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失敗後,陳昌浩回到延安,為何後來國內沒了他的消息
西路軍西徵,是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在甘肅西北,與國民黨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的作戰。
陳昌浩時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
1937年1月初,獲悉紅5軍佔領高臺,徐向前、陳昌浩率西路軍指揮部各機關與9軍一起離開山丹,向西進軍。在甘州西南的甘浚堡突然遭受馬家軍的圍攻。在突圍中隊伍被衝散,吃了大虧。
1月28日,西路軍全部集結到倪家營子,全軍還剩一萬多人,戰鬥員不及一半。
從1月31日起,馬家軍向倪家營子發起一次又一次攻擊。他們也懂得消滅紅軍的有生力量,所以專找紅30軍陣地打。
倪家營子血戰,持續了一個多星期。馬家軍打得疲勞不堪,傷亡近萬人。西路軍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基本上已是彈盡糧絕,傷員越來越多,連最起碼的醫療條件都沒有。
西路軍指揮員都意識到,他們已經到了最後時刻,再打下去,敵人有源源不斷的補充,紅軍則任何補充和援助都沒有,力量對比越來越懸殊,必須想辦法擺脫被動局面,尋求新的出路。
中央在鼓勵西路軍堅持戰鬥的同時,已經著手開始進行出兵援助西路軍的準備工作。
可是遠水不解近渴,血戰在繼續,西路軍必須當機立斷做出擺脫眼前危險處境的決策。敵軍在不斷增兵,重重包圍使紅軍喘不過氣來,即是不被敵兵打垮,飢餓也會把紅軍壓垮。
為此,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召集會議研究行動計劃。徐向前力主東返,得到大家一致擁護。
陳昌浩顯得心事重重,遲疑不決。
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情況下,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而出,向西洞堡、龍首堡一帶轉移。
然而陳昌浩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
當西路軍重返倪家營子時,發現村寨已被馬家軍洗劫一空,只剩下一片焦土和斷壁殘垣,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馬家軍沒想到紅軍還會回來,立刻又圍了上來。每次衝鋒都集中兩個旅以上的兵力和民團,在炮火配合下向紅軍猛撲。
紅30軍、9軍戰士揮舞大刀,一天打退敵人三四次進攻。敵人攻得筋疲力盡,又不善夜戰,只得與紅軍對峙。
西路軍在倪家營子的消耗戰,用盡了自身最後的一點力量。
眼看大勢已去,回天無力,陳昌浩才不斷向中央告急,報告真實情況。
3月5日,西路軍領導人決定放棄倪家營子,乘著夜色的掩護向祁連山轉移。馬家軍騎兵跟在後面窮追不捨。
3月13日康龍寺之戰後,西路軍終於失敗了。徐、陳收拾殘餘部隊,連夜向山裡行軍。
3月14日天亮到達石窩一帶。
1937年3月16日夜晚,徐向前和陳昌浩在一個警衛排護送下,悄然離開西路軍,向著陝北方向走去。為了躲避馬家軍騎兵,他們晝伏夜行。走出祁連山時,徐向前命令警衛排就地打遊擊,大家分散行動,只留下一個保衛幹部同行,化裝前進。
到了西洞堡,他們停下休息,叫保衛幹部去找水喝。天快亮了找水的人也沒回來。徐向前估計他出了問題,便拉上陳昌浩趕緊走。
第二天他們到了大馬營投宿,找到一位在當地行醫的湖北人家。陳昌浩遇見老鄉,十分高興。這個老鄉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飽飯,第二天早上徐向前催陳昌浩上路,陳說太累,休息幾天再走。
陳昌浩有老鄉掩護,但是徐向前的口音不對,在這裡一定會有危險,於是徵得陳昌浩的同意,一個人先行離開。
為了避開馬家軍的搜捕,徐向前在路上儘量不與任何人接觸。曉行夜宿,匆匆趕路。他身穿破爛的羊皮襖,又黑又瘦,好像戈壁灘上的羊倌。餓了找老百姓家討口飯吃。到了平涼山以後,打聽到紅軍就在附近,連忙朝北山方向趕過去。
在一個叫小屯的地方,徐向前見到了正在執行任務的4軍參謀長耿飈,悲喜交集的心情,用語言是難以表達的。第二天,徐向前被護送到鎮原的援西軍總部,見到了劉伯承。這是4月30日。經過一個半月顛沛流離的日子,徐向前終於回到了家。
徐向前的回歸,算是西路軍中比較順利的。根據徐向前的匯報,中央派人到涼州尋找陳昌浩,但沒有找到。
原來他在湖北老鄉家病了一場,養好病之後,也許是敗軍之將無顏見江東父老,他沒有回延安,而是長途跋涉回了鄂豫皖老區,想在那邊重整旗鼓,再拉起一支紅軍隊伍來。但當地的形勢也不好,陳昌浩才回了延安。
他到延安時已是1937年的10月,正值延安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高潮。陳昌浩受到中央的嚴格審查,後來又被送到蘇聯學習,這位曾在紅軍中擔任高級領導的人物,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1951年,陳昌浩從蘇聯回國,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等職,1967年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