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白彬菊
來源 | 《君主與大臣》
配圖 | 《鐵齒銅牙紀曉嵐》《宰相劉羅鍋》等劇照
和珅的祖父是忠心侍奉乾隆皇帝的傑出滿大學士（此處有誤，這裡的滿大學士應指英廉；和珅只是娶了英廉的孫女，英廉並非和珅的祖父或外祖父。——譯者），但和珅本人踏入仕途時地位低微，這似乎註定了他的一生將尋常無奇。但他在乾隆四十年（1775）升至侍衛，在紫禁城內廷一門禁值班，因能接觸皇帝，促成了整個清朝歷史上最令人驚異的仕宦人生之一。和珅平步青雲，位極人臣，直至四分之一世紀後——嘉慶四年（1799）——以監禁、死亡而終了一生。
和珅的侍衛崗位是在乾清門。在這二十五年間，和珅屢遭彈劾，但出於沒有確鑿證據，這些指控從未被追查過，箇中原因還不完全清楚，並且只要乾隆皇帝還活著，他就不可能受到懲處。人們都相信他得到了皇帝的庇護。
和珅長期在軍機處任職（始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從嘉慶二年（1797）年起任領班軍機大臣。皇帝令他自裁可以視作嘉慶改革的先聲。儘管和珅案牽涉面很廣，但其中僅有三個主要的問題與18世紀軍機處擴張相關聯：和珅任軍機大臣期間，可能因為他的地位和影響，從而被認為聚斂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財富；以和珅為首的密記處濫用權力；文書往來上的某些可疑做法。這些問題也可能與軍機處滿伴的業務密切相關。其他數款次要的指控——如和珅擅自乘轎進入紫禁城、將宮女納為妾室——也是皇帝對他強烈不滿之處，但這些指控現在難以核實。和珅最卑劣的行徑——通過密記處所做的那些勾當——被徹底掩蓋了起來，在當時頒發的上諭裡根本沒有提及。而且，濫用通信這一點也在公之於眾時語焉不詳，只有那些私下知情者才能明白。可能還需要數本專論才能徹底揭開神秘、喧囂一時的和珅案。
與和珅同時代的人有感於他的貪婪和大肆斂財，編造了數則關於他的逸事。一是說他迷戀珍珠，每天都有請託之人前來和珅府宅，帶著能找到的最熠熠發光的珍珠。有一故事說，和珅每日早餐要吃一顆大個兒珍珠，這能使他過目不忘。
和珅垮臺時，他的二十款罪狀中包括數款與貪婪有關，尤其是關於珍珠的罪行：家裡藏有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有一顆大珠「大於御用冠頂」。這些罪狀也開列了和珅擁有大量值錢的衣服，放債的收據，以及夾壁、窖藏和私人倉庫裡的金銀錢財。有人估計，所抄沒的和珅資產數目超過二億兩白銀，再加上三倍於此的黃金，這些足夠償付四次庚子賠款。
難以置信的財富成為對他僭越的指控：和珅已遠遠超出了他所應有的極限。他帽頂的寶石據說比皇帝的還要大。據說他家的墓地「置隧道」。他的宅第有許多稀有的芳香楠木，而這只能用於皇家建築。一項指控稱，和珅別墅的一座建築是仿照紫禁城內的宮殿而建的。這座宮殿是寧壽宮。有一則傳聞是在和珅死後出自他的一個僕人之口，說和珅的一串珍珠與皇帝的式樣相同：夜間「四周無人」時，他會拿出，「燈下懸掛，臨鏡自語（將自己想像成一位君主）」。
和珅被人臆測的財富是他最惹人注意的不端之處，許多出現在案發還有隨後的記述中。然而，目前儘管可以想像他將巨額金錢據為己有，但我們沒有過硬的證據，可以將他公認的巨額財富積累與軍機處的任何侵吞行為聯繫起來。
密記處創建於乾隆末年，是為了監管某些官員的罰金。該機構的檔冊在清朝時歸類於軍機處滿文檔案，但事實上該機構的建立是游離於軍機處之外的，它與內務府的關係大概與軍機處的差不多。例如，我們知道，那些被密記處罰款的人是內務府侍臣，而且那些收繳的金錢上繳內務府，而不是軍機處。儘管如此，兩位滿軍機大臣——和珅與福長安——都在內務府有職位，管理著密記處，用軍機處文件向皇帝報告密記處的活動。該機構因此可能被視作軍機處反常的、混合而成的分支單位，主要關注內務府事務，但是由在內務府兼職的軍機處人員監管。
密記處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求犯錯之人——他們主要負責內務府轄下榷關的稅收——上報自己的罪行，並自行議罪。儘管這兩位軍機大臣主導著這一問題的文書往來，但乾隆皇帝親手所寫的批語，常常證明他本人是共謀。他不僅同意這樣做，而且指令（可能是在建議的基礎上）哪些官員可以免於償還或是將他們的罰金部分豁免。議罪銀數目巨大：一些高達數萬兩，有的超過十萬兩。新皇帝執政伊始就撤銷了密記處，這一情況表明它在運作中存在著極大問題。
兩項改革是關於密記處的：一個是撤銷了該機構，另一個是1799年嘉慶皇帝執政後將軍機處與內務府分離開來。對於這種分離，人們現在所知不多。我主要是注意到了以下事實：與內務府的文移往來不再見於軍機處的隨手登記檔，這意味著在這些年裡，軍機處可能不再閱看內務府上呈皇帝的奏摺。這表明軍機處和內務府的合作，即以前允許某些軍機大臣在密記處兼職的做法出了問題。
一些罪名指控和珅濫用文書通信，但公開的罪名中缺乏可以核實的細節，因此要研究這一問題的真相極為困難。皇帝的一道上諭譴責和珅遲誤軍報；另一項錯誤是，和珅轉發的一道上諭未能準確傳達皇帝的意思，為達到自己的目的做了篡改。最嚴重的罪名之一是斥責和珅擅冒皇帝特權，自己擁有奏摺的抄本即副封，以便在皇帝看到奏摺之前就了解它的內容。別的指責還包括和珅駁回青海「賊番」搶奪達賴喇嘛商隊的奏摺，以及對和闐運送玉石奏報的錯誤處置。
這些罪名難以核實。因為軍營文報即軍報轉送通常比普通奏摺快，它們的傳遞時間也要記錄在案，我試圖使用隨手登記檔去考察遲誤的問題。但除了因冬天突降大雪外，我沒有發現這一時期不同尋常的持續性文件遞送遲緩的證據。誠然，遞送上諭的遲誤——不論無意或蓄意——在清朝及以前的朝代總有可能發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清朝撰擬上諭的程序包括了在交發之前皇帝最後御覽一遍，這一程序叫「過朱」。通常，皇帝當然相信他的軍機大臣會準確地傳遞商討過並達成一致意見的上諭——如果發現不是這樣做的話，那麼很顯然必然會選用新的軍機大臣。
確保上諭內容的其他措施包括監管使用印信，以及一種早就成為軍機處傳統的做法：在商議和撰擬上諭之間，凡對上諭內容有任何輕微的改動，都要上稟皇帝。我看到的檔案材料並不支持和珅能夠對諭旨制度造成實質性破壞的指控，當然將來可能會出現新的證據。
通信方面最嚴重的切實罪名，即和珅非法接收外省奏摺的副本，也是有討論的餘地的。他可能會從某些地方大員那裡收到非法信息，但這一情報可能不是通過將送給皇帝的文件非法備份獲得的。首先，我們有許多證據表明，整個18世紀及19世紀初，除了很小部分最機密的奏摺外，皇帝閱畢文件後，軍機大臣通常馬上就能看到。單獨為和珅做一副本也就能提前一點時間而已，果是如此，作為一項嚴厲指控就沒有什麼意義。而且，外省官員不願遵從獲得副本的非法行動。這一計劃會很快暴露，會給所有捲入者帶來麻煩。
上諭中對於和珅的所謂奏摺副本，使用的一個術語是「副封」。它並不是一個通行的文書用語，並不必然如現在通常所認為的指奏摺的副本。其實，這個詞更像是故意令人模糊不清的編造之物，可能是一個暗號，是說給那些不懂得以及懂得的人聽的。如此，不知情的人就會想像是一些外省官員非法將副本送給和珅。而那些知道底裡的人就會有不同的理解，並認識到非法呈送任何特殊的含有信息的公文給軍機處的做法都要永遠叫停了。
如果副封一詞不是指奏摺副本，那它指的是什麼呢？我認為和珅不會非法利用監管嚴密的奏摺制度，而是找到了一種完全合法的手段來獲取他想要的特殊信息，利用的是一種很少使用且監管不嚴的通信體系。這可以通過使用平行文書——諮文達到目的，通過諮文，政府高層人員間可相互傳遞公文。不像正常的上諭和奏摺，在乾隆時大多數諮文是不受大臣檢查以及皇帝批閱的，也不在軍機處隨手登記檔上登記或在軍機處錄副存檔。甚至是因交發而抄寫諮文的軍機章京，也沒有理由懷疑領班軍機大臣下達的命令。通過使用諮文而不是更正式和更高等的文件，和珅能夠以正式的形式進行通信往來，同時還繞過了皇帝，並避開了現有監督措施。
這一分析得到了兩個重要事實的進一步支持。第一，在和珅時期（其他時期極少見），所撰擬的一些上諭和諮文以「不必專折具奏」（或類似的話）結尾。也就是說，尋求一種更簡單的回覆形式——可能是用諮文。第二，我們可以斷定，諮文體系已經出現了問題，因為隨後嘉慶通信的一項改革是，通過設立特別的檔冊跟蹤這些文件，以改進監督。如此說來，嘉慶皇帝認為可恨之極但又不希望描述得特別準確的「副封」，可能就是通過諮文通信渠道傳遞的公文。我們目前還不知道通過這種渠道傳送的是什麼樣的信息——可能是一些地方物價或是即將到來的政府採買，銀錢比價的變動，或是其他消息——這些使得內部人通過及早交易就能獲利。
某些罪名集中在邊疆地區事務——和闐玉、青海「賊番」——的通信上，這些問題適合用滿文上報並在軍機處由滿人處理，可能是由滿伴處理的。軍機處隨手登記檔只登錄漢文而沒有滿文的文件，因此不會開列這些問題，而滿文材料常常被略掉，除非它們與漢文文件一起到來或送達以備翻譯。因此，和珅的這些罪名可能是在間接打擊滿伴辦事中出現的問題。我們將會看到，嘉慶改革加強了對滿伴的控制，這一事實支持了以上的猜測。和珅可能濫用他作為軍機大臣的威權。然而，就目前所知，我們仍然沒有掌握他斂財計劃的確切意圖和實質。我們可窺得一二細節，尤其是那些與軍機處運作有關的，但還沒有掌握整個情況。
在內廷紀年「乾隆六十四年」的第三天，即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老皇帝去世，享年八十七歲。和珅隨之丟失了保護人。朝廷立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應對這一形勢，毫不遲疑。嘉慶皇帝無視三年服喪期間無改父之道的儒家教條。不出五天，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兼管戶部吏部事務、身為伯爵的和珅就被褫職，投入監牢。到了十八日（2月22日），開恩允準和珅在監牢懸梁自盡——這是一種更可取的行刑方式，因為它可留全屍。
皇帝同意自縊身死是寬大的表示。自縊是比任何其他的包括身首異處（比如砍頭）在內的死刑都好的形式，因為人們認為人死時屍身應該完好地歸還父母和先人。軍機大臣福長安被認為是和珅同黨，押到監牢，下跪並眼瞧著昔日的同伴自盡，這是一種可怕的處罰。隨後，福長安被押回他的監牢，等待秋審後行刑。此時，他還不知道最終可以撿回性命。
這是動蕩不安的日子。此前和珅已將軍機大臣減至三人。現在隨著兩位突然被投入監獄，軍機大臣突然間要大換血。允許第三位現役的軍機大臣休致，整個班子都要換人。高居首位、新皇帝的兄長成親王（永瑆）被任命為領班軍機大臣，併兼管戶部及戶部三庫。滿洲親貴慶桂，他是以忠心服侍前兩朝皇帝而聞名的家族的後人（大學士尹泰之孫，大學士、軍機大臣尹繼善之子），召入軍機處，很快繼永瑆出任領班軍機大臣。在兩年前和珅如日中天時被開出軍機處或離職的四個人也恢復了職務。要求皇室人員介入，這是出現嚴重緊急狀態的信號，至少有四位親王應召進入新皇帝的政府效力。除了成親王，皇帝任命另一位兄長怡親王永璇總理吏部。第三位是睿親王淳穎，管理理藩院。第四位是定親王綿恩，管理步軍統領。也有新任命人員突然出現在其他部院。在新皇帝親政的頭一個月，各部院京官約五十個最高職位中超過二十個任命了新人。
朝廷大換人，解除了這麼多中央最高官員的職務，然而進一步懲處為非作歹者卻做得很有限。上諭宣布，該案不再一查到底，「不予株連」，否則會攪得官場不得安寧，恢復常態則將遷延時日。(在二十年前的甘肅案中，眾多官員被處死，另有許多人被流放，對此的記憶可能作為懲治「不為已甚」的告誡揮之不去。)嘉慶四年正月十五日（1799年2月19日），僅頒布了和珅大小罪名二十款。大臣們討論和珅罪行並提議凌遲處死。皇帝減輕處罰，同意和珅在監牢懸梁自裁。另一位保全性命的主犯福長安很快釋放，令為乾隆皇帝守陵。陵寢在北京東面，大約一天的行程——這是一種輕微處罰，是失寵朝臣常見的內部流放形式。可以說，儘管人們認為和珅的關係網錯綜複雜、分布廣泛，但只有一人——和珅自己——在這一垮臺中丟掉了性命。一些人被奪官，其中只有一個人——福長安——受罰重些，被關了很短的一段時間。除了調查和沒收和珅的財產，整個和珅案在短短的半個月內處理完畢。然而，隨後的軍機處改革卻貫穿著整個嘉慶朝。其中許多似乎與和珅案沒有什麼直接關係。
《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是目前清史研究中得到推薦閱讀和引用最多的書之一。
傳統觀點認為，軍機處設立於清雍正朝，標誌著兩千年專制主義皇權發展的頂峰。本書認為：軍機處有一逐步建立的過程，始於雍正朝，直到乾隆初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軍機處；軍機處日益擴張，君主專制統治讓位給了君主與大臣的合作，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獨斷。
研究清朝制度史的中外著述中，《君主與大臣》是最優秀的成果。
——何炳棣（芝加哥大學教授）
這是對於清史研究技藝以及清朝歷史都有貢獻的重要著作。……《君主與大臣》一書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所取得的成就，而且也在於它代表的新的研究方向。……在未來許多年，它將是18世紀歷史研究的標杆作品。
——蓋博堅（華盛頓大學教授）
《君主與大臣》是難得一見的著作，既博得交口稱譽，又取得了學術突破。
——戴廷傑（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西方，沒有人比白彬菊教授更熟悉清朝的檔案。《君主與大臣》一書，使用第一手確鑿材料，為我們提供了對於帝制中國內部決策的認識。關於軍機處（對中國皇帝而言，大致相當於美國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建立的原因，學界爭論不休。白彬菊的研究對此提出了新看法，同時揭示了清朝君主政體的內在歷史，是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運作的。
——魏斐德（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
《君主與大臣》一書，會讓認為制度史單調乏味的人手不釋卷。
——司徒琳（印第安納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