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3日-16日在杭州舉行的「歷史上景觀變遷的管控：人類世中的自然、技術與權力（Historical Management of Changing Landscapes: Dynamics of Nature, Technology, and Power in the Anthropocene）」國際研討會，由浙江大學主辦，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和《浙江社會科學》雜誌社具體操作，旨在探討歷史時期（人類世）人與自然的關係，促進環境史與科技史之間的對話。
本次會議與會學者有來自美國堪薩斯大學、匹茲堡大學，加拿大女王大學，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等國外機構的七位學者，還有來自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鄭州大學等國內院校的近三十位學者，共收到了中外論文及摘要近三十篇。會議除了主題演講、獨立論文宣讀外，還分了「水利、環境與社會」「歷史變遷中的自然與人」「文化、景觀與技術」三個主題發言與評議小組，圍繞環境、技術、人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多維度的探討。
會議現場
（一）主題演講環節
環境史主要奠基人之一、美國堪薩斯大學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首先以「一個懷疑論者的觀點：我們生活在人類世嗎？」為題作了主題演講。「人類世」往往被人們定義為持續增長的人類對環境產生較大影響的時代，但沃斯特認為定義「人類世」首先第一個關鍵詞應該關注能源，雖然現在能源的使用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人類對環境的改造與佔據也是明顯的，但當我們的能源來自可再生的、無碳的能源時，是否還能夠將我們生活的時代定義為人類世？其次第二個關鍵詞應該關注人口數量，儘管現在的總人口依舊在不斷持續增長，但當人口出現下降之時，又是否還能夠將我們生活的時代定義為人類世？以此兩點來反問我們究竟該如何思考人類世。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王建革教授在「水生植物群落與江南古代的水景觀」的發表中，試圖以史料、詩畫為基礎，探討中國古代江南淺水區水景與環境變化、農業技術過程的關係。漢代至唐代，技術含量低的農業體系沒有造成生態問題以及水生生物群落。當時蘆葦和菰草有普遍的大規模分布。到處都有漂浮植氈。宋朝以後，江南地區得到了發展，人們還種植菰草和蘆葦以加速泥沙淤積，促進淺水區變成圩區。水生植物的減少引起了溼地環境物理響應的連鎖反應。水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珍禽飛走，菰草的穀粒減少，漸漸消失。這種環境變化也反映在古代藝術和詩歌中。簡言之，水景的變化是官、農、鄉紳、士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
加拿大女王大學歷史學系邱燕凌（Emily Hill）教授以「1970年代以來中國工業化對農業的生態影響」為題作了主題演講，認為隨著20世紀70至80年代的中國農業的發展，人類與礦物的關係也發生著急劇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農業的生態位，因為快速增加的化肥施用提高了人們所青睞的作物的產量。雖然，這些礦物化肥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許多長期遭受糧食匱乏之人的食品供應，然而過度依賴化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土地環境受到了較大影響。
（二）論文宣讀
關於黃河的研究。
美國匹茲堡大學世界歷史研究中心主任馬瑞詩（Ruth Mostern）教授以「黃河安流在中古時期的結束新解」為題，指出從黃河沉積的記錄中，可以發現黃河沉積的明顯轉折是發生在10世紀左右，從舊石器時代到唐末黃河均處在相對安流的時期。主張以流域為視角思考黃河，並通過GIS等技術將黃河史料數據化是研究黃河環境史必要的手段，如黃河災害、治理發生的頻次、地點等進行數據分析，都能夠直觀地表現不同時期黃河變遷及背後的生態、政治、文化趨向，在資料庫的輔助下對於歷史事件、歷史問題亦可能會有新的發現。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韓昭慶教授以「千年尺度的黃淮人關係史」為題，重點討論了黃河下遊長期奪淮期間對淮河流域的湖泊、水系造成的一系列多米諾骨牌似的影響。並認為根據地質研究的分析，在人類足跡很輕的晚更新世，黃河下遊曾經涉足淮河下遊，所以始於1128年的黃河長期奪淮，不過是沿襲其早期在淮北平原上的造陸運動，至明清時期基本以堵為主。但最終沒能解決好黃河下遊不斷淤高的問題，以黃河下遊1855年自決於銅瓦廂、改道北流而結束黃、淮合流的歷史。民國時期，隨著西方治河理論的引入，國民政府開始了解到需要從整個流域的角度來解決黃河的問題。但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對黃河實現全流域的治理才成為現實。
關於運河的研究。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吳滔教授以「從河凍到凍阻：明代漕運能力研究」為題，主要探討了明代河道封凍對水上運輸的影響。並提出直至明朝中期，凍阻發生愈發頻繁，一系列避免凍阻的手段先後出臺，明廷既需要保證漕船、漕軍等運輸基礎，又需要規範運輸秩序、完善運輸環節，還需要應對漕船來遲、處置凍阻。明朝末年，漕運能力在凍阻的影響下越發不能維持，有限的京師供應難以滿足國家財政新的需求，最終漕運系統的敗壞無法挽回。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路璐教授以「大運河文化遺產研究：現狀、不足與展望」為題，主要探討了大運河文化遺產研究中的現狀、不足與展望。她認為大運河文化遺產研究已逐步展開，在保護什麼與如何保護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研究不足也較為明顯，如尚未清晰認知大運河文化帶遺產類型、尚未聚焦大運河文化帶的雙重特性以及只是粗淺羅列、尚未精準梳理大運河文化帶的價值維度。
關於城市、景觀、災害的研究。
紹興市水利局邱志榮研究員以「良渚文化遺址水利工程的考證與研究」為題，認為對良渚文化遺址的研究應從錢塘江兩岸上古水利史發展的角度出發，結合歷史地理、氣象、農業、人類等學科，對良渚遺址塘壩工程的規模、功能、性質等進行較全面系統的分析和研究，發現遺址中的山地（上壩）—山麓（下壩）—平原（城牆與城河等）水利工程的建設與發展遵循了自然演變和人類適應與改造自然的規律，壩充分顯示了良渚古代文明的發達程度，也說明水利工程在社會文明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劉士永教授以「歷史上的上海地區經濟開發與環境劣化」為題，主要聚焦於20世紀50年代之前，上海地區之自然資源運用、土地利用，與水資源耗用等交互關係，以呈現其對於該地區環境衝擊之可能影響及面貌。從城市農作的水資源缺稀到工業汙染，上海地區的檔案與歷史數據或將顯示，當地民眾如何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忽視或濫用了相關之環境成本。該文在研究工具上借重了時下常見的GIS分析與呈現手法，另在分析討論中也將加入成本效益的概念於其中。雲南大學西南環境史研究所周瓊教授以「17-20世紀雲南民族地區景觀災害研究」為題，認為17世紀以來，雲南「八景」景觀內容逐漸豐富，19世紀中後期因「八景」景觀泛濫而衰退。由於人為及環境變遷的影響，「八景」景觀因水災、旱災、泥石流、地震等不同的災害而湮廢，雖然因此留下了特殊類型的「八景文化」，但展現了災害對生態及人文景觀的影響，一是一些災害發生地的景觀因此消失，二是災害發生後出現了新的景觀，三是災後原景觀發生了變化，很多自然景觀得到人為修復而增加了更多的人文內涵，展現了災害在景觀變遷中的破壞及重塑作用。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所長薛鳳（Dagmar Schfer）教授以「地性或者地方知識：怎麼理解中國方志的災害記錄」為題，將《東明縣誌》中的「蠶災」記錄作為案例，認為古人在地方志中對災害的記載，主要是因該災害對其自身生計產生著較大影響的災害。該研究通過大數據分析的方法，將「蠶災」信息數據化，在空間上反映出某一災害的變遷，並得出元代是比較重視蠶桑養殖的結論。
（三）小組主題報告
1.「水利、環境與社會」小組
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徐淳博士後以「第一千紀雲南的水、儀式與政治權力」為題，認為雲南腹地極端的降水年間、年際和地區分布使灌溉成為農業酋邦政治權力的重要來源。作者從儀式的角度探討地方大姓如何控制水源並保有其權力這一問題，並認為雲南大姓將關於用水、水權、水災的表述嵌入一系列神奇故事、地方歷史和文化景觀中，通過儀式來維持社會秩序和自身的權力。九、十世紀佛教的興起可以視為大理王權的擴張，但也促使地方大姓使用新的宗教理念重新詮釋文化景觀。第一千紀結束時的雲南，自然環境、政治鬥爭和宗教身份的糾葛成為「水利建制」的決定性因素。
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孫競昊教授以「興修與維繫大運河：1289-1855年濟寧地區水利設施的邏輯」為題，提出從13世紀末期至19世紀中期，位於山東西部的濟寧地區因為一系列巨大水利設施的修建、改善和維持，而經歷了巨大的環境變遷。這些水利工程是從技術上著眼重新規劃和改變地方自然條件而為大運河的運作創造一個堅實的基石。同時，明、清王朝旨在保障漕運之目的與用於灌溉和耕種等地方要求產生衝突。國家牽動了區域地理空間和生態結構變遷，其後果涉及地方政治、經濟環境裡的機構、團體和個人等角色，也進而影響到宗教與文化領域。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羅曉翔教授以「環境、資源與權力：對清代丹陽練湖糾紛的考察」為題，探討了丹陽練湖興廢過程中的環境、資源與權力之間的關係。練湖作為一個人工湖，帶有「朝廷公產」的性質。當「私利」介入對「公產」的爭奪時，不同群體之間的糾紛也就隨之出現。從清代前期的練湖糾紛來看，廢湖派與保湖派的在社會地位上難分強弱。在爭取官方同情時，廢湖派與保湖派都將「國家」利益放在首位，爭論的最大焦點是練湖是否有利於漕運。最後，練湖糾紛的最終解決也體現出朝廷作為終極裁判者的作用。由於康熙皇帝強調江南水利的重要性，所以各方長期爭論的練湖「濟運」問題不再重要，「蓄水」成為練湖清田復湖的唯一合法性基礎。在朝廷新政策的推動下，數十年難以解決的練湖糾紛很快有了結果。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王志剛教授以「河性與人性：傳統治河工具體系的環境史解釋——以《河工器具圖說》為例」為題，指出從先秦到晚清，在自然的黃河與黃河的治理兩者之間，形成了天工和人功相交錯的黃河治理歷史。該文擬從傳統中國的治河工具體系和河防機制入手，探尋河性與人性之間的複雜變化和消長。文章利用的基本文獻是清代南河總督麟慶（1791-1846）編纂的《河工器具圖說》。這部成書於道光十六年（1836）的集大成性質的河工器具著作，所提到的河工器具有254種，每種器具都有圖示和溯源性和解釋性的文字說明。該文按照該書原有的分卷和分類，從宣防、修浚、搶護和儲備等四個層面，對黃河防洪的應對體系作系統的梳理。在此基礎上，該文還將結合清代的河防機制，就這一治河工具體系所體現出來的人水關係，賦予環境史的解釋。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申志鋒博士以「淤灌與排水：近代以來豫省黃河南岸『河下沙地』的治理探索」為題，探討了近代以來，豫東北黃河南岸區域延續著之前就已經存在的「河下沙地」問題。認為至民國時期，時人開始重新思考「引黃」技術，即以「虹吸引水法」為主，「機器吸水法」為輔。不過，這卻被戰亂時期1938年的花園口事件打斷，而沒能大規模地有效實施。至新中國成立後，在對區域土地調查的基礎上，人們真正地又重新開始修建閘渠而「引黃淤灌」。這一過程中，也伴隨著「引黃淤灌」出現的次生環境問題，比如排水不當而引起的次生鹽鹼化問題。值得肯定的是，這種技術實際上是對西漢到宋代就已存在的淤田技術的發展與回歸。
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陶磊教授以「試論戰國新宇宙論的人文屬性」為題，探討了戰國時代的宇宙論，其內容與自然萬物的生成基本無關，而多為對人文視域下的世界之生成的關注。具體內容上看，其對形之生成有特別的重視，形既非有，亦非無。無論儒家還是道家，道的內涵都指向於形，只是兩派對形之內在規定性即德的認識有差異，儒家以魂為基礎規定形，道家以魄為基礎規定形。構成魂魄的質料都是氣。屬天的孔孟儒家未將欲望納入其構建理論的範疇，《禮運》與荀子為彌補這個缺陷，援引太一為宇宙論根源，導致對孔孟儒家關於人的規定性理解的偏離。道家宇宙論存在南北差異，北方有絕地天通背景，南方則沒有，這是《老子》、《太一生水》與《恆先》等宇宙論及相關哲學觀點差異的根源。戰國時代還出現了附屬性質的宇宙論，即《繫辭傳》與《呂氏春秋·大樂》用以解釋八卦與音樂起源的宇宙論，這些宇宙論同屬於人文性質。
2.「歷史變遷中的自然與人」小組
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孫萌萌博士後以「在氣候變遷研究中構建一個『物候學』 (1920s-1940s)」為題，認為中國古代的「氣候」（和氣候知識）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是學界較少關注的。上世紀60年代，竺可楨認為「中國古代氣候學」是物候學。他把中國古代的「物侯」概念解釋為「中國古代氣候學」，把有關植物、動物等現象的史料作為研究氣候變化的「客觀」資料。這些記錄的量化和古今中外的比較，為中國歷史氣候的研究開闢了一條道路。作者以20世紀20-40年代中國氣候變化研究為切入點，主要探討兩個問題：這一時期中國氣候變化問題是如何產生的；面對上述問題，竺可楨的獨特之處。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吳俊範教授以「建國後澱泖湖群的圍墾與改造：關於景觀突變的思考」為題，作者對澱泖地區水文變化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是聚焦於20世紀50年代以後這一大力發展工農業、大力開發自然資源的時期，中國社會已進入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的階段，對自然水環境的開發利用與傳統農業時期有所不同。這一時期，太湖流域的水環境治理仍然表現出自然規律的約束作用。澱泖湖群地區由圍墾到放墾，由消滅水面到恢復水面，由圍堵排水河道到增闢洩洪通道，這一曲折性從整體上證明了太湖流域的水文規律，保持適當的水陸比例和足夠的調蓄水面，是太湖水網平原社會經濟發展和水利安全的保障。
浙江工商大學歷史系梁志平教授以「飲鴆止渴：民國時期工業廢水灌田實踐及影響」為題，認為隨著民國以來現代工業企業不斷建立，工業廢水不斷增加，亟待解決。該文主要通過對民國以來嘉興民豐造紙廠「廢水灌田」實施過程的分析研究，考訂「廢水灌田」在中國起源與發展的過程，指出由於對工業廢水問題缺乏科學的認識，把工業「廢水」當作「肥水」來使用，初期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還比較有限；而在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快速發展，工業廢水猛增，在錯誤思想的指引下，「廢水灌田」全面推廣，其後果是汙灌汙染是當時農業汙染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這給中國生態環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3.「文化、景觀與技術」小組
浙江大學江南區域史研究中心陳健梅教授以「長安若問江南事——唐代長安文化與城市生活中的江南元素之考察」為題，認為唐代長安作為大一統王朝的都城，通過隋煬帝開鑿的大運河，與帝國境內經濟、文化發達區域以及六朝的政治中心—以三吳為核心的江南緊密聯繫起來。江南在向帝國的中樞輸送財富與物資的同時，也輸送了江南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對唐代長安文化與城市生活中的江南元素進行考察，可以從社會史與城市史的角度重新審視學者們討論的唐後期「南朝化」傾向問題。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楊雨蕾教授以「從邊地到勝境：圖繪明清山海關地區」為題，從明清山海關地區地方志以及方志輿圖，與方志輿圖中的地理信息和景觀變遷兩個大的方面，詳細探討了山海關地區在明清時期從關隘和營寨，到城池、聚落和勝景，再到成為物阜民康之地的發展歷程。該文探討的是地方志輿圖怎樣反映地方景觀變遷的問題，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景觀變遷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德國馬普科學史研究所沈宇斌博士後以「種薯、治蝗、畜鴨與鑿圳：明清以來的生物治蟲技術」為題，以1776年出版的《治蝗傳習錄》為基礎探究了畜鴨治蝗這一重要的中國生物治蟲技術的起源和發展。以鴨唼蝗於萬曆年間在推廣甘薯種植的過程中被偶然發明，即使在二十世紀初西方應用昆蟲學傳入中國之後，傳統的畜鴨治蝗作為一種相對於有毒化學藥劑而言更為有效安全的治蟲方式，依然得到推廣，至今仍在中國被廣泛利用。通過探討鴨子如何作為一種技術，以及在此過程中人類、動植物與環境的關係如何受到了傳統中國農學和現代應用昆蟲學的塑造，該文試圖加深對中國畜鴨治蝗創新技術的理解。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江略博士研究生以「地方知識的形成和變遷：從明清到近代紹興地區的外感熱病學」為題，以紹興歷史上的各派醫學名家滑壽、張景嶽、章楠、俞根初、何廉臣等人的醫學理論和實踐為線索，探討地方的醫學知識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從明清到近代，紹興地區的外感熱病學，經歷了一個從傷寒學說主導、溫補思想的介入，到溫病學說的傳入，再到獨立的紹興傷寒學說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醫學知識逐漸「入鄉隨俗」，傷寒學說中與紹興風土不適宜的那部分知識被弱化和取代，而和當地病症密切相關的溫病和溼病知識被不斷地開拓和深化，最終形成了與最初傳入的傷寒學說差別巨大、別具特色的紹派傷寒學說。
最後，本次會議還有一些提交的未發言的論文。其中，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健研究員以「黃河與運河的糾葛：《夢溪筆談》與運河事跡札記之一」為題，認為黃河與運河密切相關，黃河對於運河就是唇齒相依利弊相伴的雙刃劍。淮陰師範學院歷史文化旅遊學院李德楠教授以「『不產稻而人食米』：19世紀一個跨淮縣區的農業景觀與城市消費」為題，提出「清河不產稻而人食米」的現象反映了人地關係變化中的農業景觀，揭示了貿易、倉儲對城市消費的影響。法國遠東學院Luca Gabbiani教授以「城市腹地的構建——對山東運河走廊及其城市發展的思考」為題，力求理清明清時期大運河山東段沿線城市景觀的發展脈絡。聊城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胡克誠教授以「水櫃與湖田：明清時期濟寧州楊家壩興廢述論」為題，探討了位於濟寧州城東洸府河上楊家壩的興廢。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夏明方教授、山西大學歷史學院張霞博士以「山水之間：劉大鵬與三晉第一形勝的景觀重建」為題，認為新世紀以來，雖然以水為中心的水利社會史在當代中國的區域社會史研究中生成、崛起，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這一研究，在將水這一自然要素引入中國歷史之中的同時，又將水抽象化了，亦即僅僅把水作為人生存的環境，而忽略了水之自身賴以生存和永續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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