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韓璐 編輯/ 陳曉平
本月底，深圳即將迎來40歲生日。對大多數城市而言，40年，不過一個渺小的篇章。但對深圳而言，這是從零開始的奇蹟。
8月10日晚間，2020年度《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揭曉，124家中國大陸企業（含香港）上榜，其中8家來自深圳。
中國平安以1842.8億美元的營業收入位列全球榜單第21位，全球金融企業排名第2位，再次蟬聯中國內地混合所有制企業第1位。與平安一同上榜的深圳企業，還包括華為（49位）、正威（91位）、騰訊（197位）、萬科（208位）、招商局（235位）等。
世界500強榜單，是「深圳奇蹟」的一個縮影。短短40年裡，它從一個小漁村，成長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橋頭堡、商業力量的聚集地，迅速培育出一批世界頂級企業。以至於無數人探尋——為什麼是深圳？
當我們談論起「深圳奇蹟」，指的往往是這裡的人、企業與城市精神。受益於經濟特區的特殊制度紅利與營商環境，深圳培育出了一批在世界舞臺上嶄露頭角的企業，以及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當代企業家。
他們或銳意進取，或踏實勤幹，為企業注入了不同的基因和文化，最終內化為城市精神的一部分。三者共生共進，為特區帶來奔騰不息的生命力。
中國商業發展史，半部看深圳
回顧人類進化史，即便最晚出現的智人，也有20萬年歷史，真正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增長只有200多年歷史，中國經濟的崛起，更是集中在過去40年間。
深圳，那個曾經叫做寶安縣、與香港隔岸相望的「小鎮」，是革故鼎新的起點。
深圳的建設，是一次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薪火相傳。
1872年，在「以商務立富強之基」的洋務運動中，民族工商業先驅招商局正式成立，開展輪運業務。
百年之後，1979年7月，寶安縣最南端的荒地上，在一聲響徹天際的開山炮聲中，延續招商局血脈與基因的蛇口工業區正式破土動工，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打開國門、對外開放的工業區，同年，小縣更名為深圳。
當年，招商局的成立，是對「國運即商運」的認知，「公司不舉，則工商之業無一能振；工商之業不振，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強。」
深圳同樣承載著振興「商運」的使命。
1980年8月26日，深圳正式被國務院確立為經濟開發特區，拉開其經濟騰飛的序幕。此後，在這座標杆性的城市裡，走出了一批帶有共同時代烙印的產業巨頭，形成了獨特的企業文化與靈魂內核。
1988年5月，平安保險在蛇口開業，成為全國第一家企業與專業金融機構合辦的保險公司，被深圳市檔案局編入《深圳市大事記》中。同年，萬科進軍房地產業，富士康在深圳投資投資建廠。
1988年5月27日，平安保險公司舉辦開業典禮。
平安紮根前後，又有數家企業落腳：1987年，中國境內第一家完全由企業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成立，成為國家從體制外推動銀行業改革的第一家試點銀行；當年底，華為在一間小辦公室創立，逐漸躋身為全球最大通信設備製造商。
當時，這些企業藉助著深圳新機制、新理念、新機會，從零起步，成為這座城市的「創一代」，如今已紛紛長成行業巨擘，寫就各自的商業傳奇。
中國商業發展史，半部看深圳。
在40年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深圳始終堅持市場化方向和制度創新，倡導敢為人先的精神、開放多元的文化、為各類主體提供平等參與市場競爭的環境，「創一代」之後，又孕育了騰訊、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柔宇等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龍頭企業。
在這裡，90%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的研發投入來源於企業，90%的專利產生於企業，90%的研發機構設在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由龍頭企業來承擔。
在這裡，任何企業都自帶科技屬性，哪怕是一家金融企業。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專利資料庫發布的數據顯示，在《2020年全球金融科技專利排行榜TOP100》中,平安集團以1604項位列全球第一。
無論企業大小，每個個體的創新成果，都轉化為城市經濟活力，成為支撐中國經濟奇蹟的微觀基礎。
一組數據可以佐證深圳的經濟活力：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經濟日報發布的城市競爭力排行榜中，深圳位居第一；《2019中國民營企業營商環境報告》最受民營企業認可的國內十大城市排名，深圳位列第二；在國務院部署、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開展的2019年全國營商環境評價中，深圳排名全國前列。
截至2019年底，深圳市累計共有商事主體327.8萬戶，其中私營經濟主體共320萬戶，佔比達97.8%，每千人擁有商事主體247.3戶，創業密度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中小板和創業板商事企業數量連續13年居全國第一。
2020年，《財富》世界500強中，深圳8家企業入圍，其中6家為民營企業，近300家世界500強企業在深投資。
今年初，深圳發布《深圳市2020年優化營商環境改革重點任務清單》，立下「軍令狀」：建立高質高效的運行協調機制和諮詢監督機制，確保政策落實到企業，為所有在深企業創造更好更優的營商環境，助力企業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或許，這從一個側面解答了：為何有著現代治理水平和國際化視野的優秀公司，會集中來自深圳？
當蛇口精神走向世界
作為經濟特區，深圳最本質的「特別」之處，是由機制與文化推動的，在裡子不在面子。
改革先鋒袁庚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區區蛇口工業區，相比全國來說九牛一毛，成功別具意義，失敗無傷大雅，又何懼挑戰？如此「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給了企業願做先行者的勇氣與條件，也吸引了一批敢闖、有擔當、勇創新的實幹派人才。
深圳蛇口
平安集團創始人馬明哲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有衝勁、能幹事的他，便是在蛇口人才自由招聘制度吸引下，從湛江轉戰深圳。
平安的成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創業過程，背後是將市場競爭機制引入保險市場，打破中國保險市場數十年一家壟斷的局面，是在中國保險史上的一個創舉。
從有想法到第一次遞交申請，再到正式對外營業，平安經歷了690天的披荊斬棘，之所以不斷能突破固有的體制，有創始人馬明哲的信念與堅持，更受惠於政策制定者們的格局與膽識。
從平安的「破格」出身，可窺見深圳對於市場化改革的決心、開放的態度，是堅定不移的。當年，蛇口工業區港務公司門口的標語牌上，赫然寫著「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在經歷彷徨、身處變革的時間窗口，這句標語振耳發聵，甚至一度充滿爭議，但確實定義了深圳的城市精神。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說，「特區是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的政策窗口。」
特區成立之初，深圳便按照國際慣例，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的價值體系、效率意識和人才理念，最早建立起合乎現代企業治理的勞動用工制、幹部聘用制、薪酬分配製、社保制度、企業股份制等等，所有機制設計有著共同的指向——契合「敢想、敢言、敢試、敢闖、敢為天下先」的時代精神，創建公平、透明、高效、便利的營商環境，激發市場活力。
一座城市的精神氣質，會深刻影響到在此地紮根生長的企業群落。在深圳，最早成立的一批企業中，許多就有了對標世界一流企業的管理理念和制度雛形，以引入外資、對外學習、內生磨合等方式，探索出屬於自己的決策機制與管理架構，為成就百年基業奠定基石。
平安是其中的典型，在設立之初，就有意識地尋求先進企業治理的方法論，在業務領域，平安屢當急先鋒，將內部創新視作動力，從一家保險公司轉型為金融、科技雙輪驅動的生態企業；企業治理上，平安也樂於做「搶跑者」，以引入外資、分散股權、三會分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等實踐，成為中國本土企業探索公司治理的一個生動樣本。
例如，在股權設計上，平安的企業性質很特別，不屬於傳統國企，也不是私人企業，平安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及香港聯交所的上市招股說明書中明確表示：公司沒有控股股東，也沒有實際控制人。
馬明哲常說：「平安姓社會，屬於全體股東。管理層就是打工仔，我們不為某一單個股東服務，而是服務於全體股東。」
類似平安這樣，創立伊始便搭建起清晰的治理結構、擁有現代企業意識、致力於創造股東價值的企業，在深圳並不稀奇。萬科、華為等一眾民營企業，創始人的個人股權佔比都很小，公司常上《財富》500強榜單，一把手卻鮮少出現在富豪榜，內部決策都是集體論證、科學決策、規則導向。
以華為為例，設立了輪值CEO集體管理決策機制，任正非作為總裁，只有「一票否決權」（尚未真正行使過）沒有決策權；在平安，也並非馬明哲一言堂，而是基於不斷深化的「執行官+矩陣」集體決策模式進行運營；馬化騰在創立騰訊時，即有意識設置管理架構，明確創始團隊的責權利，利用激勵機制、內部競爭等方式保持組織的創新活力。
在企業文化建設上，深圳企業亦是先知先覺。
任正非成立華為之初，就在考慮企業文化建設，設有《華為人行為準則》，也曾在內部發起「華為興亡，我的責任」的大討論，其制定的《華為基本法》是國內第一部系統性輸出企業價值觀的範本。
此後的十多年裡，華為在管理諮詢上陸續砸下300多億，只為建立起一個屬於自己的管理體系與經營風格。華為也鼓勵內部創業，從華為走出的創業者就多達數十萬。
這代成長於深圳的企業家，追求基業長青，遠勝於個人財富增值，他們身上敢於突破、創新不止、開放包容、低調務實的特質，塑造了卓爾不群的城市精神，深遠影響著此後成長起來的企業。
馬化騰曾發出感嘆：如果不是在深圳，騰訊還會不會是今天的騰訊？或許，這是每一位深圳企業家們都曾思考的問題。
從開放的蛇口工業區，到經濟快速增長的40年裡，可以窺見中國經濟體制、法律制度深化改革之下，掃除創新體制障礙、打破政策壁壘的過程。與此同時，深圳的制度文化賦予了企業生命，讓「敢為天下先」成為現實。
步入不惑之年，不改創新本色，相信深圳仍將勇立改革潮頭，續寫中國商業文明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