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維平
2019年，註定是中國電影的主旋律年，從年初的《流浪地球》，到國慶三部大片《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中國機長》，不但在票房成績上屢破紀錄，更是在社會話題和口碑上獲得巨大認可。
在剛剛迎來市場改革，國產電影乏人問津，好萊塢電影長驅而入的90年代，沒有人能想到，主旋律商業片這種中國特有的類型，有朝一日可以席捲本土，成為跟《復仇者聯盟》這樣的好萊塢大片相抗衡的國民類型。
回看過去的20多年，主旋律商業片這一類型的變遷，背後是中國電影逐步市場化和崛起的過程。可以說，主旋律的崛起，是結出的那顆果實，而中國電影的市場化和整體產業的發展，是果實成長的土壤和基礎。
我們回望了一路走來主旋律所經歷的三個過程，可以肯定的是，主旋律商業片的變化和發展還遠沒有結束，這種獨有類型的前景依然廣闊。
主旋律第一階段：全面擁抱市場和商業化
中國電影的市場化，是晚於改革開放的，一直到了1993年，中國電影還是計劃經濟的經營方式，所有影片由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十幾家國有電影製片廠生產，統一由中影發行，基本上是統購包銷，靈活性極差，更不要提市場了。
為了刺激票房增長，激活觀眾觀影熱情，1994年8月，當時的廣電部出臺規定，自1995年起，中影公司每年引進十部進口大片。香港影片也以進口片的身份得以進入大陸市場。而1994年底，引進的第一部好萊塢影片《亡命天涯》2580萬的票房，也成為了目前為止第一部有商業票房記錄的影片。
逐漸開放的90年代電影市場，基本上是國產片、港片、好萊塢引進片三分天下的時代。比如1995年的票房前三名就是施瓦辛格的《真實的謊言》、成龍影片《紅番區》，還有姜文的第一部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
《陽光燦爛的日子》
當時的國產片很大部分就是國有製片廠創作的主旋律影片，在市場化改革的初期，電影依然承擔了很大的主流宣傳任務，雖然已經在開始講故事了。
比如1996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出品的主旋律影片《孔繁森》，拿到當年第八名的票房成績。之後獲得市場認可的主旋律，還有《鴉片戰爭》（1997）、《大轉折：挺進大別山》（1997）、《紅河谷》（1997）、《周恩來外交風雲》（1998）。他們跟市場上所有的重要影片，一點點衝破體制的桎梏，將中國電影帶進了真正市場化的大江大河裡。
《紅河谷》
政策也在越來越市場化，1993年，國家取消了中影公司的壟斷髮行權。1997年，16家國有製片廠的壟斷局面被打破，「個人以資助、投資的形式」均可「參加攝製電影片」，民營公司華誼兄弟崛起。
當時還發生了關於電影到底是不是商品，電影到底是不是一個產業的討論，最終達成的應該按照產業來管理電影的共識，也為後續的市場化改革掃除了觀念障礙。
不過在市場還沒有完全放開之前，因為國有電影製片廠失去了國家撥款，生產量銳減，中國電影在1999年跌到了谷底，全年票房只有8億元，很多影院被租賃成了服裝門面勉力存在。
更大的開放是外部刺激下才實現的，2001年，中國加入WTO，協議約定分帳片配額從10部增加到20部。好萊塢影片來勢洶洶，倒逼電影行業進行更大的開放，由此，2002年出臺了《電影管理條例》，完成了中國電影業最重要的制度改革，對市場全面放開影院經營、電影發行權，加上之前的電影攝製，電影整個上中下遊得以對民營企業放開。中國電影開始了騰飛之路。
也是在2002年，張藝謀通過《英雄》打開了商業化運作的局面，由此開啟了中國電影大明星+大宣發的大片時代，也是在這種環境的刺激下，國產電影迎來了市場化的蓬勃發展，從2003年開始至2009年,年度票房從10億增長到63億,年複合增長率為35%。
主旋律也開始了它擁抱市場和商業化的第一次綻放，2009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周年的《建國大業》在國慶前夕上映。
這部影片，由黃建新、韓三平執導，將當時風行的大片經驗嫁接到主旋律上，出現了巨星雲集+鮮肉打醬油+官方敘事的主旋律電影模式，這一模式也在後續的《建黨偉業》、《建軍大業》裡延續。
在復盤電影時，導演黃建新直言，「我們認識到拍電影不是拍宣傳片，不是為一個政策，為一個事件去做宣傳，我們是寫在歷史的進程中這些重要人物心理的過程，精神的過程。必現讓領袖有常態情感，他們發火，他們笑，他們歡樂……這些情感是最容易跟老百姓勾通的。」黃建新表示，過去的主旋律創作往往將領袖人物的性格模式化，讓觀眾難以接近。韓三平也認為，觀眾其實不會排斥主旋律，所以不能將主旋律做得僵硬和模式化。
影片在2009年拿到了票房年度第三的成績，主旋律被重新激活。
主旋律第二階段：創作者主動尋求突破
跟第一階段主旋律更多是政治宣傳的應景之作不同，這一階段的作品是由市場操盤手和創作者自發創作出來的，他們成功地在主旋律這個類型裡找到創作空間。
這一階段的弄潮兒，是由博納、吳京這樣的民營公司和創作者所主導的。
從2009年上映，講述救援孫中山的《十月圍城》開始，博納就在試圖對概念先行的主旋律影片進行思想價值和美學價值的突破。「我們賦予了英雄人物家國情懷的同時，也塑造了他的生活細節，他有缺點，但在危險面前表現出來的那種光芒，（觀眾）不言而喻會被感動。」其次是在語境上跟年輕人接軌，在技術上嚴格採用大片的技術標準，比如打到石頭、木頭、叢林裡的聲音，都有非常清晰的層次。用現代電影的方式去講故事，歸結到一點就是提高觀賞性。
《十月圍城》
《十月圍城》試水後，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更是博納主旋律大片的首次嘗試。拍這個片子的初衷，源自博納於冬童年接受這些紅色電影的基因，孤膽英雄、黑話、土匪頭子很有意思。改編時關於解放軍的部分原汁原味不動，但把八大金剛、座山雕反派進行了豐富。
在接下來的幾年，於冬將這套主旋律市場化運營的方法論，放大升級，跟不同的政府部門合作，將官方宣傳需求和類型化表達結合，繼徐克之後，又啟用了林超賢、劉偉強等香港導演，《湄公河行動》是它的又一次成功，之後在《紅海行動》、《中國機長》上達到了巔峰。
而且這類影片在宣傳上用商業大片包裝，《智取威虎山》的宣傳點是好萊塢式的諜戰大片，刻意不往主旋律上說，到了《湄公河行動》宣傳口號就是「保家衛國」，到《紅海行動》更是往主旋律上去。而博納在 拆掉溝通的牆之後，發現年輕人特別喜歡看這種主流大片。
在另一邊，一股極富韌性的年輕力量也在這個越來越蓬勃的電影市場裡，找到了新式主旋律影片的表達機遇。
吳京，這個一直嚮往成為一名軍人的武打演員，在2012年主演了一部由南京軍區支持的電視劇，叫《我是特種兵之利刃出鞘》，更早的時候，他執導了一部香港類型電影《狼牙》，也許是受到這兩部作品的影響，在南京軍區極大的支持下（吳京為了塑造軍人形象進入南京軍區特種大隊集訓十八個月），創作了一部叫做《戰狼》的電影，影片在上映前沒有人看好的情況下，以幾千萬的成本拿到了5.4億的票房。
《戰狼》
在這之後，吳京乘勝追擊，在第一部的基礎上，以退役特種兵的身份出現在非洲，演繹出一種中國式硬漢單挑歐洲僱傭兵的戲碼，影片點燃了國人的愛國熱情，最後斬獲了56億的票房，這一票房紀錄至今未被打破。
可以看到，這是影視創作者在官方意識形態下，依靠官方機構的支持，創作出來的新類型商業片，是一種市場化的主旋律，背後並沒有官方主導的痕跡，更多的是官方肯定。
而且這種主旋律迎合的是國人的愛國熱情，「《戰狼2》有今天的票房，不是我個人的藝術成就，是觀眾和我一起創造了歷史——觀眾心裡這把乾柴已經曬得透透的了，只不過我點了一根火柴，把觀眾點燃了。這是中國人愛國情緒的一個爆發。」吳京後來說。
這是主旋律的第二階段。
主旋律的第三階段：一種自發的國民自信的流露
時間到了2019年，在經過前些年的積累，主旋律迎來了一個全面的爆發。
先是年初的春節檔，《流浪地球》上映，這部影片首次呈現了中國人拯救地球的情節，同時實現了中國科幻電影零的突破，科幻類型電影向來是國力還有科技水平的象徵，這部影片呈現出國人飽滿自信的精神氣質，背後出品方是國字頭的中影。
人民日報後來在報導影片研討會時寫道，《流浪地球》的成功是主創人員潛心創作、追求卓越的碩果，它不僅是中國科幻電影的裡程碑，更是中國電影由高原向高峰邁進的一次成功的藝術實踐，充分體現出中國電影的文化自信。
《流浪地球》
在《建國大業》十年之後，主旋律已經真正擁抱市場。視角更加平民化，沒有了宏大的政治敘事，更多的是關注大事件下的普通人，講述普通人的故事。2019年國慶檔，由華夏電影領頭出品的《我和我的祖國》，以一種輕巧的方式，邀請7位導演，講述建國以來的7個故事，以一種關注平常人的姿態，呈現出主旋律的新樣貌，這次的切口很小，更加平民化，但卻博得了更大的市場成功，影片最終借著國慶的東風，斬獲了30多億的票房，創造了官方主旋律的新歷史。
時任華夏電影董事長的傅若清後來在復盤經驗時表示，團隊為影片制定了一個十二字方針——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迎頭相撞」就是要把小人物的經歷「撞」進歷史大事件、時代和社會大背景中。
與之同期，博納於冬操盤的市場化主旋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中國機長》，上影主導的《攀登者》也都取得和市場和口碑的雙豐收，主旋律呈現出多樣化和百家齊放的盛況。
在這個過程中，網際網路影業公司，諸如騰訊影業也積極擁抱主旋律，扮演起重要角色，從年初的《流浪地球》、到國慶檔的《我和我的祖國》，再到大年初一講述國際救援隊的《緊急救援》，這家公司都有參與出品，並承擔了部分宣發工作。根據行業報告，騰訊也是參與主旋律作品最多的網際網路影視公司。
回顧2019年的成績和突破，騰訊影業CEO程武昨天在給員工的內部郵件中有一點感慨，「像騰訊這樣體量的企業，我們也應該肩負起應有的文化擔當和時代使命，讓人們在光影和故事裡，看到生命的美好，獲得更多前行的力量。」騰訊影業仿佛找到了主旋律的正確打開方式，除了《緊急救援》，2020年還陸續會推出以公安英雄真實故事改編的音樂劇《重生》，青春勵志劇《我們的西南聯大》等。
《緊急救援》
2019年的主旋律已經成為市場主流，它不再意識形態先行，也不再那麼說教，擁有了極高的觀賞性和大眾共鳴。也正因為電影在主旋律領域的創新突破，在國民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為更好發揮電影在宣傳思想和文化娛樂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發展和繁榮電影事業，電影局作為行政機構的地位躍升，從廣電總局劃入中宣部，對外加掛國家電影局牌子。
2019年11月在廈門舉辦的金雞百花電影節，宣傳部部長黃坤明現身表示，把創作生產電影精品作為立身之本，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要抓住中國電影「黃金時代」的歷史機遇，勇於開拓創新，推進電影高質量發展，不斷推動中國電影從「高原」向「高峰」邁進，實現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跨越。他呼籲中國電影要講好中國故事，擦亮「國家名片」，促進提升電影工業化水平。至此，電影儼然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而《流浪地球》這樣的影片，也在當屆金雞百花電影節上斬獲最高獎，這是新時期主旋律的勝利，未來很長時間，金雞所要表彰的，都是能夠代表大國形象，代表中國電影實力的主旋律作品。中國主旋律電影未來還將會創造什麼樣的奇蹟，沒有人知道，但願它有朝一日可以像好萊塢影片一樣，走出國門，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