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陽節插茱萸
簡而言之，重陽節乃萌芽於東漢後期，最初的的習俗是採菊，宮廷內飲宴，到三國初期，九月九日大致已成為一個較固定的節日。民間習俗讚美這個「日月並應」的九月九日（重陽），認為適宜於長久（求長壽），並設宴慶賀。
三國時魏國建都洛陽，也就是說，曹丕所記述的九月九日風俗就在今河南洛陽一帶。不過後人說到重陽節的起源地，一般流行的說法是今河南省的上蔡縣（上蔡在洛陽的東南方，兩者相距近千裡），因為據說當年恆景登山避禍所登的山就在上蔡縣。
上文說過了，費長房的故事只是一個民間傳說，其荒誕性足已證明它不是史實。這個說法自然頗受質疑。說法頗多，不詳述。事實上，文獻史籍並沒有明確記載重陽節最先興起於何地，更不可能有資料證明桓景全家登山就在上蔡縣（一個神話故事，哪來的資料證明？難道有資料能證明爆出孫悟空的那塊石頭是在什麼地方嗎？）。不過有一點是可以大致肯定的，那就是重陽節的起源地當在今河南中原地域，而這一帶正是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一個民俗節日的形成，往往都要經歷一段漫長的時間。在其逐漸形成的過程中，同時逐漸向周圍地區傳播，接受的人越多，擴展的地域亦越大，節日習俗也隨之逐漸發生。
最早明確記述九月九日風俗的是三國（220—265）初期魏文帝曹丕的《九日與鍾繇書》。
那時的習俗是「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這種重陽求長壽的涵義與設宴享樂的習俗以後一直很流行。
三國後是西晉（265—316）、東晉（317—420）。晉人葛洪（283～363）假託西漢末年劉歆之名所撰《西京雜記》稱「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東晉《搜神記》把它照抄一遍。同為晉人的周處撰《風土記》（原書已佚，書中片段散見於後世類書中）記九月九日的習俗是：「俗尚此日，折茱萸房以插頭，言闢除惡氣而御初寒。」又載：「漢俗九日飲菊花酒，以祓除不祥。」（清《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歲功典·重陽部》引）可見晉代時過重陽節已是相當流行了，佩茱萸，食蓬餌（最初的重陽糕），飲菊花酒都是當時的節俗。而過節的涵義既是求長壽（曹丕所論與《西京雜記》均說明了重陽節這個涵義），又包含了「闢除惡氣而御初寒」、「祓除不祥」。二者並行不悖。
正史中最早出現作為節日名的重陽一詞的，是《晉書》第五十一卷載錄的晉代摯虞《思遊賦》：「且啟行於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譯文：準備在重陽之日起程啊，先停留下來修習禮儀。）而晉代時的重陽節則誕生了兩個最著名的典故，一直流傳至今，一個是「龍山落帽」，一個是「白衣送酒」。
「龍山落帽」典故說的是：東晉大將軍桓溫，於某年重九日帶著參軍孟嘉和其他幕僚登龍山宴會。山風把孟嘉的帽子吹落，孟嘉不覺，隨後如廁。桓溫讓人把帽子撿起放到孟嘉的座位上，並叫孫盛寫了一篇文章嘲諷孟嘉帽落不知，有失體面。孟嘉回來後看到嘲諷他的文章，當即提筆回敬了一篇文章，「文辭超卓，四座嘆之」。（事見陶淵明《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及《晉書·孟嘉傳》）此事在當時乃至後世一直傳為美談。這個重陽登高常用的典故，反映出在東晉時，登高已是重陽日節俗。
「白衣送酒」典故說的是：晉末文人陶淵明（365～427）酷愛菊花，認為「酒能祛百病，菊能制頹齡」，重陽節這天，既要賞菊，更要暢飲。哪料某年重陽節，陶淵明無酒，只好在菊叢中犯愁，恰好郡刺史遣身著白衣的家丁送酒來，陶淵明接酒就在菊花叢中痛飲，喝得酩酊大醉。
「白衣送酒」是重陽飲菊酒常用的的典故。過去有本教人做對聯的書，其中「九月」部說重陽有這兩句：「紫萸色重，黃菊香飄。白衣飛送酒，硃筆競題糕。」便說到這個典故。不過今有資料稱，重陽節飲菊花酒始自陶淵明，那不符合事實。因為在陶淵明以前的《西京雜記》就已明確記載了飲菊花酒的習俗。
順便一提，陶淵明是孟嘉的外孫。祖孫兩代給同一個傳統節日各留下一個著名的典故，絕無僅有，可謂中國傳統節日中的佳話。
東晉後是南北朝（420—589）。重陽節已盛行於長江南北，南朝依次是宋、齊、梁、陳四個朝代。梁代吳均《續齊諧記》所載恆景全家登山避禍的故事，便是以最容易為民間所接受的神話傳說方式記述了這個登高節俗的緣由，反映出當時重陽登高已是普遍的習俗，《續齊諧記》所載「登山避禍」的觀念，與《風土記》所說的「闢除惡氣」、「祓除不祥」
一脈相承，乃源於自西漢末年以來形成的陽九為災厄之數的讖緯觀。其含義是：陽為剛，重陽是「二剛相逢」而相剋，且「九」為至陽之數、極數，根據《易經》物極必反的理論，就要走向反面。重陽時節，自然界呈現萬物凋零、陰盛陽衰之象，故被視為「厄日」，稱「陽九之厄」。西漢末年新朝代漢，災荒連年，新朝皇帝王莽便將之歸於陽九之厄（見《漢書·食貨志上》），證明這種觀念當時曾很盛行。南北朝時重陽日登山、佩茱萸，含義是避邪防災，以消陽九之厄。
這是重陽節涵義的最大演變：東漢末三國初，九月九日是「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是個吉日。到了南北朝，卻又被視為「陽九之厄」的「厄日」。要登山、佩茱萸以避之消之，而飲菊花酒的涵義仍主要是卻病求壽。
重陽登高這個節俗，為後世一直延續，成為重陽節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動。但其中消「陽九之厄」的觀念，並沒有盛行多久。比《續齊諧記》作者吳均（469-520）稍晚、同為南朝梁代人的宗懍（約501—565）撰寫了一部影響深遠的民俗學著作《荊楚歲時記》，記述荊楚地區（湖北長江中遊一帶）自元旦至除夕的二十四節令和時俗，書中記述當時的重陽節俗是：「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宴。」（土農工商各行各業的人都到郊外鋪草為席，坐在上面設宴飲酒）並沒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闢邪避災。
同時期的北朝北周（667—580）人杜臺卿撰寫的民俗學著作《玉燭寶典》（全書已佚。其軼文見於後世類書），所記重陽習俗是：「九日，食蓬餌，飲菊花酒者，其時黍秫並收，因以黏米嘉味觸類嘗新，遂成積習。」（清《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歲功典·重陽部》引）也沒有提到要登高和佩茱萸以闢邪避災。
隋朝（581—618）人杜公瞻給「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飲宴」加註：「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於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雲令人長壽，近代皆安設於臺榭。」（臺榭：高臺上的亭子）。記述了當時登高、佩茱萸、飲菊花酒的節俗，涵義亦非闢邪避災，而是「雲令人長壽」，回復到重陽節最初的涵義。
隋後的唐代，重陽是四大節日之一，又是「三令節」之一，極受朝野重視，在唐代中後期還被定為全國性法定假日，不是去避災，而是「宜任文武百僚擇地追賞為樂」（《唐會要》卷二十九）。過節的氣氛基本上是一派喜慶，登高主要是一種休閒娛樂方式，一種旅遊觀賞活動，消「陽九之厄」的涵義已消失殆盡。《全唐詩》、《全唐文》及其續編等相關文獻都明顯地反映出這種時代風貌。後世亦基本如此。事實上，重陽日發生的災難並不比平日多，後世文獻亦極少再說「陽九之厄」，偶有提及（見宋·吳自牧《夢粱錄》），也不過是這種讖緯觀念的殘存，再加上封建文人崇尚「法上古之意」的表現，並非民眾普遍性的觀念。今人談重陽節，一再徵引《續齊諧記》登高佩茱萸以避禍的故事，好像歷代都是如此，這並不符合史實。
重陽節發展至南北朝時，在長江南北已相當流行，諸種帶普遍性的主要節俗，如登高，佩茱萸，飲菊花酒（後來加上飲茱萸酒）、賞菊，食蓬餌（重陽糕），享宴等已基本形成並逐漸定型，後世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民國，皆沿習承續，無大改變。不詳述。
宋代（960-1279）時，重陽節出現了祭神活動，這是前朝甚少記載的。朝廷拜先帝、祀三皇（中國傳說中的古代三個帝王。通常指燧人、伏羲、神農或者天皇、地皇、人皇）。普通百姓則上墳祭奠祖先，同時向神祈福。
重陽節自宋代起逐漸成為朝野祭神掃墓的重要日子，這種習俗一直延續下來，在明清時甚為興盛。所祭各路神靈亦十分龐雜。比較普遍的是祭祀土地神，農曆九月是農作物豐收的月份，農民要答謝神恩。此外還有祭上天，祭祖，祭元帝，祭城隍神，祭鬥姆，以至祭狐仙，祭黃鼠狼等等，五花八門，各地情況不一。不詳述。
重陽節還有一些只存在於個別地區的習俗或已消亡的習俗，如把牲畜散放田野、九月農業收成後「嘗新」、騎射、敬師送禮，貼重陽糕於兒女額頭以祝「高」等等，與廣東重陽節俗基本沒關係，不述。
因其日期，重陽節別稱重九、重九節、九月初九、九月九、九月九日、九日。因其習俗，重陽節又稱登高節、登高會、茱萸節、茱萸會、菊花節、女兒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