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一部美國外交政策思想史，集中介紹美國外交觀點、觀點的提出者以及觀點提出時所處的情境，並分析了這些觀點所產生的影響和結果。筆者意在確定和闡釋１９世紀末以來構成美國外交政策的爭議性觀點，並對其加以評論。１９世紀末，憑藉在美西戰爭中的勝利，美國宣稱自己真正為一個強國。筆者試圖通過敘述９名智力超群者的歷史經歷，來達到上述目的。這９名人物包括：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伍德羅·威爾遜、查爾斯·比爾德、沃爾特·李普曼、喬治·凱南、保羅·尼採、亨利·基辛格、保羅·沃爾福威茨以及貝拉克·歐巴馬。上述人物關於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觀點和分歧構成了美國自內戰（馬漢曾參與美國內戰）至今的外交關係史。儘管每一章都著重闡述一名人物，但文中採用了大量的對話體，而非傳記體。每一名人物都有意識地參與到了塑造世界的過程之中，他們制定戰略，力圖利用國家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或通過一次國內重整來實現國家的再次發展——來「塑造」一個能夠使美國在其中繁榮發展的世界。
筆者意識到，在使用傳記式框架撰寫一本書時，一些選擇看上去會比較隨意和武斷。伍德羅·威爾遜、喬治·凱南、亨利·基辛格、保羅·沃爾福威茨以及貝拉克·歐巴馬等人作為個體都是眾所周知的美國外交政策塑造者。畢竟，總統與高層政策顧問不太可能引起對本書選取人物的標準的懷疑。諾貝爾獎獲得者、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及其搭檔阿摩司·特沃斯基將這種現象描述為「可得性啟發法」，應用於本書中，意即，如果一個名字易於辨別，那麼這個人一定非常重要。但是，阿爾弗雷德·馬漢、查爾斯·比爾德和沃爾特·李普曼並不是那麼著名的人物，沒有扮演直接的政策制定角色，因而需要進行更多的說明。
馬漢的觀點在今天依然適用。他的觀點具有永恆的特質，如同修昔底德、孫子、馬基雅維利、克勞塞維茨的觀點。作為《海權論》（ＴｈｅＩｎｆｕｌ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ａＰｏｗｅｒｕｐ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這部開創新著作的作者，馬漢在戰爭、貿易以及海權的極端重要性等重大問題上擁有卓越的見識，以至於他的觀點可直接作為決策來使用。在第一章，我本可以討論西奧多·羅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或國務卿海約翰等人，他們均在１９世紀末展現出了強有力、有影響力的外交卓識。但是，就覆蓋範圍和原創性而言，他們在外交政策上的任何一個貢獻都無法與馬漢相匹敵。受到「英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啟發，馬漢提出了史無前例的「美國強權下的世界和平」：一個無須正式吞併大量領土的經濟文化帝國。他的著作和文章激發了人們對於１９世紀９０年代期間及以後美國擴張的討論。
直到伍德羅·威爾遜開始抵制馬漢世界觀中的物質主義和非道德性——總統先生認為這種對英國實踐的狹隘仿效背叛了美國的承諾——美國的外交政策才展現出不同的發展思路。１９１３年，威爾遜出任總統，此時他的外交政策理念尚處於早期階段。１９１７年，他不得不對德宣戰，這簡直是國際事務領域的一場革命。關於如何在德國戰敗後將其納入國際體系之中，威爾遜試圖達成一種「沒有勝利者的和平」，通過廣泛的合法性來拒絕懲罰，確保戰後穩定。更寬泛地說，威爾遜認為建立一個國際聯盟是避免災難性戰爭再次發生的唯一可靠的方式。在巴黎和會上，總統表示，希望促成「科學的和平」。
威爾遜建立國際聯盟的願望在自己祖國的土壤上枯萎了，因為美國又回到了其長期存在的傳統上，即在一個舒適的距離虎視眈眈地望著歐洲強國。想要研究美國外交政策，那麼你必須了解發生上述轉變的原因，並深入探索孤立主義的真正歷史內涵而非眾所周知的含義。因此，本書接下來探討了歷史學家、政治學者查爾斯·比爾德。比爾德認為，馬漢和威爾遜是魯莽的幹涉主義者——儘管超道德範疇的馬漢的罪責更大，但他們都被自由貿易為美國帶來的虛幻利益所驅使。在兩次世界戰期間，比爾德成為「大陸美國主義（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ｍ）」（這是孤立主義的自給自足版本）最明確和忠實的提倡者。
在美國外交關係史上，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是至關重要的一個時期。同時，也有許多人認為美國應當公開放棄參與會造成歐洲危機的活動，例如北達科他州參議員傑拉爾德·奈、愛達荷州參議員威廉·博拉、飛行員兼美國第一委員會會長查爾斯·林德伯格以及電臺牧師、煽動家查爾斯·考哥林等。但是沒有人曾持續、連貫地探索過美國會如何從全球衝突和貿易模式中擺脫出來。（另外，林德伯格和考哥林受到原始沙文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影響，看待問題粗陋淺顯。）比爾德在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圖書，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證明整頓能夠使美國（所有社會階層）更加健康和成功，並且成為其他國家的指路明燈。
當然，比爾德的「大陸美國主義」以及其他孤立主義者不那麼具有啟發性的觀點沒有等來屬於自己的一天。反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帶領美國邁向了激進式全球領導的時代——這也直接使得美國成為如今全球關鍵的角色。然而，雖然羅斯福的任期對美國外交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我們很難以某個重大戰略或戰略家來定義羅斯福或他的任期。總統本人並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凱南後來稱羅斯福為「一個才疏學淺但極具勇氣和魅力的人」，在某種意義上講，這種評價有一定的道理，但並沒有對總統的政治判斷力進行客觀評價。而在政治判斷力方面，羅斯福要遠勝於凱南。羅斯福擅長即興演講，而且非常看重個人外交；他堅持著一些固定的原則，但界限比較模糊，據他解釋，在必要的時候，要以大局為重。羅斯福在１９４２年說道，「你知道，我是個騙子。我從不會讓我的右手知道我的左手要做什麼……我可能對歐洲有一個政策，對北美和南美又有一個完全相反的政策。我可能會反覆無常，並且我也非常樂意去誤導人們，去說一些謊言，只要能贏得戰爭。」
在需要時，羅斯福會說謊，會利用一切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想法。從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最具原創性的外交政策理念都來自羅斯福政府外部。因此，筆者另起一章，講述記者沃爾特·李普曼。李普曼是從卡爾文·柯立芝至林登·詹森期間美國最博學、最受愛戴、最受信賴的新聞記者，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扮演多個角色。他為羅斯福擬定了一份關於為英國提供航材支援的極具說服力的論斷，以至於一名來自《聖路易斯郵報－遣使報》的記者威脅要調查李普曼在「這個將美國捲入戰爭的陰謀」中所發揮的作用。自１９３９年開始，李普曼就藉助「今日與明日」辛迪加專欄提供了令人嘆服的降服德國與日本的戰略理念。之後１９４３年，李普曼又出版了《美國外交政策：合眾國之盾》（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ｈｉｅｌ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一書，該書暢銷近５０萬冊，並在《讀者文摘》上連載。李普曼從馬漢的觀點中汲取靈感，批判了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同時極力反駁了比爾德的孤立主義。相比於一名卓越的戰略家，羅斯福更需要一名公眾輿論塑造者。雖然李普曼與羅斯福並未蓄意合作，但兩人的目標卻愉快地重疊了。
凱南與李普曼有許多共同的觀點，但兩人首次有交集卻是因為一次激烈的爭執。李普曼認為延續美蘇的強強聯盟對於維持戰後穩定至關重要。１９４６年，凱南指出這種觀點太過天真。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任職時，凱南向華盛頓發電報表示，他認為史達林一定會犧牲美國的利益來擴張自己國家的實力，因此，必須抵制蘇聯的冒險主義——這種冒險主義的內在驅動力來自民族主義、對容易被攻擊的深層恐懼以及救世主似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這封近６０００單詞的長電報是美國國務院歷史上最著名的信函，它在華盛頓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年後，凱南以字母「Ｘ」在《外交事務雜誌》上匿名發表了一篇名為「蘇聯外交行為的根源」的文章。該文章詳細闡述了「遏制」戰略，並將蘇聯比喻為一個發條玩具，它會沿著一個特定的方向不停地走下去，除非有一個障礙擋住它的去路。很快，人們便發現這篇文章的作者是凱南。大部分人都稱讚他的觀點，只有少部分表示了輕蔑。
李普曼撰寫了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後來被整理成書出版，書名為《冷戰》（ＴｈｅＣｏｌｄＷａｒ），「冷戰」一詞由此流行起來——來抨擊凱南的「遏制」觀點，認為這是一種「戰略性暴政」。由於無法在一些次重要性領域持續承擔責任，長此以往，會將美國置於危險境地。凱南被李普曼的攻擊深深刺痛，但他後來也開始贊同李普曼書中的大部分觀點。凱南認為有遠見的外交政策需要具備一定的靈活性和直覺力，但不知為何他竟然留下了一份模稜兩可的文件，它很像一幅藍圖，似乎在等待著被人誤解。凱南是美國在「冷戰」期間所採取的關鍵戰略——遏制——的主要作者，同時也是以「冷戰」名義所作出的決策的最強有力的反對者之一。
凱南卸任後，尼採繼任政策規劃署署長一職。尼採發現，在他擔任最高機密ＮＳＣ－６８（官方名稱為：「美國國家安全目標與方案」）出版工作委員會主席期間，他只是在充實前任的觀點。ＮＳＣ－６８是一份重要政策文件，由杜魯門總統在１９５０年籤署生效，但凱南卻非常不喜歡這份文件。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尼採都認為，通過結合心理學分析與系統分析，可準確地對蘇聯的能力（進而是其意圖）進行評估，並與美國的軍事能力相比較，從而對蘇聯的攻擊形成威懾。他將這種計算方式描述為「力量的消長」，並且他通常認為，蘇聯的力量要比公眾所認知的更加強大。ＮＳＣ－６８認為蘇聯的主要目標是「徹底顛覆或暴力摧毀非蘇維埃世界國家的政府機器和社會結構」，並建議說美國對此的適當回應應該是建立強大的軍事力量，並結合反對「第三世界」共產主義的強烈意願。ＮＳＣ－６８完成後兩個月，朝鮮侵入韓國，看來尼採被證明是正確的。
尼採在杜魯門政府的最後幾年發揮了中心作用。同時，他在整個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也鋒芒畢露，他譴責了艾森豪政府允許蘇聯政府率先發展核軍事與非核軍事力量的行為。約翰·菲茨傑拉德·甘迺迪利用尼採的「飛彈式差距」概念給予尼克森毀滅性一擊，ＮＳＣ－６８的邏輯也助推了甘迺迪與詹森的激進主義外交政策。甘迺迪在其就職演說中承諾「將付出一切代價……確保國家的生存與自由」，這正是ＮＳＣ－６８的要點。這些經過大肆擴展的外交政策特徵為一些人提供了發展的空間，例如沃爾特·羅斯託。羅斯託在尼採時期發揮了影響力，是甘迺迪和詹森的一名得力顧問，同時也是筆者第一本書的議題。尼採對詹森意圖將越南戰爭美國化的決定（這是李普曼和凱南的共同觀點）有著極度矛盾的看法，但是，他的外交情緒無法從東南亞悲慘的戰爭中脫離出來。
亨利·基辛格認為美國不得不大踏步撤回尼採ＮＳＣ－６８文件所提倡的無法維持的承諾。在基辛格擔任國家安全顧問以及之後擔任國務卿期間，他始終鼓勵對蘇聯採取緩和政策，減少美國的海外承諾，向地區性大國委派代表，並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基辛格是一個兩極化的人物：凱南稱讚他所做出的努力，並建議他不要理會那些誹謗者；尼採痛恨他的世界觀，並對他的愛國主義表示質疑。
與他人不同，基辛格提倡的外交政策價值觀是「公信力」。他認為美軍應當從越南撤離，但撤離方式應當能夠向敵軍和同盟軍傳達出美國依然是一股難以對抗的勢力的訊息。通過轟炸和入侵柬埔寨以及轟炸北越（在平民傷亡的愧疚感方面比詹森政府要少一些。）達到了上述目的，同時美國軍隊也得以撤離，並將主要的防禦責任留給了越南（南越）共和國陸軍。除此以外，基辛格還針對智利的薩爾瓦德·阿連德民主選舉政府發起了一場擾動戰役，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在１９７１年的印巴戰爭中對孟加拉人犯下滔天罪行，並將美國的公信力牽強地應用在礦產資源豐富的安哥拉，對共產主義代言人展開血腥殘忍的暴行。基辛格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他擁有真正卓越的洞察力，同時又存在魯莽的好戰性；他取得了一些具有重大影響的外交成就，還對超道德世界觀如何帶來不道德結果做出了生動的闡釋。
如同基辛格，保羅·沃爾福威茨也是一名猶太知識分子，擁有常春藤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但兩人的相似性僅限於此。沃爾福威茨認為，從戰略和道德上講，基辛格為尼克森和福特政府所提供的服務都是有缺陷的。沃爾福威茨贊同威爾遜總統的例外論，認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是一股獨特的道德、民主化力量，如果不這麼認為，就是對國家理想的背叛。在他服務卡特、裡根和兩位布希總統期間，沃爾福威茨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即認為自己的國家有責任帶領世界邁向民主和自由資本主義，僅作為燈塔為他國照亮前路是遠遠不夠的。
《塑造世界：美國外交的藝術與科學》
ＩＳＢＮ：９７８－７－５１６６－３４５２－３
［美］戴維·米爾恩 著
新華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定價：７８．００元
原文轉自：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