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新中國初期（1949—1955年），在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艾思奇創立了簡明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並以之講述中國社會發展史，形成了多個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風靡全國。這些教科書以1953年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分別對應不同的闡釋範式。前期是生產力範式，後期是生產關係範式；前者適應了新民主主義建設的需要，後者適應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需要。前後期雖然範式不同，但大眾化風格一脈相承，整體上可謂《大眾哲學》之「續篇」，是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珍貴資料。
關鍵詞：艾思奇；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範式；生產關係範式
作者簡介：杜濤，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講師
艾思奇是我國著名的「大眾哲學家」，他不僅在辯證唯物主義領域貢獻卓著，在歷史唯物主義領域同樣成就不凡。新中國初期（1949—1955年），在宣傳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艾思奇編寫了多種版本的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風靡全國。這些教科書現已成為研究艾思奇思想的基礎資料。學界以往通常是選擇這些教科書中的某一個版本進行研究，尚未對不同版本進行整體性的考察。事實上，這些版本既有共性，也存在不少差異，是研究這一時期艾思奇思想變化和中國歷史唯物主義發展史的重要資料。為此，本文擬從梳理版本入手，對艾思奇的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作一系統的考察。不當之處，還請方家指正。
一、編寫背景與版本情況
歷史唯物主義在20世紀的傳播過程中，產生了一種重要的宣傳、普及形式——社會發展史，它講述人類社會形態發展的歷史，又被稱為「唯物史觀入門」。它誕生於20世紀20年代初的蘇聯，隨後傳到國內，成為中共宣傳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有兩種闡釋範式：一是強調生產力決定作用的範式（生產力範式），以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張伯簡的《社會進化簡史》為代表，流行於二三十年代；二是強調生產關係變革意義的範式（生產關係範式），以華崗的《社會發展史綱》和解放社的《社會發展簡史》為代表，流行於40年代。範式轉變的關鍵，是1938年蘇聯出版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該書確立了強調生產關係變革意義的「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並對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進行了總結。這個模式以追求單一的生產關係為特色，曾在很長時間內是社會主義的唯一模式。
在這個模式的引領下，中國探索著自己的道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這一理論以中國的生產力狀況為基礎，承認生產關係的多元化，成為革命勝利的重要保證。這一時期，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宣傳是分開進行的，前者主要講述「五種社會形態」理論。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宣傳工作迎來新的局面。由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形成，社會發展史需要對「五種社會形態」理論進行補充，將新民主主義理論納入其中。在這種背景下，以艾思奇為代表的一批理論工作者加入到社會發展史宣傳的行列，開始編寫新的教科書。
艾思奇在新中國成立前長期活躍在辯證唯物主義領域。1935年，他在上海出版《大眾哲學》，建構簡明的辯證唯物主義體系，並給予生動的講解，開創了大眾化的哲學闡釋形式。延安時期，他雖主要在辯證唯物主義領域活動，但對歷史唯物主義也作了初步探索。1941年，艾思奇發表《辯證法唯物論怎樣應用於社會歷史的研究》一文，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對中國社會發展問題的認識，為此後的系統研究奠定了基礎。1948年7月，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縣建立馬列學院。10月，艾思奇奉調前往任教，講授社會發展史，正式進入歷史唯物主義領域。1949年3月底，艾思奇隨馬列學院進京。隨後，他編寫的《社會發展史提綱初稿》出版，成為社會發展史宣傳的重要範本。
新中國初期，全國開展了學習社會發展史運動（1949—1952年），社會發展史宣傳進入高潮。作為領軍人物，艾思奇在《人民日報》和中宣部新創辦的理論刊物《學習》上，先後發表八篇文章，闡述社會發展史的理論和學習方法。他在馬列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開設了全校必修課，並應邀到很多機關單位宣講。1950年4—11月，應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邀請，他還在晚間作了全國播講，聽眾達幾十萬人，反響熱烈。與此同時，為滿足社會的廣泛需求，艾思奇馬不停蹄地編寫了多種版本的教科書，風行全國。這些教科書的整體結構相同，內容有詳有略。按照詳略程度，可分為提綱、講義、專書三類，版本如下。
（一）提綱，包括《社會發展史提綱初稿》《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和《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三種。《社會發展史提綱初稿》出版後，艾思奇增訂成《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1949年6月由華北大學出版。此後，他又修訂成《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1950年3月由新華書店出版，1950年10月、1953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再版。這些提綱的字數都在3萬字左右。
（二）講義，即《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該書以《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授提綱》為基礎增補而成，是作者1950年初在全國總工會幹部學校講課的教案，約8萬字。1950年4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後又於1950年11月、1951年3月、1952年5月修訂再版。
（三）專書，即《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該書以《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為基礎擴充而成，是作者1950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稿，約有十三四萬字，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0年11月出版上冊、1951年2月出版下冊。全書後於1951年3月、1952年8月修訂再版。
1953年下半年，中國開始準備向社會主義過渡。根據形勢的變化，艾思奇對教科書進行了重要修訂。修訂後的專書名為《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1953年10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講義名為《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講義》，1953年12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提綱沒有修訂再版。1955年上半年，艾思奇對專書進行了再次修訂。新版《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1955年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改為橫排出版，字數略有增加，約15萬字。1956、1958年兩次再版，成為最流行的版本。
發行量方面，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統一的出版事業尚在草創之中，因此最早的幾版提綱由各地自行翻印出版，版本信息簡略，缺少發行量統計。據目前的少量資料看，翻印量相當大，僅華東一地即達幾十萬冊。新中國成立後，教科書開始由統一的出版社出版，發行量才有了確切的統計。講義的累計發行量為56.7萬冊，專書的累計發行量為47.5萬冊，合計約一百多萬冊。
此外，上述共計13個版本中，除了1949年出版的兩種提綱沿用新中國成立前的慣例，以「社會發展史」命名外，此後出版的都以「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或「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為名，可以說更準確地反映了這些教科書理論體系的特點。
二、大眾化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
20世紀的社會發展史教科書，大多以「社會進化史」（二三十年代）和「社會發展史」為書名；體例上，按照各種社會形態的演變順序，依次進行敘述，社會形態的名稱即章節名稱。相比之下，艾思奇的教科書明顯不同。他首先建構了一個簡明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然後在這個體系下講述社會發展史。以下先對他的理論體系作一分析，其教科書的一級目錄如下：
引言——學習社會發展史的目的和方法
第一章 從猿到人——勞動創造人類的世界
第二章 五種生產方式——階級鬥爭
第三章 社會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
第四章 政治和國家
第五章 社會思想意識
引言部分，艾思奇介紹了學習社會發展史的目的和方法。他認為，社會發展史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一門課程，學習社會發展史就是為了要懂得歷史唯物主義。學習方法是理論聯繫實際。他強調：「我們不是為學習而學習……而是要把書本上學到的理論原則作為方法，來幫助我們分析各種實際情況，解決實際問題。」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不能把五種生產方式當作教條，應該具體地分析中國社會。可以說，強烈的實踐性正是他大眾化風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社會發展史由「從猿到人」講起，是恩格斯《勞動在從猿到人轉變過程中的作用》一文在20世紀20年代傳到中國後，國內教科書形成的特色。艾思奇繼承了這一特色。在第一章中，他不僅講勞動創造人，而且講勞動創造人類世界、生產力水平決定社會發展水平。在此基礎上，他闡述了群眾史觀。他說：「人類的歷史，一開始就是勞動者的歷史，而一直到現在，也主要是勞動者的歷史。」同時，他分析了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指出：「領袖人物的存在，對群眾的鬥爭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能夠在群眾的革命鬥爭中起著這樣重大作用的領袖人物，他們本身必定也是從群眾的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這些論述突出了群眾的地位，反映出新中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氛圍。
第二章以「五種生產方式」為題，是艾思奇的一大創新。當時蘇聯使用「五種生產關係」的說法，這一說法來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佔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這一說法意在突出生產關係變革的重要性。而艾思奇則使用「五種生產方式」的表述：「有五種基本的生產方式，決定著五種順序進步的社會制度。」「五種生產方式由一種變為另外一種，是以生產力的發展作為基礎，是經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的暴露和解決的過程。」這一表述強調的是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在這一思路下，艾思奇敘述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演變，並強調了階級鬥爭的標準問題。他指出：「要打倒誰，團結誰，最後的一個主要標準，是從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作用上來決定。」這就把生產力標準和階級鬥爭統一起來了。
第三章，艾思奇從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入手，闡述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被社會主義社會取代的歷史趨勢，敘述了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進入總危機、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到來的情況。在此基礎上，他又分析了各國的具體情況。對於已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他認為，「消滅資本主義殘餘過程的長短，是由各國生產力發展情況而定的……俄國的生產力比較落後，消滅資本主義殘餘的過程就長些」。對於尚未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中國），他分析了原因。一言以蔽之，「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落後的國家，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內部生產力很落後。這一種情形就要求中國革命有一個在一定時期利用資本主義因素和團結資產階級的任務」。可見，從生產力的角度，艾思奇把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講述清楚了。
第四章對新中國的國家制度進行了闡述。國體方面，艾思奇指出，十月革命以來，以蘇聯為代表的人民國家是一種新式國家。在這些國家中，「中國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有資產階級參加的人民民主國家」。政體方面，他通過比較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闡述了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幾大優點：1.人民的選舉權不受財產、居住時間等限制；2.代表來源廣泛，除了政黨的代表外，還有人民直接選出的很多代表；3.議行合一有利於把人民代表的意見付諸實施。這些論述抓住了新中國初期國家制度的特點，突出了人民性，展現了制度優勢。
第五章以「社會思想意識」為題，是艾思奇的又一個創新。當時的蘇聯哲學教科書，主要闡述的是意識形態的客觀性。而五四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引入和使用「意識形態」概念時，同時也賦予了它主觀性和實踐性。艾思奇延續了這一特色，提出了「社會思想意識」的概念：「社會思想意識，是指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包括文藝、宗教、科學、道德、法律、政治思想等等一般叫做觀念形態的東西，同時也是指各個人的思想意識。」在少數版本中，他甚至有意突出個人因素：「（社會思想意識）包括了個人的思想感情及社會上的文化現象。」在綜合客觀性和主觀性的思路下，他講述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同時強調個人主動學習馬克思主義、自覺改造思想、提高覺悟的重要性。
以上五章構成了一個簡明而嚴謹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它突出了群眾的地位，強調了生產力的決定作用，展現了國家制度的人民性，肯定了意識形態的主觀性，呈現出鮮明的大眾化特色。它使社會發展史宣傳的面貌為之一新，並重新回到生產力範式上來。
三、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闡述
艾思奇教科書的大眾化，一方面在於理論體系，另一方面在於聯繫實際。在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中，他聯繫的實際即中國社會發展史，尤其是新中國初期的社會狀況。在1953年前的版本中，有關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內容遍及全書，引人注目。上文對理論體系的分析中，已涉及新民主主義革命、新中國的國家制度和馬克思主義學習運動，這主要是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限於篇幅，經濟方面沒有展開，而這方面實際上是艾思奇談論最多的問題。由於內容分散，且以往關注較少，故專闢一節，予以陳述。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恢復和發展生產刻不容緩。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為此，艾思奇在教科書中多次呼籲發展生產。他說：「現在中國在政治上是新的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了，但經濟上還很落後。所以還離完全的新中國社會很遠。如果我們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將來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就要好好發展生產。」其心情之迫切，溢於言表。
對於發展生產，艾思奇主要談論了工人、農民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情況。艾思奇指出，作為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在國家建設中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因為「建立新國家的基礎是在於經濟建設，把農業國變為工業國，這首先就是工人階級的任務」。而當時的一些工人群眾只看到個人眼前利益，片面要求高工資、高福利，缺少階級覺悟。對此，艾思奇指出，發展工人福利事業必須有一個原則，即不能影響生產力的發展。工人如果要求太高，工廠就難以擴大生產，甚至有倒閉的危險，這樣就會影響到國家的工業化。因此，「我們要教育工人，使工人知道自己擔負了建設新中國的第一等重要任務——發展工業」，同時「要說服工人放棄過高的經濟要求」。他強調，如果工人不能掌握馬克思主義、提高階級覺悟，就不能成為真正的領導階級。
對於農民階級，艾思奇強調，對農民的政策應以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為標準。土地改革政策之所以正確，是因為土改後，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生產力得到了發展。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地方土改過左，侵犯了中農和工商業的利益，反而妨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總的來看，由於目前農民的生產力很低，所以「我們的農村政策只能是實行土地改革，而不能是像蘇聯一樣號召農民來組織集體農場」。另一方面，艾思奇也指出，農民不能永遠停留在小塊土地上，否則農民問題不能徹底解決，農民未來的出路還是集體化。具體辦法是通過合作社經濟，使個體農民逐漸走向集體化。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既要根據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和農民的意願，又要教育農民，使他們一步步組織起來。
允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是新民主主義政策的一大特色。不過，當時剛進城的一些群眾對此卻不太理解。一些人認為，既然都是剝削階級，為什麼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權可以剝奪，而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所有權不能剝奪？另一些人認為，資本家比一些地主吃得好、穿得好，懂得生活享受，為什麼不打倒資本家，而要打倒地主呢？對於這些誤解，艾思奇耐心地作了解釋。他指出：革命的目的「不是簡單的打不平」，而是為了解放生產力。之所以要打倒地主階級、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是因為前者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後者對生產力的發展還有促進作用，而不是因為生活好壞的緣故。他認為，我們在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發展生產力的問題上，應該主動些，「讓他們剝削一點，也沒有大害」。應該說，艾思奇的這些論述符合當時國家建設的需要，是積極的。
當然，另一方面，艾思奇也指出，為了防止資本家投機壟斷、牟取暴利，需要對他們進行限制，限制他們在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範圍內發展。這就需要有「適當的鬥爭」。所謂適當，即「方式可有各種各樣」，「如武裝鬥爭、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文化鬥爭、思想鬥爭等等」。對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沒有必要用武裝鬥爭的方式，「可以從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經濟方面來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改造，也可以從思想上進行批評教育」。這就使階級鬥爭的觀點走向了深化，有利於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
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混合經濟，包括五種經濟成分（社會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艾思奇對這些經濟成分作了分析，認為它們與蘇聯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經濟成分有些類似。在此基礎上，他對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性質進行了闡述，指出：「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的經濟，生產方式也是一種過渡的生產方式。在這裡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成份同時存在。國家的力量主要是發展社會主義，但也適當的幫助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又對它有限制。」這一闡述肯定了新民主主義生產方式的地位，是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的重要發揮。
對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持續時間，艾思奇認為會「相當長」。他從工業和農業兩方面進行了分析。工業方面，他對中蘇兩國的情況作了對比。十月革命時，俄國的工業生產佔全國生產的40%，十年後，俄國開始了對資本主義的改造。中國目前的工業生產只佔10%，而且地方很大、人口很多（比蘇聯多三倍），因此，「這樣的大國要想在短時間把工業生產由10%發展到30—40%是困難的事情」，「要想在推翻反動統治後不到十年就展開消滅資本主義的鬥爭是很困難的」。農業方面，他堅持認為，「在沒有大規模的農業機器分配到農業去以前，也就是農業生產力沒有一個根本提高的條件以前，要求農民實行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是不可能的」。可以說，這是一種基於常規情況的判斷。1953年後，在蘇聯的援助下，中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大大加快了工業化進程。
此外，關於未來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當時社會上有人說，這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殺肥豬政策」。對此，艾思奇給予了反駁。他指出，就資本主義制度和作為階級的資產階級來說，是終歸要消滅或叫作「殺掉」的。不過「殺掉」制度和階級不等於殺人。對於資產階級個人，我們的政策是團結、鬥爭、教育和改造，讓他們「有可能和我們共同和平走進社會主義的門裡去」，並轉變為「建設新社會的一個力量」。這被後來的歷史所證實：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採用的正是和平贖買的方式。
綜上可見，艾思奇是從國家建設的角度來闡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這些闡述堅持了生產力標準，豐富了他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同時，也反映出他希望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思想。然而此時，國際國內形勢已發生重要變化，新民主主義政策即將結束。
四、1953年以後的修訂
韓戰爆發後，在嚴峻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並在蘇聯的援助下，準備優先發展重工業。同時，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也開始興起。在這種情況下，學習蘇聯、向社會主義過渡被提上議事日程。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195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隨後向社會公布，新民主主義政策宣告結束。與此同時，全國掀起了學習蘇聯的高潮，蘇聯社會主義模式成為國內學習和效仿的對象。
在理論界，史達林的著作受到重視。1953年1月，中央編譯局成立，開始翻譯出版《史達林全集》（1901—1934年）。史達林晚年的重要著作《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1950年）、《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2年）譯介到國內。《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對經濟基礎（由生產關係構成）和上層建築的關係進行了闡述，突出了生產關係和經濟基礎的地位。《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總結，強調了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作用，指出：「新生產關係是這樣一種主要的和有決定性的力量，正是它決定生產力進一步的而且是強大的發展。」由於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生產關係的重要變革，因此，史達林的這些論著迅速成為國內理論界的學習對象。
在這種形勢下，艾思奇對教科書進行了重要修訂。1953年下半年，進行了初步修訂；1955年上半年，進行了更深入的修訂。這兩次修訂，雖然目錄上僅有微調，保持了理論體系的穩定，但內容上有了重要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社會發展史的闡述，從注重生產力的作用轉向強調生產關係的變革。在全面學習蘇聯的背景下，艾思奇放棄了「五種生產方式」的表述，回到了蘇聯「五種生產關係」的說法。同時，他根據史達林的相關論著，增加了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闡述。他指出：「在一定社會裡居於統治地位的生產關係的總和（也就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就構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基礎。」這是他「單一經濟基礎論」較早的表述。此外，他強調：「生產關係不只對社會思想意識起直接的決定作用，而且對於國家、政治，以及各種社會制度，總之，對於社會的一切上層建築，都是起著比生產力更直接的決定作用。」隨著這類論述的增加，生產關係的作用被突顯出來。從這個角度出發，他重新敘述了各種社會形態的演變，並強調了階級鬥爭和革命的作用。他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舊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來推動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
（二）強調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性。艾思奇根據《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將蘇聯的新民主主義政策時期和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視為過渡時期的兩個階段。以此為參照，他不再闡述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獨特性，而是強調其過渡性。他對以往的表述進行了修改，如將「新民主主義社會」改為「新民主主義時期」或「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將「新民主主義的生產關係」改為「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各種生產關係」，將「過渡的經濟」改為「過渡時期的經濟」等。經過這些改動，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再是一種獨立的社會形態，中國社會發展史重新回到了「五種社會形態」理論。
（三）強調中國革命的連續性，增加了對過渡時期的闡述。他不再強調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獨特性，而是從生產關係變革的角度對其進行了總結，同時強調了它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連續性。他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社會開闢道路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勝利後，革命立刻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
他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進行了詳細敘述，並以之為參照，來闡述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對於社會主義工業化，他闡述了以重工業為中心的重要性，指出只有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才能促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速度。對於社會主義改造，他闡述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向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轉變。同時，他也指出，「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非社會主義的成分還有若干的積極性」，因此，對他們的改造「必須是逐步的」。對農業和手工業實行合作化的時候，「必須採取自願的原則」；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要通過逐步改造的道路逐步的（地）使之歸於消滅」。
由於社會主義改造要效仿蘇聯、建立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導致大量的非公有制經濟要被改造。在艾思奇看來，這使得過渡時期的階級鬥爭「比過去更激烈，更複雜」。而在非公有制經濟中，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首當其衝，成為改造的對象。為此，在1953年版中，他增加了對資產階級的批判，指出：「我們也不能忘記民族資產階級還有反動的一方面。」在1955年版中，他又指出：「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反抗，在事實上是到處存在著的。」「鬥爭是空前激烈的。」
另外，如前所述，隨著全國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對史達林的宣傳增多。與此同時，中央減少了對毛澤東的宣傳，不再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體系」的概念，或將「毛澤東思想」換成「毛澤東同志的著作」。與之相應，艾思奇在修訂版中增加了對史達林語錄的引用，同時減少了對毛澤東的宣傳。例如，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將「毛主席」改為「毛澤東同志」；將「毛主席的領導」改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或「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這些改動淡化了中國自身的特色，突出了史達林的地位，配合了向蘇聯的全面學習。
綜上可見，在學習蘇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背景下，艾思奇積極響應，在對社會發展史的闡述中，強調生產關係變革的意義，突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性，側重中國革命的連續性，增加對過渡時期的闡述，完成了向生產關係範式的轉變。此外，從這些闡述中，我們也看到，艾思奇對蘇聯模式有所保留，希望社會主義改造逐步進行，不要太快。
結語
新中國初期（1949—1955年），艾思奇從辯證唯物主義領域投身社會發展史宣傳，創立簡明的歷史唯物主義體系，並以之講述中國社會發展史，回應社會熱點問題，形成了大眾化的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這些教科書深受群眾歡迎，流行全國，為馬克思主義的普及和傳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不同版本的教科書以1953年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分別對應不同的闡釋範式。前期是生產力範式，後期是生產關係範式；前者適應了新民主主義建設的需要，後者適應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需要。前後期雖然範式不同，但大眾化風格一脈相承，整體上可謂《大眾哲學》之「續篇」。它們清晰地反映了新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階段的國家建設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1955年，在修訂完最後一個版本後，艾思奇重新回到辯證唯物主義領域，進行新的研究工作。回顧新中國初期他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集中宣傳，雖然只有短短幾年，但這一段經歷拓展了他的哲學研究領域，使他形成了完整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闡釋體系。這為他1961年主持編寫新中國第一部哲學教科書《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總之，新中國初期艾思奇的多版本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既有一以貫之的大眾化風格，又有不同的闡釋範式，顯示出艾思奇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豐富內涵。它們代表了當時中國歷史唯物主義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艾思奇哲學生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的珍貴資料。
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