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公元6世紀地中海世界突發大規模鼠疫，其傳染率和死亡率前所未見。拜佔庭人面對來勢兇猛的瘟疫無計可施，對大規模的感染和死亡束手無策，社會生活陷入混亂。當時控制整個地中海世界的拜佔庭帝國對大瘟疫的暴發沒有預案，倉促應對，民眾在恐怖氣氛中被迫躲避家中。帝國統治當局按照傳統醫療辦法救治患者和掩埋死屍，加大賑濟災民的力度，通過慈善機構和個人捐款幫助民眾度過三個多月的疫情高發期。而後，帝國政府加大了醫療衛生和慈善機構的建設，增加資金撥款，特別是針對災難應激反應的心理不適，加大基督教教會工作力度。這些措施部分地緩解了大瘟疫造成的嚴重影響，但是未能根除鼠疫禍害，此後數百年間，鼠疫反覆多次暴發，並從地中海世界溢出到歐洲其他地區，遠至英倫三島，對歐洲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其深遠的歷史影響有待後世全面評估。
關 鍵 詞：拜佔庭/大瘟疫/地中海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4ZDB061)；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項目(320-H0920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63202918)。
作者簡介：陳志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拜佔庭歷史與文化研究
公元541年，拜佔庭帝國控制下的地中海世界暴發了首次大規模流行的鼠疫，由於當時正處於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統治時期，故稱為「查士丁尼瘟疫」。有關此次瘟疫的信息比較集中地保留在當時的作家普羅柯比的作品中，其他史料則比較分散。很長一段時間拜佔庭學者們未能重視該問題研究的原因很多，除了近年來正在興起的生態環境史和醫療社會史理論一度沒有為拜佔庭學界接受外，史料提供的信息不夠系統充分和研究必需的工作語言難以掌握也是重要因素，以至於一些非拜佔庭學專家對普羅柯比的原始記載產生了懷疑。①近年來這一情況得到根本改變，相關研究成果對於人們認識此次大瘟疫具有極大幫助，我國拜佔庭學界在這一研究領域也取得了可喜的進展。②對此次大瘟疫的全面研究有助於加深對查士丁尼時代的全面認識，更對包括人類疾病史、生態環境史、醫療社會史在內的新興學科發展大有助益。本文重點探討：處於「查士丁尼瘟疫」中心區的人們應對突如其來的大瘟疫襲擊時的應對之策，觀察其中的經驗和教訓，這對當下全球抗擊突發的新冠病毒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拜佔庭人對「瘟疫」(λοιμó)的了解來自聖經和古代傳說。③依據現存文獻史料可以梳理出查士丁尼瘟疫的流傳過程：埃及於541年首先發生疫情，帝國其他地區的人們可能剛剛風聞傳言，瘟疫便於542年春季在首都君士坦丁堡擴散開來，並在數月間達到高峰，次年又傳遍了地中海世界，遠到義大利、敘利亞等地也成為疫區。④恐慌情緒立即在拜佔庭帝國全境擴散，但好像還是趕不上瘟疫傳播的速度。大瘟疫的突然暴發令普通民眾對此缺乏思想準備和心理預期，更無正確的應對辦法，他們只能憑藉祖輩流傳下來的傳統知識和本能的反應進行徒勞無益的應付，在瘟疫的折磨中艱難求生。
民眾對突如其來的大瘟疫毫不了解，對其起源地和流行方式也一無所知。親身經歷過大瘟疫的普羅柯比事後根據傳說寫到：「這次瘟疫最先從生活在佩魯希昂的埃及人中開始流行，而後分兩個方向傳播，一個方向傳入亞歷山大和埃及其他地方，另一個方向傳入靠埃及邊境的巴勒斯坦地區。由此它迅速蔓延擴散，傳遍整個世界……它在一段時間內在一個國家肆虐，毫不留情地到處拋下疫種。它通過兩個方向傳到世界的盡頭……就連島嶼、山洞和山區中生活的居民也不放過。假如這次它從一些地方經過，沒有傳染當地居民，過些時候它又會回來肆虐……瘟疫橫行之處死亡人數不達到一定的數量它就不會離開，從而使這裡的死亡人數與相鄰地區以前死亡的人數大體持平。這種疾病通常先從海岸邊暴發，進而傳播到內地。」⑤埃瓦格裡烏斯也記載到：「據說這場瘟疫來自於埃塞阿比亞，之後它就席捲了整個世界……有些城市受到的危害十分嚴重，以至於幾乎沒有人存活下來……這場瘟疫沒有按照一個固定的時間發作，也從不以同一個時間離開：它在一些地方於初冬的時候暴發，在另一些地方則是春天，還有一些地方則是夏天，甚至在一些地方是在秋天肆虐。」⑥這些當時消息特別靈通的文人墨客混亂的表述反映出民眾認識的混亂。
人們最初對瘟疫認識不清也表現為無法解釋瘟疫暴發的原因。普羅柯比的說法最有代表性，他寫到：「現在的這場災難若想用言語表達或在頭腦中構思對它的解釋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它說成是上帝的懲罰……在人類理智的範圍內找不到解釋這種瘟疫的理由。」⑦埃瓦格裡烏斯也無奈地承認：「接下來還要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清楚，因為這是上帝所掌控的，只有他知道瘟疫的原因和走向。」⑧尼基烏主教約翰根據聖經的說法認為是「上帝正義的審判……將許多瘟疫撒向人間和畜群」⑨。他們將大瘟疫說成是「上帝的懲罰」，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堅守基督教信仰的拜佔庭人的普遍看法。
有些人試圖以常識來解釋大瘟疫，但還是無法取得共識。阿加塞阿斯特別指出：「上帝懲罰的標誌顯示得特別明顯……有人說這個地區的空氣被汙染了，認為汙染的空氣是這場瘟疫的禍根。而其他人則認為，由於他們生活方式的突然改變造成了災難，因為在歷盡強行軍和不時發生戰鬥的磨難後，他們都沉湎於奢華和放縱。他們都未能最終察覺到是什麼真正導致了這場災難，事實上使得它不可避免……另外一些人持這樣的觀點，他們認為這次毀滅是因為上帝的憤怒，完全是對人類犯罪的報應和懲罰，是要毀滅整個人類。」⑩還有人進一步解釋說：「我主上帝眼見人類的罪惡越來越嚴重，便向地上的人類施行懲罰，摧毀了所有的城市和土地。」(11)在篤信基督教的查士丁尼時代，一切無法解釋的事情最終都歸結為上帝的懲罰和神跡，這種「基督教思維方法」(12)對民眾應對瘟疫毫無幫助，除了對普遍存在的恐懼和焦慮發揮些許麻痺作用，只能促使他們消極絕望，進而放棄積極防疫的努力。
民眾對大瘟疫的暴發感到恐懼和無助，恐慌情緒加重了人們尋求多種治療方法，各種合理的和不合理的抗疫形式都用上了。所謂合理的形式是拜佔庭人從祖輩那裡學習來的醫療衛生保健常識，而不合理的形式則是巫婆神漢廣受歡迎的驅魔方法，有病亂投醫在這個環境中演繹得淋漓盡致。事實上，拜佔庭人在日常生活中治療頭疼感冒之類的常見病是很有效的，有學者研究認為，他們大體上沿襲古希臘醫學理論和經驗積累，但是「原有的僅在希臘等地區實踐的古典醫學無法滿足拜佔庭人民的需求，新的疾病、新的檢測手段和治療方法得以發現和發展」(13)。由於大部分拜佔庭人信奉的醫療醫藥知識是建立在祖輩經驗積累的基礎上，還缺乏類似近現代醫學實驗的準確認識，其預防為主、食療為主的方法在面對突發的瘟疫面前不起作用，傳統的醫治手段都失效了。而此次大瘟疫的表徵也是他們沒有見過的，普羅柯比生動地記載到，很多感染者「聲稱看到了像人形裝束的鬼怪幽靈，這些人都認為自己是被鬼怪身上的某一部分所迷惑……他們開始大喊聖徒的名字以驅除魔鬼，但根本無濟於事」，甚至那些平日裡治病救人的教士也染病而亡，「連生活在教堂中的人也未能倖免於難……很明顯他們害怕召喚他們的人就是魔鬼中的一員」(14)。今人不能責怪和嘲笑拜佔庭人的無知愚昧，在前所未見的可怕瘟疫面前，篤信基督教神學的信徒們只能用這樣的方法尋覓慰藉。
如果說通過宗教巫術方法治療大瘟疫病患是拜佔庭人將其日積月累的基督教常識用來應對鼠疫的話，那麼自我封閉就是他們在病魔面前無所作為、消極抗疫的普遍做法(並非當下意義上的自我隔離)。普羅柯比說：「他們把自己封閉在房間裡，就算門被打破了，他們也裝作沒聽見……那些幸運的健康人都呆在家裡，各種各樣的工作都停止了，手藝人放下了手裡的活計，每個人手中的工作都停止了……每個人都穿著僅能遮羞的衣服呆在家裡。」(15)《復活節編年史(284-628AD)》也記載：「瘟疫流行的結果使得幾乎所有家庭都門戶緊閉。」(16)其實拜佔庭民眾躲在家中的做法是最本能也是最原始的避險措施，不僅在於逃避瘟疫的傳染，也在於尋求家庭港灣的安全感。然而，史料記載的這種辦法也不能避免感染鼠疫，其重要原因在於，隔離措施要在瘟疫之初推行。埃瓦格裡烏斯便記載到：「有時一座城市裡的一兩戶全部被瘟疫感染，但是城市其餘人家卻安然無事……在大瘟疫最初暴發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學生，但是在隨後的幾次瘟疫中，我失去了我的子女、妻子、僕人和住在我家裡的其他一些人，就仿佛這一循環特意將我排除出去一樣。」(17)拜佔庭人沒有其他的選擇，只能親朋好友之間相互照料，起初是盡力伺候重病者的飲食起居，幫助病人減少病痛。
但是這種出於友愛或職責的照料後來似乎加重了瘟疫的傳染性，因為根據史料提供的信息對照現代流行病學的研究結論，鼠疫「病菌自皮膚侵入後，一般經淋巴管到達局部淋巴結……進入血流引起全身感染、敗血症及嚴重毒血症狀。如病變不繼續發展，即成為臨床上的腺鼠疫。若病菌經血進入肺組織可產生繼發性肺鼠疫。再由呼吸道排出的病菌通過飛沫傳給他人又可引起原發性肺鼠疫。各型鼠疫均可引起繼發性敗血型鼠疫……迅速成為原發性敗血鼠疫」(18)，腺鼠疫、肺鼠疫、敗血鼠疫這三種主要類型在拜佔庭帝國逐漸呈現全面暴發態勢，很可能是與拜佔庭民眾沒有第一時間採取隔離措施有關。也是由於人們對地中海世界首次暴發的鼠疫應對慌亂，造成死亡率直線上升，僅都城一地，「剛開始時死亡的人數僅僅比正常情況下死亡的人數多一點點，然而死亡率卻在不斷上升。稍後，每天死亡的人數已達到5000人，後來竟達到10000人以上」(19)。大量的死屍最初還有人幫助掩埋，後來死屍太多，「人們只能將運屍板車套在不會說話的牲畜身上，然後把屍體扔在上面；當運屍的騾子被累死時，車子也就翻倒了，到處都像這樣亂七八糟。當墓地都被佔滿了時，甚至連乾涸的池塘也被填滿了死人的屍體」(20)。
總之，突如其來的大瘟疫使拜佔庭民眾陷入空前的恐懼與慌亂，他們依據古典希臘醫學傳統和祖輩生活經驗採取的應對措施統統失效，這就更加重了他們原本的錯誤認識，無論是基督教神學還是巫術迷信都無助於其合理抗疫，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瘟疫的傳染性和致死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民眾陷入思想和行為混亂時，拜佔庭政府也倉促參與了抗擊瘟疫的行動。
拜佔庭國家各地各級各類機構也受到大瘟疫的嚴重衝擊，王朝行政機構一度停擺，軍隊喪失了戰鬥能力，君士坦丁堡這一帝國政治中心難免謠言四起。帝國政府在極力穩定局勢的同時，還必須開展拯救瘟疫病患的各種工作，但其總體效果比較差。
當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謠傳皇帝查士丁尼感染了鼠疫，按照一般的理解，朝廷重臣需要考慮其身後的安排，但這引發了一次政治危機，普羅柯比就此寫到：有傳言「甚至說他已病死於瘟疫。謠言一直傳播到羅馬軍營，一些軍官說如果羅馬人在君士坦丁堡擁立像他一樣的人為皇帝，那麼他們絕不承認。皇帝病情好轉後，軍官們互相指控」，連忠心耿耿、戰功卓越的貝利撒留將軍都被捲入其中，受到牽連，遭到罰沒家產、入獄審查的處理。(21)「瘟疫繼續肆虐，直到整個軍隊都死光了為止。」(22)顯然，大瘟疫導致包括軍隊在內的國家機器停止了正常的運轉。在大瘟疫高發階段，帝國政府面臨的更大問題是缺乏應對大瘟疫的預案，採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臨時出臺的權宜之計。
歸納起來，拜佔庭國家採取的應對措施一是病人護理，二是屍體處理，三是生活救助。通常情況下，拜佔庭帝國負責濟貧助困的醫院、孤兒院、養老院、流浪者收容所等慈善機構大多由教會統一管理，作為國家權力機構重要部分的教會平時發揮著施捨社會福利的職能。根據普羅柯比的記載：在大瘟疫中救助病人的人除了親朋好友外，還有教會人士、醫生和社區民間組織人員，他們的作用非常關鍵，因為感染鼠疫的病人症狀兇險，病程進展極為迅速，急需醫務人員護理，「如果這時有人照顧，他們便可以在昏迷的情況下進食，而沒有人照料的病人則會因為飢餓而死亡。那些精神錯亂者……異常激動到處亂跑，大聲喊叫，護理他們的人會精疲力竭」地把他們拉回來，按倒在病床上，不然的話，「許多人因為無人照料，或者是飢餓而死，或者是從高處跳下去摔死」。雖然護理人員的作用特別重要，但後來「因為連生活在教堂中的人也未能倖免於難」，所以參與病患救助護理的人越來越少。(23)
同樣，醫生們也積極參與救治，可惜他們也不了解大瘟疫，拜佔庭醫學傳統醫術對鼠疫毫無辦法。「醫生們也對此不知所措，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這種病症的病因，他們猜測這種疾病的病灶在腹股溝處，便決定檢驗死者的屍體，切開一些腫塊後，發現在裡面長著一種癰疽。一些患者很快就死去了，另一些則在幾天後死去。而那些身上長滿小扁豆狀黑色膿皰的人活不過一天就會死去，還有很多人吐血而死。我可以宣稱，即使最傑出的醫生也治不好這種病，他的患者照樣會死去。但有些從痛苦中堅持活下來的倖存者說：有很多註定要死的人卻都活下來了。這種疾病不是人為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所有的病例中病人的結果是不可預測的。例如，有的人因為洗澡而減輕病情，而另一些人則因洗澡而病情加重；沒有照顧的病人雖然死亡的人很多，但也有倖存者，不同的治療方法在不同的病人身上取得的結果是不同的。實際上從這件事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人們既沒有發現救治自己的辦法，也沒有發現預防該病或是減輕患者病情的辦法；痛苦在不知不覺中來到，或在沒有任何外來幫助下痊癒。」(24)普羅柯比的觀察是準確的，當時的拜佔庭醫學雖然發達，但是還不具有治癒鼠疫感染者的能力。根據現代醫學的研究，鼠疫是由鼠疫桿菌所致的烈性傳染病，老鼠攜帶的跳蚤為中間宿主，1894年日本學者北裡柴三郎和法國細菌學家A.耶爾森發現這種病菌以前，其病死率高達50%以上，後來人們發現，乾燥、高熱或紫外線能夠殺滅鼠疫桿菌，或者在開水中煮沸一分鐘也可達到滅活效果，今日通用的一般消毒藥如甲酚、漂白粉、新潔爾滅和乙醇等均能殺死鼠疫桿菌，特效藥包括鏈黴素、磺胺、四環素、氯黴素、慶大黴素等。(25)這些醫學成就在1350年前的拜佔庭帝國不可能出現，當時的醫生既不懂鼠疫知識，也不掌握防治辦法，更沒有相關特效藥，人們只能無奈地接受群體免疫的痛苦，要在一部分人的身體產生自然免疫力後，才能暫時減低瘟疫的暴虐。
這裡值得讚揚的是拜佔庭醫生在大瘟疫中的探索精神，他們一直設法探究大瘟疫造成病人死亡的原因，前引普羅柯比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他們不顧危險，解剖病患死屍，找到了病人腹股溝處淋巴結膿腫壞死，切開後發現其中的癰疽，以及注意到病人身上長滿小扁豆狀黑色膿皰的特徵，這些信息為後人揭開「查士丁尼瘟疫」之鼠疫真相提供了最為關鍵的證據。現代流行病學研究確認了普羅柯比關於大瘟疫中拜佔庭醫生們的發現，三種主要類型鼠疫表現出腹股溝淋巴結膿腫的佔比70%，腋下淋巴結腫大佔比20%，頸部淋巴結腫大佔比10%，而病人中有1/4的患者出現皮疹、水泡、膿皰和潰瘍，並因發紺和瘀斑，死後皮膚常呈紫黑色，故稱為「黑死病」。(26)只可惜處於大瘟疫中的拜佔庭醫生並未能拯救患者的生命，也不能減輕病人的痛苦。相反，他們有時也會形成錯誤的認識，進而誤導民眾。「醫生或其他人都不認為這種疾病是通過與病人或屍體接觸而傳染上的。因為有很多焚燒屍體和照顧病人的人都堅持下來而沒有被傳染，而不可思議的是其他人卻在沒有任何預示的情況下感染上了，而且不久就死去了……無論醫生們或其他人是否通過接觸病人或接觸屍體而感染這個病，很多一直從事埋葬屍體或照料那些無法與他們聯繫的病人的人一直超負荷進行服務工作，超出了所有想像，所以很多人毫無知覺地感染了瘟疫並很快死去。」(27)這裡，醫生們排除了人傳人的接觸性感染，也排除了病菌飛沫傳播的可能性，顯然是錯誤的，以筆者後見之明的推測，醫生們的錯誤一定導致瘟疫更大範圍和更快速度的傳播。但是後人沒有理由責怪他們，因為他們為了救治病人努力過了。
屍體處理也是拜佔庭國家應對大瘟疫的重要工作。約翰，馬拉拉斯記載到：由於「這場瘟疫持續了很長時間，以至於沒有足夠的人來掩埋屍體。有些人將死屍搬出他們自己的房屋，扔到擔架上就不再去管他們。還有的屍體暴屍多日而無人掩埋」(28)。拜佔庭政府和京都市政當局不能對此無動於衷，他們必需組織安排人員處理病人屍體。「當所有現有的墳墓中都已裝滿了屍體後，他們便在城中到處挖坑埋屍。到了後來那些挖坑的人因為死亡人數太多而無法一一埋葬」，就登上城北塔樓，「從打開的屋頂向下扔屍體，屍體橫七豎八地堆滿了要塞的所有塔樓，結果整個城市都瀰漫著一股屍臭，城中居民痛苦不堪，特別是當風從那個城區刮過來時……後來所有地方都變得混亂不堪、一團糟」(29)。「瘟疫肆虐時期，過去分屬於不同黨派的人們都盡棄前嫌，共同埋葬死者。那些過去以卑鄙手段追求享樂的人……不可抑止地陷入恐懼之中，很自然地就做起了善事……再一次回歸善良本性，他們與以前完全不同了，不再邪惡，不再從事各種非法活動。」(30)事實上，在大瘟疫暴發之初，城門口還安排有官員登記送出城的屍體數量，登記到23萬時，染病的官員太多，只好放棄登記了。
大瘟疫嚴重破壞了人們的正常生活，以至於食品供應出現短缺，為此拜佔庭政府也進行維護秩序的工作。大瘟疫加劇了饑荒，「城市正常的食品供應中斷了，加工穀物的磨房和麵包房停止了工作。這樣瘟疫災禍又加上了饑荒……瘟疫流行對公眾道德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31)。在這種情況下，皇帝自然要為有困難的人提供幫助。他命人從國庫中提出錢款分給民眾。負責這項工作的是塞奧佐羅斯，他在朝中擔任知事一職……塞奧佐羅斯分發了皇帝撥款之後，他還得為掩埋無主屍體而自己掏腰包。」由於死人太多，處理屍體的人手太少，政府官員也草率了事，「只是抓住死者的肩膀拖到海邊後扔下去就算了，有的屍體被堆在小舟上，任憑它隨便漂到什麼地方」(32)。帝國政府努力加大賑濟災民的力度，在慈善機構和個人捐款的協助下，幫助居民度過三個月左右的疫情高發階段。
綜上所述，拜佔庭國家在應對大瘟疫危機方面可謂盡心盡力，但存在諸多不足。首先，拜佔庭國家主導民眾精神生活的教會未能對瘟疫做出正確合理的解釋和必要的說明，一再強調「上帝懲罰」而造成思想混亂和巫術迷信橫行。作為凝聚信徒民心的基督教教會更沒有主動把握信眾心理，做好輿論引導，民眾在謠言和思想混亂中失去方向，給了各種江湖術士渾水摸魚的機會。(33)其次，參與防疫的醫生和護理人員缺乏合理的預案，倉促應對瘟疫，窮於被動應付。缺乏主動措施封堵病菌源頭，未採取滅活殺菌等衛生措施，而是大多忙碌於處理瘟疫產生的惡果，只能在處理屍體上採取一些簡單原始的措施，草草埋葬了事，更因缺乏治療藥物而加重了瘟疫擴散。最後，政府救濟活動無序，大饑荒導致和加劇了社會混亂。雖然官方極力組織協調、撥款賑濟，但由於缺乏有效的方法阻止瘟疫的蔓延，正常的生活和有序的行政管理活動遭到破壞，原本由政府負責的糧食供給不能得到保證，出現了食品短缺和搶劫偷盜。其主要原因還是在鼠疫流行期間，國家機構放棄管理，街道上看不到官吏和工作人員，城鄉正常活動被無序混亂所取代。城市生產活動和民眾消費服務的停止，特別是與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商貿活動中斷，都嚴重衝擊了民眾生活，助推了城鄉正常秩序的破壞。今人不能苛求於古人，但相比中國古代都城應對類似危機的情況，拜佔庭人做的不算好。
6世紀大瘟疫造成了嚴重的後果，拜佔庭帝國遭受了重創，儘管民眾和國家都盡其所能努力應對疫情，也設法探索病因以便降低損害，但最終未能根除鼠疫禍害，此後一兩個世紀期間，鼠疫反覆多次暴發，整個地中海世界都成為疫區，諸如君士坦丁堡、安條克、羅馬和馬賽這類大城市更成為重災區，僅百年內鼠疫便暴發了四五次，包括西班牙東南部、高盧和北非地區則三度暴發鼠疫，甚至英格蘭西部和愛爾蘭東部沿海地區也兩度暴發鼠疫(34)，以至於給時人留下了「瘟疫……肆意橫行，隨心所欲……毫不留情地到處拋下疫種」(35)的印象。拜佔庭政府吸取教訓，在大瘟疫第一波襲擊後採取了一系列常態化應對策略。
首先，帝國政府針對大瘟疫嚴重摧毀醫療慈善機構的情況，加大了重建和恢復傳統救助機構的措施。劉榕榕教授認為，6世紀中期以後，拜佔庭政府加大了教會建設的支持力度(36)，而其中由教會掌控的大量慈善救濟機構也因此得到發展，例如為朝拜者修建的驛站(ξεvoδoxηεα)、為窮人建立的濟貧院(πτoxηoτρoπηεα)、為病殘人建立的醫院(υoσoкoμεα)、為老年人建立的託老所(γερoкoμεα)和孤兒院等都得到恢復。這些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由於大瘟疫期間近距離救助病人而造成巨大犧牲，有些醫院的醫護人員幾乎全部殉職。它們在重建的過程中還要經歷人才選拔、技術培訓、隊伍組織、內部運作等細緻的恢復工作，如果沒有政府在經濟上的積極支持是難以完成的。這樣一套龐大的公眾服務體系的重建能在短期內完成，政府穩定的政策導向性支持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鄒薇副教授提出，「醫院首先誕生在拜佔庭帝國而非同樣信仰基督教的西歐地區是有原因的」(37)，除了拜佔庭具有良好的醫療護理人員培養體系和健全的醫院建設規章制度外(38)，與地中海世界大規模瘟疫反覆暴發有密切關係，長期應對嚴重瘟疫顯然極大提升了該地區官方醫院和救助機構建設的迫切需求。醫生屬於領取薪俸的公職人員、醫院內劃分專科診療和醫院實行公費配給制等一系列超越中古世界其他地區的制度，很可能是拜佔庭帝國獨具特色的創新，很明顯是帝國政府滿足常態化應對瘟疫需要的舉措。(39)這一時期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明確增加私家醫生津貼、皇帝莫裡斯大幅度增加醫療隊醫護兵等積極舉措，為此後很多皇帝樹立了榜樣，對後世醫院的建設也有長遠的影響。(40)
《黑死病》一書提到，「查士丁尼瘟疫」後的兩百多年間，鼠疫在地中海沿岸地區每隔一代人便重複暴發，致使當地人口水平長期得不到恢復。(41)拜佔庭社會人力損失嚴重，急需補充，為此中央政府採取了積極的移民政策，開展了多次自上而下有組織的人口遷徙活動。查士丁尼一世生前便三度加強人力資源調配，其後的皇帝們更是不斷擴大移民的數量和規模，動輒數千上萬，7世紀最大規模的單次移民數量達到70000人(42)，而8世紀最大規模的單次移民數量更達到了21萬人(43)。這樣的人口補充政策顯然有效地降低了瘟疫造成的人力損失，為後世學者們所肯定。(44)很多拜佔庭學家從經濟史、政治史角度對帝國政府的移民政策做深入的研究，其結論也很有說服力，但是大瘟疫之後帝國政府移民規模和頻率迅速攀升的事實提示研究者不能忽視拜佔庭當局採取的災後應對策略，這一重要因素有可能幫助後人認清查士丁尼時代的全貌。
大瘟疫不僅使拜佔庭帝國人力資源嚴重受損，政治經濟活動被迫陷於停頓，而且其重點攻擊的地區都是龐大帝國的政治中樞、軍事重地和精神文化中心，因此大災之中和其後的民眾心理不僅普遍出現災難應激反應，詭異行為頻發，而且基督教信仰也被動搖。時人記載，「死了許多人，產生了極大的恐慌」(45)，以至於惡棍變善人，良民變歹徒，其怪異舉止的動因令普羅柯比迷惑不解(46)。為了重新振作民眾信心，帝國政府高舉基督教信仰的火炬，加大了對教會建築工程的支持，從皇帝貴族到富商名人紛紛投入錢財興建教堂館所、祈禱室、修道院，資助教士和隱修居士加強對廣大信徒的說教。《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區自然災害研究》一書有教會災後救助的專題章節(47)，此處不需贅言。據多種史料證明，拜佔庭式教堂和修道院在大瘟疫後數量猛增，並遍及帝國各地，在擴展拜佔庭建築藝術影響方面功不可沒，而這一點是拜佔庭政府在積極落實災後應對措施中沒有預料到的，僅就君士坦丁堡一個城市看，在查士丁尼一世身後就留下了三十餘座教堂和數不清的修道院及其他教會設施，這種情況此後再也沒有出現過。(48)
總而言之，地中海世界遭受首次鼠疫大攻擊，拜佔庭帝國當局幾乎無所作為，教會和醫療系統根據傳統醫學和救治辦法倉促應對，由於錯過了最佳防堵時機，瘟疫擴散的嚴重程度空前絕後，加重了民眾的恐慌和困惑，拜佔庭社會陷入整體性驚慌失措。民眾和當局面對突如其來的瘟疫束手無策，社會生活陷入混亂，任由鼠疫肆意傳播，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損失極其嚴重。綜合考察，帝國政府對大瘟疫缺乏防堵預案和救治計劃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對於高度中央集權化和社會生活城市化的帝國，統治當局舉措失當是加重瘟疫損害的關鍵因素。在死神恐怖籠罩下的民眾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識，在行政當局和教會機構無法提供準確的信息和合理的防治指南情況下，各自採取了多種合理和不合理的自救方法，總體上看是無效甚至有害的，加劇了大瘟疫破壞的慘烈性。值得注意的是，拜佔庭帝國統治當局在瘟疫第一波高發期後，能夠及時吸取教訓，在應對策略上加強了多方面的補救措施。雖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性，拜佔庭人最終未能徹底消除鼠疫桿菌，但逐步減輕了其烈度，經過數代人的努力形成了自然免疫的最終結果。至於此次大瘟疫的深遠歷史影響還有待學界深入研究。
注釋：
①筆者的《「查士丁尼瘟疫」辨析》(《世界歷史》2006年第1期)一文對質疑者進行了系統答覆。
②劉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區自然災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一書具有代表性，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對此有比較詳細的論述。相關代表性論文包括陳志強：《地中海首次鼠疫研究》，《歷史研究》2008年第1期；陳志強：《「查士丁尼瘟疫」影響初探》，《世界歷史》2008年第2期。1984年哈佛大學拜佔庭研究中心舉行拜佔庭醫學專題研討會，對大瘟疫也有涉及。見Symposium on Byzantine Medicine,Dumbarton Oaks Papers,Vol.38,Dumbarton Oaks,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1984。
③《聖經·撒姆爾記》中提到菲利斯丁人遭受大瘟疫。Hebrew Bible,Samuel,5:6.
④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trans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Whitby and Mary Whitb,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9,X; 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r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trans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Cyril Mango and Roger Scot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7,X,[AM6034].塞奧發尼斯在此處記載君士坦丁堡瘟疫暴發於10月是與埃瓦格裡烏斯「秋季暴發說」相吻合的，只是他沒有提到病源地埃及。Nicephorus,Historia Syntomos,Athēna:Ekdoseis Kanakē,1994,X; John of Ephesus,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pars tertia,Vol.3,trans by Robert 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60,Ⅱ,6.
⑤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trans by H.B.Deving,Harvard Univ.Press,1996,Ⅱ,ii,22.
⑥埃瓦格裡烏斯認為瘟疫可以在全年任何季節暴發，這一點普氏沒有認識。Evagriu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from A.D.431 to A.D.594,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Greek:With an Account of the Author and His Writings,trans by Edward Wlaford,London:Samuel Bagster and Sons,1894,Ⅳ,29.
⑦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⑧Evagriu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Ⅳ,29.
⑨John,Bishop of Nikiu,Chronicle,trans by Reger H.Charles,London,Oxford:Published for the Text and Translation Society by Williams & Norgate,1916,CXX,31.
⑩Agathias,The Histories,trans.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short explanatory notes by Joseph D.Frendo,Berlin:Walter de Gruyter & Co.,1975,Ⅱ,3 and Ⅴ,10.
(11)John Malalas,Chronicle,trans by Edward Jeffreys,Maria Jeffreys & Robert Scott,Australian:University of Sydney,2006(Melbourne 1986),XⅧI,92.
(12)Averil M.Cameron,"The 'Scepticism' of Procopius," Historia,15,1966,p.474.
(13)鄒薇：《拜佔庭對古典醫學的繼承和發展》，《世界歷史》2017年第3期，第115頁。
(14)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15)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23.
(16)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Appendix 12.
(17)Evagrius,A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Six Books,Ⅵ,29.
(18)王凝芳等主編：《21世紀醫師叢書：傳染病分冊》，北京：中國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55頁。
(19)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20)Chronicon Paschale,284-628 AD,Appendix 10.
(21)Procopius,The Anecdota or Secret History,trans.by Henry B.Dewing,Cambrid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5,Ⅳ,1-4.
(22)Agathias,The Histories,Ⅱ,3 and V,10.
(23)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24)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25)李夢東主編：《實用傳染病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第495頁；王凝芳等主編：《21世紀醫師叢書：傳染病分冊》，第355頁。
(26)李夢東主編：《實用傳染病學》，第495頁。
(27)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28)John Malalas,Chronicle,XVⅢ,92.
(29)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30)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31)Robert Browning,Justinian and Theodora,Thames and Hudson,1987,pp.119-121.
(32)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33)約翰主教便記載了江湖術士在瘟疫期間作祟，直至進宮矇騙皇帝。John,Bishop of Nikiu,Chronicle,XC,54-60.
(34)Robert Fossier,ed.,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475.
(35)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2.
(36)劉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區自然災害研究》，第305頁。
(37)鄒薇：《拜佔庭對古典醫學的繼承和發展》，《世界歷史》2017年第3期，第119頁。
(38)Alexander P.Kazhdan,「The Image of the Medical Doctor in Byzantine Literature of the Ten出to Twelfth Centuries,」 Dumbarton Oaks Papers,38,1984,1,51.
(39)鄒薇：《拜佔庭對古典醫學的繼承和發展》，第119-121頁。
(40)如救世主基督醫院、麻風病專科醫院，Thomas S.Miller and John W.Nesbitt,Leprosy in Byzantium and the Medieval Wes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ch.4。轉引自鄒薇：《拜佔庭對古典醫學的繼承和發展》，《世界歷史》2017年第3期，第119頁。
(41)Robert S.Gottfried,The Black Death,Natural and Human Disaster in Medieval Europ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p.11-12.察蘭尼斯更認為人口急劇下降的趨勢延續到9世紀。Peter Charanis,Studies in the Demograph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72,p.17.
(42)Nikephoros,Short History,Nikephoros,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Text,Translation,and Commentary,trans.by Cyril Mango,Washington,D.C.: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1990,p.145.
(43)Theophanes,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p.432.
(44)劉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區自然災害研究》，第301-305頁。
(45)Theophanes Confessor,The Chronicle,X,[AM6034].
(46)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Ⅱ,ii,23.
(47)劉榕榕：《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區自然災害研究》，第308-314頁。
(48)John Freely,Istanbul:The Imperial City,England:Penguin Books,1996,pp.7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