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華沙的卡廷森林慘案遇難者紀念牆。卡廷森林慘案發生於1940年春,大約2.2萬名波蘭軍人、知識分子、政界人士和公職人員在卡廷森林遭到蘇聯軍隊殺害;1990年4月,蘇方才正式承認對「卡廷事件」負全部責任,2010年4月,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下令公開俄方掌握的「卡廷事件」歷史文件,這是俄羅斯首次向公眾公開卡廷事件的相關材料。
波蘭一個家庭的20年轉軌
波蘭首都華沙市中心,一棟現代化的商業樓正在拔地而起,不久,它將與文化科學宮比肩。文化宮一直是這個城市的至高點,在史達林時期,它被當作禮物贈予波蘭。記者遇到的波蘭人,大都不喜歡它,華沙的年輕人在旅遊網站上寫道:如果你沒有大把的時間,乾脆將它忽略不計,除非你想看看過去那個時期的東西,不過它是那麼突出,你實在是不可能錯過。載我去那兒的計程車司機直言不諱地說,這棟由蘇聯當作禮物贈予的建築「醜陋」、「讓人不愉快」。
遠遠看到它,立即想到莫斯科著名的「七姐妹」建築群。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蘇聯修建了大量這種建築風格的大廈,主樓高聳雄偉顯得氣勢磅礴,副樓緊緊圍繞凸顯團結和睦,建築物外表則裝飾得富麗堂皇。儘管建設這種大樓的浪潮在1955年被赫魯雪夫叫停,但從柏林到華沙,從羅馬尼亞到布加勒斯特,甚至北京和平壤,都免不了受波及。
舊城20年地價沒高多少
蘇聯1991年解體後,波蘭的學生們都不再學習俄文。談及原因,33歲的畢達·卡爾平斯基(Piotr Karpinski)告訴我:「為什麼?因為這是蘇聯強加給我們的,不是波蘭人自己選擇的。就好像這棟建築一樣。」對于波蘭人來說,這份來自史達林的「禮物」多少意味著自由的受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華沙市區的建築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保持著與它的距離。
華沙市被分為新、舊兩城,舊城始建於13世紀,哥德式、巴洛克式各式風格建築曾在二戰炮火中變為廢墟。戰後,波蘭人決定在原址上重建,並將尋找到的一磚、一瓦甚至一把鎖、一扇門都嵌進這些建築。所以你根本分不清這些建築到底是年輕還是老邁。
齊格蒙特三世的雕像站在高高的紀念柱上,一動不動堅守著這色彩斑斕的古城。正是這位波蘭國王,在16世紀時將首都由克拉科夫遷至華沙。舊城廣場上,匯集了這個城市最熱鬧的咖啡廳、酒吧和手工藝品店。華沙的冬天漫長而寒冷,黃葉才剛落下,氣溫就降至冰點,但哪怕夜已深沉,那些五顏六色的窗戶,還透出些斑駁的微光,遊人還未散去。
上溯20來年,還沒有人看到舊城的商業價值,這裡的地價也不比別地兒高多少,今天的咖啡廳,可能就是過去的修鞋鋪,今天的餐廳也可能是過去賣蔬菜的地方。
畢達覺得,舊城的重建代表了某種民族性格,就像華沙維斯瓦河西岸的美人魚,左手盾牌,右手彎刀,和童話裡柔弱的形象不同。
與此同時,華沙遍地都是紀念碑,民族英雄、作家、音樂家、國王,都是人們緬懷的對象,在這些雕像和紀念碑前,菊花和蠟燭終年不斷。
從舊城往新城的Miodowa街道方向走,就到了華沙起義紀念碑。1944年,德軍在東線戰場已節節敗退,華沙人趁機奮起起義,然而蘇軍處於政治和軍事考慮,在維斯瓦河東岸停止攻勢兩月有餘,導致華沙起義軍20萬人沒能等到勝利的那一天。
就在紀念碑的對面,軍事教堂裡的玻璃牆上,密密麻麻刻著卡廷森林慘案中被屠殺的波蘭人的名字。1940年,蘇聯秘密警察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批准下,對波蘭戰俘進行了有組織的大屠殺,這段歷史直到1990年才被曝光,並被蘇聯承認。
華沙起義和卡廷慘案為波俄關係又添上一道裂痕。歷史上,波蘭夾在沙俄和德意志之間,長期為爭取獨立自主而抗爭。
畢達提醒我,不要忘了德國人在奧斯維辛為二戰罪行的那一跪,可是蘇聯從未為華沙起義和卡廷慘案道歉。正如波蘭思想家亞當·沙夫說的那樣:「任何一個正直的波蘭人都不會服服帖帖地接受別人強加的意志。」
年輕人也大多買不起房
畢達是一位導遊,有著一頭褐色的捲髮,他曾經在中國留學,去年創辦了一家為中波旅遊者服務的旅遊公司。
他喜歡給別人講華沙的歷史,他曾經跟我說,不了解華沙的過去,就不能真正了解華沙。
中國旅遊者非常喜歡畢達的講解,尤其喜歡聽他說起那些波蘭社會主義時期的故事。
畢達跟他的中國客戶說,「1992年麥當勞在華沙的第一家餐廳開業,也是波蘭的第一家,門前排了100多米長的隊,學校還組織學生去參觀,就像旅遊團一樣。」他認為這些故事,從西歐來的人也許不能理解,但中國人一定會懂。
在中國,麥當勞的第一家餐廳於1990年10月在深圳開張,隊伍繞著大樓排了幾圈,吃麥當勞還是高消費,那時距深圳經濟特區的開發過去整整10年。
我在一個假日去拜訪畢達一家,這一天正好是他和父母團聚的日子。
畢達住在叫做Sybilli的社區,距離市區大約半小時車程。穿過一條馬路就是Powazki墓園,和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不一樣,波蘭人並不忌諱住在墓園邊,Sybilli是個傳統的社區,而墓園綠樹成蔭,家家戶戶都可以去那兒享受閒暇時光。
2005年他貸款買了此處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當時的市價大約31萬茲羅提(合人民幣約62萬元),而如今已翻了一番。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抱怨華沙的房價節節上升,他們不得不在城市裡「蝸居」。如今,買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在華沙大約需要90萬茲羅提,而這裡的月平均收入大約3500茲羅提。和中國一樣,年輕人大多買不起房子。
畢達的兒子一歲半,剛開始蹣跚學步,他們不得不在客廳和廚房之間設一道木柵欄,以防止小孩兒自個兒跑到廚房。他母親烤了巧克力蛋糕,畢達則煮上一壺紅茶,波蘭人愛茶,除了配上點心做下午茶,飯後也會品上一杯熱騰騰的紅茶。
對國家社會體制的疑問
畢達的父親安德魯·卡爾平斯基(AndrzejKarpinski)和母親伊莉莎白(Elibieta)在他們大學畢業的那年——1977年結了婚。和95%以上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一樣,他們的婚禮是在教堂舉辦的。
儘管波蘭還是社會主義國家,但由于波蘭教徒甚眾,當時的波蘭統一工人黨是東歐共產主義執政黨中唯一允許教徒入黨,也不將無神論寫入黨綱的黨派。在這裡,天主教滲透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最近一項民調顯示,50%民眾認為最有價值的波蘭品牌是遍布全境的天主教教堂。另外,波蘭的天主教徒們也有一座聖城——琴斯託霍瓦,在華沙西南約200多公裡。這裡是聞名於世的黑聖母朝聖地,許多波蘭人告訴我,去琴斯託霍瓦朝聖是一生中必不可少的事情。
安德魯在大學畢業後就加入一家大型國企。他回憶說:「那時,總經理讓我寫一份生產計劃,這份計劃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重要的是要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我認為那個項目需要80名工人,可是按規定每個崗位至少配備2名工人,以便共同工作、相互監督,所以那個項目最後要養活200多工人。」
從全國範圍看,當時沒有失業人口,波蘭人就戲稱:「不管幹多幹少,每月工資不少。」
安德魯在1980年離開了國營公司,到他父親創辦的私營汽車修理廠工作。1956年後,蘇聯開始「非史達林化」,反思過去的錯誤。
與此同時,波蘭開始對社會經濟進行一系列有限的改革,允許創辦小型私營企業,但是,那時政府對私營企業有諸多限制,私營企業的規模和所涉行業都有條條框框的規定。
在整個1980年代,社會經濟缺乏活力,消費品市場嚴重短缺讓安德魯印象深刻。政府不得不開始對食品實行配給,按月發放食品票,從糖開始,後來逐步擴展到肉類、菸酒等,這與中國曾出現的情況非常類似。
在農村,食品其實並不缺乏,於是出現過農戶提著肉上門,賣給城裡人的情景。在波蘭南部的小鎮,黑市甚至出現了以物易物的場景。由於物價不穩定,再加之國營商場裡即便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人們就用自己富餘的食品換取缺少的食品。然而,這和中國人當時的物資奇缺還有所不同。所謂的奇缺,只是在正規的市場上見不到東西,即使有,也局限在一兩個品牌,人們沒有選擇的餘地。
黑市上的物品除了來自農村,還有很多波蘭人越過邊境,想方設法將西歐的商品進口進來。那個時候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波蘭人要想獲得西歐的籤證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安德魯說,想要出去必須獲得西歐國家居民的邀請,回國以後,當局還會收回個人護照,甚至有專人盤問出國以後的行蹤。
不過日子對安德魯一家來說並不算太難,伊莉莎白說這得歸功於她所生的三個孩子。由於食品票實行配給,在民眾當中就流傳了「靠小孩來過日子」的說法,家裡小孩多,得到的食品票自然也多。
東西方的差異,讓許多人給自己國家的社會體制打上了一個問號。安德魯說,1975年,他和當時還未結婚的妻子到德國旅行。在東德的柏林圍牆,看到每隔不遠就有一名士兵站崗,人們不能輕易靠近,而在西德,大街上見不到士兵,人們可以在柏林圍牆的一邊自由地來去,這是他第一次意識到「我們的制度錯了!」
「那個時候我還不相信變革會這麼快地發生,但是我的妻子伊莉莎白一直跟我說,她相信這一天很快就會來。」安德魯說。
經濟危機中「逆市增長」
1989年,團結工會執政,並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團結工會政府」被學術界看作歷史上罕見的政治奇觀。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波蘭經濟狀況惡化,政府雖然推行了一些經濟改革措施,但民眾的不滿並未減緩,相反,物價上漲引發大規模抗議。在這樣的背景下,1980年脫胎於罷工委員會的團結工會成立,並很快發展為強大的政治反對派組織。
1989年,團結工會與執政聯盟籤訂圓桌會議協議,舉行「半自由」的大選,原本協議規定保證執政黨聯盟擁有國會大部分議席,然而選舉結果出來,執政黨竟沒有得到一張選票,協議規定也就失去了意義,舊體制下的最後一任總理宣布放棄組閣,團結工會上臺組織政府。
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這是首次由反對派來組建新政府,從而拉開了東歐劇變的序幕。
選舉結果出來後,許多人跑到大街上慶祝,許多人不敢相信,執政黨會下臺。在安德魯看來,統一工人黨缺乏真正的群眾基礎。「全國看起來有很多黨員,但其實那時候不入黨不行,蘇聯和波蘭有很多經濟合作項目,參與項目的必須是黨員。另外,要在國營企業上班,不入黨就得不到提拔。」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波蘭實行了一系列被稱做「休克療法」的改革,放開價格、外貿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等。許多波蘭人還記得,仿佛一夜之間西歐的商品就湧了進來,從小件的巧克力、口香糖,到大件的家電,無所不有,物資急缺的日子就在昨天,一去不復返。但開始兩年,波蘭還是出現了經濟衰退,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18.6%,到了1991年下半年便開始回升,1992年開始轉為正增長,成為除東德地區以外東歐最早復甦的地方。
由於外資的進入,波蘭國內原有的企業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安德魯的汽車修理廠,轉軌以前還能維持經營,西歐先進的汽車大量湧進後,維修廠的技術跟不上,生意反倒是大不如前。
不過,畢達的公司卻不同。在過去幾年的經濟危機中,波蘭經濟不降反增,在2009年是歐盟唯一一個逆市增長的國家,成了歐洲新興投資市場。如果在波蘭待上一陣,就會發現變化時時發生,5年前,那些東部較為不發達的省份,如今也已成為歐洲大型的製造業基地。
我到華沙的第一天就有人提醒我,波蘭如今是個大工地,就像中國任何一個新興城市一樣,變化讓人目不暇接,這些利好消息都讓畢達相信他的公司在來年會有更好的發展,華沙,已經不再是父母記憶中的模樣。