 年8 月14 日籤署了《加施泰因公約》。依照俾斯麥的提議，公約規定，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將繼續共同擁有對什勒斯維希– 霍爾斯坦的主權，由普魯士統治什勒斯維希，由奧地利統治霍爾斯坦。而《加施泰因公約》只是俾斯麥的緩兵之計。在霍爾斯坦，普魯士軍隊繼續對奧地利軍隊進行挑釁。1866 年1月，在霍爾斯坦的一場支持奧古斯滕伯格家族的民族主義會議上，俾斯麥正面指責維也納違背公約。2 月28 日，在柏林舉行的一次王室會議決定，普魯士和奧地利必有一戰。參會的軍方將領、大臣和高外交官員一致認為，奧地利沒能遵守《加施泰因公約》，依然對普魯士採取敵對態度。會上，俾斯麥指出統領德意志是普魯士的「天然且正當的」使命，而奧地利卻對這一使命橫加阻撓，俾斯麥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廣泛認同。只有王儲還在呼籲和平解決爭端。
下一步，俾斯麥意圖與義大利結盟。皇室會議之後不久，普魯士就開始和義大利協商，並於1866 年4 月8 日籤署了合作協議，一致對抗奧地利。雙方承諾，如果在未來三個月中和奧地利開戰，則雙方將結成聯盟互相幫助。（在匈牙利安插內奸是普魯士由來已久的做法，在「七年戰爭」期間以及在18 世紀90 年代，腓特烈大帝和腓特烈·威廉二世都曾向匈牙利派出間諜。俾斯麥意圖效仿這一做法，但是在跟匈牙利革命運動組織交涉後無功而返。）在2 月28 日的皇室會議上，俾斯麥還提出，他要得到法國「更確切的承諾」。之後，普魯士開始試探巴黎的態度。普魯士和法國之間究竟是如何交涉的，現在我們也不甚明了。究竟俾斯麥對拿破崙給出了什麼樣的承諾，這個問題爭議很大，尚無定論。現在看來，很有可能的情況是，普魯士以比利時、盧森堡的多塊土地，可能還加上萊茵河和摩澤爾河之間的土地（包括普魯士的薩爾州以及巴伐利亞的巴拉丁）為代價，換取法國保持中立。同樣，奧地利也私下裡開出了類似的條件（包括在萊茵蘭的一個法國衛星國！）以換取法國的中立。因此，拿破崙三世相信，不管這場戰爭結果如何，自己都將坐收漁翁之利。
1864年，拿破崙三世統治下的法蘭西第二帝國
俄國的態度也至關重要。1848~1850 年，俄國一方面阻撓腓特烈·威廉四世和拉多維茨的統一計劃，另一方面幫助奧地利振興國力。然而到1866 年，形式發生了變化。俄國國內正在進行政治改革，因此無暇抽身幹涉他國。俄國和奧地利的關係依舊處於冰點（俄國認為如果將來發生戰爭，其對手應該是奧地利或英國，而不是普魯士）。克裡米亞戰爭之後，俄國和奧地利的關係疏遠，1859 年卡武爾就從這種形勢中獲利。當義大利危機爆發的時候，俾斯麥剛好離開法蘭克福的職位，在聖彼得堡的普魯士使館任職，因此他不可能不清楚這中間的利害關係。從擔任首相初期起，俾斯麥就小心處理和俄國的關係。因此當時的普魯士不用擔心俄國會插手協助奧地利。
以上是俾斯麥在外交方面做的準備。在其他方面，他還採取措施擾亂德意志的自由主義者陣營，動搖德意志民眾對德意志邦聯的信任。4 月9 日，俾斯麥突然向德意志邦聯議會提出一項議案，提議設立德意志國民議會，其成員由所有男性選民直接選舉。邦聯議會的議員們還在權衡這個意料之外的議案，就有消息傳來，4 月21 日義大利開始調動軍隊，相應地，奧地利部分地區開始戰時動員。從此，軍隊部署不斷推進，事態不斷升級，最終雙方都全面進入動員階段。
當這兩個德意志大國備戰的時候，德意志其他邦國大多數是支持奧地利的。5 月9 日，邦聯議會多數表決通過決議，要求普魯士對其軍事行動做出解釋。月底，奧地利正式交出對什勒斯維希– 霍爾斯坦的權力。7 月初，普魯士出兵霍爾斯坦，奧地利軍隊退守漢諾瓦，沒有進行抵抗。7 月11 日，奧地利駐邦聯議會大使譴責普魯士非法佔領霍爾斯坦，違背了《加施泰因公約》，並提議邦聯出兵抵抗普魯士。7 月14 日，邦聯議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在法蘭克福舉辦，會上多數表決通過了奧地利的提議。作為回應，普魯士代表宣布普魯士不再承認邦聯議會，之後離開了會場。5 天之後，義大利對奧地利宣戰。
現已確保俄國和法國都不會插手。1866 年夏，普魯士對奧地利開戰。當時歐洲國際形勢更有利於普魯士，但普魯士並沒有絕對的勝算。當時多數人，包括1859 年曾和奧地利作戰的拿破崙三世，都預測奧地利會贏。這兩國軍隊在丹麥戰爭中的表現，也沒有給普魯士增加多少勝算。確實，1859 年普魯士開始進行軍隊改革，但改革並不十分徹底。奧地利也在1859 年遭受打擊之後進行了軍隊改革。它擁有先進的炮兵部隊，以及訓練有素的炮兵連。在波希米亞進行的決定性戰役中，也確實是普魯士在人數上更佔優勢：普魯士254 000 人，奧地利245 000 人。當然，如果沒有義大利出動200 000 人進攻威尼斯，使得奧地利不得不抽調100 000 名士兵增援南方戰線，形勢會大不相同。
奧地利還擁有一個重要的戰略優勢：1866 年，多數中立的德意志邦國站在奧地利這一邊。因此，普魯士不僅要對抗奧地利，還要對抗其他參戰邦國，其中最讓它頭疼的當屬漢諾瓦和薩克森。1866 年，邦聯軍隊總共召集的兵力達到了150 000 人，他們分屬幾支相互獨立的軍隊。為此，普魯士總指揮赫爾穆特·馮·毛奇不得不將軍隊分拆成四個部分，以便能更快速地通過鐵路將軍隊運往奧地利、薩克森和漢諾瓦前線。相比之下，奧地利的兵力則更加集中，更具內線作戰的優勢。
1866年德意志形勢，藍色為普魯士，紅色為奧地利
那麼，為什麼普魯士取得了最終勝利？俾斯麥著名的「鐵血政策」一般被認為彰顯了工業在鞏固普魯士國力中所發揮作用。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普魯士，或者說至少普魯士部分地區，確實經歷了工業大發展。但在這場戰爭中，工業發展所起的作用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大。沒有數據供我們直接比較，但也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1866 年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的經濟實力有本質上的差距。在某些方面，普魯士的經濟還要更為落後一些，例如，相比於奧地利，普魯士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更高。在武器軍備方面，對製造工藝要求最高的是炮兵部隊的野戰炮，而在這一方面，奧地利具有明顯優勢。從各方面看，這場戰爭都不是工業和經濟實力的較量。戰爭耗時短，在開始不久後，便迅速結束，雙方都是依靠現有武器作戰。毛奇確實非常重視鐵路運輸，但是在實際作戰過程中，毛奇精心設計的計劃曾幾乎致普魯士軍隊於死地；在克尼格雷茨戰役中，當補給列車趕來的時候，普魯士軍隊已經打贏了。同時，正如曾經腓特烈大帝的軍隊那樣，在作戰過程中，普魯士軍隊依靠土地或自有財產，自給自足。因此，在這場戰爭中，相比於軍事以及政治文化，工業實力並沒有那麼重要。
普奧戰爭期間，普魯士借鑑美國南北戰爭，以鐵路運送兵力
儘管邦聯軍隊人數高達150 000，其戰鬥力卻不是很強。嚴格來說，邦聯軍隊並不能算是一支軍隊，因為這支軍隊從來沒有一起訓練過，而且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揮系統，這種情況是半個世紀以來德意志邦聯實行的特殊主義所造成的。同時，中立邦國並不願意主動進攻普魯士。邦聯憲法規定，各邦國之間不得以武力解決爭端，因此其他邦國寧願等待普魯士公開出兵之後再行動。邦聯部隊中人數最多的邦聯第七軍（65 000 人）是由巴伐利亞統領的，而巴伐利亞在1866 年6月初就告知維也納，只有普魯士真正出兵進攻其他邦國，巴伐利亞才會行動。因此，其他邦國都不願對普魯士採取任何先發制人的措施。
由於內部政治分歧嚴重，許多其他邦聯部隊無法進行迅速協調的軍事行動。以邦聯第八軍為例，這支部隊由來自符騰堡、巴登和黑森– 達姆施塔特的軍隊組成。任統帥的黑森親王亞歷山大是個親奧地利派，但是來自符騰堡的參謀長卻更加謹慎。根據符騰堡國王的指示，他的任務是拖延亞歷山大親王的行動，盡力阻止軍隊東進，從而保證在必要的時候部隊可以撤回保衛符騰堡。面對普魯士的進攻，漢諾瓦部隊撤退南下，期望巴伐利亞或者奧地利軍隊會北上增援。這支部隊在朗根薩爾察和普魯士軍隊發生了一場小型戰役，但隨後面對普魯士部隊的增援，這支部隊不得不放棄抵抗，並在6 月29 日投降。部隊的士兵獲得了免費的回鄉火車票。漢諾瓦戰敗的消息傳來，其他邦國更加堅定了坐視戰況保衛本土的態度。真正參戰的是薩克森人，他們離開本國在波希米亞和奧地利軍隊並肩作戰。
1866 年普魯士軍隊能夠獲勝， 要歸功於其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相比於丹麥戰爭，在波希米亞戰場上，毛奇更為徹底地實行了一種創新性的戰略理念。其策略是將普魯士軍隊拆分成儘可能小的分隊，以便在需要時可以快速調動，目的是能夠在最後關頭將數支部隊集結起來，給敵人致命一擊。這種策略的優點在於，在通過狹窄的鄉間小路和單軌單路行軍的時候，可以減輕運輸壓力，從而避免交通堵塞。普魯士軍隊在戰場上更加靈活，移動也更加迅速，從而在戰場上有更大的主動權。這種策略動用了當時最先進的基礎設施，尤其是鐵路和公路，還有電報，因為軍隊一旦分開就無法通信，需要總部通過電報對其進行嚴密精確的協調指揮。這個策略的主要缺陷（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是實施起來很容易失誤。如果軍隊被迫偏離原定路線，或者未能跟上其他部隊的步伐，就很有可能被兵力更強的敵人逐一殲滅。
赫爾穆特·馮·毛奇，德意志帝國統一的元勳
與此同時，為了打造歐洲最強軍隊，普魯士還採取了其他一些策略。在1860 年代中期，普魯士是唯一一個使用後膛槍（又稱撞針槍）的國家。這種槍是現代來復槍的雛形。其彈藥筒包括一個裝滿炸藥的圓柱體和安裝在上面的射彈；彈藥筒放在金屬腔內，通過錘擊引爆（錘子由於其細長的形狀而被稱為「針」）。相比於其他多數歐洲國家使用的傳統的前膛式武器，撞針槍具有顯著優勢，其裝載和射擊的速度提高了3 到5 倍。如果一個士兵隱蔽在草叢或大樹後，他在裝載和射擊的過程中無須起身暴露自己。同時，這種武器在使用中也無須取下彈藥，填塞，然後打掉槍管。在近距離作戰時，後膛槍比以往其他的武器都更加精密靈活。
後膛槍
後膛槍的製造方法也並不是什麼機密。但是許多國家並沒有選擇它作為主要武器。原因是最初的後膛槍非常不可靠，其氣密層有時不穩定，會導致槍膛爆炸或者是射出灼熱的彈藥，這一點讓普通步兵望而卻步。許多士兵在接受訓練使用早一代的撞針槍時發現，栓式槍機很容易卡住，要用石頭才能砸開；而且在頻繁開火時槍容易堵塞。另一個擔心是，士兵在使用這種精密武器時容易開火過快，浪費寶貴的彈藥，並最終在彈藥用盡時丟槍逃跑。相比之下，其他國家認為，老式的前膛槍由於開火速度慢，可以給前線士兵形成一種約束。其他國家拒絕使用後膛槍的最重要的原因，也許是他們更傾向於採用「突擊戰術」。這種觀點是基於一種軍事思想——同時也是19 世紀中期許多歐洲軍事思想家所秉持的正統思想——在正式戰鬥中，步兵火力的作用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準確性高、威懾力強的炮兵。在前線作戰時，要緊的是奪走敵人有利的戰略位置，要達到這一目的，派出大量配備刺刀的士兵進行迅速出擊是最有效的。面對國內的反對聲音，普魯士軍方對後膛槍進行了嚴密的測試和改進，每一批生產的後膛槍精密性都有提高，而生產槍枝和彈藥的費用也在下降。與此同時，軍隊也針對後膛槍推出相關政策，以提高士兵的操作技術並規範其使用紀律。1862 年至1864 年，奧地利一直在縮減軍隊射擊訓練的預算，將重點放在「突擊戰術」上；與此同時，普魯士軍隊廣泛開展了射擊訓練：士兵學習不同射程的射擊方法；學習如何用肉眼糾正子彈飛行弧度產生的偏差，並且要把自己射擊訓練的成績記錄在「射擊簿」上。普魯士先進的教育體系功不可沒，正是普魯士國民極高的識字率和計算水平，使這樣的軍事訓練得以進行。這也意味著前線士兵擁有更多的自主權。新的普魯士士兵（最起碼在理論上）是專業人士，而不是任憑驅趕的牛群。普魯士軍隊之所以能夠在一系列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繫的領域取得技術創新要歸功於他們的總參謀長，他擅長將武器研發和戰略理念的研究結合在一起。
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普魯士軍隊和奧地利軍隊在作戰過程中越來越具有互補性。奧地利著重改進其「突擊戰術」——經歷了1859 年的一系列挫敗之後尤為如此；而普魯士著重進行以撞針槍為重點的「槍火戰術」。針對大批軍隊，毛奇採取的是迅速而靈活的主動進攻策略，與此同時，在戰場上，毛奇又可以保證步兵部隊保守的防守策略。相比之下，奧地利更傾向於在戰略上保守而在戰術上主動。但這些都不是普魯士得勝的關鍵。即使從今天的眼光來看，「槍火戰術」也並非優於「突擊戰術」。1866 年6 月24 日，奧地利憑藉「突擊戰術」在庫斯託扎戰勝了義大利。而普魯士本身也曾憑藉「突擊戰術」在杜佩戰勝了丹麥軍隊。從奧地利的角度來看，普魯士軍隊分散的兵力和延長的補給鏈早晚會在進攻過程中暴露出弱點，可以讓奧地利趁機給它致命一擊。奧地利的這種想法不無道理。同時，撞針槍也沒有給普魯士帶來絕對優勢，畢竟1854 年多數奧地利士兵使用的前膛槍更加精確，射程也更遠。
普奧戰爭勳章（普魯士）
然而，在波希米亞戰場上，普魯士速度快的優勢戰勝了奧地利射程遠的優勢；同時，奧地利的刺刀步兵完全不敵普魯士軍隊後膛槍的密集炮火。早在6 月28 日，戰爭剛開始不久，奧地利就見識到了「槍火戰術」的威力。在小鎮波多爾，奧地利第一軍的長官克拉姆– 加拉斯與兩個普魯士步兵連在伊塞河兩岸隔橋對峙。當普魯士援軍到來並發起進攻時，奧地利軍隊舉起刺刀進行抵抗。普魯士軍隊沒有退縮，而是繼續前進，集結前鋒部隊向奧地利軍隊迅速開火。槍戰進行了30 分鐘。奧地利的攻勢被擊退之後，普魯士軍隊徹底清掃了小鎮的每一條街，「日暮之後，各個軍隊之間通過來復槍保持通信」。在波多爾之戰中，3 000 名參戰的奧地利士兵中將近500 名被射殺；普魯士傷亡大約130 人。到了凌晨2 點，奧地利軍隊終於招架不住開始撤退。
在這次戰鬥的前一天，普魯士第2 軍和奧地利第6 軍在波希米亞的納霍德高原交戰，雙方的傷亡比例同樣懸殊——普魯士傷亡1 200 人，而奧地利傷亡高達5 700 人。在這場惡戰中，參戰的奧地利士兵中有超過1/5 或死或傷。即使在奧地利戰勝的例子中，雙方傷亡人數也同樣相差頗大，比如在陶特瑙之戰中，普魯士處於下風並且不得不從波希米亞撤出退守深山，奧地利的傷亡人數為4 800，而普魯士的傷亡人數僅為1 300。
普奧戰爭，普魯士大勝奧地利
當然，不能把普魯士的勝利歸功於撞針槍。儘管對於諸多因素的影響無法準確計算，但確實有證據顯示相比於普魯士，奧地利軍隊士氣不足。在逃兵和被普魯士俘虜的健全士兵中，波蘭、烏克蘭、羅馬尼亞和威尼斯士兵佔大多數，這表明非德意志士兵（匈牙利士兵除外）的戰鬥熱情要比奧地利士兵低。依附於哈布斯堡王朝的義大利人當然不會歡迎對自己同胞開火的戰爭。在1866 年6 月26 於許納瓦澤爆發的一次小規模衝突中，一名參戰的普魯士軍官很驚訝地發現，三名維也納步兵竟然在村子周邊高高的谷堆上坐等戰鬥結束。據稱，看到普魯士士兵，他們放下了武器，親吻普魯士士兵的手祈求寬恕。奧地利方面還存在交流問題：在許多奧地利軍隊中，軍官和士兵語言不通。奧地利第一軍參謀長在回憶慕尼黑城堡之戰時稱，混合了波蘭和烏克蘭士兵的XXX團士兵，靠長官的手語指揮英勇作戰，直至天黑無法看清。相比之下，普魯士軍隊招募的波蘭士兵則更加忠誠可靠。
普奧戰爭中，波蘭輕騎兵對普魯士軍隊發起衝鋒
奧地利的指揮方式是其戰敗的另一個因素。普魯士軍隊有誤解指令、溝通失誤以及違抗指揮的情況，而奧地利的問題在於系統性的混亂指揮，經常出現的前後混亂或不一致的指令，使軍隊無法行動；同時軍隊常常會為上級指令的利弊爭執不休，從而耽誤時間，同時軍官們常常無法清楚地認識到某個軍事行動的短期和長期目標。補給列車常常無法按時趕到，導致軍隊在長時間的戰鬥之後無法補充食物和水。同時，奧地利也沒能像普魯士軍隊那樣保持參謀組織的權威和凝聚力。到7月初，波希米亞的北軍參謀處已經變得相當渙散，其成員幾乎變成了信使和指令起草者。最後，奧地利的戰地指揮官路德維希·貝內德克將軍犯下了一系列致命的錯誤，其中最嚴重的一個是在7 月初，他將奧地利部隊駐紮在了克尼格雷茨周圍的森林，在這裡奧地利軍隊被普魯士逮個正著，後路也被易北河切斷了。
克尼格雷茨戰役也被稱為薩多瓦戰役
也正是在這裡雙方在1866 年7 月3 日進行了大決戰。雙方交戰共17 個小時，參戰士兵將近50 萬，戰線從克尼格雷茨的河岸要塞一直延伸到波希米亞的小鎮薩德瓦。這場大型戰事的發生並非在計劃之內。貝內德克並沒有打算作戰，他是在前往奧洛穆克的途中被困在此處的。剛開始他還希望奧地利國王能夠啟動跟普魯士的和平談判，從而使他免於一戰。普魯士方面，一直到6 月30 日，兩支主要軍隊都無法保持聯絡，同時指揮官們也都不清楚奧地利北軍的確切位置。7 月3 日雙方開戰的部分原因是出於偶然。前一天晚上，弗雷德裡克·查爾斯親王遭遇了一支奧地利軍隊，從而堅信貝內德克意欲駐守此地向普魯士開戰，因此他沒有向總司令請示便在凌晨向奧地利發起進攻。這時，仍然是奧地利軍隊勝算比較大，這是因為奧地利軍隊地處高地，戰壕堅固並且擁有先進的重型火炮。然而最後獲勝的卻是普魯士。當普魯士第一軍和奧地利軍隊正面作戰，到早晨快結束時，王儲弗雷德裡克率領第二軍側面襲擊奧地利。戰況愈加危急，貝內德克卻沒能把握機會攻擊敵軍的弱點。他還犯下另外一個錯誤，將43 個營的兵力投入戰況危急的什維普瓦爾德，那裡是茂密的森林而且是普魯士軍隊的左翼，普魯士軍隊用撞針槍一次又一次擊退了奧地利的進攻。下午快結束的時候，奧地利不得不撤兵。普魯士取得了全面勝利。奧地利北軍傷亡達40 000 人，戰場上的步兵旅全都喪失了戰鬥力。
貝內德克不敵老毛奇，克尼格雷茨戰役後引咎辭職
1866 年7 月22 日，奧地利國王弗朗茨·約瑟夫向普魯士投降。奧地利– 普魯士戰爭在開始後僅7 周便畫上了句號。奧地利沒有割讓土地，但不得不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聯，同時建立北德意志邦聯，邦聯由普魯士統領，疆界為美因河以北。除了奧地利忠實的同盟薩克森之外，普魯士可以任意兼併北部的邦國。什勒斯維希– 霍爾斯坦、黑森– 達姆施塔特的部分地區以及漢諾瓦、黑森– 卡塞爾、拿騷以及法蘭克福的全部地區均被普魯士吞併。不幸的法蘭克福市民，由於目睹了戰爭前夕普魯士的外交恥辱，被處以2 500 萬荷蘭盾的賠償金。
俾斯麥不僅擊敗了敵國勢力，也打敗了國內敵人。1866 年2 月底，由於俾斯麥的專橫統治和挑釁行為，國內自由主義者聯合起來形成了堅固的反對派聯盟。奧地利國內的參戰熱情相當高漲，而普魯士國內卻存在強烈的反戰情緒。3 月25 日，一場反戰集會在萊茵蘭的工業城市索林根舉行，並且在全國掀起了反戰浪潮。反戰請願和反戰宣言像洪水一樣湧來。照當時的形勢來看，自由主義者似乎已經成功掀起了大規模的運動。
普魯士參戰並獲勝的消息徹底扭轉了局勢。普魯士攻佔漢諾瓦、德勒斯登和卡塞爾的消息傳來，國內一片歡呼。所到之處，俾斯麥都受到熱情民眾的簇擁。6 月25 日舉行的州議會第一輪選舉中，這場戰爭對國內政治的影響首次顯現出來，選舉結果出現大幅度反轉，保守派獲得優勢。7 月3 日，當普魯士軍隊向克尼格雷茨附近的奧地利軍隊發起進攻時，第二輪選舉進行，結果產生了一屆保守黨議員佔142 個席位的議會（之前一屆議會保守黨議員只佔28 個席位）。俾斯麥已經預料到了這一點：「到了做決定的時候。」他告訴普魯士駐巴黎大使馮·德·戈爾茨伯爵：「民眾會站在國王這一邊的。」
普魯士在克尼格雷茨得勝，加上隨後奧地利的投降，使得之前議會中的自由主義反對派難以立足。他們無法再繼續反對軍事改革的合法性。奧地利支付的4 000 萬弗羅林的賠款使政府在財政上恢復了流動性，並且更加脫離議會的控制。自由主義者陣營中的許多領導者也深受普魯士勝利的觸動。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革命派大臣古斯塔夫·梅菲森，他在觀看菩提樹下大街的勝利遊行時高興得幾近陶醉，他說道：「這一刻讓我無法忘懷，我並不是戰神的擁護者，比起戰爭之神，我更加擁戴美的女神和優雅之母。但是這次戰爭勝利像是對和平之子施加了魔法，讓人忍不住注視著沒有盡頭的遊行隊伍，人們高呼的是我們此刻的神——勝利。」另一個例子是工業家維爾納·馮·西門子，對他來說，戰爭的勝利是轉折性的。在幾個月的時間內，他和自由派朋友斷交，努力和俾斯麥和解，之後他完全退出了政治，一心發展自己的公司。
普魯士藍，在一戰前一直應用於普魯士軍隊制服
對於許多自由主義者來說，很明顯1866 年是一個全新的起點。在很多人眼裡，戰勝信奉新專制主義的奧地利（同時也擊敗了天主教幹涉德意志事務的力量）本質上是一項自由主義運動的成就。俾斯麥承諾以憲法為基礎建立一個聯繫更加緊密的國家聯盟，這也正是自由主義者們內心深處所嚮往的。自由主義者認為，俾斯麥所提議的國家聯盟可以形成一個更加理性的政治秩序，從而推動政治和憲政進步。這種樂觀的期望根植於一種信念，也就是普魯士王國在本質上是進步的，正是這一信念確立了普魯士在新德意志中合法的領導地位。這種信念和軍方領導的一些思想不謀而合。有時毛奇本身也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認為普魯士是一個進步、公正而理性的典範國家，它走在歷史進步的前沿，因而必然要在政治上起到領袖作用。正是這種對普魯士的根本上的進步性和優秀品質（無論政府形式如何）的共識，彌合了憲法危機造成的國內分歧。
俾斯麥意識到，重新整合普魯士政治體系的時機已經到來。他意識到，自由主義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能量巨大，不能將其一直排擠在權力中心之外。因此，他切實實行了19 世紀50 年代革命後籤訂的協議，而並沒有針對現行憲法發起政變，這一點讓那些邊遠地區的保守主義者很失望，因為他們一直想當然地認為俾斯麥和自己是一派的。政府向議會提交了賠償議案，這就相當於公開承認了政府在危機中的舉動是非法的，並且重新確立了議會的權威性以及現行憲法的地位。除此之外，俾斯麥還精心策劃了其他讓步舉措，最終成功瓦解了本來就搖搖欲墜的自由主義反對派聯盟。反對俾斯麥的進步主義者團體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叛逃者。這些叛逃者們，例如卡爾·特維斯滕（僅僅在四年之前他還在決鬥之中被內閣大臣曼陀菲爾射中手臂）受到了俾斯麥的熱烈歡迎。俾斯麥恭敬地邀請其餘持懷疑態度的人一起商議如何進一步為自由主義者爭取權益，這一舉動使這些人也投入了俾斯麥的陣營。
俾斯麥和溫和反對派之間達成和解，憲法危機中形成的自由主義戰線也最終瓦解了。民族自由主義者和一些進步主義者之間產生了分歧：國家自由主義者認為只有實現國家統一，才能建立一個更加理性合理的政治秩序；而進步主義者主要關注自由和議會權力——這也是憲法危機的核心問題。有趣的是，新加入普魯士的「新普魯士人」很快主宰了剛剛起步的民族自由主義運動，該運動中最突出的兩個領袖，魯道夫·馮·本尼希森和約翰內斯·米克爾，都是1866 年漢諾瓦併入普魯士後才當選的漢諾瓦人（很多老的普魯士自由主義者無法擺脫危機年代的反感情緒）。
保守主義者陣營內部也相應地出現了分裂。許多保守主義者一直希望可以借普魯士戰勝之機對議會立憲制進行徹底清算。因而俾斯麥提交賠償議案的決定讓他們非常失望。結果就是保守主義者內部出現了裂痕：一派是「自由保守主義者」，他們支持有冒險精神的首相俾斯麥；另一派是「老派保守主義者」，他們深深厭惡任何通過政治讓步安撫自由主義者的行動。在兩個極端之間出現了一個新的團體，這個團體混合了溫和自由派和靈活的俾斯麥式保守主義者。正是這個團體將在普魯士議會以及北德意志邦聯的新議會中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支撐。這不僅僅是俾斯麥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成就，而且是19 世紀50 年代革命後達成的政治協議的回歸。正是憲法危機使自由主義者團結起來結成聯盟，一旦局勢緩解，他們就分裂成原教旨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同樣，1866~1867 年，保守派內部出現分裂的同時，1848~1849年憲法體系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也存在著早已形成的裂痕。在克尼格雷茨之戰後，這一裂痕被另外一個對立矛盾所掩蓋：一些普魯士人（包括大批的虔信派東易北地主）不願放棄自己的普魯士人身份，而另一些人則願意擁護更廣泛意義上的德意志。
1867年的普魯士領土（淺藍色區域）
1866 年普魯士的勝利，結束了長久以來普魯士和奧地利兩國對德意志的霸權之爭。普魯士領土西起比利時和法國之間，東至俄國的立陶宛平原。普魯士人口佔了新成立的北德意志聯盟總人口的4/5。北德意志聯盟是一個包括23 個北部邦國的邦聯政體，其總部設在柏林。南部邦國黑森– 達姆施塔特、巴登、符騰堡和巴伐利亞沒有被吞併，卻被迫籤訂結盟合約，從此被置於普魯士的勢力範圍之內。也許北德意志邦國看起來有些類似於老德意志邦聯（7 月28 日在奧格斯堡的三摩爾賓館的餐廳進行的會議中，老德意志邦聯識趣地投票自行解散），但實際上這只是普魯士行使霸權的一個幌子。在軍事和外交方面，普魯士擁有絕對權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如威廉國王所說的那樣，北德意志邦國是「普魯士延伸的臂膀」。然而，與此同時，新邦聯也給1866 年的權力政治決議賦予了一定的半民主的合法性。從憲法意義上來說，這是德意志和普魯士歷史上都前所未有的一次嘗試。邦聯議會代表了所有邦國的男性選民。邦國代表的選舉依照1849 年革命者起草的選舉法進行。沒有人試圖推行普魯士將選民劃分為三個等級的做法，所有25 歲以上的男性選民都擁有自由平等的不記名投票權。革命後各方力量相互作用，北德意志邦聯是這種相互作用所產生的遲來的果實，它融合了舊的親王內閣的政治元素和新的不可捉摸的國民議會代表制。（本文摘選自《鋼鐵帝國: 普魯士的興衰 1600～1947》，克里斯多福·克拉克著，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12月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文章有刪減。編輯：吳珊瑩、章家正，標題、圖片為編者所加，圖片源於網絡，合作、轉載請留言。）
克里斯多福·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劍橋大學聖凱薩琳學院現代歐洲史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澳大利亞人文學院院士。曾於2007年英國歷史學界殊榮「沃爾夫森歷史獎」。2015年6月，因對英德關係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克拉克經英國外交大臣舉薦，被授予爵士頭銜。著有《夢遊者：1914年，歐洲如何走向「一戰」》《鋼鐵帝國：普魯士的興衰1600～1947》等好評如潮的歷史作品。
「普魯士」這一名字本身是一個人工產物，它的來源並非是霍亨索倫王朝的北部核心領土（柏林附近的布蘭登堡馬克），而是霍亨索倫家族最東部的一個同布蘭登堡並不毗連的波羅的海公國屬地。普魯士傳統的本質就是沒有傳統。本書主要探討普魯士的興衰。只有通過對其興和衰兩個過程進行評價，我們才能理解眾多人記憶中如此強大的普魯士何以突然問徹底從政治舞臺消失，且無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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