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徵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徵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明朝黃子澄曾有文《天下有道 則禮樂徵伐自天子出》，現載於下：
治道隆於一世，政柄統於一人。
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禮樂徵伐，皆統於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
昔聖人通論天下之勢，首舉其盛為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實無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群黎樂四海之無虞；天開日明，萬國仰一人之有慶。主聖而明，臣賢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於上，俗美於下，海宇皆熙皡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時乎？當斯時也，語離明則一人所獨居也，語乾綱則一人所獨斷也。若禮若樂，國之大柄，則以天子操之，而掌於宗伯；若徵若伐，國之大權，則以天子主之，而掌於司馬。一制度，一聲容，議之者天子，不聞以諸侯而變之也；一生殺，一予奪，制之者天子，不聞以大夫而擅之也。皇靈丕振，而堯封之內，鹹懍聖主之威嚴；王綱獨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
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
可以看出，該文是對孔子所說的天下有道最好的詮釋。
孔子為何在他生活的時代談天下有道？其實暗指"天下無道"，那麼"天下無道"指什麼？孔子在本章講，一是周天子的大權落入諸侯手中，二是諸侯國家的大權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三是老百姓議論政事。對於這種情況，孔子極感不滿，認為這種政權很快就會垮臺。他希望回到"天下有道"的那種時代去，政權就會穩定，百姓也相安無事。
回溯孔子生活的東周晚期，周王室失去對各諸侯的節制力，從外在來看似乎是君權衰微導致的緣故，從而使得周王室失去了宗主地位，而僭越使用禮樂的事情也頻繁發生。在分封制發展的最終階段，周王室已經失去可供支配的利益，維持這個龐大帝國以及宗主和諸侯之間微妙平衡的關係被打破。
而「禮樂徵伐自天子出」演變為「禮樂徵伐自諸侯出」實際上展現的是權力重心向下移動，上層構架已經崩塌，下層建築承擔起了運轉社會的功能。換言之，一座金字塔舊的塔頂已經潰散，新的塔頂已經壘起了新磚。
孔老夫子所處的年代正值春秋末期，戰國時代伊始，面對王道衰微，禮崩樂壞的現狀。孔老夫子這位周王朝忠實的擁護者一生都在為恢復周禮而四處奔走，他自己曾說「周監於兩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作為道德學家，孔子對於周禮的推崇實際上是建立在王道和道德的社會秩序崩塌的基礎上，春秋時代正是兼併戰爭愈演愈烈的一個過渡期，各個諸侯都在進行軍備競賽，發動兼併戰爭，最終形成戰國七雄的格局。
面對社會的動蕩，周王室喪失節制力的衰微，孔子試圖藉助周禮重新恢復社會秩序，但在那個人心思變的年代，這樣的呼籲顯然是不合時宜的。所以孔子周遊列國而無所作為，因為他的學說之於當時野心膨脹的各諸侯來說相當於自斷手腳。
那麼禮樂徵伐自天子出是如何表現的呢？《禮記·王制》記載說：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徵，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禮樂徵伐展現了周天子不僅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還是社會秩序的指揮家，如「禮」表現為「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這就叫禮制，它有著奴隸社會的那種等級性。
什麼身份的人就匹配什麼禮制，天子自然都是最高規格，然後一層一層往下次第消減，這種禮制實際上是以天子為中心，天子就是社會的道德模範，所以要向天子看齊。所以孔夫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過去的那種古典思想中，我們不難發現天子不僅僅只是國家的統治者，還是社會秩序的表率者。
所以《禮記》中把天子的地位推崇的很高，叫做「天子將出，類乎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