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往事之小兒麻痺症：母親在行動
美國往事之小兒麻痺症：掃清障礙，劍指疫苗
美國往事之小兒麻痺症：史上規模最大的公共衛生試驗
（妲拉/譯）
索爾克的滅活病毒疫苗試驗成功了，整個國家滿懷感激，禮物和榮譽將他淹沒，好萊塢也躍躍欲試，想要把他的生平故事改編為電影，艾森豪總統甚至在白宮為他舉辦了一場慶典。
索爾克走到了人生巔峰，卻不知道等待他的會是一生中最大的打擊，贏家將佔領輸家的地盤，聚光燈也將照亮新的面孔。
卡特慘劇在弗朗西斯報告發表後幾小時內，公共衛生局就為索爾克疫苗發放了商業生產許可。大批疫苗隨即上市，然而，一場危機也接踵而至。
1955年4月24日起，公共衛生官員不斷收到報告，說有兒童在接種疫苗後癱瘓甚至死亡。所有病人的發病時間都是接種疫苗後4～10天，他們接種疫苗的手臂都出現了癱瘓症狀，這是一個關鍵點，因為脊髓灰質炎影響的通常是身體下肢。而且，所有患者接種的疫苗來自同一家公司——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實驗室。4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愛達荷州報告了14例新增脊髓灰質炎病例，比往年裡一整個春天的病例還多。更糟糕的是，很多新病例是受感染兒童的家人和「密切接觸者」。看起來，每一個新增病例都與卡特疫苗有關。
衛生局局長謝勒要求卡特實驗室召回所有尚未使用的疫苗，並派出了幾位專家前往伯克利，與卡特實驗室的高層一起複查該公司的生產記錄。5月8日，謝勒命令暫停注射所有的脊髓灰質炎疫苗，重新審查全部六家生產商。《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事態正在急轉直下，不到一個月，圍繞索爾克疫苗的「歡慶氣氛」已經變成了「讓人迷惑、矛盾、懷疑」的醜聞。
卡特疫苗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人們迄今沒有找到確定的答案，未來大概也無法給出定論，不過各種推測層出不窮。看起來最合理的解釋是：病毒混合物在倉庫裡存放得太久，於是沉澱物得以聚集，部分粒子凝結起來，抵抗了福馬林的侵蝕。超過200例脊髓灰質炎病例與六批被汙染的疫苗有關；受害者包括79位接種了疫苗的兒童、105位接種者的家庭成員和20位與接種者接觸過的人。大部分受害者出現嚴重的癱瘓，11人死亡。
卡特公司後來向脊髓灰質炎受害者及其家庭支付了數百萬美元的賠償金。這家公司將撐過這場災難，然後在1974年併入拜耳實驗室旗下。不過從慘劇發生以後，他們再也沒有生產過哪怕一滴脊髓灰質炎疫苗。
國家基金會主席奧康納預見到了1954年索爾克疫苗試驗的成功，他與幾家大型製藥公司籤訂了合同，讓他們生產了900萬劑脊髓灰質炎疫苗，以備來年。在巨大的壓力下，聯邦政府沒有進行恰當的監管或測試，就匆匆為這些疫苗發放了許可，後果十分嚴重。這張照片表現了1955年初，索爾克疫苗匆匆投入市場。
有關方面很快改進了疫苗的生產規章。為了預防粒子凝結，他們要求生產商在加入福馬林之前先過濾病毒液。與此同時，他們還引入了靈敏度更高的安全測試，並改進了記錄的方法，防止錯誤被掩蓋。所有批次的疫苗都必須有記錄，而不光是那些通過了生產商檢測的批次。
事實證明，這些追加措施非常成功。再也沒有類似卡特事件的慘劇出現。索爾克疫苗是安全的，以後也將一直如此。
但公眾信心卻恢復得很慢。1955年的夏天來了，接種疫苗的孩子卻不多。波士頓和芝加哥爆發了嚴重的脊髓灰質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老樣子，海灘和電影院再次空無一人，人們紛紛逃離城市。那一年，美國報告的病例超過28000例，這些人本來可以倖免於難。
輸贏換位索爾克深受打擊。「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想到自殺，眼前毫無希望，一點兒都沒有。」索爾克回到了匹茲堡，筋疲力盡、精神沮喪。他努力試圖冷靜面對名流的陌生世界裡這瘋狂的一切，希望現在已經是最糟糕的時刻。
而卡特事件也影響了另一些人未來的計劃。1955年5月，《時代周刊》首次刊出了阿爾伯特•薩賓的長篇報導，題目是「下一步：活病毒疫苗？」這篇報導對薩賓推崇備至。在雜誌上刊登的一張照片裡，薩賓穿著漿過的實驗室白大衣，睿智的目光望向遠方。「病毒學家仍在為索爾克博士的滅活病毒疫苗是否安全、能否變得更安全而傷腦筋的時候，」文章開頭寫道，「有的專家已經開始討論是否應該徹底拋棄滅活病毒疫苗的概念。生於俄國的阿爾伯特•薩賓博士就是這一群體的領袖，他今年48歲，是辛辛那提兒童醫院的院長。他提出，我們可以用無毒的活病毒來製造疫苗，而不是對有毒的病毒進行滅活。」
對薩賓來說，1955年4月12日是生命中糟糕透頂的一天。他受邀前往安娜堡，親耳聽到人們對競爭對手的疫苗獻上一陣又一陣的歡呼。漫長的幾個小時裡，他聽到演講者讚美了幾乎所有重要的脊髓灰質炎研究者，除了他自己。薩賓不是一個謙虛的人。在他眼裡，索爾克不過是個「廚子化學家」，根本不配與恩德斯、博迪恩還有（顯然的）他自己相提並論。
卡特事件以一種恐怖的方式拖慢了索爾克疫苗大獲全勝的勢頭。現在人們開始對它的替代品產生了興趣，也許活病毒疫苗的效果更好。競品上場的時機到了！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裡，阿爾伯特•薩賓與喬納斯•索爾克之間的激烈對抗主宰著整個脊髓灰質炎疫苗聖戰，薩賓擁有大部分脊髓灰質炎研究者的支持，他們相信，要得到強大、持久的免疫力，活病毒疫苗帶來的天然感染至關重要。
教鸚鵡說話薩賓面對的任務比索爾克的更加艱巨。簡而言之，弱化病毒的毒性比殺死病毒要難。如果僅僅是殺死病毒，索爾克可以認為，只要福馬林的濃度足以殺死三種脊髓灰質炎病毒株中毒性最強的那種，那麼殺死其他兩種也不成問題。但活病毒就沒有這麼簡單了，因為它們會在體內不斷地生長和繁殖。每種病毒株都必須能夠刺激身體產生輕微的感染，但又不能造成更大的損害。「這樣的區別，」一位科學作家寫道，「就像一個是殺牛，另一個是讓牛產仔；或者說，一個是擰斷鸚鵡的脖子，另一個是教鸚鵡說話。你可以以某種方式將死亡標準化，但你沒法將生命標準化。」
活病毒疫苗值得付出這麼大的努力嗎？在那個年代的大部分病毒學家看來，答案是肯定的。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有很多優勢。首先，它是一種口服疫苗，所以它進入人體的路徑和天然的脊髓灰質炎感染相同，疫苗會沿著消化道下行，在腸道中大量繁殖，帶來持久的免疫力，就像天然感染一樣。人們相信，活病毒疫苗也許只需要服用一劑，就能提供終身的免疫力。其次，活病毒疫苗起效的速度也更快，服用幾天後就有效果，而不是幾周，這意味著它能夠遏止已經爆發的流行趨勢。最重要的是，它讓人們看到了公眾中「被動免疫」的希望，因為服用疫苗的人會通過排出的糞便將經過弱化的病毒傳播到環境中，於是很多沒有服用疫苗的人也會獲得免疫力。最終，（安全地製造出來的）活病毒疫苗有可能徹底掃除脊髓灰質炎。
阿爾伯特•薩賓的工作包括大量單調重複的工序，目的是製造出能在消化道裡迅速繁殖的病毒，「同時儘量不出現可見的病毒血症，而且，隨糞便排出體外的病毒，其神經毒性應儘量不變」。簡單講，三種病毒株應該在腸道裡繁殖，但不能破壞神經系統；而且，排出體外的病毒，其毒性不應強於吃下去的疫苗。
1954年冬，在俄亥俄州奇利科西市的一所聯邦監獄裡，薩賓在30位成年犯人身上試驗了自己培育出來的病毒，全部囚犯體內都產生了三種脊髓灰質炎病毒株的抗體，無人患病。
下一步該走向哪裡？家基金會不打算為脊髓灰質炎疫苗組織第二次大規模試驗，而且，美國已經有數百萬兒童接種了索爾克疫苗並成功獲得了對脊髓灰質炎的免疫力，薩賓上哪兒去找合適的志願者？
莫斯科任務1956年1月，薩賓接到了公共衛生局打來的電話，通知他有幾位蘇聯科學家將拜訪美國，學習「脊髓灰質炎的新知識」和「如何製備索爾克疫苗」。雖然蘇聯人的第一目標是匹茲堡，但他們還希望見一見其他脊髓灰質炎研究者，能讓他們來辛辛那提拜訪你的實驗室嗎？
當然可以，而且請他們一定要來，薩賓回答說。蘇聯人告訴薩賓，最近脊髓灰質炎在蘇聯迅速蔓延，他們正在對索爾克疫苗進行早期試驗。薩賓給客人看了自己的活病毒株，並表示自己有興趣去他們的國家拜訪，那也是薩賓出生的地方。
那年6月，薩賓乘飛機來到了列寧格勒。他在蘇聯呆了一個月，發表演講、會見研究者、一有機會就兜售自己的疫苗。一回到辛辛那提，他就向有關部門提出了申請，想寄一些病毒樣品給蘇聯以供測試。雖然國防部警告說蘇聯人可能將病毒「用於生物戰」，但國務院還是批准了他的申請。薩賓的一隻腳邁進了門檻裡。
薩賓指導蘇聯的脊髓灰質炎專家。
脊髓灰質炎侵入蘇聯的時間很晚。直到1930年，蘇聯還是整個歐洲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最低的國家。但是，隨著蘇聯進入工業化、衛生條件改善，脊髓灰質炎也開始蔓延。1955年，一系列的大流行迫使蘇聯人在莫斯科建立了脊髓灰質炎研究所，一流病毒學家米哈伊爾•丘馬科夫出任所長，帶隊訪問薩賓實驗室的也正是他。蘇聯政府希望儘快開展大規模人體試驗，擺在丘馬科夫面前的問題是，應該採用哪種疫苗。
使用索爾克疫苗的早期試驗結果喜憂參半。雖然蘇聯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有所下降，但這種疫苗的製造成本昂貴，使用起來也比較繁瑣，而且效果不太穩定。和蘇聯科學家交流一番以後，薩賓覺得自己很有機會。
蘇聯人最終將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兩位美國科學家的態度是關鍵因素之一。薩賓非常渴望得到這個機會，索爾克則沒這麼迫切。與此同時，丘馬科夫和薩賓的關係漸漸親近起來，逐漸發酵為持續一生的友情（考慮到丘馬科夫從來沒學過英語，薩賓也不怎麼會說俄語，這段友誼看起來有點奇怪）。
1959年，蘇聯人用薩賓提供的病毒株為1000萬名兒童接種了疫苗。有的疫苗製成了藥水，有的是糖丸。政府通知家長在某個時間把孩子帶到某個地方，各地官員確保所有人都能到場，兒科醫生負責具體的接種工作。試驗記錄一絲不苟，「包括姓名、地址、年齡、使用的疫苗類型和接種時間」。一切都有條不紊，多虧了丘馬科夫博士的努力、良好的項目規劃和極權國家的高壓強權。
蘇聯人不打算照抄美國人的雙盲試驗。沒有對照組，沒有安慰劑，也沒有哪個孩子故意不接種疫苗。
到1959年年底，初步的結果出來了。「很高興地告訴你，」丘馬科夫寫信給薩賓說，「你的疫苗在我國取得了新的勝利。獲得免疫力的人數穩定增長，反映出……活病毒口服疫苗明顯優於滅活病毒疫苗。」然後，丘馬科夫丟出了一顆大炸彈。蘇聯衛生部決定給全國20歲以下的人口接種疫苗，總計7700萬人。
1960年，在一片歡慶的氣氛中，蘇聯代表團來到華盛頓特區，出席了第二屆脊髓灰質炎活病毒疫苗國際大會。代表團成員驕傲地宣布，他們的國家獲得了「不朽的勝利」，掃除了國內的脊髓灰質炎。有一位美國科學家站起來，以一種挑釁的方式坦率地表達了自己的懷疑。而蘇聯代表團成員簡短地說：「我願意向你保證，我們蘇聯人愛護自己的孩子，這一點和美國人、或者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都一樣。」
與會代表全體起立鼓掌。新時代拉開了帷幕。
薩賓星期日喬納斯•索爾克不打算轉過身去，放棄這場戰鬥。他對自己的疫苗和它所代表的滅活病毒理念很有信心。自安娜堡輝煌的那天結束後，這些年裡索爾克一直在研究諸多相關問題，例如如何提高疫苗效果、能否找到新的替代病毒株、多長的接種間隔期最完美，諸如此類。
但20世紀60年代是阿爾伯特•薩賓的時代，正如20世紀50年代曾是索爾克的時代。1960年，薩賓獲得了在美國境內實施疫苗試驗的許可，他選擇了辛辛那提和附近的俄亥俄州漢密爾頓郡作為試驗地點。試驗於4月24日啟動，持續幾個星期，發放疫苗的時間是星期日，所以這一天又被稱為「薩賓口服疫苗星期日」，近20萬人在學校、醫院和診所外排起了長隊，其中大部分是兒童，他們都領到了藏在甜甜的糖漿和糖塊裡的疫苗。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支持索爾克了。薩賓佔盡優勢。一位觀察家說他像是「一隻坐在蒸汽壓路機上的柴郡貓」。國會議員開始質問，為什麼俄國的孩子用上了薩賓的疫苗，美國的孩子卻沒有。
索爾克於1961年8月拜訪了衛生局局長辦公室，希望阻止他們在短時間內給薩賓疫苗發放許可。索爾克提醒當局，為了證明滅活病毒疫苗能否掃除脊髓灰質炎，我們在1954年展開了革命性的試驗。這場試驗尚未完成。投入了這麼多東西，美國人民有權知道，索爾克疫苗是否值得這所有的付出。如果貿然允許另一種競品疫苗進入市場，那將「擾亂」最終結果，我們永遠都得不到確定的答案。他苦苦懇求當局三思而後行。
但他沒能如願。不到一個月後，薩賓的I型活病毒疫苗獲得了許可；接下來一年內，II型和III型疫苗也將獲得許可。到1963年，疫苗之爭已經塵埃落定。薩賓疫苗成功進入市場，索爾克疫苗落敗出局。
1961年，也就是索爾克疫苗壟斷美國市場的最後一年，全國報告的脊髓灰質炎病例還不到1000例，是多年來的最低點。但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件事。擊敗脊髓灰質炎已經指日可待。
最後的逆轉此後，薩賓的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在美國和世界大部分範圍內取得了勝利。專家認為，薩賓疫苗效果更好、使用更方便、製造成本更低；從東方到西方，澳大利亞、中國、日本、中南美洲大部分地區和歐洲大部分地區都已採用薩賓疫苗。（荷蘭和斯堪地那維亞地區的疫苗主要靠政府生產，管控也十分嚴格，他們仍在堅持使用索爾克疫苗。）
不過，薩賓的疫苗也並非完美無缺。自卡特事件以後，美國境內再也沒有任何一例脊髓灰質炎被歸因於索爾克疫苗。事實證明，只要經過恰當的製備，索爾克疫苗的安全性無可挑剔。但不幸的是，薩賓疫苗卻沒法做出同樣的保證。研究表明，薩賓疫苗引發了少量的脊髓灰質炎病例，受害者通常是免疫系統較弱、患病風險較高的孩子。1980年以後，美國幾乎所有的脊髓灰質炎病例（每年12例左右）均可歸因於薩賓疫苗。
1993年和1995年，薩賓和索爾克先後逝世，兩位對手去世時都以為一切已成定局，但令人驚訝的是，整個局面即將逆轉。
薩賓和索爾克的爭鬥始於20世紀40年代末，一直持續到90年代兩人去世。可以肯定的是，兩人都為對抗脊髓灰質炎的戰爭奉獻了畢生精力。2006年3月，美國郵政署分別推出了紀念二人的郵票。
當時，自然發生的脊髓灰質炎感染幾乎已經從西半球消失，美國CDC覺得是時候關注一下每年與疫苗有關的十數例脊髓灰質炎了。這背後的邏輯很簡單：薩賓疫苗成功地遏制了脊髓灰質炎的流行，而現在，它自己卻成了徹底掃除這種疾病的最後障礙。1996年開始採用的「混合方法」效果並不如預期，CDC顧問委員會得出結論：活病毒疫苗帶來的好處不足以彌補它的風險。
2000年，CDC開始支持美國全面回歸索爾克疫苗，並建議只在特殊情況下採用薩賓疫苗——比如說，孩子即將前往脊髓灰質炎疫情爆發的區域時。這場疫苗之戰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地。雖然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薩賓疫苗仍是主流產品，但它獨霸美國三十年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雖然人們一直在努力消滅脊髓灰質炎，但它仍困擾著世界上零星的部分地區。這張照片裡，印度馬德拉斯的一名兒童正在服用脊髓灰質炎薩賓口服疫苗，這是全球掃除脊髓灰質炎行動的縮影。
（編輯：od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