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全球範圍內的爆發，不僅危害著人類的健康，對全球經濟和社會運轉造成巨大的影響，而且為國際政治生態帶來了複雜的挑戰。最為明顯的就是中美兩國外交上的論戰，無論是在新聞媒體、社交網絡，還是政府要人在公開場合的發言，都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並觸發驅逐記者的危機。在此期間，美方態度的變化尤其值得玩味：在中國疫情爆發之初，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曾稱讚中國的抗疫工作和信息透明。但隨著中方對外媒辱華文章的嚴正抗議和反制，以及美國疫情的迅速蔓延，美國政府立即將矛頭對準中國，不僅指責中國隱瞞疫情，應為「大流行」（Pandemic）承擔責任，而且屢次以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中國病毒」來稱呼新冠病毒，引起美國國內的反華情緒，甚至使得許多亞裔美國人都遭受歧視。然而，近日由於美國確診病例高居首位，很可能成為全球新的疫情「震中」，白宮意識到互相推諉無益於國內疫情的緩解，於是便轉而緩和中美關係，尋求與中國的合作，川普也不再使用「中國病毒」的說法。從中不難發現，美國外交態度的轉變與美國疫情的發展緊密相連。對於美國政府的抹黑、「甩鍋」和打壓，我們有理由感到憤懣和採取回擊，但與此同時，我們是否也應該重新思考美國外交政策的內在邏輯，否則容易處於被動的境地。
美國著名的保守派外交學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這次中美紛爭的直接導火索是《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2月3日刊載的一篇文章《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其作者是美國著名的保守派外交學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他是哈德遜研究所的專家，是外交關係委員會美國外交政策亨利·基辛格高級研究員，還是《美國利益》雜誌的主編。雖然米德回應稱標題是編輯擬定的，但他態度傲慢，並沒有為此感到抱歉，而文章的內容，意在說明中國的實力仍然脆弱，疫情將對中國經濟產生巨大衝擊，中國將無力與美國競爭[1]。諷刺的是，米德在寫這篇文章時，估計沒有想到一個月後，疫情會在美國爆發，將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事實上，米德因提出「傑克遜傳統」，而在川普上臺後備受關注，班農（Steve Bannon）甚至給他發信息，希望和他成為密友。他的著作和文章很快被廣泛閱讀，大家希望從中找到解釋川普變幻莫測的答案[2]。
米德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是2001年出版的《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這本書立足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歷史傳統，將美國國內社會與國外情勢相結合，闡述美國人是如何界定它們自身，以及它們的利益是如何受世界的牽動，從而尋找後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出路。因此，該著作能為我們認識當前美國的外交政策提供新的思路[3]。（二）
米德首先通過回顧美國早期的歷史，說明美國所制訂的外交政策，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對美國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因此，這種基於國內發展的考慮，使得美國的外交政策有別於歐洲大陸傳統的現實主義，後者往往強調外交優先，為了爭奪權力，可以犧牲國內民眾的福祉。美國的外交傳統從一開始便是以經濟問題為主導，著眼於全球各地，看待國家的利益的方式與歐洲各國迥異。而界定一個國家外交政策成功與否，其標準在於是否促進國家發展和促進國民福祉。具體而言，
米德不滿以往「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國際主義」和「孤立主義」等簡單的二元劃分，而將美國外交政策傳統分為四個不同的流派，每個流派反映了根深蒂固的地區、經濟、社會和經濟利益，包含了對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的看法。這四個原則以四位著名的美國政治家命名，即漢密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傑斐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分別代表商人、傳教士、律師、軍人的價值觀和視野。（1）漢密爾頓主義。這一派重視商業貿易，希望通過擴大貿易和商業策略取代戰爭零和遊戲。在他們眼中，國家利益最開始是海上自由，即為了實現和平貿易，美國公民、商品和船隻可以自由旅行至世界任何地方，外國人必須遵守國際法。與此相應的，要求美國貨物的目的地也開放自由，即門戶開放。隨著商貿的發展，他們還極力倡導資金在世界主要貿易國之間的自由流動，維護穩定的貨幣和金融體系。這種經濟傾向其實源於英國傳統，只不過漢密爾頓派把眼光從傳統的大西洋和印度洋一直延展至太平洋。而且當英帝國衰落之際，美國人取代其成為世界秩序的「陀螺」，自由貿易、門戶開放、國際法制和金融秩序等漢密爾頓派的主張大行其道。
（2）威爾遜主義。其源於清教文化和美國傳教士傳統，認為新教傳教士應致力於轉化整個世界，促成各地區社會、經濟、醫療和宗教革命，而美國政府不僅有責任支持這種努力，並且應該保護海外美國傳教士的生命、財產以及其他利益。早期的傳教活動對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進程造成重要影響，也使得美國政府愈發重視所謂的人權日程。直到作為威爾遜總統上臺後，威爾遜主義才正式成熟，這與他虔誠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可分離的。威爾遜主義外交政策的三項原則是：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能使世界穩定、美國有道義責任和實際需要去支持國外民主、防止戰爭。在他們的努力下，美國變得更具包容性，獲得了民眾的支持，促進民主的傳播，並為美國爭取到更多的朋友。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法治、且接受美國價值觀的世界秩序。
（3）傑斐遜主義。他們植根於美國文化中的特殊成分，堅決地捍衛美國民眾的自由和民主。傑斐遜主義的外交理念就是從這種極其寶貴且脆弱的民主觀念中發展而來，認為在危險世界中維護美國民主是美國人民最為緊迫和至關重要的利益，一直尋求以最低風險和成本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因此，他們一方面防範國外勢力對美國人自由的威脅，擔心過多捲入海外爭端會對國內革命帶來危險；另一方面警惕國內利益集團或政府在海外推廣價值觀念的時候，會走向腐化，從而侵犯美國海外公民的權利，導致戰爭。傑斐遜主義者寄望於國內捍衛民主，而非向海外拓展民主，他們憎恨和害怕戰爭，認為美國的最佳政策是順其自然，往往是孤立主義的最大支持者。
（4）傑克遜主義。這是米德最獨特的觀點之一，他看到了美國民眾主義的傳統。傑克遜流派是一大部分美國公眾社會、文化和宗教價值觀的表達。其核心價值觀是中產階級的榮譽觀，倡導自力更生、平等、個人主義、金融精神和勇氣。所以這派表現在政治上的主張是，美國人民的首要目標是政府應當竭盡全力促進自身群體的（政治、道義和經濟）福祉。他們懷疑沒有約束的聯邦權力，懷疑精英，認為政府管理程序越簡單直接越能產生好的結果，如全民公決優於立法程序。他們最擔心錯位，即政府與人民的錯位，國內利益和國外利益的錯位。此外，傑克遜主義學者對國際秩序持悲觀主義，對人道主義幹預、國際法表示懷疑。相反地，在為了捍衛國家利益方面，美國外交必須狡猾機靈，強硬有力、無需比其他國家更講廉恥，必須經常先發制人，甚至可以發動戰爭。而一旦宣戰，美國就必須付諸所有可用力量，並且在儘量減少傷亡的情況下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敵人，直至贏得勝利。
米德所劃分的四個流派都來自美國歷史與文化的傳統，外交政策是這些流派國內政治主張的延伸。進一步拆解米德的觀點，這四個流派內在所反映的是不同群體對美國國家利益的不同看法。漢密爾頓主義認為經濟利益是核心，威爾遜主義重視道德秩序，傑斐遜主義注重民主，傑克遜主義以民眾福祉為中心，因此他們所倡導的外交政策的目的是如何利用國際局勢和參與國際事務來服務於國家利益。正如米德所特別指出，一方面每個流派都包含著不同的分支，其自身也會隨著時間變化而變化發展；另一方面，不同流派之間會相互融合，界限變得模糊不清。實質上，就是因為各派對國家利益的認識會隨著國內外情勢的變化而作出調整，而且不同時期，各流派之間可能會就國家利益達成某種共識。例如自20世紀開始，漢密爾頓主義和威爾遜主義都認同美國國家的安全和發展依賴於建立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有學者將其歸為「全球主義」學派（globalist），而傑斐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都強調美國應以自身事務為中心，在世界範圍內收縮陣線，則被概括為「國家/本土主義」學派（nationalist）[4]。
米德在書中指出，美國外交政策不斷地在四種方法之間變換，各自相互結合、相互補充、相互抵消，短期靈活性與長期延續性地相輔相成使美國能獲得最大的大利益。所以，在實際操作中，美國的外交政策並非鐵板一塊，在具體問題上，不同流派會因對國家利益的界定，或聯手，或反對，這就使得美國的外交行動看起來複雜且無常，如既在社會主義陣營大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又同時在拉美、中東等地默默支持獨裁政府。（三）
米德之所以在美國的歷史傳統中歸納出這四大流派，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為了突顯美國外交政策的獨特性，稱這是取決於一系列相互區別、相互競爭的聲音和價值之間的平衡，是一部交響樂。在作者眼中，美國的外交政策如同國內政治，都是出自同一個民主的過程。他不無自豪地認為，既然美國的政治與社會，通過不同利益集團的辯論中走向成熟與發展，那麼，在外交政策上，源於不同利益的不同流派，經過思想的辯論和各種利益的協調後，會比一個人的智慧能創造出更好的外交政策，它們不但加強了美國社會的力量和凝聚力，還為美國提供了在國外的軟硬兩種力量。更有意思的是，他所提出的四個流派中，漢密爾頓主義和威爾遜主義是一種充滿自信和熱情的外向型與建制型的派別，而傑斐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則是一種充滿質疑和批判的內在型與克制型的派別，四者間形成制衡和互補，可以糾正決策中出現的錯誤，而且由於四個流派都是基於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因而它們之間的爭論並不會導致政策極大偏離美國的核心利益和戰略目標。
然而，這種對美國外交政策優勢的自信，是服務於作者寫作的現實性意圖，即探討冷戰後的美國如何制定正確的外交政策。該書正是寫於「9.11」事件爆發前，美國霸權處於世界巔峰之際。他在書中毫不掩飾地指出21世紀，美國是全球霸權國家，有必要發揮「世界秩序的陀螺儀」的作用。但他失落地發現，1989年後，美國政治體制中缺乏有效地共識，而這種缺失是因冷戰蒙蔽了美國世界領導地位的事實，公眾們缺乏對這種霸權問題的討論，公眾輿論的多數並不能理解在多大程度上美國的冷戰政策實際上受到世界體系需要的左右，而不是僅僅與蘇聯的衝突。
在米德眼中，全球霸權只是美國自建國始外交政策中核心問題的延續，仍是世界秩序及美國自身與這一秩序的關係問題。在本書的最後一章，米德對當下美國發展與世界秩序的關係作出了直接的判斷：「今天的現實是，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繁榮取決於這一世界體系的健康發展（而這一體系的健康發展又取決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智慧、力量和遠見），以及美國人民是否願意支持政府政策。美國人需要就美國霸權及其對國家利益的意義展開辯論。」可見，米德是支持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是美國霸權的支持者，而且在世界多極崛起的未來，他對美國體系也保持著信心。他曾在巴基斯坦的一次採訪中對中國崛起論和全球金融危機等問題給予回應，認為這些都不會給美國的全球體系造成太大威脅，因為美國在這樣一個體系中所發揮的作用是靈活多樣的：既可以成為主導力量，如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又可以試圖保持權力平衡，如在亞洲；還可以如在歐洲那般，努力促進自由秩序，把該地區所有的主要國家整合起來，使它們和平共處；同時美國也參與確保美國繁榮與安全的關鍵的國際項目[5]。
與此同時，米德也注意到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內在危機。他準確地把握到冷戰結束後，舊有的冷戰語言，即「現實主義者」鷹派和「理想主義者」鴿派的二元對立，已經不能描述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政治表現。他指出到了20世紀末，在外交機構中，佔主導地位的精英輿論要麼是漢密爾頓主義，要麼是威爾遜主義，或者是兩者不穩定的結合，這兩者都認為構建全球秩序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根本任務，老布希和柯林頓都是堅定的全球主義者。然而，無論是漢米爾頓主義的自由貿易體系，還是威爾遜主義的「歷史的終結」，都遭到國內許多群體的質疑，因為開放的市場開始損害美國商業家的利益，或是被看做外國利益的走狗，而建立國際秩序所需要的機制也可能威脅美國的主權。此外，日漸興起的環境保護和勞工權利問題又動搖著漢密爾頓流派和威爾遜流派的聯盟。這些情況都使得傑斐遜主義和傑克遜主義者重新興起，極力呼籲和平的出現為美國提供了機會，以擺脫其國際承諾，集中處理國內事務。米德在書中做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他將柯林頓政府最後幾個月的美國外交政策比作一輛小轎車：坐在前排座位上的漢米爾頓主義和威爾遜主義都認為這輛車應當開得儘量快，但在最佳路線問題上爭執不休，搶著方向盤；同時傑斐遜主義者坐在後座上，行駛著後座司機的傳統特權：大聲抱怨；但大家卻忽視了發動機，即給汽車動力的傑克遜主義者，已經不工作了，汽車只是靠著慣性在前進。米德在世紀之交就已意識到傑克遜主義將是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因素。
21世紀以來，恐怖主義、地緣政治對手的崛起、金融危機等現象都使美國民眾備感危機，這為「傑克遜主義」的復興培育了土壤。米德還認識到了，傑克遜主義興盛的內在原因是：隨著新精英隊伍不斷增長，由於缺乏與其他基層群眾共同生活、讀書的經歷，他們在考慮國家利益時，很難理解非精英公民的思想、價值觀以及他們在乎什麼。這種精英和民眾的脫節將後患無窮。這種矛盾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被推上檯面，學界普遍認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與傑克遜主義是不可分離的。米德在2017年的《外交事務》雜誌上也發表了對於當前美國傑克遜式民粹主義回歸的看法。他指出，
最近幾十年來，全球秩序計劃所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全球主義者（漢密爾頓流派和威爾遜流派）對美國外交政策思想的掌控地位開始鬆動，出現了越來越多民族主義的、不太具有全球思維的聲音。而川普看到了美國政治中的這支巨大力量，這些支持川普的傑克遜主義者，一方面認為美國並不是一個以實現一種普世使命的政治實體，相反，它是美國人民的民族國家，更應關心國內事務，「愛國主義」被定義為是對傑克遜式美國福祉和價值觀的一種本能忠誠；另一方面，由於新精英對多元文化主義的積極倡導，他們意識到身份政治使得許多美國民眾覺得自己被圍困，價值觀受到攻擊，對「政治正確」、移民、其他宗教等懷有敵意[6]。米德在採訪中曾戲謔地說：「如果你想了解川普本不可理解的總統任期，那你需要了解美國第七任總統（傑克遜）。」[7]
（四）
正如王緝思教授所說，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本國利益，外交行為不僅是外交行為體在對外部環境長期作出反應的基礎上形成，也是本國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和觀念形態的反應。而「國際政治包含著不同國家利益的協調與衝突，也充滿著不同思想原則的相互的相互撞擊，因此，研究一個國家特別是大國的外交政策，必須聯繫該國的政治傳統、價值觀念，以及廣義上的文化來進行考察」[8]。我們常說外交是內政的延續，一方面指的國內政治生態，如政黨政治、利益集團等，決定著外交決策，另一方面指公眾對外的認識與輿論影響著政策的制定。所以，理解米德提出的四大傳統對我們判斷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重要的參考。
在當前環境下，傑克遜主義傳統無疑是佔據優勢的。它作為發動機又開始動了，只是坐在駕駛位上，作為其化身的人是川普，他的捉摸不定，時常讓被擠在後座的漢密爾頓主義、威爾遜主義、傑斐遜主義驚慌失措，它們滿腹牢騷，試圖跨到副駕駛阻止川普的不安全駕駛。從表面上看，美國的經濟確實增長了，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發動機是否持續有能量，如今疫情的爆發將帶來嚴峻的考驗。有意思的是，在應對疫情上，川普自稱「戰時總統」，而傑克遜主義者一旦宣戰，必將不惜代價贏取戰爭。因此，川普團隊無論是轉移矛盾，惡意指責中國，還是與中國共商抗疫合作，都是一種外交策略和手段，核心是為解決國內疫情和降低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服務。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民主黨人士如何攻擊，根據蓋洛普公司最近的一份民調，目前對川普工作的支持率高達49%，是他在蓋洛普的民調中獲得的支持率最高的一次，其他的民調也有著相似的結果[9]。此外，在另一份晨間諮詢的民調中，有73%的美國受訪者認為中國對美國疫情爆發有很大責任[10]。這都說明傑克遜主義在美國社會中受眾廣泛。但是如果美國的新冠病毒疫情走向失控，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那麼勢必會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要麼出現極端的傑克遜主義，要麼四者重新洗牌。
（作者：李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燕南66優創團隊出品。）
參考資料：
[1] Walter Russell Mead,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3, 2020,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is-the-real-sick-man-of-asia-11580773677, 2020年3月29日查閱。
[2] Susan B. Glasser, 「The Man Who Put Andrew Jackson in Trump’s Oval Office」, Politico Magazine, January 22, 2018,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1/22/andrew-jackson-donald-trump-216493, 2020年3月29日查閱。
[3] 參見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著，曹化銀譯：《美國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響了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此書英文原版的標題為《特殊天命》（Special Providence），更微妙地體現著作者對美國外交與美國自身發展之間關係的理解。
[4] 參見盧然：《《特殊天命》譯後記》，刊登於網上豆瓣讀書，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836066/，2020年3月29日查閱。
[5] Walter Russell Mead, 「Fu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kistan Horizon, Vol.63, No.4, p.15.
[6] 周嶽峰編譯：《傑克遜式民粹主義捲土重來》，《社會科學報》，2017年3月16日第007版。
[7] Susan B. Glasser, 「The Man Who Put Andrew Jackson in Trump’s Oval Office」.
[8] 王緝思，《美國外交思想傳統與對華政策》，《美國研究參考資料》，1989年第3期，第1頁。
[9] 參見Chris Cillizza, "President Trump is as popular as he's ever been right now", CNN, March 25,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03/25/politics/donald-trump-gallup-approval-polling/index.html, 2020年3月29日查閱。
[10] 數據圖表可參見https://morningconsult.com/2020/03/20/coronavirus-social-distancing-poll/, 2020年3月29日查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